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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南开大学教授魏宏运在1966年以后一段岁月里遭遇的一些事情的纪实，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中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
1966年6月15日结束参加的河北省盐山“四清”工作，我乘火车返校。自去岁11月始，已8个月。因领队之副校长娄平与副手冯伟已于3月份先期返校。我接受了南开盐山“四清”的全盘及结尾工作，除历史系师生外尚须教学、经济及校外诸单位人员之诸项事宜。途中，我还在张罗照顾师生的安全，考虑回校后如何向校领导报告、如何文艺汇报演出。火车到达天津站，各系派人前来迎接，大家欢呼胜利归来，独我无人理睬，只好自己扛着沉重的行李爬上汽车，一时处于懵懂之中。
回到家中，刚放下行李，立即有人打电话来。我拿起话筒，传来的是六个字：“魏宏运，你混蛋。”
6月16日清晨去历史系，情况大变。历史系所在主楼的二楼，从东到西，走廊及教室，贴满了大字报，连点缝隙都没剩，而且无一张不是为了“迎接”魏宏运。最耀眼的是贴在二楼大厅最显著位置上的一张通栏大字报，写着“打倒历史系最大走资派魏宏运”。据说是当时的历史系团总支书记写的，他以此自豪。我接到的第一道命令，是系党总支副书记让我交出所有的党内文件。
我花了几个小时时间，看了一圈大字报，95%的内容都是水分和无中生有：关系教学科研的占有很大比重，多是歪曲事实或断章取义；我在课堂上引用毛泽东著作的地方被掐头去尾；或恶意解读我的论文，说写武汉国民政府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看完以后，我心情反而坦然，并不紧张，因为所指的事，我都有根据，都可以说清楚，还是“心里没病，不怕冷年糕”的“天真”想法。回家的路上经过大礼堂，进去转了一圈，见有一张“何娄黑帮”图，运动领导人校党委书记臧伯平已为南开文革定了调，“何”指何锡麟、“娄”指娄平，二人均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魏宏运名列其中。
历史系“领导”在我返校前专门向师生做了布置：大字报要贴满主楼二楼，魏宏运回来不要和他握手。在毛纺厂半工半读的师生，因此提前撤回来，大家彻夜写大字报，据说花了三天三夜时光。校党委曾动员“乱箭齐发”，历史系是箭发而不乱，绝对集中。
学校当局铅印了我、滕维藻、郑天挺、李何林、李霁野等人的“罪状”单行本，是16开的，在校东门内散发。
王玉哲通过他保姆告诉我，晚上有人持枪监视我的家，在窗下窃听。黎国彬在我去历史系的路上说了一句：“晚上少说话。”
很快，我和我妻子被扣发了工资，每月生活费9元，家庭其他成员10元。还有人来“命令”我交出银行存折，见我折子上只有几元钱，悻悻而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无钱买菜。我的儿女魏晓明、魏晓静每日从菜店和职工食堂外垃圾堆中捡菜帮。
6月中下旬，历史系开了多次斗争会，认定我是黑线上的人，并高喊“把魏宏运揪出来了”。高音大喇叭也频频勒令我于某时到某地交代罪行，若不去就砸烂“狗头”。来势之猛，进展之速，斗争手段之多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历史系已揪出了一帮“牛鬼蛇神”。系里把他们放在一起，号称“牛鬼蛇神组”，大半是老先生及被认为是可划作地、富、反、坏、右的人，是些死老虎。那些没有瑕疵的是基本革命群众，单独在一起。还有的人两边都够不上，属于中间人物，放在中间组。我是哪组都没资格，被定性为历史系“三敌”之一。三敌即郑天挺、巩绍英、魏宏运，除此之外还有“一霸”，即于可。“三敌一霸”是副教授梁卓生归纳出来的。
揭发我的“反党罪行”从深度、广度上开展起来，于是说我“网罗”牛鬼蛇神，是历史系牛鬼蛇神的大红伞、保护伞。牛鬼蛇神中历史上出点问题的人乘机来凑热闹，如说：他本人是怎么被魏宏运网罗来的，指魏宏运为执行“黑学则”的急先锋，打击迫害青年教师，把他们“赶”下讲台。于是有了控诉大会，群情“激愤”，“打倒”的口号声响彻会场。
离奇的神话接连出现：一是魏宏运“销毁”毛著，开始尚无数目，只是说其他师生买不到，他买了好多套，都剪掉了。越说册数越多，多到销毁了200套；一是魏宏运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军阀出身，于是魏宏运成了深深隐藏在党内对党对人民有深仇大恨、阴毒的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画皮”一旦被揭掉，便“原形毕露”了。言之凿凿，不容置疑。声称：“三大”出身是经“领导”批准，系团总支书记从校党委组织部魏宏运档案中看来的。我被归为“黑七类”。大字报贴到了天津东火车站及陕西的西安市。
随着我的“级别”的提升，对我的批斗会更多，离奇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如魏宏运讲课中有反党内容二十条等等。有人说就有人信。于是“革命派”更加振奋，有人高喊：“打倒魏宏运，把魏宏运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拳打脚踢已不算稀罕事。
“三大”出身杀伤力最大，历史系的“革命”取得巨大的胜利。钉子已钉在板上，有些人可以松一口气了。
7月14日，系总支副书记常年请病假，平时不工作，这时积极起来，带着一名学生，把我从家中拉出，穿戴上用大字报纸制的纸衣、纸帽，将带来的草绳挽了一个活扣，让学生牵着走。我妻子目睹此景，悲痛欲绝，曾愤不欲生，但这种人格侮辱也令她警觉起来，在尔后的日子里，每天早晨分别时，她都嘱咐我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晚上我们一定再见面。
7月28日，学校召开批判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娄平，副书记、副校长何锡麟，副校长吴大任大会，我被定为“何娄黑帮”陪斗。
7月29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三会议议决：“8月15日前完成第一个战役，即完成对吴大任、郑天挺、滕维藻、李何林、李霁野、李华、邹本基、魏宏运等几个全校重点人物的批斗。8月15日以后，转入第二战役，即由全校性批斗转入各大队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权威的批斗。”
8月4日，我们几个人接受“勒令”到主楼前，胸前被挂着巨大的牌子，写着“黑帮”，省却了“分子”两字，手里打着丧家才用的招魂幡，被揪到方桌上批斗。站在高高的桌上，头被按得低低的，两条胳膊被扯住，往后高高扬起，但脸部不准冲下，得把脸让观众看得见。这种难拿的姿势叫做“坐喷气式飞机”，据说是从北京学来的。把人塑成这种不合生理的姿态，确是一种“创新”。后来看报纸，得知这是制服囚犯的特殊技巧。以后这种斗争方式已程式化，是每次斗争会不可或缺的。
当天，郑天挺也未能躲过。斗争会过后，我们被勒令去拔草。郑老没有手劲，就用牙去咬。八里台来看热闹的小孩，还强迫郑老下跪。
8月7日，“八七”全面“开花”。学校当局要抢在《十六条》公布之前行动，于6日组织七八个人在行政楼彻夜研究，策划了何娄黑帮组织图系表，炮制出“八七开花”的校级及各系的人名单及采取之手段。当天，各系同时组织批判会和游街，声势浩大。各系被游街示众的人数不一，有七八人的，有十多人的。历史系总支副书记组织全系师生在主楼东侧阶梯教室内批斗我，然后我被戴上高帽子，穿上纸衣，脖子上套着草绳，被人牵着，从主楼走到东村，从校门到大中路，游了一大圈。草绳在南开成了魏宏运专用。陪绑的是于可，被戴上一怪形帽子。外文系的“开花”对象李霁野等在主楼中厅水泥地上跪了一夜。中文系朱维之脸上被涂上墨水，手里拿一把扇子，于主楼中厅站在凳子上示众。全校200余名党政干部和教师成了“牛鬼蛇神”，遭到揪斗、殴打，186人被抄家，其中教授6户，校、系干部16户。
此后，每天我都挂着“黑帮”的牌子走着批斗——劳改——批斗——劳改的交替循环路线，来去时都打着幡。途中，受尽红卫兵的侮辱，几次被迫脱下鞋，说要检查鞋内是否藏有违禁物。
8月8日历史系与我妻子所在的单位联系，同一天给我们剪成了“牛鬼蛇神头”。是日，全校许多被斗者被剪去头发，中文系姚跃（女）被剪成“阴阳头”（即半边有发，半边光头）。
8月中旬在东校门内二三十米内的左侧竖起一面墙，设计了庞大的“百丑图”。被丑化的干部、老教师有百余人，包括郑天挺、滕维藻、何炳林、李霁野、鲍觉民、顾昌栋、姚跃、陈建华，我为其中之一。每个人都被画成怪相，写上“罪状”，借以示众。
8月12日， “卫东”红卫兵组织于师范学院宣告成立。8月21日，“八一八”红卫兵组织于月底成立，其成员包括教师、干部、职工和学生。两相对立，“卫东”称“八一八”为“老保”。月底，“八三一”工人赤卫队成立。“卫东”战斗队发表成立宣言，矛头直指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人称“造反派”。
我被专政，每天除于室外劳动外，还被关在主楼一间屋内写“交代”材料，不准看报，也不准看给我贴的大字报。一天，我在北面一间教室写“交代”材料，看到对面房间有某教师带领学生开会。他们对我的存在毫无顾忌。会议刚结束，一名广东籍学生立即过来对我拳打脚踢，就为我走过主楼前时，瞥了一眼大字报。我惊诧，他们的“监管”竟是如此严密，“专政”措施如此及时。
8月20日，在北京红卫兵“四旧”和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的导引下，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扫“四旧”。我家被抄了无数次，200多本书籍和衣物被抄走。被抄走的东西，有的后来成为个别红卫兵的私人“猎物”，如斯诺夫妇著《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上海复社版精装本）和我亲戚王迈存放的照相机、望远镜；有的被拿到校图书馆四楼抄家物资展览示众，如《孙中山全集》之类。我家近一个月时间都是在满地衣物、书籍、照片、书稿，满床杂物、被褥中度过的。房间不能也不用整理，不然，下一拨抄家人到来，会再全部翻拣一遍。红卫兵还掘了我家的地，据说恐有枪支埋藏。
吴廷缪先生家被抄了11次，凡民国时期出版之书刊及日文书上有大日本字样的书籍全被带走，还有少量金、银、玉器工艺品。中文系华粹深对戏剧的研究颇有造诣，其所藏唱片相当珍贵，但被声称是黄色唱片，在主人目睹下当场全部砸碎。
抄家物资展厅中最突出的是张学良原私人医生、时为南开校医杜泽光的金银财宝。展后，凡贵重者皆不翼而飞，这是后话。
当日被抄家者160余家。
9月21日，“八一八”组织全校各系部分教师到霸县背靠大清河的一个村庄支援“三秋”，我被作为“靶子”拉去批斗，一路走，一路斗。我是南开唯一被拉到农村批斗的。由于所在村牲畜缺乏，拉耧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清晨往地里去，扛着耧，在地里拉耧，全身大汗淋漓，红卫兵不允许给水喝。村里老乡给碗水，监管我的人举手将碗打落在地上。地是黑土地，脚踩下去，陷得比较深，很难拔出来，拉耧时鞋总被粘掉。老乡替我找来布条，让我系上，又遭到训斥。因为身体严重缺水，没过几天，我的宿疾痔疮因便秘而发作，坐骨神经疼也随之而来。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咬着牙根，泪水往肚里流。他们休息时，就在地头批斗我。晚上收工，我得把耧扛回来。晚饭后，他们再组织村民在十字路口批斗我，并“因地制宜”地将“黑帮分子”改成“富农分子”，老乡不知就里，只能空喊：“魏宏运，我们怎么着你啦？”批斗完，我还得写检查，不给盥洗时间。“监管”人员“尽职尽责”，连夜里上厕所他都“奉陪”。
一次，改善伙食。大家都快吃完了，我还在饥肠辘辘地垂手站立，等待他们讨论“肉，能不能给魏宏运吃”的“革命”决定。医务室韩医生，有意当众消遣我，端着碗边吃边训斥。
秋收完毕，返校时乘船。各系分乘十几条船，因批斗对象只有我一人，于是我被从一条船上拉到另一条船上，逐船批斗。我当时想，无论如何我得活下去，事实终有被澄清的一天。
回到家里，家里人说：你怎么这么臭？我说，得赶快换衬裤，磨死我啦！等脱下衬裤一看，裤子上有碗口大一片层层脓血结成的嘎巴。衬裤洗过后，那片地方也洗飞了。半个月来，他们不曾让我身上沾过一滴水。
这时，家也不像个家。妻子被剪掉头发，白天不敢外出，天不亮就去上班，天不黑不敢往家走，怕路上遇见红卫兵被打。孩子每天上学要罚站，听到“狗崽子站起来”的吼声，就得站着。我的儿子魏晓明说：爸爸，我不会再长个了。我每天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当时流行着一种反动的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红五类”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被视为“黑五类” 、“黑七类”的受尽折磨。
一天，我妻子回家，途经红旗路。当时有一段路两旁没有建筑物，是一片野草。她突然听到狼嗥，转眼间狼到了路边，与她碰个正着，躲已经来不及了。幸好有人骑一辆破车，由北向南，嚓啦嚓啦地过来，狼才跑掉，总算捡了条命。
11月至12月对我的专政逐步升格，由系管改为校管。从霸县返校后，先到第13学生宿舍冲刷厕所，随后被拉到东门内大车房熬胶，供全校贴大字报用。运动的高峰期，胶的用量很大，由我一个人保证供应，自己烧柴，自己搅锅。来取胶之人，任意喝骂。
12月，学校出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大标语贴在图书馆外墙上。我的妻子晚饭后出后门在小树间小立，见两名学生把臧伯平从家中拉出，一人在前走，一人在后跟着，手里握着一根直径约12厘米粗、长约1.4米的木棍，嫌臧伯平走得慢，用棍猛击其头颈，只听“梆”的一声，妻子吓出一身冷汗，回来对我说：“他们会不会把臧伯平打开瓢啊！”
不久，熬胶的增加了俩人，一是被踢开的校党委书记臧伯平，一是被批为叛徒的副校长娄凝先。三人凑在一起，相互不说话。
已毕业之上届学生回校闹革命盛极一时，南开历史系毕业的学生也有响应者。他们与天津大学、天南大附中及留校的同学大约有十人左右，与历史系造反派汇合，共同批斗我。原因是他们对工作分配有意见。他们强拉我到第一学生宿舍，不问青红皂白一顿猛打。“打手”带着带刺的指环，一划一道血印，头上脸上都是。我胸部挨的拳头最多，顿觉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头上也起了大包，脑袋剧痛犹若断裂。然后，他们忽然提出让我饮水。听说，此时喝水必得肋膜炎，未饮。他们又继续狂打。我的妻子王黎在窗外看到打得越来越狠毫无休止之意，便不顾一切地冲进楼内，拉开该宿舍房门，大喊“打人啦”。喊声惊动了楼上和楼下几十名学生，都来看热闹。“革命派”的激情有所冲淡。我的女儿魏晓静立于我对面，至死不肯离开。打手们不认识她，便问她是否认识我。她说不认识。打手问：不认识，你看什么？她说：我看他交代不交代，交代什么。由于有其他人在场，打手就没敢下毒手。（待续）
1966年6月15日结束参加的河北省盐山“四清”工作，我乘火车返校。自去岁11月始，已8个月。因领队之副校长娄平与副手冯伟已于3月份先期返校。我接受了南开盐山“四清”的全盘及结尾工作，除历史系师生外尚须教学、经济及校外诸单位人员之诸项事宜。途中，我还在张罗照顾师生的安全，考虑回校后如何向校领导报告、如何文艺汇报演出。火车到达天津站，各系派人前来迎接，大家欢呼胜利归来，独我无人理睬，只好自己扛着沉重的行李爬上汽车，一时处于懵懂之中。
回到家中，刚放下行李，立即有人打电话来。我拿起话筒，传来的是六个字：“魏宏运，你混蛋。”
6月16日清晨去历史系，情况大变。历史系所在主楼的二楼，从东到西，走廊及教室，贴满了大字报，连点缝隙都没剩，而且无一张不是为了“迎接”魏宏运。最耀眼的是贴在二楼大厅最显著位置上的一张通栏大字报，写着“打倒历史系最大走资派魏宏运”。据说是当时的历史系团总支书记写的，他以此自豪。我接到的第一道命令，是系党总支副书记让我交出所有的党内文件。
我花了几个小时时间，看了一圈大字报，95%的内容都是水分和无中生有：关系教学科研的占有很大比重，多是歪曲事实或断章取义；我在课堂上引用毛泽东著作的地方被掐头去尾；或恶意解读我的论文，说写武汉国民政府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看完以后，我心情反而坦然，并不紧张，因为所指的事，我都有根据，都可以说清楚，还是“心里没病，不怕冷年糕”的“天真”想法。回家的路上经过大礼堂，进去转了一圈，见有一张“何娄黑帮”图，运动领导人校党委书记臧伯平已为南开文革定了调，“何”指何锡麟、“娄”指娄平，二人均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魏宏运名列其中。
历史系“领导”在我返校前专门向师生做了布置：大字报要贴满主楼二楼，魏宏运回来不要和他握手。在毛纺厂半工半读的师生，因此提前撤回来，大家彻夜写大字报，据说花了三天三夜时光。校党委曾动员“乱箭齐发”，历史系是箭发而不乱，绝对集中。
学校当局铅印了我、滕维藻、郑天挺、李何林、李霁野等人的“罪状”单行本，是16开的，在校东门内散发。
王玉哲通过他保姆告诉我，晚上有人持枪监视我的家，在窗下窃听。黎国彬在我去历史系的路上说了一句：“晚上少说话。”
很快，我和我妻子被扣发了工资，每月生活费9元，家庭其他成员10元。还有人来“命令”我交出银行存折，见我折子上只有几元钱，悻悻而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无钱买菜。我的儿女魏晓明、魏晓静每日从菜店和职工食堂外垃圾堆中捡菜帮。
6月中下旬，历史系开了多次斗争会，认定我是黑线上的人，并高喊“把魏宏运揪出来了”。高音大喇叭也频频勒令我于某时到某地交代罪行，若不去就砸烂“狗头”。来势之猛，进展之速，斗争手段之多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历史系已揪出了一帮“牛鬼蛇神”。系里把他们放在一起，号称“牛鬼蛇神组”，大半是老先生及被认为是可划作地、富、反、坏、右的人，是些死老虎。那些没有瑕疵的是基本革命群众，单独在一起。还有的人两边都够不上，属于中间人物，放在中间组。我是哪组都没资格，被定性为历史系“三敌”之一。三敌即郑天挺、巩绍英、魏宏运，除此之外还有“一霸”，即于可。“三敌一霸”是副教授梁卓生归纳出来的。
揭发我的“反党罪行”从深度、广度上开展起来，于是说我“网罗”牛鬼蛇神，是历史系牛鬼蛇神的大红伞、保护伞。牛鬼蛇神中历史上出点问题的人乘机来凑热闹，如说：他本人是怎么被魏宏运网罗来的，指魏宏运为执行“黑学则”的急先锋，打击迫害青年教师，把他们“赶”下讲台。于是有了控诉大会，群情“激愤”，“打倒”的口号声响彻会场。
离奇的神话接连出现：一是魏宏运“销毁”毛著，开始尚无数目，只是说其他师生买不到，他买了好多套，都剪掉了。越说册数越多，多到销毁了200套；一是魏宏运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军阀出身，于是魏宏运成了深深隐藏在党内对党对人民有深仇大恨、阴毒的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画皮”一旦被揭掉，便“原形毕露”了。言之凿凿，不容置疑。声称：“三大”出身是经“领导”批准，系团总支书记从校党委组织部魏宏运档案中看来的。我被归为“黑七类”。大字报贴到了天津东火车站及陕西的西安市。
随着我的“级别”的提升，对我的批斗会更多，离奇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如魏宏运讲课中有反党内容二十条等等。有人说就有人信。于是“革命派”更加振奋，有人高喊：“打倒魏宏运，把魏宏运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拳打脚踢已不算稀罕事。
“三大”出身杀伤力最大，历史系的“革命”取得巨大的胜利。钉子已钉在板上，有些人可以松一口气了。
7月14日，系总支副书记常年请病假，平时不工作，这时积极起来，带着一名学生，把我从家中拉出，穿戴上用大字报纸制的纸衣、纸帽，将带来的草绳挽了一个活扣，让学生牵着走。我妻子目睹此景，悲痛欲绝，曾愤不欲生，但这种人格侮辱也令她警觉起来，在尔后的日子里，每天早晨分别时，她都嘱咐我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晚上我们一定再见面。
7月28日，学校召开批判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娄平，副书记、副校长何锡麟，副校长吴大任大会，我被定为“何娄黑帮”陪斗。
7月29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三会议议决：“8月15日前完成第一个战役，即完成对吴大任、郑天挺、滕维藻、李何林、李霁野、李华、邹本基、魏宏运等几个全校重点人物的批斗。8月15日以后，转入第二战役，即由全校性批斗转入各大队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权威的批斗。”
8月4日，我们几个人接受“勒令”到主楼前，胸前被挂着巨大的牌子，写着“黑帮”，省却了“分子”两字，手里打着丧家才用的招魂幡，被揪到方桌上批斗。站在高高的桌上，头被按得低低的，两条胳膊被扯住，往后高高扬起，但脸部不准冲下，得把脸让观众看得见。这种难拿的姿势叫做“坐喷气式飞机”，据说是从北京学来的。把人塑成这种不合生理的姿态，确是一种“创新”。后来看报纸，得知这是制服囚犯的特殊技巧。以后这种斗争方式已程式化，是每次斗争会不可或缺的。
当天，郑天挺也未能躲过。斗争会过后，我们被勒令去拔草。郑老没有手劲，就用牙去咬。八里台来看热闹的小孩，还强迫郑老下跪。
8月7日，“八七”全面“开花”。学校当局要抢在《十六条》公布之前行动，于6日组织七八个人在行政楼彻夜研究，策划了何娄黑帮组织图系表，炮制出“八七开花”的校级及各系的人名单及采取之手段。当天，各系同时组织批判会和游街，声势浩大。各系被游街示众的人数不一，有七八人的，有十多人的。历史系总支副书记组织全系师生在主楼东侧阶梯教室内批斗我，然后我被戴上高帽子，穿上纸衣，脖子上套着草绳，被人牵着，从主楼走到东村，从校门到大中路，游了一大圈。草绳在南开成了魏宏运专用。陪绑的是于可，被戴上一怪形帽子。外文系的“开花”对象李霁野等在主楼中厅水泥地上跪了一夜。中文系朱维之脸上被涂上墨水，手里拿一把扇子，于主楼中厅站在凳子上示众。全校200余名党政干部和教师成了“牛鬼蛇神”，遭到揪斗、殴打，186人被抄家，其中教授6户，校、系干部16户。
此后，每天我都挂着“黑帮”的牌子走着批斗——劳改——批斗——劳改的交替循环路线，来去时都打着幡。途中，受尽红卫兵的侮辱，几次被迫脱下鞋，说要检查鞋内是否藏有违禁物。
8月8日历史系与我妻子所在的单位联系，同一天给我们剪成了“牛鬼蛇神头”。是日，全校许多被斗者被剪去头发，中文系姚跃（女）被剪成“阴阳头”（即半边有发，半边光头）。
8月中旬在东校门内二三十米内的左侧竖起一面墙，设计了庞大的“百丑图”。被丑化的干部、老教师有百余人，包括郑天挺、滕维藻、何炳林、李霁野、鲍觉民、顾昌栋、姚跃、陈建华，我为其中之一。每个人都被画成怪相，写上“罪状”，借以示众。
8月12日， “卫东”红卫兵组织于师范学院宣告成立。8月21日，“八一八”红卫兵组织于月底成立，其成员包括教师、干部、职工和学生。两相对立，“卫东”称“八一八”为“老保”。月底，“八三一”工人赤卫队成立。“卫东”战斗队发表成立宣言，矛头直指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人称“造反派”。
我被专政，每天除于室外劳动外，还被关在主楼一间屋内写“交代”材料，不准看报，也不准看给我贴的大字报。一天，我在北面一间教室写“交代”材料，看到对面房间有某教师带领学生开会。他们对我的存在毫无顾忌。会议刚结束，一名广东籍学生立即过来对我拳打脚踢，就为我走过主楼前时，瞥了一眼大字报。我惊诧，他们的“监管”竟是如此严密，“专政”措施如此及时。
8月20日，在北京红卫兵“四旧”和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的导引下，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扫“四旧”。我家被抄了无数次，200多本书籍和衣物被抄走。被抄走的东西，有的后来成为个别红卫兵的私人“猎物”，如斯诺夫妇著《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上海复社版精装本）和我亲戚王迈存放的照相机、望远镜；有的被拿到校图书馆四楼抄家物资展览示众，如《孙中山全集》之类。我家近一个月时间都是在满地衣物、书籍、照片、书稿，满床杂物、被褥中度过的。房间不能也不用整理，不然，下一拨抄家人到来，会再全部翻拣一遍。红卫兵还掘了我家的地，据说恐有枪支埋藏。
吴廷缪先生家被抄了11次，凡民国时期出版之书刊及日文书上有大日本字样的书籍全被带走，还有少量金、银、玉器工艺品。中文系华粹深对戏剧的研究颇有造诣，其所藏唱片相当珍贵，但被声称是黄色唱片，在主人目睹下当场全部砸碎。
抄家物资展厅中最突出的是张学良原私人医生、时为南开校医杜泽光的金银财宝。展后，凡贵重者皆不翼而飞，这是后话。
当日被抄家者160余家。
9月21日，“八一八”组织全校各系部分教师到霸县背靠大清河的一个村庄支援“三秋”，我被作为“靶子”拉去批斗，一路走，一路斗。我是南开唯一被拉到农村批斗的。由于所在村牲畜缺乏，拉耧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清晨往地里去，扛着耧，在地里拉耧，全身大汗淋漓，红卫兵不允许给水喝。村里老乡给碗水，监管我的人举手将碗打落在地上。地是黑土地，脚踩下去，陷得比较深，很难拔出来，拉耧时鞋总被粘掉。老乡替我找来布条，让我系上，又遭到训斥。因为身体严重缺水，没过几天，我的宿疾痔疮因便秘而发作，坐骨神经疼也随之而来。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咬着牙根，泪水往肚里流。他们休息时，就在地头批斗我。晚上收工，我得把耧扛回来。晚饭后，他们再组织村民在十字路口批斗我，并“因地制宜”地将“黑帮分子”改成“富农分子”，老乡不知就里，只能空喊：“魏宏运，我们怎么着你啦？”批斗完，我还得写检查，不给盥洗时间。“监管”人员“尽职尽责”，连夜里上厕所他都“奉陪”。
一次，改善伙食。大家都快吃完了，我还在饥肠辘辘地垂手站立，等待他们讨论“肉，能不能给魏宏运吃”的“革命”决定。医务室韩医生，有意当众消遣我，端着碗边吃边训斥。
秋收完毕，返校时乘船。各系分乘十几条船，因批斗对象只有我一人，于是我被从一条船上拉到另一条船上，逐船批斗。我当时想，无论如何我得活下去，事实终有被澄清的一天。
回到家里，家里人说：你怎么这么臭？我说，得赶快换衬裤，磨死我啦！等脱下衬裤一看，裤子上有碗口大一片层层脓血结成的嘎巴。衬裤洗过后，那片地方也洗飞了。半个月来，他们不曾让我身上沾过一滴水。
这时，家也不像个家。妻子被剪掉头发，白天不敢外出，天不亮就去上班，天不黑不敢往家走，怕路上遇见红卫兵被打。孩子每天上学要罚站，听到“狗崽子站起来”的吼声，就得站着。我的儿子魏晓明说：爸爸，我不会再长个了。我每天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当时流行着一种反动的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红五类”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被视为“黑五类” 、“黑七类”的受尽折磨。
一天，我妻子回家，途经红旗路。当时有一段路两旁没有建筑物，是一片野草。她突然听到狼嗥，转眼间狼到了路边，与她碰个正着，躲已经来不及了。幸好有人骑一辆破车，由北向南，嚓啦嚓啦地过来，狼才跑掉，总算捡了条命。
11月至12月对我的专政逐步升格，由系管改为校管。从霸县返校后，先到第13学生宿舍冲刷厕所，随后被拉到东门内大车房熬胶，供全校贴大字报用。运动的高峰期，胶的用量很大，由我一个人保证供应，自己烧柴，自己搅锅。来取胶之人，任意喝骂。
12月，学校出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大标语贴在图书馆外墙上。我的妻子晚饭后出后门在小树间小立，见两名学生把臧伯平从家中拉出，一人在前走，一人在后跟着，手里握着一根直径约12厘米粗、长约1.4米的木棍，嫌臧伯平走得慢，用棍猛击其头颈，只听“梆”的一声，妻子吓出一身冷汗，回来对我说：“他们会不会把臧伯平打开瓢啊！”
不久，熬胶的增加了俩人，一是被踢开的校党委书记臧伯平，一是被批为叛徒的副校长娄凝先。三人凑在一起，相互不说话。
已毕业之上届学生回校闹革命盛极一时，南开历史系毕业的学生也有响应者。他们与天津大学、天南大附中及留校的同学大约有十人左右，与历史系造反派汇合，共同批斗我。原因是他们对工作分配有意见。他们强拉我到第一学生宿舍，不问青红皂白一顿猛打。“打手”带着带刺的指环，一划一道血印，头上脸上都是。我胸部挨的拳头最多，顿觉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头上也起了大包，脑袋剧痛犹若断裂。然后，他们忽然提出让我饮水。听说，此时喝水必得肋膜炎，未饮。他们又继续狂打。我的妻子王黎在窗外看到打得越来越狠毫无休止之意，便不顾一切地冲进楼内，拉开该宿舍房门，大喊“打人啦”。喊声惊动了楼上和楼下几十名学生，都来看热闹。“革命派”的激情有所冲淡。我的女儿魏晓静立于我对面，至死不肯离开。打手们不认识她，便问她是否认识我。她说不认识。打手问：不认识，你看什么？她说：我看他交代不交代，交代什么。由于有其他人在场，打手就没敢下毒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