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政治学——对汪行福教授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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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感谢汪行福教授对拙著《马克思对话黑格尔》所做的引人深思的评论,以及他所付出的极大努力。他的评论在深化以及阐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诸方面的复杂关系上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也从中受益匪浅。汪行福教授的评论探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政治哲学上的衔接与断裂的问题。我觉得给出一个关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概括性介绍,能够十分富有成果地回应他的问题。
其他文献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国内大致形成了这样几种主要路径:一是文本式研究,主要侧重于文本、文献的考辨与解读;二是问题式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不同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由此形成了新的“领域哲学”,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等;三是对话式研究,重点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并已逐渐开启对话、沟通的有效渠道;四是形态式研究,主要通过对原有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不同国家、地区演变的考察,尝试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尽管这些路径研究的重点和特点
在20世纪下半叶法兰西社会政治文化潮流演变过程中,出现一位令学界瞩目的后现代政治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还有他的一位合作者——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Pierre.Fe1ix Guattari,1930—1992)。和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一样,德勒兹也是以独特的人生感受来融合各类哲学思想,体悟、反思自己所经历的社会政治生活事件,创造了不同于现代西方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新概念、新话语,书写出独特的后现代政治哲学,即一种新型微观政治哲学。现代西方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王江松教授著《劳动哲学》一书2012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61万字,分上下两篇。上篇“劳动哲学的思想资源”,以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为轴心,向前追溯了亚里士多德、基督教、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空想社会主义的劳动哲学思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产生的思想史基础;向后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联主义、互助合作主义、资本主义等各派劳动哲学思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对现代西方各种劳动哲学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指出这些劳动哲学流派对于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劳动哲学的重要参考价值。
2012年10月13—14日,由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茅山道院、歌德学院、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及儒佛道与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道学文化与当代中国国际研讨会”在江苏南京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国外31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先生主持会议开幕式,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孚琛先生和南京大学副校长杨忠先生分别致开幕辞。
伴随着理论的语义观的发展及其对理论的句法观的代替,科学哲学中的分析方法经历了从对科学理论的逻辑一语言分析到对理论的数学分析的转变。在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影响下,理论的句法观将科学理论理解为部件化的语言并认为理论应该在一阶语言为基础的句法观框架下被重述为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与理论的句法观不同,语义观以模型概念为中心来理解科学理论,因而理论被理解为数学模型的簇;语义观的支持者们基于数学而不是元数学对科学理论给予了一个较为宽松的解释,并进一步丰富了科学哲学中的分析方法。
佛教不仅涉及和回答了西方人所说的解释学问题,而且提出和回答了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不曾为西方解释学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佛教所面对的解释文本的许多特殊性决定的,而这又是由佛教的特殊的本体论发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名实关系所决定的。例如佛陀所发现的作为解脱之基础的那个存在,“微细最微细,甚深最甚深,难见最难见.遍一切处,一味真实”。从佛教与语言的关系说,它有既可说又不可说的特点,正如《大集经》所云:“如来正法实不可说,
“作为一个人,就是去成为一个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做过如是判断。西学与孔学对于人的本质属性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和如何“成人”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迥然相异。
在牟宗三哲学中,“物自身”概念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虽然是牟宗三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但却做了儒家式的改造。
核证(Justification)的概念自柏拉图以来就是认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现实中,我们通过给出一个证据,即一个核证来证实我们的知识。柏拉图对知识有三个准则:核证、真和信念。他将知识刻画成核证为真的信念。但是,尽管逻辑研究者在知识和信念的形式化的逻辑模型中处理了信念和真,核证这一概念却一直缺少相应的处理。这一不足最明显地体现在知识的模态逻辑的逻辑万能缺陷中,也成为了对证明的BHK语义的形式化以及给出哥德尔的可证明性逻辑S4和直觉主义逻辑的可证明性语义的障碍,同时使认知逻辑与主流认知理论之间产生了隔
关于“代表”的理论是西方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思想史上对“代表”这一概念的系统分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西塞罗。西塞罗借助来自于戏剧的隐喻,认为当我们替别人说话时就仿佛是戴上了他人的面具,承担了他人的“人格”。他在《论义务》中论述道:“执政官的职责是承担一个城邦的人格,并以其尊严和信仰来维护法律。”换句话说,执政官就是这个城邦的代表,而所谓“代表”就是“以他人的名义说话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