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生于1911年9月7日，2011年2月15日去世，依照中国传统的年龄计算方法，他辞世时已经是101岁的高龄了。先生1931年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1935年毕业后，曾做过刊物编辑，短暂赴日留学，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抗战胜利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深造。1950年6月毅然回到刚刚解放的新中国，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直至去世。在同辈学者中，他是成就卓著者之一。2006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6卷本240多万字的《何兹全文集》，展示了他毕生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的实绩。
　　在这篇小文中，我不打算对何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评论，只想将我同他接触的片断追忆出来，以便读者从这些片断中看到先生的侧影和音容笑貌。
　　何先生的大名，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就知道了，还读过他当时已经出版的《秦汉史略》一书。但与先生见面、亲聆教诲已经是80年代了。1982年秋天，中国秦汉史学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学术研讨会，先生偕夫人与会。我陪同山东大学的韩连琪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何先生与我同为山东老乡，再加上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侯外庐先生曾任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何先生当时的领导和同事，由于这两层关系，会议期间，我去拜访先生时，双方都感到十分亲切。我请教了一些史学问题，他都毫无保留地给予指教。会后组织游览都江堰、青城山和峨嵋山。因为与会人员中有七八位70岁以上的老先生，会议组织者就专门将他们编为一个老年队，共乘一辆小面包车，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度游览，不要太劳累，不要到危险的地方去。为了照顾这些老先生，我被“荣任”老年队的队长，负责他们旅途的安全、联络等事务。这样，我就同何兹全、陈连庆、韩连琪等先生一起度过了两天的愉快旅程。在我印象中，在这些先生里，何先生与他的夫人身体最好。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们身板挺直，步履矫健，根本不像70多岁的老人。每到一个景点，他们总是玩得尽兴，并按规定时间提前回到集合地点，准时乘车。一天下来，他们也不露疲惫之态，仍然是谈笑风生。有的老先生，身体就比他们差多了。韩连琪先生游峨嵋山的时候，就显得很吃力。他比何先生少游了一个景点，还落在最后，在赶往停车点的路上，他走几十米就要停下休息一会儿。我担心这样下去不能按时回到停车点，就架着他尽量快点赶路，回到停车点时已经比规定时间晚了近10分钟，而我们两人都已大汗淋漓。这时，何先生与他的夫人早已赶回车上，还同韩先生开玩笑说：“如果是抗战时期打游击，您非让鬼子抓住不可！”当晚住在蒋介石抗战时期办军官训练团的峨嵋山宾馆，何先生同夫人一起到饭厅，与年轻人有说有笑地共进晚餐。可韩先生已经疲惫不堪，连饭厅也去不了，让我随便给他带回一点吃的东西，吃完就睡觉了。
　　20世纪80年代末，菏泽市召开了一次庄子的研讨会，中心议题是论证庄子是今之菏泽东明县人。因为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庄子者，宋国蒙人也”，所以必须证明当时的“蒙”就是今之东明。我与同住一室的山大中文系的董治安先生都感到，肯定当时的“蒙”就是今之东明证据还不十分充分，但庄子在东明活动的记载和留下的遗迹不少，肯定他在东明长期居住和工作过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发言时阐述的基本观点是：庄子故乡是东明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他不是东明人，也在东明长期居住和工作过。会下，我同何先生一起在晚饭后散步，我问先生：“后来庄子被道教徒推尊为南华真人，东明的南华山之名肯定是后起的，这些东西作为庄子是东明人的证据大可商量。您老人家怎么看这个问题？”何先生笑着对我说：“祥才，庄子这样的老乡多一个没有坏处！再说，东明庄子的遗迹也不少，庄寨整村都自认是庄子的后代，村旁有庄子墓，明代的漆园故址碑也还在，这些证据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你不知道，我和这位南华真人也有点缘分，小时候多次登南华山，我读书的中学即现在的菏泽一中，那时叫南华中学。”后来何先生作学术总结，基本肯定庄子是东明人，认为作为名人故乡，东明在道家文化上极具开发价值。何先生这样说，除了学术上的根据外，还包含着他对故乡的那份深情。
　　80年代，何先生多次来山大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有一次，我们一起在他住的房间里聊天，谈起他唯一的儿子何芳川。当时何芳川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在学术上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他很为儿子取得的成就高兴，说：“芳川这孩子，还比较聪明。你们这一代，读书的环境长期不太好，否则，在学术上应该取得更多的成就。”因为我同先生已经比较熟悉了，就开玩笑地问：“何先生，您儿子的相貌同您差距很大，怎么有点像老外呢？”他笑了笑说：“你还真问着了！我们何家的祖先是唐代居于河西走廊的昭武九姓之一，有西域胡人即白人血统，我们祖宗的遗传基因在我身上没有多少表现，可在芳川身上却有了顽强的表现，你说怪不怪？”
　　90年代初，我与何先生的一次见面是在聊城参加傅斯年学术研讨会。何先生是傅斯年的亲炙弟子，他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傅斯年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对老师表达了深深的怀念之情和崇敬之意。他特别回忆了傅斯年招收王利器做研究生的情节：当时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不时受到日寇飞机的轰炸，进防空洞躲空袭成了家常便饭。考试那天，上午8 时许，傅在办公室对王进行口试，刚谈了几句，防空警报响起来，傅与王一起躲进防空洞。待警报解除，已经近10时，他们又回到办公室继续进行口试。不一会儿，防空警报又响起来，他们再次躲进防空洞。待警报解除，时间已过中午，傅就招待王吃了一顿饭。饭后接着口试，谁知不久又响起防空警报，他们再次躲进防空洞。到警报解除，已经下午四五点钟了。傅对王说：“今天考试就算结束了，你考试合格，我就收你做研究生了。”讲完这个故事，何先生感慨地说：“其实一个学生是不是可造之才，高明的老师同他交谈一番就能知道，太规范的考试倒不一定能选拔出优秀人才。王利器先生后来不就成为著名学者了吗？”这次会议期间，曾组织与会代表去阳谷等地参观考察。途中，杨向奎先生向忘记带水的夫人大发脾气，夫人连连赔罪，大气也不敢出。与之相反，何先生的夫人因他忘记带水“兴师问罪”，何先生则赔着笑脸，双手举过头顶，连说：“我不对，我投降！我投降！”这对老年恩爱夫妻的举动，引来周围人的一片笑声。
　　2001年暑期，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在北京西郊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宾馆举行创刊50周年纪念会，这是山东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会议开得隆重热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姜春云也出席了。何先生与季羡林、张岱年等学术界的泰斗式人物都应邀与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我看到，在这三位先生中，以何先生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最好，他依然是身板挺直，神采奕奕，全然不像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他的发言，条理清晰，要言不烦，对《文史哲》半个世纪以来在推进学术发展和培养学术新人方面作出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与何先生同庚，但看起来比他老得多。而比季、何两先生年轻，还不到90岁的张岱年先生，则已是老态龙钟，腰身也挺不直，走路需人搀扶了。当时我就对与会的一位朋友讲，我估计这三位老人最长寿的应该是何先生，其次是季先生，张先生可能比不过两位比他年长的先生。后来果不其然，他们仙逝的顺序是张、季、何。
　　我的博士生宋艳萍毕业后，想进一个博士后流动站继续研究，看到北师大历史学院有一个中国古代史的博士后流动站，指导教师是何先生，她想进这个站。我让她自己先联系。她将自己的情况向何先生说明后，何先生立即决定让她进站，研究专题是继续深化她的博士论文《春秋公羊学史研究》。在何先生指导下，这篇论文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提高，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何先生之所以收下宋艳萍做博士后研究，首要条件当然是认可她的水平，觉得“孺子可教”，但也同她是山东人有关。何先生始终对故乡饱含着深情，愿意为故乡多培养些人才。
　　2006年秋，我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遴选为该院的“985教授”，聘期2 年。我应邀到师大办理有关手续时，正碰上学校为《何兹全文集》的出版举行隆重的新闻发布会。何先生同夫人一起出席。何先生的侄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也出席会议，她的父亲何思源与何先生是叔伯兄弟，所以她喊何先生和夫人为七叔、七婶（这是何家同一个祖父的孙辈大排行）。她在讲话中深情地回忆了她的七叔、七婶对自己的关怀和教育。讲话中间，她向七叔鞠躬致敬，与七婶热情拥抱，浓浓的亲情让在场的人为之动容。参加会议的师大领导和来自北京与全国各地的史学界名流学者相继发言，赞扬何先生对教育事业和历史研究的卓越贡献，特别表彰他一生坚定不移跟党走、笃信马列主义不动摇的政治立场和热爱祖国、忠诚教育事业的赤子情怀与人格魅力。最后，何先生讲话，他简要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谈到自己的学术成就时，他说：“我已经90多岁了，一生的著作编成六卷文集，也就是这么一点点，同一些出版了十多卷文集的学者比，真是惭愧！”停了一下，他又说：“哎呀，同另外一些同辈学者比，我的东西也不算少了，他们有的人还不如我多哪！”对他的天真和童心，与会者报之一阵由衷的笑声。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散会时，我趋前向老先生致意，祝贺他文集的出版。他还认识我，因为他被许多人簇拥着，我们只简单交谈了几句，这是我同老先生最后一次谋面。我发现，与五年前相比，他显得苍老了许多，反应明显迟钝，步履也有点蹒跚了。不久，听到他唯一的爱子去世的消息，我真为他难过，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再后，又听到他相濡以沫的夫人先他而去，这两次打击对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怎么承受得了！2011年2月15日，先生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路，驾鹤西去。
　　应该说，何先生作为学者的一生还是幸运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运动一个接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他能有惊无险地安然度过，并且有一批学术著作出版，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改革开放以来，他有幸又活了30多年，看到自己热爱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看到自己的学术成果一一面世，看到自己的价值理想基本得以实现。这就完全是幸中之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