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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嘉一看，哈哈乐了，还拿起笔题了一行字：“好一个脑袋！”
纽约时间11月8日，“九叶派”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女儿家中与世长辞，享年87岁。在北京，88岁的女诗人郑敏一声长叹，“我们‘九叶’很惨啊，又一片叶子凋落了，就剩下我这最后一叶。”
30年后“拉幫结派”
“九叶派”诗人是袁先生的重要身份。然而，“九叶”虽在1940年代就被视为群体，当年却并不相熟，“拉帮结派”是在30年后。
袁可嘉1921年出生于浙江慈溪，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0年代他和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等先后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新诗。他们大多是校园诗人出身，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在白话诗创作相对幼稚的年代，这批诗人的表达方式和诗学观念领一时风气之先。但解放后环境的变化，使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归于沉默。
郑敏女士回忆，“1979年之后国内整个空气缓和了，大家都很活跃，我才又重新开始写诗。有一天我接到唐祈的来信，约我和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湜、陈敬容，到曹辛之（杭约赫）家见面。”
唐祈、唐湜、曹辛之、陈敬容四人在上海办过杂志，相互间比较熟，穆旦当时已经去世了。“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袁可嘉虽然是我校友，但此前并没有什么来往。其他的人我也都只是知道名字。曹辛之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他觉得我们该把40年代的诗歌结成集，给孩子们看看。让他们知道，在40年代也有人写过和主流诗歌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
商议书名时郑敏说，“我们在《大公报》发表诗歌，不老被人说南北才子围绕着沈从文这个大粪坑转嘛，咱们做不了社会主义红花，不如就当片绿叶好了。咱们九个人就是九片叶子，干脆就叫《九叶集》。”
袁可嘉执笔按这个意思为诗集作序。诗集出版之后备受好评，“九叶派”由此得名。不过，据说袁可嘉所写的序言因为“思想消极”，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
《九叶集》出版后，大家又各忙各的，再没有大规模聚会过。郑敏说，“九叶派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往来密切，独立地思考和创作才是九叶的真正精神。”回想同袁可嘉的交往，她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应袁可嘉之邀去他们家吃饭，沈从文也在，“他们俩是很要好的”。饭吃到一半沈从文忽然问袁可嘉，“原来有个写诗的郑敏，她现在去哪里了呀？”袁可嘉哈哈大笑，“去哪里了？她就坐在你旁边呢！”
大规模引进现代派
《沉钟》是袁可嘉得意的诗作之一。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这首豁达中见苍凉的诗作，袁可嘉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时，曾无数次吟诵。因为在西南联大时曾经给美国飞虎队做过翻译，他被打成特务。原本就不爱说话的他因为这些风波更加谨慎。“文革”过后，他依然谨言慎行。然而在治学时，日常隐匿的个性和独立精神似乎全都显现出来了。1980年代，袁可嘉和董衡巽、郑克鲁两位先生共同主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大规模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当时做现代派文学研究的人非常少，有人开玩笑说，为人低调谨慎的袁可嘉做的是最大胆、最前卫的研究。起初有些人对他热心介绍外国现代派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但他抱定了青山，笔耕不辍，最终被认为是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介绍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傅浩是袁可嘉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生。当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他跟许多同学一样，“将袁先生编的书奉为经典，正是那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打开了我们的视界，原来文学还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样式！”
他怀着仰慕之心投考到袁先生门下，在先生的指导下研究英文诗歌。但即便是跟自己的学生在一起，先生的话也是非常少的，“我们每次见面都要隔上几个星期，坐在一起并没有太多话说，常常是说不了两三句话，两个人就静默地坐在那里了。但话少似乎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沟通，彼此好像始终有一种默契。”
“在学术上他非常果敢，他要拿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让步退却。”傅浩说，先生自己勤于钻研，对于学生，则给予极大的自由。“任我们自己去发展，极少干涉，我写的东西，他很少修改。”
尽管袁先生建国后转向翻译和理论研究，基本没有新的诗作，“但先生内心认为自己首先是个诗人。他非常在意这一点，认为创作是高于研究工作的。”
老同事高莽赞叹，“袁先生这人做学问成就很大，其实为人也是很潇洒的，凡事都看得很开，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豁达幽默的人。”
“我这个人喜欢画几笔漫画。有一次开会，恰好我跟袁先生邻座，无聊时就信笔画了一幅漫画头像。袁先生头发比较少，我画的时候又夸张了一下，就画了一个大大的光头，笑得也很夸张。照说一般人比较忌讳，有一些秃顶的人特别开不了这样的玩笑，但是袁可嘉一看，哈哈乐了，还拿起笔题了一行字：‘好一个脑袋！’”
译诗是艺术而不是技术
译诗是袁可嘉最钟爱的工作之一。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说，“诗在翻译中丢失。”袁先生集翻译家、诗人和评论家于一身，似乎丢失得很少。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名作《当你老了》，包括冰心在内的诸多名家都曾尝试翻译，袁可嘉的版本是流传最广、最受读者喜爱的。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1986年他应邀去香港讲学，香港记者问他：“译诗时，究竟有什么原则可跟随？又有什么地方要注意？”他回答说：“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则和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忠实地把原文的精神、风格、内容传达过来。首先要明白是艺术性的翻译，不是技术性的，所以不是逐字逐句地译过来就算。一切要看对象。”
“翻译诗歌不是一种不可能的传达方式，而是一种不完美的传达方式而已，翻译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一样，所追求的是要超越那不完美的境界。”
诗人、翻译家屠岸一再赞叹袁可嘉的译作。“他翻译了许多叶芝和彭斯的诗，非常精准、得体。彭斯是位农民诗人，你看，袁先生翻译他的作品，非常朴实到位。再看他翻译的叶芝的诗又是一种味道。而这所有的味道里都有他袁可嘉的风格。”
屠岸与“九叶派”早有神交，真正与袁可嘉相识相交却是在退休后。退休前，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领导，袁可嘉拜托他与出版社方面沟通，出版自己的诗文集。
“那个集子是《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文选》，他非常看重自己的创作，为了出版还自己掏了好几千块钱。”
1991年，袁可嘉从社科院退休，不久便去美国探望女儿，一住多年。两年前，他应邀回国参加外文所一个纪念活动，屠岸特地去看望他。“那时候他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非常消瘦，坐在轮椅上。他拜托我再次为他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完整文集。”
他感叹道，“他的文集还没出版，这是他晚年最大的愿望啊！可是，上帝召唤他去了！”
纽约时间11月8日，“九叶派”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女儿家中与世长辞，享年87岁。在北京，88岁的女诗人郑敏一声长叹，“我们‘九叶’很惨啊，又一片叶子凋落了，就剩下我这最后一叶。”
30年后“拉幫结派”
“九叶派”诗人是袁先生的重要身份。然而，“九叶”虽在1940年代就被视为群体，当年却并不相熟，“拉帮结派”是在30年后。
袁可嘉1921年出生于浙江慈溪，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0年代他和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等先后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新诗。他们大多是校园诗人出身，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在白话诗创作相对幼稚的年代，这批诗人的表达方式和诗学观念领一时风气之先。但解放后环境的变化，使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归于沉默。
郑敏女士回忆，“1979年之后国内整个空气缓和了，大家都很活跃，我才又重新开始写诗。有一天我接到唐祈的来信，约我和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湜、陈敬容，到曹辛之（杭约赫）家见面。”
唐祈、唐湜、曹辛之、陈敬容四人在上海办过杂志，相互间比较熟，穆旦当时已经去世了。“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袁可嘉虽然是我校友，但此前并没有什么来往。其他的人我也都只是知道名字。曹辛之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他觉得我们该把40年代的诗歌结成集，给孩子们看看。让他们知道，在40年代也有人写过和主流诗歌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
商议书名时郑敏说，“我们在《大公报》发表诗歌，不老被人说南北才子围绕着沈从文这个大粪坑转嘛，咱们做不了社会主义红花，不如就当片绿叶好了。咱们九个人就是九片叶子，干脆就叫《九叶集》。”
袁可嘉执笔按这个意思为诗集作序。诗集出版之后备受好评，“九叶派”由此得名。不过，据说袁可嘉所写的序言因为“思想消极”，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
《九叶集》出版后，大家又各忙各的，再没有大规模聚会过。郑敏说，“九叶派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往来密切，独立地思考和创作才是九叶的真正精神。”回想同袁可嘉的交往，她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应袁可嘉之邀去他们家吃饭，沈从文也在，“他们俩是很要好的”。饭吃到一半沈从文忽然问袁可嘉，“原来有个写诗的郑敏，她现在去哪里了呀？”袁可嘉哈哈大笑，“去哪里了？她就坐在你旁边呢！”
大规模引进现代派
《沉钟》是袁可嘉得意的诗作之一。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这首豁达中见苍凉的诗作，袁可嘉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时，曾无数次吟诵。因为在西南联大时曾经给美国飞虎队做过翻译，他被打成特务。原本就不爱说话的他因为这些风波更加谨慎。“文革”过后，他依然谨言慎行。然而在治学时，日常隐匿的个性和独立精神似乎全都显现出来了。1980年代，袁可嘉和董衡巽、郑克鲁两位先生共同主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大规模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当时做现代派文学研究的人非常少，有人开玩笑说，为人低调谨慎的袁可嘉做的是最大胆、最前卫的研究。起初有些人对他热心介绍外国现代派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但他抱定了青山，笔耕不辍，最终被认为是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介绍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傅浩是袁可嘉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生。当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他跟许多同学一样，“将袁先生编的书奉为经典，正是那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打开了我们的视界，原来文学还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样式！”
他怀着仰慕之心投考到袁先生门下，在先生的指导下研究英文诗歌。但即便是跟自己的学生在一起，先生的话也是非常少的，“我们每次见面都要隔上几个星期，坐在一起并没有太多话说，常常是说不了两三句话，两个人就静默地坐在那里了。但话少似乎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沟通，彼此好像始终有一种默契。”
“在学术上他非常果敢，他要拿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让步退却。”傅浩说，先生自己勤于钻研，对于学生，则给予极大的自由。“任我们自己去发展，极少干涉，我写的东西，他很少修改。”
尽管袁先生建国后转向翻译和理论研究，基本没有新的诗作，“但先生内心认为自己首先是个诗人。他非常在意这一点，认为创作是高于研究工作的。”
老同事高莽赞叹，“袁先生这人做学问成就很大，其实为人也是很潇洒的，凡事都看得很开，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豁达幽默的人。”
“我这个人喜欢画几笔漫画。有一次开会，恰好我跟袁先生邻座，无聊时就信笔画了一幅漫画头像。袁先生头发比较少，我画的时候又夸张了一下，就画了一个大大的光头，笑得也很夸张。照说一般人比较忌讳，有一些秃顶的人特别开不了这样的玩笑，但是袁可嘉一看，哈哈乐了，还拿起笔题了一行字：‘好一个脑袋！’”
译诗是艺术而不是技术
译诗是袁可嘉最钟爱的工作之一。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说，“诗在翻译中丢失。”袁先生集翻译家、诗人和评论家于一身，似乎丢失得很少。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名作《当你老了》，包括冰心在内的诸多名家都曾尝试翻译，袁可嘉的版本是流传最广、最受读者喜爱的。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1986年他应邀去香港讲学，香港记者问他：“译诗时，究竟有什么原则可跟随？又有什么地方要注意？”他回答说：“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则和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忠实地把原文的精神、风格、内容传达过来。首先要明白是艺术性的翻译，不是技术性的，所以不是逐字逐句地译过来就算。一切要看对象。”
“翻译诗歌不是一种不可能的传达方式，而是一种不完美的传达方式而已，翻译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一样，所追求的是要超越那不完美的境界。”
诗人、翻译家屠岸一再赞叹袁可嘉的译作。“他翻译了许多叶芝和彭斯的诗，非常精准、得体。彭斯是位农民诗人，你看，袁先生翻译他的作品，非常朴实到位。再看他翻译的叶芝的诗又是一种味道。而这所有的味道里都有他袁可嘉的风格。”
屠岸与“九叶派”早有神交，真正与袁可嘉相识相交却是在退休后。退休前，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领导，袁可嘉拜托他与出版社方面沟通，出版自己的诗文集。
“那个集子是《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文选》，他非常看重自己的创作，为了出版还自己掏了好几千块钱。”
1991年，袁可嘉从社科院退休，不久便去美国探望女儿，一住多年。两年前，他应邀回国参加外文所一个纪念活动，屠岸特地去看望他。“那时候他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非常消瘦，坐在轮椅上。他拜托我再次为他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完整文集。”
他感叹道，“他的文集还没出版，这是他晚年最大的愿望啊！可是，上帝召唤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