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与世界现代诗歌最前沿理论初步接轨迹象,代表理论家为袁可嘉。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受西方后期象征派对前期象征派修正的启发,针对诗坛的种种现象,提出了系统化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形成新诗理论拓展的一个重要界碑。建国后,袁可嘉又在此基础上吸取了西方现代诗歌发展的最新经验,完善了他的现代诗论。袁可嘉的诗论可以看作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回应。本文将袁可嘉的诗论分为前期和后期加以研究,有两个原因：一、袁可嘉前期和后期的现代诗论产生环境截然不同；二、袁可嘉的后期诗论确实表现出和前期不同的地方。论文从他的特殊教育背景和个人爱好为突破口,详细剖析了他前期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倾慕的缘由所在,指出,西南联大作为中国40年代现代主义的摇篮是极为特殊的,也只有这种环境才适合现代主义诗学的生存。论文透视了袁可嘉前期诗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现代主义诗论在中国的生存发展无法拒绝中国传统的要求,作为袁可嘉现代诗论的三根柱子：“现实”、“象征”和“玄学”,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具体表现在：一、“现实”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诗言志”、“功能论”紧密相连,也与新诗发展中的“纯诗化”和“散文化”的经验教训有关；二、“象征”植根于中国的象征文化母体之中,传统的“象征”手法需要现代性的重铸和运用；三、“玄学”常常被“误读”,它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玄学”哲学没有关系,而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中的“严肃和机智”。袁可嘉的诗论与“五四”以来的闻一多、徐志摩、朱光潜、卞之琳、冯至等诸多理论家的诗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与艾青诗论的主要观点、批评标准等都是相左的,针锋相对。论文揭示出袁可嘉的后期诗论是对“新诗现代化”理论的再次论证和完善。袁可嘉的“四种基本关系说”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客观、深入和全面。前期的个人体验式的诗论到后期的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体验式的诗论的变化,既符合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要求,又保证了袁可嘉的现代诗论体系的稳定。论文分析了袁可嘉认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贡献是主要的一面”的原因,分析了袁可嘉后期给予叶芝更高评价和袁可嘉后期诗论中“现实”的所指显著变化的原因,认为袁可嘉在一系列“英美诗论”专论中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诗坛的探讨和对“九叶诗派”的理论和创作的评价,都非常有真知灼见,功不可没。总之,以袁可嘉为代表的现代诗歌理论是我们探索新诗现代化的宝贵财富,他的博采众长的“以艺术为主体的综合观”确实代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理论探索的阶段性成果,并具有某种跨越时代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