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在“文革”前是公认的五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其他的四位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和吕振羽。关于郭沫若先生，我在《凝意斋集》自序中已经谈了一点看法，至少作为一说，也不在乎人们是同意还是反对。记得在大学时代，我读过侯外庐先生的一些文章，只觉得艰深难懂，但唯其艰深难懂，就愈是敬重，他在我面前，总是一尊偶像。
　　我分配到历史所后，一些进所较早的同事一般都称呼侯外庐先生为“外老”和“侯所长”，他当时任副所长。按他们的说法，侯所长最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学习，说他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熟悉，简直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人们随意说一段语录，他马上就能在全集中找出来。
　　郦家驹先生带着我们几个新入所的人，到侯外庐先生家中拜访。我从此时方知，原来他的一个女儿，还是比自己低几级的同学。侯外庐先生对我们纵谈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品的重要性。我清楚记得，他说，宋代不是有五等户吗？其实，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就有指示。我按他的指教拜读，果然受益。
　　不久以后，我接到一个任务，说是外老将出访日本，要宋家钰、朱大昀和我为他准备一篇《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的文章。我至此方知，原来名家的一些文章，是可由别人握笔。我们三人来到他家，聆听他的一些指示。但其间也发生一件事，有一段恩格斯的语录，不知是何出处，他与女儿翻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多时，还是找不着。我方才明白，外老对经典著作固然熟悉，但外界的传言无疑是夸大了。
　　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仔细研读他的《中国思想通史》宋代部分，也终于有所领悟。此后，我先是私下，进而公开，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外老的理论架构不外乎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他强调土地国有制，用一句话就是品级性的结构。其实，说是等级性的结构就可以了，但为了提高作品的玄妙程度，就改用了品级一词。二是农民战争的思想，就是“狂暴的幻想”，此词也同样玄妙得令人不可捉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三是古代的思想史，就套用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式，凡是他所喜欢的思想家就一律是唯物论者、异端思想家，他所不喜欢的就一律是唯心论者、正统思想家。其实，他的划定完全经不住推敲。例如王安石，他的思想曾占据正统地位60多年，哪里是什么异端思想。王安石晚年耽溺佛教，又有什么唯物论。外老的理论架构的最大弱点，就是抽样作证，只摭拾对自己论点有利的史料，而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其实正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先验论的方法。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要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想不到外老一方面批胡适，另一方面又按胡适理论办事。当然，如今方知，这句流传颇广的胡适先生之语，竟是讹传。
　　最近看到《邓广铭全集》第十卷《评周谷城〈中国通史〉》中有一段话，如果在“文革”前，肯定会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恶毒攻击，但确是深中肯綮：“凡抱持一种狭隘的历史观的人，莫不强史以就我，对于所有与自己理论不相符合的材料则必视若无睹，因而一般标榜唯物论的人们，常是成了最为唯心论者，肆臆而言，架空立说。”
　　参加那次任务的一个重大收获，竟是心目中一尊偶像的倒地。我当时既然作为小伙计，就更有理由提出，自己无力撰写，只为两位师兄提供一些史料。因为我确实无法按外老的理论违心地写些什么。当然，两位师兄最后还是分了我一笔稿费，记得是30元。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笔额外收入，在贫困的年代，已经觉得相当可观了。
　　在历史所住久了，总是会逐渐了解内情，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原来外老虽是一级研究员，名声大，其实在所内还是不得志的，因为尹达先生是党的领导。但外老所主持的思想史研究室，又是他的地盘，尹达也管不得。外老十分高傲，在思想史室内，有所谓四大弟子，是他瞧得上的。据传，四人的分工是：杨超先生出思想；张岂之先生记者出身，笔头快，动笔；李学勤先生提供史料；林英先生则是把关，确保不出政治问题。可惜杨超先生在“文革”中自杀，其他三位都健在，但情况各异。至于其他一些思想史室的年轻成员，则是外老根本瞧不上的。他们四位也与如邱汉生先生等不同，只能共用一个“诸青”的笔名，以示等级差别。外老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文章，大多是“诸青”依他的理论架构捉笔。
　　“文革”前的历史所，等级森严，层次分明，尽管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层，自己又居第几层。就其他组室而论，一个下层研究人员要自由发表一篇文章，确是比登天还难。他要自由投稿吧，杂志社或报社首先还是向历史所询问此人的政治情况，只消学术秘书处说一两句坏话，几个月甚至多年的辛苦，就付诸东流。当然，依层次而论，学术秘书处的领导可以按“排队上公共汽车”的规矩，如认为某人已到了可亮相的时候，就会布置和授命某人写作，并帮他修改和发表。当时历史所提倡和布置的，都是批判性的、所谓“以论带史”的文章。
　　相形之下，“诸青”的四位是幸运多了，可以经常拿到稿费，改善生活，令其他研究室的人员歆羡。当然，他们也有各自的苦恼。外老生财有道，按思想史研究室步近智先生的说法，是“一气化三清”。一篇文章发表后，再发表一篇简缩文字，最后则将文章合编为书，可以有三笔稿费。这是其他组室的人员想也不敢想的。
　　侯外庐先生有过坐国民党牢狱的经历，但他的自述《韧的追求》一书，也未说在国民党的牢狱里受了多少罪苦。他一生中真正的苦难，却是在“文革”时期。不知怎么，他在1961年3月9日的《北京晚报》以常谈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与吴晗称兄道弟的短文。时光转入1966年，当批判吴晗和“三家村”的政治温度不断上升之际，年老体弱的侯外庐先生事实上已难于幸免了。最初，看来尹达先生确是想保他过关，在历史所召开会议，让他做个公开检讨，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６月里，有人正式给他贴大字报，造反的真正目标，其实是尹达先生。说侯外庐先生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其实是在攻击尹达先生包庇三反分子。于是侯外庐先生就被揪斗。
　　有一段难忘的插曲，是煊赫一时的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历史所，宣布支持造反派，结束反动路线。这是我唯一一次近距离地见到风头正盛的关锋。他以声色俱厉的神情、凌驾和压倒一切的气概，义愤填膺地谴责“三反分子侯外庐”，“他吃的是人民的饭，干的是骂党的勾当”。其实，当关锋还是小人物、登门造访老前辈侯外庐先生时，还是十分谦卑的。在那种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本意的所谓“阶级斗争”环境里，关锋是学会了随时与任何人“划清界线”，翻脸不认人。后来，曾与当年的造反派周绍泉先生（已逝世），谈及此事，我说，真是一副典型的小人得志神态。周也说，关锋的表演实在够瞧，光是这次讲话，就让人看透，他是什么人。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最后一篇《深切怀念侯外庐同志》一文中，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体致残，但他大义凛然，毫不屈服”云云，是不真实的。历史所当时的人员都可作证，侯外庐先生在被揪斗时，精神是垮下来的。“文革”期间，我确是见到过几位被揪斗时的好汉，包括历史所的何兆武（他如今在清华大学）和高全朴先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揪斗者，其实主要是对刮起这场揪斗风的江青的蔑视。我曾对因“恶毒攻击伟大旗手”而坐牢的高全朴先生开玩笑说：“《说唐》有十八条好汉，在‘文革’时，历史所的第一条好汉肯定是你老高。”我也对当时定为“现行反革命”的何兆武先生说：“我敬佩何先生当时的表现，如果换作我，精神上肯定是垮下来了，无法自持。”
　　所谓毛泽东思想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历史所后，把我安置在所谓大批判组中，使我有机会拜读侯外庐先生1949年以前的文章。我对他的批评蒋介石专制统治的杂文，有很深的印象。文笔简练、峭刻、生动而流丽，与1949年以后喜写佶屈聱牙的文字，简直判若两人。
　　“文革”结束后，侯外庐先生出任所长，他既是病残之躯，只能挂名而已。他也不可能再执笔写些什么，四大弟子的写作集团已经散了，他只能依靠原思想史室另外的一些同事，包括造他反的，主要是黄宣民先生代笔。
　　有一次拜访邓广铭先生，说到了侯外庐先生。我说，侯外庐先生确是随意使用史料，甚至滥造。他在“文革”时期作为反党铁证的汤显祖“四梦”（这些文章在“文革”中证实，确是他本人自撰，而非四大弟子代笔），其中有“长安道上不是人世界”之语。人们责问他从何而来，他无以对答，因为汤显祖的剧作中找不出此语。邓先生说：“侯外庐很骄傲，且不说你们，也瞧不起我们这些人。王安石诗‘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他说韩公就是韩非，人们怎么说也不接受，最后郭老出面，说韩公是韩愈，他方才勉强接受，承认是韩愈。”
　　坦白地说，我写此段文字时，曾犹豫再三。我想，自己的系友、侯外庐先生的女儿若见到此文，肯定会很不高兴。但转念一想，写历史，不应当虚美或虚恶。“文革”期间，把他作为三反分子，骂得一无是处，如今似乎矫枉过正，过分虚美。因此我还是决定动笔。好在我与外老距离那么远，根本没有半点私人恩怨。而对他最了解的人，如今也绝不可能写此类文字。我绝无否定外老的奋斗、成就和长处之意，但人无完人。侯外庐先生肯定在当代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让将来治当代史学史者，从另一角度观察他，也不能说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