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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期以来,由于坚持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历史观、道德观、社会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等意识层面,形成了一整套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荣与辱和美与丑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艺作品,最典型地表现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这一政治导向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大批“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因此也就规定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如此“突出”,导致了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就成了所谓“高大全”,成了思想、道德、性格和形象完美无缺的完人。因为一切必须要为政治服务,几十年来,就连表露爱情、亲情,甚至是乡情,都成了禁忌。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电视片《三峡传说》主题曲《乡恋》播出,仍旧就因为内容、曲调不合乎“无产阶级的感情”,而被禁唱禁播。直到几年后,即1983年春节晚会,为了主持人能不能用“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话筒,给家乡的父母拜年,能不能给《乡恋》一曲开禁,导演乃至中宣部领导人仍旧会紧张得心惊肉跳。(《首届春晚:中国思想解放的别样风向标——总导演黄一鹤含泪回忆解禁〈乡恋〉:“人性,需要被表达”》,《东方早报》,2009年9月26日。)
当然,由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还是逐渐遭到了摒弃,文艺创作中的“高大全”形象也渐渐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以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年)、《一个和八个》(1984年)、《芙蓉镇》(1986年)等创作公映为标志,从人性的视角来发掘或塑造银幕形象再度成为可能。随着思想越来越得到解放,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今天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善恶立辨、黑白分明的角色了。“坏人”不那么坏,“好人”不那么好,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展现故事中心人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一面,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创作的准则,以往那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是非、善恶、正邪、荣辱、美丑观,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但由此一来,人们以往对历史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也难免要受到极大的冲击。
近两年热播的演绎国共两党恩怨情仇的电视剧,就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亮剑》中的李云龙和楚云飞,《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和陈默翰,《中国兄弟连》中的袁学勇和曲连虎,《潜伏》中的余则成、李涯和吴站长,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家父子等等,都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不论是在共产党里面的人物,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他们之所以会对立、冲突,甚至会相互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加入了不同的党派,相信了不同的主义。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长有短,很难简单地用好坏来区分。就连在向共和国六十周年献礼的史诗巨片《建国大业》中,胜利的毛泽东和失败的蒋介石,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一种刘邦打败项羽的悲壮印象。更有甚者,为显示共产党人更人性,有的影片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出这样的剧情:毛泽东听说前方打了胜仗,消灭了很多敌军,不仅没有高兴,眼圈儿还红了,沉痛地说:敌军士兵也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啊。
很显然,当今的文学及影视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地想要在历史剧中展现人性,而非如过去那样从主义、阶级和党派立场来看社会、看历史。不仅如此,一时间,大有不谈人性不足以彰显艺术造诣之深刻的趋势。这样一种认识角度的突破,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最典型的就是大陆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李安执导的描写爱国女青年与汪伪特务情爱关系的电影《色·戒》,魏德圣执导的描写日据时期台湾少女与日本教师爱情故事的电影《海角七号》,和陆川执导的塑造了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军官形象的描写南京惨案的影片《南京!南京!》。这些影片的上映和观众普遍称赞的反响,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基于人性视角的创作即使面对敏感的中日关系,也大都能够通过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内地多数国民的情感“审查”。
二
出现上述情况,严格说来并不奇怪,因为,“文学即人学”,“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文艺乃至艺术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展现人的生存状态,透视人的情感生活,理解不同人所具有的感情、欲望、个性及其差异短长,崇其善、扬其美、悯其弱、痛其恶,从而使读者的心灵和情感受到触动和感动。诚如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所言,人天生有一种同情弱者,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中世纪,到资本主义,人类因为生就这样一种情怀,因而才会一步步改变其原始的动物本性,从基于生存本能的血腥杀戮、弱肉强食,一步步进化到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崇尚自由。无论今天人们生活在怎样一种社会之中,受到民族、阶级、党派怎样的影响,其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权的尊重,都日渐在超出其民族、阶级和党派的界限,形成一种只有进步人类才可能具有的善待生命的价值观。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已证实,人类成功迈入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飞跃性发展,首先就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所谓文艺复兴,就是通过文学艺术,如小说、诗歌、美术、音乐等等,来讴歌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情感。故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中世纪神权统治条件下一次对人的认识的思想解放,是一次人性解放的运动。甚至,现代(modern)一词,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正是由于发现了人,而不是神才是社会的中心,形成了以人为本的观念,认识到个人利益是构成国家、民族利益的最主要基础,对个人及其利益的尊重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正是因为人们开始关注人性、人的权利及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日心说”才会推翻“地心说”,神权才会让位于人权,才会有为争取“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体的诞生,才会有康德所谓“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人本位理念,和马克思关于人类最高理想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以人的彻底解放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
由此或可看出,中国当今多半也正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即文学艺术已经重新开始高唱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虽然今日之中国还没有可能马上普及人性意识,但这种文化现象的日渐流行必然会潜移默化地洗涤人们的灵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引领时代的潮流。
当然,在整个社会依旧通行着传统的“政治正确”原则条件下,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思想极度混沌的状态。一方面,我们上面提到的正在影响广大读者、观众悄然改变种种“大是大非”观念的文艺作品,多半都得到了官方的中共党史权威机关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称赞它们“真实”、“厚重”、“可圈可点”,“一定可以流传下来”(http://www.jsbc.com/gddt/dt/297810.shtml);另一方面,今日之中学历史课本和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仍旧延续着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说教。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各种教材中,就明确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着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是新兴的革命的力量。前者所言所行一定反动,后者所作所为一定进步。影响所及,今天仍会有不少网民激烈抨击人性观念,主张阶级斗争。
中国人对人性观念如此歧异,纯粹是政治的历史和政治的现实造成的。但无论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有过怎样的优势地位,因为它们严重背离了社会存在的现实,因此其改变也是迟早的和必然的。正如俞可平在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即不承认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使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直至进入家庭,进入工厂,进入学校”。结果是“我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被许多人遗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人们正常的情感和心理被严重扭曲。(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北京日报》,2007年9月17日。)以致改革开放后很多年,讲人道和人道主义仍然会被视为政治错误,并会受到公开批判。
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代初才开始发生改变。这是因为,当时必须要面对开放所带来的与国际通行的人权观念的交流与交锋,因此,中国官方不得不同意在报刊上正面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
只是,对外谈人权是一回事,真正为人权正名还是另一回事。这一过程又经过了十年以上的时间。直到2004年,中国的宪法中才第一次写上了“公民人权”应该受到保护的内容。
突破了这一思想禁忌之后,2005年6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首次提出了超阶级的“以人为本”的主张(《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准备期间,中国政府最终迈出了承认“人性”观念的关键一步。在公开宣传“人性”观念的基础上,中国第一次喊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唱出了“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这是共产党建国后第一次公开主张不分阶级、民族和国家,大家共同追求同一个梦想。就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开始大谈人性,并称本届奥运“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北京奥运》,《人民日报》,2008年8月18日)。
这正是为什么,“人性伟大”四个字今天竟能够唱响在依旧红旗招展的中国大地的原因所在。(据2009年9月27日google搜索记录显示,“共产党”一词检索到的中文词条量为70.5万条,“人性伟大”为362万条,“人性”为2730万条。)
三
何为“人性”,在学术上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离开社会性,能否准确说明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也有深入讨论的余地。但是,无视人性和人权的激烈的革命性改造,用毛泽东早年的话来讲,毕竟“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致和森子升兄并在法诸友信》,1920年12月1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如今,革命改造时代早已过去,官方也已逐渐抛弃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承认了人性的超阶级性质。(这实际上突破了毛泽东关于“人性”和“爱”的观点,参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54、871~872页。)社会各界围绕着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如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共识。(林喆《人性论、人道主义与人权研究》,《法学家》,2006年第6期。)
自古以来,文、史原本就是一家。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探求,只不过文学作品靠的是建立在美学、语言和人类既往经验基础上的丰富想象,而历史学则是通过对既往事件发生发展原因及经过的发掘与评判来展现其意义。如果说“文学即人学”,那么,历史研究更是直接以人为研究对象。如果说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必定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话,那么,任何一位缺少人道主义情怀的历史学者,在当今要想在历史研究中取得骄人的成绩,也一定是不可能的。
研究历史需要有人性视角,这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就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问题以外,恩格斯也坦言,人类对平等理想的追求,根本上就是由人性(“人的共性特性”)引发出来的。(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5页。)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干脆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人性观点,并要基于人性的观念来做研究。他说:“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们全部思维的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最终决定把什么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以及怎样理解他所确实接受了的东西。”(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历史本身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包括不同人、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民族、阶级和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区别。这些注定了后人对历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多角度、多侧面,甚至是要从多层面入手的。这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增加人性视角,就认识层面上来看,不过是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增加一个重要的选项而已。它当然会丰富我们对历史复杂性、多样性和整体性的认识。
比如,由于科学的过度发展,原本是以复合的有机体整体运行的历史如今被人为地碎片化了。太过注重技术手段和学科分类的倾向,把复杂的历史有机体切割、剥离,使我们几乎忘记了历史其实是一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显然,如果我们能够较多地注意到历史的主体人和人的共性,我们也许能够摆脱目前流行的这种弥漫着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的尸体解剖式的研究方法,更容易“还原”人的思想、活动及其过程,更容易了解人发生这种或那种思想与活动的原因,从而更容易使我们的研究贴近我们研究的对象,即人类历史的主体——那些曾经也一样活生生的人。
又比如,传统的革命史观,着眼于政治的是非,往往只见阶级不见人;新近的现代化史观着眼于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又往往见物不见人;流行的阶级史观或民族国家史观,着眼于某个阶级、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与命运,往往只见自己不见他人。从人性视角看历史,显然能够较好地弥补这类史观的局限性。因为,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既然人有共同的特性,那么,研究历史就不仅需要注意到那些表面的不同,如地主和农民、精英和民众、敌人和友人、外族和国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还必须要注意到他们作为人的共性之所在,并基于对人类共性的理解,透过不同研究对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真切地了解历史中人的情感及意图所在,避免作出过于武断和片面的判断。
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例。毛母文氏之爱毛泽东,与蒋母王氏之爱蒋介石,显然分不出高低贵贱。毛泽东爱其母,与蒋介石爱其母,与他们的党派立场和阶级倾向恐怕也扯不上多少关系。舐犊之情、爱子之心,连动物都有,但趋利避害,也是一般动物之本性。何况蒋介石对苏俄及共产党恐惧痛恨几深入骨髓。如果按照传统的阶级性观念看问题,蒋介石儿子蒋经国在苏联加入共青团,历经阶级教育和革命历练,并公开发表文章揭露父亲虐待母亲,谴责其背叛革命,宣布与蒋断绝了父子关系,蒋自应将其拒之门外。然而蒋却不顾儿子忤逆不孝之举而坚信亲情感化之力,坚持争取儿子回国达十年之久。蒋经国回国后亦在蒋的诱导教训之下迅速转变,最终接班掌权。此亦足以说明,和阶级观念相比,人性之作用大矣。不了解这种情况,要想真正读懂历史,实无可能。
四
但是,历史研究者需要讲人性、重人权、倡人道,却并不简单是因为它能够在认识方法上提供怎样的研究便利,而是因为舍此则断难达成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
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在求真,即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一般而言,对于某些历史片断简单求真并不难。在各种史料相对完整的情况下,要想通过文字重建某一事件的基本史实,就算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爱好者,也可以实现。今天网上有许多军事史的爱好者,都没有专业的背景,然而,他们因为肯下功夫,因此弄清了许多部队的历史沿革过程,甚至弄清楚了不少战役的具体经过,就是一例。
历史研究之难,说到底是难在两点。一是难在历史的悟性,或曰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力上,即能否真正读懂古人的想法,比较准确地说明古人所言所行的复杂动机和目的;二是难在有一双慧眼,知道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中和数不胜数的历史谜团当中,找出值得研究和确有研究意义的问题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触动读者的内心,能够启发读者去思考,从而能够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步。
要读懂古人之所以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情境差异的问题。今人和古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今人和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文化鸿沟。不必说史料上的欠缺,仅仅一个语言文字的差异,就使得文献解读困难重重。要沟通两者,就好比让一个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过、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外国译者来翻译中国的古代小说《红楼梦》,不要说译出原著的文字风格和作者的思想情感来,就是要想把意思译准确,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让自己有一双慧眼之所以难,却多半是一个现实关怀的问题。历史驳杂繁芜,万象纷呈,容不得我辈一一考察辨析。当今历史研究碎片化之危险,就在于它会把研究者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无数与历史发展主线无关,因而也与今人关心的种种问题无关的琐碎史事之中。历史研究不是不可以细化和微观化,问题是历史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一颗“社会的良心”,即他首先应该有现实关怀,有大的问题意识,历史细节和微观的研究理当有助于解答这种大问题,有助于今人理解今日如何来和明日当如何行。
据说,作家毕淑敏打过一个比喻,说社会就好比一列火车,大众是乘客,政治家是司机,自然科学家是技术工,他们的任务就是将载着乘客的列车开到目的地,而人文学者就好比是列车上的观察员。人文学者的任务是观察,除了要看看列车前方可能出现的情况外,最主要是关注车厢内乘客的安全与舒适情况。他们对列车是否能够到达目的地不产生影响,他们的作用是监督乘客乘车的舒适与否,保证乘客的乘车质量。(转见王志耕《从“文史不分家”说起》,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999)
其实,这样的比喻很不恰当。不仅所谓的“大众”是分层的和有不同利益需求的,政治家尤其是追逐权力和利益而四分五裂的。控制了驾驶室的政治家们固然可以主导列车的走向,但维护既得利益的强烈欲望与需要,必定会促使他们无视乘客中众多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群体的愿望,甚至可能不顾最适合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让列车永远在他们所希望的轨道上无休止地跑下去,哪怕最后会车毁人亡。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家当然起不到任何作用。重要的是毕淑敏也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她不知道,列车运行不是没有危险的,不仅司机的作为必须要受到监督和规范,而且列车运行的大方向也必须要有调度室预先设定的干预机制随时给予干预,以防止休谟所说的那种“无赖”行为出现引发灾难性后果。(大卫·休谟认为,在进行权力机构的体制设计时,必须紧紧盯着人性的弱点,确保从制度上对可能存在的“无赖”进行严格的防范。)这一切监督、规范和干预机制的设定,都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任务,而且不仅仅是人文学者,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教育学家,统统都应该起到这种监督和干预的作用。他们不起作用,社会正常运行的干预规范的机制,即从宪法到各种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没有可能。人文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在这里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我们过去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什么会那样走,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为什么必须要有所改变或修正?而没有这样的研究和对过去历史中是非善恶真相的揭示,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无法找到准确的事实依据对制定各种规范和干预机制提供正确的意见。
历史研究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且也不是随便研究点什么就有意义。历史研究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和作用,历史学者本身必须要有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要有大的问题意识,至为关键。而当今时代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不是单纯的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甚至也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族群的自由与解放,而是整个人类和人类社会对人,包括对人的生命,对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的自由与幸福的重视程度得到了怎样的提升。即由最初的无视到重视,由只重视部分人到重视所有人,由只重视权利的平等到重视每一个人实际的自由感与幸福度。换言之,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另一种动力,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永不休止的关心与关注,这也即是人们今天会提出“以人为本”的人性观念的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在。
历史发展当然有其特定的条件,因此条件的不同而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阶段性和渐进性。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人权会被神权所吞噬,一部分人会被另一部分人所统治,普通人的个人命运会被遮蔽在国家或集体的巨大身形下变得无足轻重。但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心和关注却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止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参与到关注自身命运的思考中来,故人们要求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一天也终会到来。无论这一过程会经历怎样的曲折,无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认识到人性、人道和人权价值的途径会如何不同,我们都可以断定,当多数历史研究者都能够开始从人性的角度看历史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有希望了,而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也就开始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了。
长期以来,由于坚持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历史观、道德观、社会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等意识层面,形成了一整套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荣与辱和美与丑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艺作品,最典型地表现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这一政治导向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大批“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因此也就规定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如此“突出”,导致了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就成了所谓“高大全”,成了思想、道德、性格和形象完美无缺的完人。因为一切必须要为政治服务,几十年来,就连表露爱情、亲情,甚至是乡情,都成了禁忌。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电视片《三峡传说》主题曲《乡恋》播出,仍旧就因为内容、曲调不合乎“无产阶级的感情”,而被禁唱禁播。直到几年后,即1983年春节晚会,为了主持人能不能用“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话筒,给家乡的父母拜年,能不能给《乡恋》一曲开禁,导演乃至中宣部领导人仍旧会紧张得心惊肉跳。(《首届春晚:中国思想解放的别样风向标——总导演黄一鹤含泪回忆解禁〈乡恋〉:“人性,需要被表达”》,《东方早报》,2009年9月26日。)
当然,由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还是逐渐遭到了摒弃,文艺创作中的“高大全”形象也渐渐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以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年)、《一个和八个》(1984年)、《芙蓉镇》(1986年)等创作公映为标志,从人性的视角来发掘或塑造银幕形象再度成为可能。随着思想越来越得到解放,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今天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善恶立辨、黑白分明的角色了。“坏人”不那么坏,“好人”不那么好,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展现故事中心人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一面,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创作的准则,以往那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是非、善恶、正邪、荣辱、美丑观,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但由此一来,人们以往对历史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也难免要受到极大的冲击。
近两年热播的演绎国共两党恩怨情仇的电视剧,就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亮剑》中的李云龙和楚云飞,《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和陈默翰,《中国兄弟连》中的袁学勇和曲连虎,《潜伏》中的余则成、李涯和吴站长,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家父子等等,都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不论是在共产党里面的人物,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他们之所以会对立、冲突,甚至会相互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加入了不同的党派,相信了不同的主义。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长有短,很难简单地用好坏来区分。就连在向共和国六十周年献礼的史诗巨片《建国大业》中,胜利的毛泽东和失败的蒋介石,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一种刘邦打败项羽的悲壮印象。更有甚者,为显示共产党人更人性,有的影片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出这样的剧情:毛泽东听说前方打了胜仗,消灭了很多敌军,不仅没有高兴,眼圈儿还红了,沉痛地说:敌军士兵也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啊。
很显然,当今的文学及影视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地想要在历史剧中展现人性,而非如过去那样从主义、阶级和党派立场来看社会、看历史。不仅如此,一时间,大有不谈人性不足以彰显艺术造诣之深刻的趋势。这样一种认识角度的突破,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最典型的就是大陆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李安执导的描写爱国女青年与汪伪特务情爱关系的电影《色·戒》,魏德圣执导的描写日据时期台湾少女与日本教师爱情故事的电影《海角七号》,和陆川执导的塑造了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军官形象的描写南京惨案的影片《南京!南京!》。这些影片的上映和观众普遍称赞的反响,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基于人性视角的创作即使面对敏感的中日关系,也大都能够通过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内地多数国民的情感“审查”。
二
出现上述情况,严格说来并不奇怪,因为,“文学即人学”,“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文艺乃至艺术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展现人的生存状态,透视人的情感生活,理解不同人所具有的感情、欲望、个性及其差异短长,崇其善、扬其美、悯其弱、痛其恶,从而使读者的心灵和情感受到触动和感动。诚如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所言,人天生有一种同情弱者,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中世纪,到资本主义,人类因为生就这样一种情怀,因而才会一步步改变其原始的动物本性,从基于生存本能的血腥杀戮、弱肉强食,一步步进化到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崇尚自由。无论今天人们生活在怎样一种社会之中,受到民族、阶级、党派怎样的影响,其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权的尊重,都日渐在超出其民族、阶级和党派的界限,形成一种只有进步人类才可能具有的善待生命的价值观。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已证实,人类成功迈入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飞跃性发展,首先就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所谓文艺复兴,就是通过文学艺术,如小说、诗歌、美术、音乐等等,来讴歌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情感。故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中世纪神权统治条件下一次对人的认识的思想解放,是一次人性解放的运动。甚至,现代(modern)一词,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正是由于发现了人,而不是神才是社会的中心,形成了以人为本的观念,认识到个人利益是构成国家、民族利益的最主要基础,对个人及其利益的尊重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正是因为人们开始关注人性、人的权利及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日心说”才会推翻“地心说”,神权才会让位于人权,才会有为争取“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体的诞生,才会有康德所谓“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人本位理念,和马克思关于人类最高理想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以人的彻底解放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
由此或可看出,中国当今多半也正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即文学艺术已经重新开始高唱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虽然今日之中国还没有可能马上普及人性意识,但这种文化现象的日渐流行必然会潜移默化地洗涤人们的灵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引领时代的潮流。
当然,在整个社会依旧通行着传统的“政治正确”原则条件下,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思想极度混沌的状态。一方面,我们上面提到的正在影响广大读者、观众悄然改变种种“大是大非”观念的文艺作品,多半都得到了官方的中共党史权威机关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称赞它们“真实”、“厚重”、“可圈可点”,“一定可以流传下来”(http://www.jsbc.com/gddt/dt/297810.shtml);另一方面,今日之中学历史课本和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仍旧延续着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说教。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各种教材中,就明确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着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是新兴的革命的力量。前者所言所行一定反动,后者所作所为一定进步。影响所及,今天仍会有不少网民激烈抨击人性观念,主张阶级斗争。
中国人对人性观念如此歧异,纯粹是政治的历史和政治的现实造成的。但无论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有过怎样的优势地位,因为它们严重背离了社会存在的现实,因此其改变也是迟早的和必然的。正如俞可平在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即不承认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使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直至进入家庭,进入工厂,进入学校”。结果是“我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被许多人遗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人们正常的情感和心理被严重扭曲。(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北京日报》,2007年9月17日。)以致改革开放后很多年,讲人道和人道主义仍然会被视为政治错误,并会受到公开批判。
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代初才开始发生改变。这是因为,当时必须要面对开放所带来的与国际通行的人权观念的交流与交锋,因此,中国官方不得不同意在报刊上正面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
只是,对外谈人权是一回事,真正为人权正名还是另一回事。这一过程又经过了十年以上的时间。直到2004年,中国的宪法中才第一次写上了“公民人权”应该受到保护的内容。
突破了这一思想禁忌之后,2005年6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首次提出了超阶级的“以人为本”的主张(《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准备期间,中国政府最终迈出了承认“人性”观念的关键一步。在公开宣传“人性”观念的基础上,中国第一次喊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唱出了“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这是共产党建国后第一次公开主张不分阶级、民族和国家,大家共同追求同一个梦想。就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开始大谈人性,并称本届奥运“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北京奥运》,《人民日报》,2008年8月18日)。
这正是为什么,“人性伟大”四个字今天竟能够唱响在依旧红旗招展的中国大地的原因所在。(据2009年9月27日google搜索记录显示,“共产党”一词检索到的中文词条量为70.5万条,“人性伟大”为362万条,“人性”为2730万条。)
三
何为“人性”,在学术上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离开社会性,能否准确说明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也有深入讨论的余地。但是,无视人性和人权的激烈的革命性改造,用毛泽东早年的话来讲,毕竟“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致和森子升兄并在法诸友信》,1920年12月1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如今,革命改造时代早已过去,官方也已逐渐抛弃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承认了人性的超阶级性质。(这实际上突破了毛泽东关于“人性”和“爱”的观点,参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54、871~872页。)社会各界围绕着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如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共识。(林喆《人性论、人道主义与人权研究》,《法学家》,2006年第6期。)
自古以来,文、史原本就是一家。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探求,只不过文学作品靠的是建立在美学、语言和人类既往经验基础上的丰富想象,而历史学则是通过对既往事件发生发展原因及经过的发掘与评判来展现其意义。如果说“文学即人学”,那么,历史研究更是直接以人为研究对象。如果说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必定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话,那么,任何一位缺少人道主义情怀的历史学者,在当今要想在历史研究中取得骄人的成绩,也一定是不可能的。
研究历史需要有人性视角,这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就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问题以外,恩格斯也坦言,人类对平等理想的追求,根本上就是由人性(“人的共性特性”)引发出来的。(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5页。)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干脆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人性观点,并要基于人性的观念来做研究。他说:“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们全部思维的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最终决定把什么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以及怎样理解他所确实接受了的东西。”(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历史本身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包括不同人、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民族、阶级和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区别。这些注定了后人对历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多角度、多侧面,甚至是要从多层面入手的。这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增加人性视角,就认识层面上来看,不过是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增加一个重要的选项而已。它当然会丰富我们对历史复杂性、多样性和整体性的认识。
比如,由于科学的过度发展,原本是以复合的有机体整体运行的历史如今被人为地碎片化了。太过注重技术手段和学科分类的倾向,把复杂的历史有机体切割、剥离,使我们几乎忘记了历史其实是一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显然,如果我们能够较多地注意到历史的主体人和人的共性,我们也许能够摆脱目前流行的这种弥漫着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的尸体解剖式的研究方法,更容易“还原”人的思想、活动及其过程,更容易了解人发生这种或那种思想与活动的原因,从而更容易使我们的研究贴近我们研究的对象,即人类历史的主体——那些曾经也一样活生生的人。
又比如,传统的革命史观,着眼于政治的是非,往往只见阶级不见人;新近的现代化史观着眼于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又往往见物不见人;流行的阶级史观或民族国家史观,着眼于某个阶级、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与命运,往往只见自己不见他人。从人性视角看历史,显然能够较好地弥补这类史观的局限性。因为,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既然人有共同的特性,那么,研究历史就不仅需要注意到那些表面的不同,如地主和农民、精英和民众、敌人和友人、外族和国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还必须要注意到他们作为人的共性之所在,并基于对人类共性的理解,透过不同研究对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真切地了解历史中人的情感及意图所在,避免作出过于武断和片面的判断。
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例。毛母文氏之爱毛泽东,与蒋母王氏之爱蒋介石,显然分不出高低贵贱。毛泽东爱其母,与蒋介石爱其母,与他们的党派立场和阶级倾向恐怕也扯不上多少关系。舐犊之情、爱子之心,连动物都有,但趋利避害,也是一般动物之本性。何况蒋介石对苏俄及共产党恐惧痛恨几深入骨髓。如果按照传统的阶级性观念看问题,蒋介石儿子蒋经国在苏联加入共青团,历经阶级教育和革命历练,并公开发表文章揭露父亲虐待母亲,谴责其背叛革命,宣布与蒋断绝了父子关系,蒋自应将其拒之门外。然而蒋却不顾儿子忤逆不孝之举而坚信亲情感化之力,坚持争取儿子回国达十年之久。蒋经国回国后亦在蒋的诱导教训之下迅速转变,最终接班掌权。此亦足以说明,和阶级观念相比,人性之作用大矣。不了解这种情况,要想真正读懂历史,实无可能。
四
但是,历史研究者需要讲人性、重人权、倡人道,却并不简单是因为它能够在认识方法上提供怎样的研究便利,而是因为舍此则断难达成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
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在求真,即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一般而言,对于某些历史片断简单求真并不难。在各种史料相对完整的情况下,要想通过文字重建某一事件的基本史实,就算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爱好者,也可以实现。今天网上有许多军事史的爱好者,都没有专业的背景,然而,他们因为肯下功夫,因此弄清了许多部队的历史沿革过程,甚至弄清楚了不少战役的具体经过,就是一例。
历史研究之难,说到底是难在两点。一是难在历史的悟性,或曰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力上,即能否真正读懂古人的想法,比较准确地说明古人所言所行的复杂动机和目的;二是难在有一双慧眼,知道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中和数不胜数的历史谜团当中,找出值得研究和确有研究意义的问题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触动读者的内心,能够启发读者去思考,从而能够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步。
要读懂古人之所以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情境差异的问题。今人和古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今人和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文化鸿沟。不必说史料上的欠缺,仅仅一个语言文字的差异,就使得文献解读困难重重。要沟通两者,就好比让一个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过、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外国译者来翻译中国的古代小说《红楼梦》,不要说译出原著的文字风格和作者的思想情感来,就是要想把意思译准确,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让自己有一双慧眼之所以难,却多半是一个现实关怀的问题。历史驳杂繁芜,万象纷呈,容不得我辈一一考察辨析。当今历史研究碎片化之危险,就在于它会把研究者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无数与历史发展主线无关,因而也与今人关心的种种问题无关的琐碎史事之中。历史研究不是不可以细化和微观化,问题是历史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一颗“社会的良心”,即他首先应该有现实关怀,有大的问题意识,历史细节和微观的研究理当有助于解答这种大问题,有助于今人理解今日如何来和明日当如何行。
据说,作家毕淑敏打过一个比喻,说社会就好比一列火车,大众是乘客,政治家是司机,自然科学家是技术工,他们的任务就是将载着乘客的列车开到目的地,而人文学者就好比是列车上的观察员。人文学者的任务是观察,除了要看看列车前方可能出现的情况外,最主要是关注车厢内乘客的安全与舒适情况。他们对列车是否能够到达目的地不产生影响,他们的作用是监督乘客乘车的舒适与否,保证乘客的乘车质量。(转见王志耕《从“文史不分家”说起》,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999)
其实,这样的比喻很不恰当。不仅所谓的“大众”是分层的和有不同利益需求的,政治家尤其是追逐权力和利益而四分五裂的。控制了驾驶室的政治家们固然可以主导列车的走向,但维护既得利益的强烈欲望与需要,必定会促使他们无视乘客中众多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群体的愿望,甚至可能不顾最适合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让列车永远在他们所希望的轨道上无休止地跑下去,哪怕最后会车毁人亡。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家当然起不到任何作用。重要的是毕淑敏也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她不知道,列车运行不是没有危险的,不仅司机的作为必须要受到监督和规范,而且列车运行的大方向也必须要有调度室预先设定的干预机制随时给予干预,以防止休谟所说的那种“无赖”行为出现引发灾难性后果。(大卫·休谟认为,在进行权力机构的体制设计时,必须紧紧盯着人性的弱点,确保从制度上对可能存在的“无赖”进行严格的防范。)这一切监督、规范和干预机制的设定,都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任务,而且不仅仅是人文学者,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教育学家,统统都应该起到这种监督和干预的作用。他们不起作用,社会正常运行的干预规范的机制,即从宪法到各种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没有可能。人文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在这里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我们过去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什么会那样走,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为什么必须要有所改变或修正?而没有这样的研究和对过去历史中是非善恶真相的揭示,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无法找到准确的事实依据对制定各种规范和干预机制提供正确的意见。
历史研究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且也不是随便研究点什么就有意义。历史研究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和作用,历史学者本身必须要有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要有大的问题意识,至为关键。而当今时代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不是单纯的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甚至也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族群的自由与解放,而是整个人类和人类社会对人,包括对人的生命,对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的自由与幸福的重视程度得到了怎样的提升。即由最初的无视到重视,由只重视部分人到重视所有人,由只重视权利的平等到重视每一个人实际的自由感与幸福度。换言之,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另一种动力,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永不休止的关心与关注,这也即是人们今天会提出“以人为本”的人性观念的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在。
历史发展当然有其特定的条件,因此条件的不同而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阶段性和渐进性。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人权会被神权所吞噬,一部分人会被另一部分人所统治,普通人的个人命运会被遮蔽在国家或集体的巨大身形下变得无足轻重。但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心和关注却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止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参与到关注自身命运的思考中来,故人们要求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一天也终会到来。无论这一过程会经历怎样的曲折,无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认识到人性、人道和人权价值的途径会如何不同,我们都可以断定,当多数历史研究者都能够开始从人性的角度看历史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有希望了,而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也就开始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