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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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共同体与亚细亚共同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是真的无法进入世界历史？在还没有公开发表的马克思的摘录笔记中，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马克思曾系统地研究过毛勒等人关于古El耳曼历史的著作。那么，这一研究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这一研究会不会对他在19世纪50年代形成的略有“日耳曼中心主义”的共同体观带来变化？会不会改变他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且饶有兴趣的话题。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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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10JZD0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新MEGA文献的‘《资本论》恩格斯编辑问题’研究”（12CKS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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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共同体与亚细亚共同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是真的无法进入世界历史？在还没有公开发表的马克思的摘录笔记中，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马克思曾系统地研究过毛勒等人关于古El耳曼历史的著作。那么，这一研究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这一研究会不会对他在19世纪50年代形成的略有“日耳曼中心主义”的共同体观带来变化？会不会改变他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且饶有兴趣的话题。
其他文献
关于“代表”的理论是西方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思想史上对“代表”这一概念的系统分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西塞罗。西塞罗借助来自于戏剧的隐喻，认为当我们替别人说话时就仿佛是戴上了他人的面具，承担了他人的“人格”。他在《论义务》中论述道：“执政官的职责是承担一个城邦的人格，并以其尊严和信仰来维护法律。”换句话说，执政官就是这个城邦的代表，而所谓“代表”就是“以他人的名义说话和行动”。
我十分感谢汪行福教授对拙著《马克思对话黑格尔》所做的引人深思的评论，以及他所付出的极大努力。他的评论在深化以及阐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诸方面的复杂关系上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也从中受益匪浅。汪行福教授的评论探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政治哲学上的衔接与断裂的问题。我觉得给出一个关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概括性介绍，能够十分富有成果地回应他的问题。
默会知识自波兰尼（Polany）1958年提出之后，随着库恩、德雷福斯等很多学者的发展，一直成为科学哲学中的重要资源和议题。柯林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他以科学社会学家的身份深入到科学实验室中，实际参与科学家的研究和讨论，以一项新技术——TEA激光的发现后不同实验室的复制过程为案例来探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规律。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研究杂志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和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马克思思想资源中的社会公正”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6月28日至7月1日在福建厦门召开。现将与会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2013年6月22—23日，中国逻辑学会应用逻辑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召开，来自全国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逻辑学会应用逻辑专业委员会和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共同主办。大会开幕式由中国逻辑学会应用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杜国平研究员主持，中国逻辑学会名誉会长张家龙研究员、重庆理工大学副校长何建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孙伟平研究员、《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鉴传今编审、中国逻辑学会会长邹崇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教授、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社长彭熙编审分别在开幕式上
2013年4月27-29日，由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联合组织发起，南开大学哲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逻辑史国际会议在南开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挪威、美国、德国、俄罗斯、比利时及我国港台地区学者，大陆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河南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学者60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
在《跨越式批判》中，我们的目的是通过马克思阅读康德，以及通过康德来阅读马克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康德和马克思进行比较，两位思想家是不能并列比较的。在康德与马克思之间还有一个黑格尔。所以通过康德阅读马克思，以及通过马克思来阅读康德都不过是在“前”和“后”的两个方向上来阅读黑格尔。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跨越式批判是一次重新批判黑格尔的努力。
饶鲁字伯舆，号双峰，江西余干人，师从朱子弟子黄斡、李燔。作为朱子再传的饶鲁是南宋末年重要的理学家，《宋元学案》之“双峰学案”对饶鲁学术地位评价甚高，认为他“上接黄斡，下开吴澄”。与绝大多数朱子后学不同，饶鲁最鲜明的特点是在继承朱子思想的同时，对朱子提出了诸多尖锐的批评，“晚年多不同于朱子”，显示了某种自立门户的追求。饶鲁本来著述甚多，惜无一传世，
什么是“内在合理性”？怎么判定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合理性？怎么判定一个具有基督教信念的人是否具有内在合理性？针对这些问题，普兰丁格曾经与斯文伯恩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斯文伯恩认为，内在合理性是与或然性相关的问题，它是我们对基本信念抱有多大程度的信心。与此相反，普兰丁格认为内在合理性不存在或然性，即我们总是相信一事物，而不是可能相信一事物。本文将论证，即使以普兰丁格的论证为前提，我们仍然可以在不违反内在合理性的前提下断定“一个事物的存在／不存在是可能的”，内在合理性具有或然性，同时它不必是斯文伯恩所谓的那种或然性
含糊表达（vague utterances），例如高、矮、秃，等等，其特点在于：（1）存在一些边界例子，我们不好判断这些例子是否满足含糊表达的性质。例如，如果李四不是明显高，也不是明显矮，则他是一个边界例子。（2）包含含糊表达的含糊句的真值判断有很强的语境依赖性。如刘翔是高的，相对于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这句话当然为真。而相对于篮球运动员来说，这句话的真假判断可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