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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私营报业曾形成了一个商业化的高潮，《申报》、《大公报》等民营报业在经营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奠定了企业化大报的基础。其经营管理经验，尤其是在建立报纸良好的声誉、取得民众信任方面，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启发借鉴价值。
一、兼顾“利”与“义”
随着鸦片战争后一次次加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结，赋予了这些报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他们既是报业资本家，又是爱国文人，报业也被视为兴民振邦的“国之利器”。而尤为可贵的是，《申报》的史量才、《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人的市场意识、商业经营使这种“以文报国”的理想显得更为务实，更具可行性。欲保持报纸独立之品格，维持报纸之生存，就必须以赢利为目的，否则一切理想都将是空中楼阁，没有稳固的基础，更遑论报纸要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本馆即不敢自夸唯照义所开，亦愿自伸其不全忘义之怀也。……虽曰必能媚悦报者，方可多销报纸，亦本馆不屑此栈计也。劝国使其除弊，望其振兴，是本馆所以为忠国之正道。”①在史量才看来，“利”是指报纸要以商业经营方式维持自身运作并使其壮大；而办报的最终目的，在于启民智、立民德，使民众脱离愚昧状态，让国家臻于富强，二者可兼及。
二、服务公众利益增强报纸声誉
报纸负责任的传播行为、兴办各种文化事业的举措使其在公众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１．直言论政
史量才认为，报纸属于历史范畴而又高于历史。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报纸的写真程度远远超过史书，更重要的是它在叙述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时，可以进行评论剖析，借以推动历史前进。他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纪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纪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善而相从。……故日报举而人类进化之纪载愈益真切矣！”②
新记《大公报》续刊后以言论驰名。每天至少有一篇社论，发表对国内外时事的意见，爱国是其基调。如１９３５年日军侵占东北后，进迫华北，国民政府军队奉命采取不抵抗政策。《大公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于１２月３日发表《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社评，对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试图利用日本侵略者与南京政府的矛盾以自存自保的做法予以抨击，“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应认定无论如何，必须保障国家统一，为公为私，为国家，为地方，皆须守此最后轨道。”社评发表之日即遭禁止邮递处分。２．真实的纪事
史量才认为，报纸既然属于历史范畴，那么它的信誉，应以能否提供真实的事实为前提。他主张：翔实无妄的新闻，与明白公平的评论，都以真实的纪事为基础。《大公报》也非常重视新闻真确在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消息确实”的声誉日渐引起读者的关注。《大公报》经常派员实地调查，报道第一手的新闻事实。它曾派记者到河北农村旅行采访，派曹谷冰到苏联采访，约李烛尘赴日参观时写通讯，乃至范长江只身赴陕北采访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共产党的新政策，都是为了向读者报道确实的消息。
这种气魄与规模使一般的报纸难以望其项背。由于独家新闻多，消息客观准确，新闻时效性强，并且在言论上敢言善言，这些民营大报在读者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３．肩负“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
《申报》积极兴办各种文化事业。１９３３年发行《申报年鉴》，成为了解我国国情的编年史。一家私营报馆不惜耗费资金和人力，编制社会年鉴，实属有远见的文化建设。此外，《申报》还创办了业余补习学校、流通图书馆，在市内巡回展阅，面向店员、学徒、工友、学生，为他们提供自学的条件。除了收取少量保证金外，其余一切服务免费提供，为社会大众谋福利。图书馆成立了“读者指导部”，专门指导读书，帮助解答疑难问题，担负读书指导工作的李公朴、艾思奇等向读者介绍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李达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书籍，在他们的指导下，一批思想迷惘的青年走上了进步道路。
扩充改革报纸内容，兴办各种社会文化事业，为读者服务，这些改革都充分体现了《申报》肩负“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的精神。这些举措扩大了《申报》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了报纸的声誉，从而对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当时曾参与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钱伯涵、孙恩霖所指出的：“近代报纸的职责，不仅在向大众供给消息而已，对于社会上还要做一种服务的工作。这种社会服务工作，一方面在显扬报纸的特色，一方面也替报纸本身做宣传；因之这发扬报纸特征的社会服务工作，实际上便是增进销路的一种方法。”③
《申报》曾被北岩爵士赞誉为“中国的《泰晤士报》”，当时上海人是用“申报纸”作为对所有报纸的统称。它的影响不仅遍及上海和东南沿海地区，而且扩展到海内外。而在当时，就舆论的权威性来说，新记《大公报》又在新闻界占据首席地位，是一个有全国影响的大报。１９４１年，《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与奖状，这是继日本《朝日新闻》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亚洲报纸。
对公众的巨大影响力又进一步为报纸扩大发行、增加广告铺设了道路。《大公报》１９３７年日发行量高达９７０００份，《申报》１９２６年达到１４万份，达到旧中国报纸发行的最高数。
三、商业经营坚实了报纸经济基础
办报纸要有必要的经济实力，《申报》等私营报纸既没有政府津贴，也不接受任何集团的支持。如何解决生存这一根本问题？怎样才能使报纸进一步发展？这都促使《申报》、《新闻报》等私营大报要从企业化经营中获得收益，来积累发展资金。
刊登广告，传播商品经济信息，对广告的招揽和设计，真可谓煞费苦心。在３０年代，连胡适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被招揽来为《申报》写广告文章。《申报》一面派出外勤人员到处招揽广告，一面改进广告编辑，代客设计广告，很受工商界的欢迎，报上的广告量大大增加。广告是报纸盈利的重要环节，而广告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报纸的销量。“销量好比牛鼻子，广告是牛身，只要牢牢牵住牛鼻子，整个牛身子自会乖乖地跟着走，不必更费多大力气。”④《申报》利用在各地设立的分馆和分销处，广泛征求机关团体和个人订户。对于发向外地的报纸，不仅提前印刷，还根据列车时刻表精心设计邮政线路，以保证邻近上海的几个城市的读者在当天就能读到《申报》。
丰厚的利润不仅使报社盖起了现代化的报业大楼，更新了技术设备，扩大了经营规模，更重要的是使报纸业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新闻传播质量大大提高。史量才等报业资本家都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报业的趋势是重视报纸的新闻传播，强调报纸首先是新闻纸，只有迅速、翔实的新闻报道才能跟得上时局的变化和发展，赢得更多的读者。⑤而资金对报纸质量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一、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做支撑，民营大报在很大程度上都能做到坚持客观、公正、独立的办报方针，能对事件作真实的报道、客观的评论。不需要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谁给钱就为谁说话，使报纸成为信口雌黄、造谣攻讦、愚弄人民的工具。张季鸾分析《大公报》的特点时指出：“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按照商业经营，而仍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⑥正是有了独立而又充足的经费，《大公报》才得以不依附于任何党派，不接收任何外股，把报纸当作论政的有力工具，针砭时弊，不回避退缩，积极反映舆论民情。
二、《申报》、《大公报》等不遗余力地加强新闻报道，以新闻的优势争取读者，扩大发行量。《上海近代报刊史论》一书，对《申报》在１５年间的新闻报道有一个抽样统计。结果显示：《申报》多数日子的新闻报道每天都维持在１００条以上。新闻是报纸的支柱，一家报纸每天有如此之多的新闻提供给读者，必然受到读者的重视。新闻报道中首先是电讯的大量采用。早在辛亥革命前，我国报纸已经广泛采用电讯，但由于电报费用昂贵，多数报纸财力有限，往往各报抄录转载。而《申报》每天直接拍发的电讯平均有四五十条之多。企业化大报之所以能大量采用电讯，是因为有相对雄厚的财力。
注释：
①《本馆作报本意》，《申报》，１８７５年１０月１１日。
②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６页。
③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３８页。
④董秦、蒋含平著：《中国新闻史纲》，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５８页。
⑤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２页。
⑥《大公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
一、兼顾“利”与“义”
随着鸦片战争后一次次加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结，赋予了这些报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他们既是报业资本家，又是爱国文人，报业也被视为兴民振邦的“国之利器”。而尤为可贵的是，《申报》的史量才、《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人的市场意识、商业经营使这种“以文报国”的理想显得更为务实，更具可行性。欲保持报纸独立之品格，维持报纸之生存，就必须以赢利为目的，否则一切理想都将是空中楼阁，没有稳固的基础，更遑论报纸要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本馆即不敢自夸唯照义所开，亦愿自伸其不全忘义之怀也。……虽曰必能媚悦报者，方可多销报纸，亦本馆不屑此栈计也。劝国使其除弊，望其振兴，是本馆所以为忠国之正道。”①在史量才看来，“利”是指报纸要以商业经营方式维持自身运作并使其壮大；而办报的最终目的，在于启民智、立民德，使民众脱离愚昧状态，让国家臻于富强，二者可兼及。
二、服务公众利益增强报纸声誉
报纸负责任的传播行为、兴办各种文化事业的举措使其在公众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１．直言论政
史量才认为，报纸属于历史范畴而又高于历史。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报纸的写真程度远远超过史书，更重要的是它在叙述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时，可以进行评论剖析，借以推动历史前进。他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纪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纪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善而相从。……故日报举而人类进化之纪载愈益真切矣！”②
新记《大公报》续刊后以言论驰名。每天至少有一篇社论，发表对国内外时事的意见，爱国是其基调。如１９３５年日军侵占东北后，进迫华北，国民政府军队奉命采取不抵抗政策。《大公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于１２月３日发表《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社评，对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试图利用日本侵略者与南京政府的矛盾以自存自保的做法予以抨击，“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应认定无论如何，必须保障国家统一，为公为私，为国家，为地方，皆须守此最后轨道。”社评发表之日即遭禁止邮递处分。２．真实的纪事
史量才认为，报纸既然属于历史范畴，那么它的信誉，应以能否提供真实的事实为前提。他主张：翔实无妄的新闻，与明白公平的评论，都以真实的纪事为基础。《大公报》也非常重视新闻真确在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消息确实”的声誉日渐引起读者的关注。《大公报》经常派员实地调查，报道第一手的新闻事实。它曾派记者到河北农村旅行采访，派曹谷冰到苏联采访，约李烛尘赴日参观时写通讯，乃至范长江只身赴陕北采访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共产党的新政策，都是为了向读者报道确实的消息。
这种气魄与规模使一般的报纸难以望其项背。由于独家新闻多，消息客观准确，新闻时效性强，并且在言论上敢言善言，这些民营大报在读者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３．肩负“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
《申报》积极兴办各种文化事业。１９３３年发行《申报年鉴》，成为了解我国国情的编年史。一家私营报馆不惜耗费资金和人力，编制社会年鉴，实属有远见的文化建设。此外，《申报》还创办了业余补习学校、流通图书馆，在市内巡回展阅，面向店员、学徒、工友、学生，为他们提供自学的条件。除了收取少量保证金外，其余一切服务免费提供，为社会大众谋福利。图书馆成立了“读者指导部”，专门指导读书，帮助解答疑难问题，担负读书指导工作的李公朴、艾思奇等向读者介绍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李达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书籍，在他们的指导下，一批思想迷惘的青年走上了进步道路。
扩充改革报纸内容，兴办各种社会文化事业，为读者服务，这些改革都充分体现了《申报》肩负“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的精神。这些举措扩大了《申报》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了报纸的声誉，从而对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当时曾参与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钱伯涵、孙恩霖所指出的：“近代报纸的职责，不仅在向大众供给消息而已，对于社会上还要做一种服务的工作。这种社会服务工作，一方面在显扬报纸的特色，一方面也替报纸本身做宣传；因之这发扬报纸特征的社会服务工作，实际上便是增进销路的一种方法。”③
《申报》曾被北岩爵士赞誉为“中国的《泰晤士报》”，当时上海人是用“申报纸”作为对所有报纸的统称。它的影响不仅遍及上海和东南沿海地区，而且扩展到海内外。而在当时，就舆论的权威性来说，新记《大公报》又在新闻界占据首席地位，是一个有全国影响的大报。１９４１年，《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与奖状，这是继日本《朝日新闻》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亚洲报纸。
对公众的巨大影响力又进一步为报纸扩大发行、增加广告铺设了道路。《大公报》１９３７年日发行量高达９７０００份，《申报》１９２６年达到１４万份，达到旧中国报纸发行的最高数。
三、商业经营坚实了报纸经济基础
办报纸要有必要的经济实力，《申报》等私营报纸既没有政府津贴，也不接受任何集团的支持。如何解决生存这一根本问题？怎样才能使报纸进一步发展？这都促使《申报》、《新闻报》等私营大报要从企业化经营中获得收益，来积累发展资金。
刊登广告，传播商品经济信息，对广告的招揽和设计，真可谓煞费苦心。在３０年代，连胡适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被招揽来为《申报》写广告文章。《申报》一面派出外勤人员到处招揽广告，一面改进广告编辑，代客设计广告，很受工商界的欢迎，报上的广告量大大增加。广告是报纸盈利的重要环节，而广告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报纸的销量。“销量好比牛鼻子，广告是牛身，只要牢牢牵住牛鼻子，整个牛身子自会乖乖地跟着走，不必更费多大力气。”④《申报》利用在各地设立的分馆和分销处，广泛征求机关团体和个人订户。对于发向外地的报纸，不仅提前印刷，还根据列车时刻表精心设计邮政线路，以保证邻近上海的几个城市的读者在当天就能读到《申报》。
丰厚的利润不仅使报社盖起了现代化的报业大楼，更新了技术设备，扩大了经营规模，更重要的是使报纸业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新闻传播质量大大提高。史量才等报业资本家都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报业的趋势是重视报纸的新闻传播，强调报纸首先是新闻纸，只有迅速、翔实的新闻报道才能跟得上时局的变化和发展，赢得更多的读者。⑤而资金对报纸质量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一、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做支撑，民营大报在很大程度上都能做到坚持客观、公正、独立的办报方针，能对事件作真实的报道、客观的评论。不需要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谁给钱就为谁说话，使报纸成为信口雌黄、造谣攻讦、愚弄人民的工具。张季鸾分析《大公报》的特点时指出：“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按照商业经营，而仍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⑥正是有了独立而又充足的经费，《大公报》才得以不依附于任何党派，不接收任何外股，把报纸当作论政的有力工具，针砭时弊，不回避退缩，积极反映舆论民情。
二、《申报》、《大公报》等不遗余力地加强新闻报道，以新闻的优势争取读者，扩大发行量。《上海近代报刊史论》一书，对《申报》在１５年间的新闻报道有一个抽样统计。结果显示：《申报》多数日子的新闻报道每天都维持在１００条以上。新闻是报纸的支柱，一家报纸每天有如此之多的新闻提供给读者，必然受到读者的重视。新闻报道中首先是电讯的大量采用。早在辛亥革命前，我国报纸已经广泛采用电讯，但由于电报费用昂贵，多数报纸财力有限，往往各报抄录转载。而《申报》每天直接拍发的电讯平均有四五十条之多。企业化大报之所以能大量采用电讯，是因为有相对雄厚的财力。
注释：
①《本馆作报本意》，《申报》，１８７５年１０月１１日。
②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６页。
③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３８页。
④董秦、蒋含平著：《中国新闻史纲》，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５８页。
⑤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２页。
⑥《大公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