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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王琴，简称潞琴，亦称中和琴，为明朝潞王朱常涝所制。朱常涝，字中和，号敬一、敬一道人、敬一主人，时杭州人称之为潞佛子，明神宗朱翊钧之侄，潞简王朱翊锣之子，万历四十六年袭潞王爵位。除工书善画外，朱常涝尤喜音律，著有琴书《古音正宗》，曾监斫古琴数百张，形制一致，逐一编号，皆以“中和”名之。
一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历代古琴十余张，其中2张为中和琴式，名均“中和”，形制和款印风格极为接近。
其一，长124、肩宽19.5、尾宽14.5厘米，八宝灰漆，琴表有蛇腹断纹和细密流水断纹，周身镶嵌红蓝绿黄杂宝碎块（图一）。琴额平头切角，方条状凤舌不甚规整。琴面十三徽螺钿镶嵌，岳山和承露分斫，冠角浅浮雕环云纹。琴底圆形龙池，方形凤沼，凫掌稍有磨损断裂，木轸下开孔，尾托浅浮雕双星纹。龙池上侧刻隶书“中和”二字，右侧刻隶书“玉振金声，追风继雅。河山以非，清音自写。襄平李廷栋坦园识”，左侧刻篆书“李氏家藏”圆印和“拙庵真赏”方印，下侧刻楷书五言诗并款“月印长江水，风微滴露清；会到无声处，方知太古情。敬一主人识”，诗款后刻篆书“敬一…主人”圆方连珠印，诗下刻篆书“潞国世传”方印。龙池内纳音四周刻“大明崇祯戊寅岁秋季潞国制第八号”。
此琴购于1953年，品相完好，镶嵌华美，一直以来被视作潞王琴中的上品而广为著录或引用，以下简称其为“8号琴”。
其二，长120.5、肩宽21、尾宽16厘米，桐面梓底，八宝灰漆，琴表光亮，周身有牛毛断纹（图二）。琴弦已断，仅存其一。琴额平头切角，局部脱漆残损，方条状凤舌。琴面金徽，存十一，岳山和承露为整块紫檀斫制而成，冠角浮雕环云纹。琴底圆形龙池，方形凤沼，雁足不存，露有方孔，轸池处有一长方形带弦眼红木板，琴轸存一，玉质，呈花苞状，侧开孔，凫掌残断脱落，尾托浮雕双星纹。龙池上侧刻隶书“中和”二字，下侧刻楷书五言诗并款“月印长江水，风微滴露清；会到无声处，方知太古情。敬一主人”，诗下刻篆书“潞国世传”方印。龙池内纳音稍有凸起，四周刻楷书“大明崇祯壬午岁仲夏潞国制二百七十二号”。
此琴购于1983年，因品相稍差，一直以来未得到重视，以下简称其为“272号琴”。
二
8号琴和272号琴在形制、工艺及款印风格上虽然很接近，但仔细对照后发现两者在尺寸、断纹、徽材、雕刻纹饰、配件及款印字形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事实上，如果两琴都是真品潞琴的话，这种差异是反常的。
按朱常涝《古音正宗·中和吟·中和琴式论》载：“是制也，额起八棱，以按八节；腰起四棱，以按四时；龙池上圆，凤沼下方，以按天圆地方；琴尾作环云，托尾作双星，以按景星庆云，乃成天象。名日中和”（朱常涝：《潞藩纂集古音正宗》，明崇祯七年（1634）潞藩刻本），“是制也”三字表明了潞王琴样式应该是统一的，而式论前所附的图样应属标准琴式（图三）。除了样式统一外，潞王琴的选材、配件、纹饰、工艺、款印及编号等也有成规。在《古音正宗·弹琴须知》中，朱氏认为制琴应“以桐为盖……以梓木为底…‘琴弦惟杭州所制为胜……惟是澄带玉色，缠丝极紧，如水映澈者为佳”“轸以玉为贵”，这些选材要诀必定会实际应用到潞王琴的斫制中，成为潞王琴的基本特征。清光绪《续高平县志·潞王琴记》对潞王琴的有比较全面的描述：“有琴长三尺六寸五分，漆黝黑有光，杂金珠斑，其徽黄金也。轸以菜玉为之，抚其弦声，清越以长，背隶刻‘中和’二字，字径寸半许。下刻诗云‘月印长江水，风微滴露清。会到无声处，方知太古情’署曰：敬一主人。皆真书。印篆曰：潞国世传，印径三寸，弱篆仿李斯。凤沼方，龙池圆而大，内周遭刻‘大明崇祯乙卯（注：崇祯朝无乙卯，此处应为乙亥）岁潞国制八十六号’十四字，亦真书。侧窥乃可见额作方折形，类八字尾，与新制亦稍异”（《光绪续高平县志》载于《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36）》，第551-712页）。在髹漆上，杨宗稷（1863-1932）谓“（潞王琴）漆灰厚而坚，涂朱砂宝玉屑”（杨宗稷：《琴学丛书·琴话》，民国舞胎仙馆刻本），即髹八宝灰漆。
而通过对传世潞王琴的对比研究，当代学者们进一步总结出了其基本特征，如沈兴顺先生归纳为：腹款年序，排列有次；制以定式，尺寸如一；面弧圆拱，逾于常琴；八宝为灰，断纹隐现；灰厚腹狭，其韵铿锵（沈兴顺：《弦外杂录》，载于《古琴纪事图录——2000年台北古琴艺术节唐宋元明百琴展实录》，台北市立国乐团、鸿禧美术馆编辑，2000年，第266-269页）。梁基永先生也提出一些细致的考察：“潞王真品，其岳山承露，均为紫檀制成，纹理细腻。承露之两侧，随额头之线条而微弯曲……焦尾，镂雕卷草花纹，朴实简单，类似晚明家具之装饰。琴背一侧，则作两如意卷云纹……凤舌之形状为方形”。（梁基永：《存世潞王琴及其鉴定刍议》，载于《琴学荟萃——第三届古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耿慧玲等主编，齐鲁书社，2012年，第303-306页）
上述文献记载和当代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潞王琴在形制、材质、配件、纹饰、漆灰、工艺及款印等方面应该是高度一致的，特征极为明显，异于他琴。
据相关文献记载和传世情况来看，潞王琴应该制作了三四百张，流散各处，时至今日数量已然不多。就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潞王琴来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崇祯癸酉（六年，1633）18号、新乡市博物馆的崇祯甲戌（七年，1634）68号、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崇祯乙亥（八年，1635）108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崇祯丙子（九年，1635）143号、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崇祯辛巳（十四年，1641）234号比较可靠，通过对这几张琴局部的细致观察比较，更明确了潞王琴在编号形式、尺寸、号款习惯、冠角和尾托纹饰、龙池位置等方面上的高度一致性（表一），而琴底所刻琴名、诗款及印章的字形更是如出一辙，有出自同一底本之感（表二）。
通过直观比较，272号琴同传世馆藏潞王琴风格一致，而且“桐面梓底”“八宝灰漆”“牛毛断纹”“方条凤舌”“金徽”“紫檀配件”“玉轸侧开孔”等也符合潞琴特征，可以肯定这是一张典型的潞王琴。琴腹纳音四周刻“大明崇祯壬午岁仲夏潞国制二百七十二号”，可知272号琴斫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而国家博物馆藏234号琴斫于崇祯十四年（1641），正契合了学者们“（潞王琴）年制约三四十”的推论。 一直以来被视为潞琴佳品的8号琴却在面貌上与传世馆藏潞王琴有着诸多不同。
首先是年款和编号，潞王琴会按斫制的时间刻上年款，并依顺序编列字号。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潞王琴列18号，是目前传世最靠前的编号，斫制于崇祯癸酉（六年），即公元1633年。以此推之，8号琴应斫制于崇祯六年或之前，然而其年款为崇祯戊寅（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与实不符。
其次是尺寸，潞王琴的通长大致在120厘米左右，误差不到2厘米，正如《续高屏县志·卷潞王琴记》所载：“琴长三尺六寸五分”。8号琴通长124厘米，与潞王琴长度相差较多，不合规格。
再次是名款和印章，潞王琴名款为“敬一主人”，而8号琴名款为“敬一主人识”，多一“识”字；8号琴的名款后有篆书“敬一”“主人”圆方连珠印，而这种印章并不见于潞王琴。
第四是冠角和尾托纹饰，《古音正宗》载：“琴尾作环云，托尾作双星，以按景星庆云，乃成天象”。通过比较，8号琴冠角最尖的角过于圆缓，云纹线条略粗于潞王琴，而且云尖卷曲的程度也大过潞王琴许多；尾托所雕双星纹若隐若现，不甚清晰，线条远不如潞王琴之爽利。
第五是龙池的位置，潞王琴龙池的位置对应在第4徽和第5徽之间，偏近第5徽，而8号琴龙池的位置虽也对应在第4徽和第5徽之间，但更偏近第4徽很多。
第六是诗款和印章的字形，通过表二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8号琴的字形与潞王琴的字形有较大出入，刻工也稍拙劣，仿刻痕迹明显。
此外，8号琴的“漆嵌杂宝”“岳山和承露分斫”“木轸下开孔”等方面也不符合潞王琴的特征。
综合上述来看，8号琴并非潞王琴，而是一张仿品，但仿制水品较高，属于高仿。事实上，近年来已有学者对8号琴的真伪性产生了怀疑，其中尤以梁基永先生的否定最为明确。
三
关于潞王琴从何时开始被仿制的问题，据杨宗稷《琴学丛书·琴话》载：“今潞琴遍天下，予所见将及十张……形制亦不一”，因《琴话》刊刻于民国二年（1913），表明至迟在晚清时已经有假潞琴面世，而周庆云（1866-1934）在《琴史续》中云：“常……制琴数百，编字列号，当时民间不可得。西湖文君彦，仿其式斫之，远不及也”，说明当时确有琴师仿造潞王琴。
当代学者梁基永先生谓：“传世潞琴真身，皆选漆精良，做工规整，然声音实不佳，故古人初不重此。晚清以来，明琴渐贵，伪造者亦稍稍仿制，遂有伪潞琴出现，潞琴造假，迄今不过百余年”。简言之，梁先生认为潞王琴是从清末民国时才开始有仿制的，但所言不知何据。据《续高平县志》载“乾隆丁亥闰月，张君锡三出以示余。余爱，玩弟忽释，锡三曰：此潞王琴也，吾藏之积年也”，乾隆丁亥为乾隆三十二年（1769），说明潞王琴在清中期以前就已受追捧。杨宗稷乃近代琴学泰斗，即便对潞王琴形制特征不甚了解，也不至于把新制仿品错看成二百多年前的古琴，故杨氏所见假“潞琴”不应为晚清以后仿造的，时间应该更早。
8号琴于1953年购藏，当时专家的鉴定意见为“明，真品”，表明此琴具有早期时代风格。断纹是判定古琴传世时间的重要参考之一，郑珉中先生指出“出现断纹之器多为200年前左右所作”（郑珉中：《古琴辨伪琐谈》，《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3-11页）。8号琴周身有牛毛断纹，纹路自然，剑锋明显，不似刻意伪造。从时代风格和断纹特征来看，8号琴仿制的时间应早于晚清。
琴底所刻收藏者“襄平李廷栋”的款识和印章是推断仿制时间的重要依据。“襄平”即今辽宁辽阳。有关李廷栋的生平事迹，史载不详，仅据《皇清书史》《奉天通志》《刘绍邠撰传》《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可知其为清康雍年间人，字简之，号拙庵，辽东人，曾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由江南苏松水师左协副将升任京口右路水师总兵，雍正初年官佐领。因经李廷栋的递藏，可以推断8号琴的仿制时间应在清雍正之前。
李廷栋本为好琴之士，顾梅羹家族收藏的“飞瀑连珠”琴，即其旧藏。“飞瀑连珠”为明宁献王朱权所制，有“明代第一琴”之美称，琴底刻有李廷栋跋文：“康熙又壬寅年，余遇此琴于尘垢中。扣之声锵然，知为腥仙所制，乃一良材，不禁慨然。竟以轻价得归，重为修理。一弹再鼓之余，恍如知已谈心，亦生平一快事也。襄平拙庵再识”，并诗：“默默拙庵不解禅，茫茫世味莫逢源。一生和我唯琴韵，百事输入岂语言。”跋中“康熙又壬寅年”指康熙朝第二个壬寅年，即康熙六十一年（1772）。此外，夏莲居家藏“灵发”琴亦曾为李廷栋旧藏，该琴刻跋日：“甲午余公务口木空李云生者，又于雍正甲辰遇大司空李曲江，于育婴堂言及往事，慨赐雷击梓木一片，乃命近石以成斯弥而撩漫参发，律应官商，吕谐徵羽。夫良木无知犹相口而不弃况乎人伦。有识有不资善而成善者耶。襄平李廷栋再识”，并刻“简”“之”圆方连珠印。“甲午”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雍正甲辰”是雍3EZ-年（1724）。值得注意的是，“灵发”琴亦为中和琴式，其冠角纹饰与8号琴极为接近，琴身镶嵌的各色宝石也与8号琴风格相似。
综上所述，8号琴的仿制时间应在清中期以前，其价值亦不可低估。
（附记：本文得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董建国、中国国家博物馆王碧蓉、陕西历史博物馆王莉、新乡市博物馆周予生等诸位老师的帮助，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阮富春）
一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历代古琴十余张，其中2张为中和琴式，名均“中和”，形制和款印风格极为接近。
其一，长124、肩宽19.5、尾宽14.5厘米，八宝灰漆，琴表有蛇腹断纹和细密流水断纹，周身镶嵌红蓝绿黄杂宝碎块（图一）。琴额平头切角，方条状凤舌不甚规整。琴面十三徽螺钿镶嵌，岳山和承露分斫，冠角浅浮雕环云纹。琴底圆形龙池，方形凤沼，凫掌稍有磨损断裂，木轸下开孔，尾托浅浮雕双星纹。龙池上侧刻隶书“中和”二字，右侧刻隶书“玉振金声，追风继雅。河山以非，清音自写。襄平李廷栋坦园识”，左侧刻篆书“李氏家藏”圆印和“拙庵真赏”方印，下侧刻楷书五言诗并款“月印长江水，风微滴露清；会到无声处，方知太古情。敬一主人识”，诗款后刻篆书“敬一…主人”圆方连珠印，诗下刻篆书“潞国世传”方印。龙池内纳音四周刻“大明崇祯戊寅岁秋季潞国制第八号”。
此琴购于1953年，品相完好，镶嵌华美，一直以来被视作潞王琴中的上品而广为著录或引用，以下简称其为“8号琴”。
其二，长120.5、肩宽21、尾宽16厘米，桐面梓底，八宝灰漆，琴表光亮，周身有牛毛断纹（图二）。琴弦已断，仅存其一。琴额平头切角，局部脱漆残损，方条状凤舌。琴面金徽，存十一，岳山和承露为整块紫檀斫制而成，冠角浮雕环云纹。琴底圆形龙池，方形凤沼，雁足不存，露有方孔，轸池处有一长方形带弦眼红木板，琴轸存一，玉质，呈花苞状，侧开孔，凫掌残断脱落，尾托浮雕双星纹。龙池上侧刻隶书“中和”二字，下侧刻楷书五言诗并款“月印长江水，风微滴露清；会到无声处，方知太古情。敬一主人”，诗下刻篆书“潞国世传”方印。龙池内纳音稍有凸起，四周刻楷书“大明崇祯壬午岁仲夏潞国制二百七十二号”。
此琴购于1983年，因品相稍差，一直以来未得到重视，以下简称其为“272号琴”。
二
8号琴和272号琴在形制、工艺及款印风格上虽然很接近，但仔细对照后发现两者在尺寸、断纹、徽材、雕刻纹饰、配件及款印字形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事实上，如果两琴都是真品潞琴的话，这种差异是反常的。
按朱常涝《古音正宗·中和吟·中和琴式论》载：“是制也，额起八棱，以按八节；腰起四棱，以按四时；龙池上圆，凤沼下方，以按天圆地方；琴尾作环云，托尾作双星，以按景星庆云，乃成天象。名日中和”（朱常涝：《潞藩纂集古音正宗》，明崇祯七年（1634）潞藩刻本），“是制也”三字表明了潞王琴样式应该是统一的，而式论前所附的图样应属标准琴式（图三）。除了样式统一外，潞王琴的选材、配件、纹饰、工艺、款印及编号等也有成规。在《古音正宗·弹琴须知》中，朱氏认为制琴应“以桐为盖……以梓木为底…‘琴弦惟杭州所制为胜……惟是澄带玉色，缠丝极紧，如水映澈者为佳”“轸以玉为贵”，这些选材要诀必定会实际应用到潞王琴的斫制中，成为潞王琴的基本特征。清光绪《续高平县志·潞王琴记》对潞王琴的有比较全面的描述：“有琴长三尺六寸五分，漆黝黑有光，杂金珠斑，其徽黄金也。轸以菜玉为之，抚其弦声，清越以长，背隶刻‘中和’二字，字径寸半许。下刻诗云‘月印长江水，风微滴露清。会到无声处，方知太古情’署曰：敬一主人。皆真书。印篆曰：潞国世传，印径三寸，弱篆仿李斯。凤沼方，龙池圆而大，内周遭刻‘大明崇祯乙卯（注：崇祯朝无乙卯，此处应为乙亥）岁潞国制八十六号’十四字，亦真书。侧窥乃可见额作方折形，类八字尾，与新制亦稍异”（《光绪续高平县志》载于《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36）》，第551-712页）。在髹漆上，杨宗稷（1863-1932）谓“（潞王琴）漆灰厚而坚，涂朱砂宝玉屑”（杨宗稷：《琴学丛书·琴话》，民国舞胎仙馆刻本），即髹八宝灰漆。
而通过对传世潞王琴的对比研究，当代学者们进一步总结出了其基本特征，如沈兴顺先生归纳为：腹款年序，排列有次；制以定式，尺寸如一；面弧圆拱，逾于常琴；八宝为灰，断纹隐现；灰厚腹狭，其韵铿锵（沈兴顺：《弦外杂录》，载于《古琴纪事图录——2000年台北古琴艺术节唐宋元明百琴展实录》，台北市立国乐团、鸿禧美术馆编辑，2000年，第266-269页）。梁基永先生也提出一些细致的考察：“潞王真品，其岳山承露，均为紫檀制成，纹理细腻。承露之两侧，随额头之线条而微弯曲……焦尾，镂雕卷草花纹，朴实简单，类似晚明家具之装饰。琴背一侧，则作两如意卷云纹……凤舌之形状为方形”。（梁基永：《存世潞王琴及其鉴定刍议》，载于《琴学荟萃——第三届古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耿慧玲等主编，齐鲁书社，2012年，第303-306页）
上述文献记载和当代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潞王琴在形制、材质、配件、纹饰、漆灰、工艺及款印等方面应该是高度一致的，特征极为明显，异于他琴。
据相关文献记载和传世情况来看，潞王琴应该制作了三四百张，流散各处，时至今日数量已然不多。就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潞王琴来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崇祯癸酉（六年，1633）18号、新乡市博物馆的崇祯甲戌（七年，1634）68号、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崇祯乙亥（八年，1635）108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崇祯丙子（九年，1635）143号、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崇祯辛巳（十四年，1641）234号比较可靠，通过对这几张琴局部的细致观察比较，更明确了潞王琴在编号形式、尺寸、号款习惯、冠角和尾托纹饰、龙池位置等方面上的高度一致性（表一），而琴底所刻琴名、诗款及印章的字形更是如出一辙，有出自同一底本之感（表二）。
通过直观比较，272号琴同传世馆藏潞王琴风格一致，而且“桐面梓底”“八宝灰漆”“牛毛断纹”“方条凤舌”“金徽”“紫檀配件”“玉轸侧开孔”等也符合潞琴特征，可以肯定这是一张典型的潞王琴。琴腹纳音四周刻“大明崇祯壬午岁仲夏潞国制二百七十二号”，可知272号琴斫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而国家博物馆藏234号琴斫于崇祯十四年（1641），正契合了学者们“（潞王琴）年制约三四十”的推论。 一直以来被视为潞琴佳品的8号琴却在面貌上与传世馆藏潞王琴有着诸多不同。
首先是年款和编号，潞王琴会按斫制的时间刻上年款，并依顺序编列字号。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潞王琴列18号，是目前传世最靠前的编号，斫制于崇祯癸酉（六年），即公元1633年。以此推之，8号琴应斫制于崇祯六年或之前，然而其年款为崇祯戊寅（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与实不符。
其次是尺寸，潞王琴的通长大致在120厘米左右，误差不到2厘米，正如《续高屏县志·卷潞王琴记》所载：“琴长三尺六寸五分”。8号琴通长124厘米，与潞王琴长度相差较多，不合规格。
再次是名款和印章，潞王琴名款为“敬一主人”，而8号琴名款为“敬一主人识”，多一“识”字；8号琴的名款后有篆书“敬一”“主人”圆方连珠印，而这种印章并不见于潞王琴。
第四是冠角和尾托纹饰，《古音正宗》载：“琴尾作环云，托尾作双星，以按景星庆云，乃成天象”。通过比较，8号琴冠角最尖的角过于圆缓，云纹线条略粗于潞王琴，而且云尖卷曲的程度也大过潞王琴许多；尾托所雕双星纹若隐若现，不甚清晰，线条远不如潞王琴之爽利。
第五是龙池的位置，潞王琴龙池的位置对应在第4徽和第5徽之间，偏近第5徽，而8号琴龙池的位置虽也对应在第4徽和第5徽之间，但更偏近第4徽很多。
第六是诗款和印章的字形，通过表二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8号琴的字形与潞王琴的字形有较大出入，刻工也稍拙劣，仿刻痕迹明显。
此外，8号琴的“漆嵌杂宝”“岳山和承露分斫”“木轸下开孔”等方面也不符合潞王琴的特征。
综合上述来看，8号琴并非潞王琴，而是一张仿品，但仿制水品较高，属于高仿。事实上，近年来已有学者对8号琴的真伪性产生了怀疑，其中尤以梁基永先生的否定最为明确。
三
关于潞王琴从何时开始被仿制的问题，据杨宗稷《琴学丛书·琴话》载：“今潞琴遍天下，予所见将及十张……形制亦不一”，因《琴话》刊刻于民国二年（1913），表明至迟在晚清时已经有假潞琴面世，而周庆云（1866-1934）在《琴史续》中云：“常……制琴数百，编字列号，当时民间不可得。西湖文君彦，仿其式斫之，远不及也”，说明当时确有琴师仿造潞王琴。
当代学者梁基永先生谓：“传世潞琴真身，皆选漆精良，做工规整，然声音实不佳，故古人初不重此。晚清以来，明琴渐贵，伪造者亦稍稍仿制，遂有伪潞琴出现，潞琴造假，迄今不过百余年”。简言之，梁先生认为潞王琴是从清末民国时才开始有仿制的，但所言不知何据。据《续高平县志》载“乾隆丁亥闰月，张君锡三出以示余。余爱，玩弟忽释，锡三曰：此潞王琴也，吾藏之积年也”，乾隆丁亥为乾隆三十二年（1769），说明潞王琴在清中期以前就已受追捧。杨宗稷乃近代琴学泰斗，即便对潞王琴形制特征不甚了解，也不至于把新制仿品错看成二百多年前的古琴，故杨氏所见假“潞琴”不应为晚清以后仿造的，时间应该更早。
8号琴于1953年购藏，当时专家的鉴定意见为“明，真品”，表明此琴具有早期时代风格。断纹是判定古琴传世时间的重要参考之一，郑珉中先生指出“出现断纹之器多为200年前左右所作”（郑珉中：《古琴辨伪琐谈》，《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3-11页）。8号琴周身有牛毛断纹，纹路自然，剑锋明显，不似刻意伪造。从时代风格和断纹特征来看，8号琴仿制的时间应早于晚清。
琴底所刻收藏者“襄平李廷栋”的款识和印章是推断仿制时间的重要依据。“襄平”即今辽宁辽阳。有关李廷栋的生平事迹，史载不详，仅据《皇清书史》《奉天通志》《刘绍邠撰传》《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可知其为清康雍年间人，字简之，号拙庵，辽东人，曾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由江南苏松水师左协副将升任京口右路水师总兵，雍正初年官佐领。因经李廷栋的递藏，可以推断8号琴的仿制时间应在清雍正之前。
李廷栋本为好琴之士，顾梅羹家族收藏的“飞瀑连珠”琴，即其旧藏。“飞瀑连珠”为明宁献王朱权所制，有“明代第一琴”之美称，琴底刻有李廷栋跋文：“康熙又壬寅年，余遇此琴于尘垢中。扣之声锵然，知为腥仙所制，乃一良材，不禁慨然。竟以轻价得归，重为修理。一弹再鼓之余，恍如知已谈心，亦生平一快事也。襄平拙庵再识”，并诗：“默默拙庵不解禅，茫茫世味莫逢源。一生和我唯琴韵，百事输入岂语言。”跋中“康熙又壬寅年”指康熙朝第二个壬寅年，即康熙六十一年（1772）。此外，夏莲居家藏“灵发”琴亦曾为李廷栋旧藏，该琴刻跋日：“甲午余公务口木空李云生者，又于雍正甲辰遇大司空李曲江，于育婴堂言及往事，慨赐雷击梓木一片，乃命近石以成斯弥而撩漫参发，律应官商，吕谐徵羽。夫良木无知犹相口而不弃况乎人伦。有识有不资善而成善者耶。襄平李廷栋再识”，并刻“简”“之”圆方连珠印。“甲午”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雍正甲辰”是雍3EZ-年（1724）。值得注意的是，“灵发”琴亦为中和琴式，其冠角纹饰与8号琴极为接近，琴身镶嵌的各色宝石也与8号琴风格相似。
综上所述，8号琴的仿制时间应在清中期以前，其价值亦不可低估。
（附记：本文得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董建国、中国国家博物馆王碧蓉、陕西历史博物馆王莉、新乡市博物馆周予生等诸位老师的帮助，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