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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袁可嘉在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影响下创立了自己的“新诗现代化”和“新诗戏剧化”诗论。本文试图通过对艾略特和袁可嘉的诗论进行文本细读和比对,从而梳理出后者对前者的借鉴和创新。另外,通过对袁可嘉对艾略特的接受历程进行考察,发现其接受过程包括借鉴、批判、反思和创新。整个过程中,作为一名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袁可嘉所具有的本土意识支配着他对艾略特诗歌和诗论的批评立场。
关键词:接受 袁可嘉 艾略特 本土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袁可嘉是“九叶诗派”的理论代言人,他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了“新诗现代化”和“新诗戏剧化”诗论:“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关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诗是生活(或生命)型式表现于语言型式,(企图摆脱政治生活影响的)这一自我限制的欲望不唯影响他作品的价值,而且更严重地损害个别生命的可贵意义;但这样说显然并不等于主张诗是政治的武器或宣传的工具,其截然不同恰似存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与‘人全为理性驱使’二个命题间的严格区分。”众所周知,他在西方现代派的诗歌和诗论的启发下,结合中国新诗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以上诗论。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包括艾略特、叶芝、奥登等。蓝棣之先生对袁可嘉所受的西方影响进行了研究,从五个方面探索出其西方渊源。蓝先生另外还归纳出袁可嘉的创造性,如其对艾略特和瑞恰兹的理论的完善和完成。
然而,过去的研究侧重于强调证明这种影响的存在,而缺乏系统地整理影响的理论层面, 尤其是缺乏对袁可嘉对艾略特诗论的借鉴的解释。为明确艾略特诗论对袁可嘉的影响,本文拟集中分析艾略特对袁可嘉的影响,梳理出其中的影响轨迹和袁可嘉的创新,并试图从比较文学视角进行解释。
二 袁可嘉接触艾略特的诗和诗论时的背景
董洪川认为,从中国译介T·S·艾略特的整个历史来看,有两次十分引人注目的高潮,一次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另一次是在八九十年代。艾略特最早于1923年由茅盾译介到中国。朱自清于1927年在《小说月报》发表清华大学教授R·D·Jameson的《纯粹的诗》(Pure Poetry),文中提到艾略特。此后至1948年,关于艾略特的译介作品大量问世。艾略特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学者教授们的课堂讲授,如L·A·Acton, R·Winter,W·Empson,叶公超、吴宓、温源宁、卞之琳、夏济安等;中国学者译介、引证艾氏作品或关于艾略特的评论,如叶公超、曹葆华、赵萝蕤、邵美洵、卞之琳、袁可嘉、王佐良、周珏良等。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对艾略特的模仿、译介、阐释和在创作中的创作性借鉴,成为九叶诗派理解和接受艾略特的重要知识背景。袁可嘉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接触到艾略特的诗和诗论。
“1942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的兴趣从浪漫派文学转向了现代派文学。大一那年我主要沉浸于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我诵读拜伦、雪莱、济慈、华滋渥斯等人的作品,深受感染,以为天下诗歌至此为极,不必再作它想了。也是在1942年,我先后读到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很受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与此同时,我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艾略特、叶芝、奥登等人的作品,感觉这些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有现代味。当时校园内正刮着一股强劲的现代风,就这样,我的兴趣逐渐转向现代主义了。”
在艾略特等西方批评家的启发下,结合当时中国新诗的实际,袁可嘉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论文,还写了评介艾略特的文章,如《〈托·斯·艾略特研究〉书评》。晚年,袁可嘉自己回忆道:
袁可嘉是从1946年秋天开始发表诗作和提倡“新诗现代化”的一系列文学的,他所提出的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明显地受到了瑞恰兹、艾略特和英美新批评的启发,而且是结合着中国新诗创作存在的标语口号化、概念化等实际问题,根据九叶诗人的实践而形成的理论,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袁可嘉面对西方诗论时并不是盲目照搬,而是有着明显的借鉴意识,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新诗中的问题。
我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往往是与国内文艺界的实际需要相联系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为我国的实际服务成为我研究工作和评论活动的一个特点。
佐哈尔认为,一国对另一国的文学进行译介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当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第二,当文学处于“边缘”或处于“弱小”状态,或兼而有之时;第三,当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
三 袁可嘉对艾略特的借鉴
经过对袁可嘉的诗论和艾略特的诗论的细读和分析,本文认为袁可嘉对艾略特的借鉴或艾略特对袁可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与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
对于传统这个问题,艾略特在其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认为,传统是一种更有广泛意义的东西。传统是继承不了的,如果你需要传统,就得花上巨大的劳动才能得到。
艾略特的“历史感”是对过去和当前的一种宏观把握,只有在这种博古通今的前提下,一位作家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创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现代诗歌也应浓缩现代经验。袁可嘉提出的“中国新诗现代化”虽然主张紧密结合现代生活经验,但并没有排斥传统。
(2) 诗作作为一个独立自足体:
新批评派认为文学作品乃是一个自足体(self-sufficient object),以区别于以往的传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所谓的“外在研究”,强调将作品与作者两者分开。
“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非纯粹的文学标准所可决定,但它是否为文学作品则可诉之于纯粹的文学标准。”(艾略特语)
(3)客观化诗学手段:
思想知觉化、戏剧化手段针对当时中国诗坛的感伤主义倾向,袁可嘉深感有进行新诗理论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性。而当时西方现代派诗歌正处在成熟期,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新诗戏剧化,即是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到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
(4)思想知觉化:
英美诗界的玄学派诗风经过约翰逊和艾略特的推介,进一步引起了读者的重视。英国诗歌的玄学传统可追踪到多恩。古典主义者如17世纪后半的德莱顿说他“喜用玄学”,18世纪的约翰逊博士说他“把杂七杂八的想法用蛮力硬凑一起”。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格里厄逊教授重编多恩诗集和一本玄学诗选,于是与旧式抒情和老格律相比,其奇特的风格,非常吸引读者。艾略特在书评里称多恩将“思想和感觉化为一体……一朵玫瑰在他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感觉”,从此成为现代派的榜样。类似地,袁可嘉试图引进英诗中的这种玄学传统,以增加汉语诗句的张力和文学的柔韧性。袁可嘉所引的“玄学”与中国老庄式的谈玄说理无干,它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玄学派自艾略特为其翻案后就被新批评派奉为英国诗最高峰,袁可嘉的关注点在于这种玄学类诗歌智力上的机敏和风格的复杂。
那么,袁可嘉为什么没有接受“荒原”意识呢?笔者以为,中国文人向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中国现代诗人感到茫然,但还不至于绝望。况且,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局,而且中国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远远未达到西方的程度。这些现实因素决定了袁可嘉对西方文人所感受到的“荒原”意识有着本能的排斥感。
四 袁可嘉对艾略特的批判与反省
建国后的1949—1978年,因政治原因,文学译介出现明显片中,欧美作家作品译介大幅减少,现代主义文学更是被打入“反动”文学。T·S·艾略特成为“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收到文艺界的批判。1960—1964年间,袁可嘉开始对艾略特进行了“批判”,写有《托·斯·艾略特研究——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新批评述评》(《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文艺报》,1963年10月号)。
外国文学评论总是受着本国文化语境、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控。常与文学翻译结伴而行的外国文学评论几乎面临着同样的文化语境、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比如,外国文学评论者的赞助者是谁?文学评论所处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外国文学评论者所面对的读者是谁?这些读者所接受和排斥的是什么诗学观?外国文学评论者所面临的潜在机会和威胁是什么?这些问题无不决定着外国文学评论者的选择。袁可嘉晚年勇敢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和解释:
进入60年代由于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需要,在大批判的旗号下,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派进行了抨击。我在60年代初发表的《T·S·艾略特——英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新批评述评》和《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严厉批判其思想意识,进而抹煞其艺术成就,显然是做得过分了。其实,现代派政治上有左、中、右可分,思想上确有一些严重缺点,但也有积极因素,艺术上则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不过,不得不指出的是,对艾略特的批判其实也是一种译介,一种反常态的译介。
五 文化过滤
外国文学在异国的影响与接受一般都受到现实文化语境的制约。文化语境包括:社会状态、政治情势、意识形态、市场需求、阅读趣味、文化传统等。比如,外国文学评论者的赞助者是谁?文学评论所处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外国文学评论者所面对的读者是谁?这些读者所接受和排斥的是什么诗学观?外国文学评论者所面临的潜在机会和威胁是什么?这些问题无不决定着外国文学评论者的选择。
纵观袁可嘉对艾略特的接受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有借鉴,有批判,也有反思。之所以如此,其中有着深厚的文化语境的制约。
对这种文化过滤现象, 区教授提出了“本土意识”的概念。“在对外国文学研究、翻译和借鉴的过程中,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作为参照项,或作为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中介”。袁可嘉先生正是有着这样的认识的。
综上所言,袁可嘉对艾略特的接受历程包括借鉴、批判、反思和创新四个不同阶段,对待外国文学思潮的不同态度从接受美学角度可以得到很好的阐释,思潮接受端的文化语境是吸收还是排斥,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地“拿来”,反映了袁可嘉诗学思想的成熟,同时也体现了整个中国新诗和现代诗学从草创、幼稚、磨难到日益成熟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 Even-Zoh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ed.,Lawrence Venuti,Routledge, 2000.
[2] M.H.Abrams 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M].New York: W.W.Norton&Company,1990.
[3] 陈、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4] 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6] 蓝棣之:《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7] 区:《关于英国文学史编撰的思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8] 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9]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简介:周小娉,女,1977—,浙江慈溪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接受 袁可嘉 艾略特 本土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袁可嘉是“九叶诗派”的理论代言人,他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了“新诗现代化”和“新诗戏剧化”诗论:“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关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诗是生活(或生命)型式表现于语言型式,(企图摆脱政治生活影响的)这一自我限制的欲望不唯影响他作品的价值,而且更严重地损害个别生命的可贵意义;但这样说显然并不等于主张诗是政治的武器或宣传的工具,其截然不同恰似存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与‘人全为理性驱使’二个命题间的严格区分。”众所周知,他在西方现代派的诗歌和诗论的启发下,结合中国新诗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以上诗论。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包括艾略特、叶芝、奥登等。蓝棣之先生对袁可嘉所受的西方影响进行了研究,从五个方面探索出其西方渊源。蓝先生另外还归纳出袁可嘉的创造性,如其对艾略特和瑞恰兹的理论的完善和完成。
然而,过去的研究侧重于强调证明这种影响的存在,而缺乏系统地整理影响的理论层面, 尤其是缺乏对袁可嘉对艾略特诗论的借鉴的解释。为明确艾略特诗论对袁可嘉的影响,本文拟集中分析艾略特对袁可嘉的影响,梳理出其中的影响轨迹和袁可嘉的创新,并试图从比较文学视角进行解释。
二 袁可嘉接触艾略特的诗和诗论时的背景
董洪川认为,从中国译介T·S·艾略特的整个历史来看,有两次十分引人注目的高潮,一次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另一次是在八九十年代。艾略特最早于1923年由茅盾译介到中国。朱自清于1927年在《小说月报》发表清华大学教授R·D·Jameson的《纯粹的诗》(Pure Poetry),文中提到艾略特。此后至1948年,关于艾略特的译介作品大量问世。艾略特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学者教授们的课堂讲授,如L·A·Acton, R·Winter,W·Empson,叶公超、吴宓、温源宁、卞之琳、夏济安等;中国学者译介、引证艾氏作品或关于艾略特的评论,如叶公超、曹葆华、赵萝蕤、邵美洵、卞之琳、袁可嘉、王佐良、周珏良等。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对艾略特的模仿、译介、阐释和在创作中的创作性借鉴,成为九叶诗派理解和接受艾略特的重要知识背景。袁可嘉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接触到艾略特的诗和诗论。
“1942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的兴趣从浪漫派文学转向了现代派文学。大一那年我主要沉浸于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我诵读拜伦、雪莱、济慈、华滋渥斯等人的作品,深受感染,以为天下诗歌至此为极,不必再作它想了。也是在1942年,我先后读到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很受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与此同时,我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艾略特、叶芝、奥登等人的作品,感觉这些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有现代味。当时校园内正刮着一股强劲的现代风,就这样,我的兴趣逐渐转向现代主义了。”
在艾略特等西方批评家的启发下,结合当时中国新诗的实际,袁可嘉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论文,还写了评介艾略特的文章,如《〈托·斯·艾略特研究〉书评》。晚年,袁可嘉自己回忆道:
袁可嘉是从1946年秋天开始发表诗作和提倡“新诗现代化”的一系列文学的,他所提出的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明显地受到了瑞恰兹、艾略特和英美新批评的启发,而且是结合着中国新诗创作存在的标语口号化、概念化等实际问题,根据九叶诗人的实践而形成的理论,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袁可嘉面对西方诗论时并不是盲目照搬,而是有着明显的借鉴意识,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新诗中的问题。
我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往往是与国内文艺界的实际需要相联系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为我国的实际服务成为我研究工作和评论活动的一个特点。
佐哈尔认为,一国对另一国的文学进行译介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当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第二,当文学处于“边缘”或处于“弱小”状态,或兼而有之时;第三,当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
三 袁可嘉对艾略特的借鉴
经过对袁可嘉的诗论和艾略特的诗论的细读和分析,本文认为袁可嘉对艾略特的借鉴或艾略特对袁可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与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
对于传统这个问题,艾略特在其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认为,传统是一种更有广泛意义的东西。传统是继承不了的,如果你需要传统,就得花上巨大的劳动才能得到。
艾略特的“历史感”是对过去和当前的一种宏观把握,只有在这种博古通今的前提下,一位作家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创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现代诗歌也应浓缩现代经验。袁可嘉提出的“中国新诗现代化”虽然主张紧密结合现代生活经验,但并没有排斥传统。
(2) 诗作作为一个独立自足体:
新批评派认为文学作品乃是一个自足体(self-sufficient object),以区别于以往的传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所谓的“外在研究”,强调将作品与作者两者分开。
“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非纯粹的文学标准所可决定,但它是否为文学作品则可诉之于纯粹的文学标准。”(艾略特语)
(3)客观化诗学手段:
思想知觉化、戏剧化手段针对当时中国诗坛的感伤主义倾向,袁可嘉深感有进行新诗理论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性。而当时西方现代派诗歌正处在成熟期,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新诗戏剧化,即是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到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
(4)思想知觉化:
英美诗界的玄学派诗风经过约翰逊和艾略特的推介,进一步引起了读者的重视。英国诗歌的玄学传统可追踪到多恩。古典主义者如17世纪后半的德莱顿说他“喜用玄学”,18世纪的约翰逊博士说他“把杂七杂八的想法用蛮力硬凑一起”。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格里厄逊教授重编多恩诗集和一本玄学诗选,于是与旧式抒情和老格律相比,其奇特的风格,非常吸引读者。艾略特在书评里称多恩将“思想和感觉化为一体……一朵玫瑰在他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感觉”,从此成为现代派的榜样。类似地,袁可嘉试图引进英诗中的这种玄学传统,以增加汉语诗句的张力和文学的柔韧性。袁可嘉所引的“玄学”与中国老庄式的谈玄说理无干,它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玄学派自艾略特为其翻案后就被新批评派奉为英国诗最高峰,袁可嘉的关注点在于这种玄学类诗歌智力上的机敏和风格的复杂。
那么,袁可嘉为什么没有接受“荒原”意识呢?笔者以为,中国文人向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中国现代诗人感到茫然,但还不至于绝望。况且,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局,而且中国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远远未达到西方的程度。这些现实因素决定了袁可嘉对西方文人所感受到的“荒原”意识有着本能的排斥感。
四 袁可嘉对艾略特的批判与反省
建国后的1949—1978年,因政治原因,文学译介出现明显片中,欧美作家作品译介大幅减少,现代主义文学更是被打入“反动”文学。T·S·艾略特成为“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收到文艺界的批判。1960—1964年间,袁可嘉开始对艾略特进行了“批判”,写有《托·斯·艾略特研究——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新批评述评》(《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文艺报》,1963年10月号)。
外国文学评论总是受着本国文化语境、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控。常与文学翻译结伴而行的外国文学评论几乎面临着同样的文化语境、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比如,外国文学评论者的赞助者是谁?文学评论所处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外国文学评论者所面对的读者是谁?这些读者所接受和排斥的是什么诗学观?外国文学评论者所面临的潜在机会和威胁是什么?这些问题无不决定着外国文学评论者的选择。袁可嘉晚年勇敢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和解释:
进入60年代由于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需要,在大批判的旗号下,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派进行了抨击。我在60年代初发表的《T·S·艾略特——英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新批评述评》和《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严厉批判其思想意识,进而抹煞其艺术成就,显然是做得过分了。其实,现代派政治上有左、中、右可分,思想上确有一些严重缺点,但也有积极因素,艺术上则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不过,不得不指出的是,对艾略特的批判其实也是一种译介,一种反常态的译介。
五 文化过滤
外国文学在异国的影响与接受一般都受到现实文化语境的制约。文化语境包括:社会状态、政治情势、意识形态、市场需求、阅读趣味、文化传统等。比如,外国文学评论者的赞助者是谁?文学评论所处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外国文学评论者所面对的读者是谁?这些读者所接受和排斥的是什么诗学观?外国文学评论者所面临的潜在机会和威胁是什么?这些问题无不决定着外国文学评论者的选择。
纵观袁可嘉对艾略特的接受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有借鉴,有批判,也有反思。之所以如此,其中有着深厚的文化语境的制约。
对这种文化过滤现象, 区教授提出了“本土意识”的概念。“在对外国文学研究、翻译和借鉴的过程中,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作为参照项,或作为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中介”。袁可嘉先生正是有着这样的认识的。
综上所言,袁可嘉对艾略特的接受历程包括借鉴、批判、反思和创新四个不同阶段,对待外国文学思潮的不同态度从接受美学角度可以得到很好的阐释,思潮接受端的文化语境是吸收还是排斥,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地“拿来”,反映了袁可嘉诗学思想的成熟,同时也体现了整个中国新诗和现代诗学从草创、幼稚、磨难到日益成熟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 Even-Zoh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ed.,Lawrence Venuti,Routledge, 2000.
[2] M.H.Abrams 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M].New York: W.W.Norton&Company,1990.
[3] 陈、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4] 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6] 蓝棣之:《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7] 区:《关于英国文学史编撰的思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8] 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9]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简介:周小娉,女,1977—,浙江慈溪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