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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我国古代公文中文人个性的具体表现，讨论文如其人中文与人的关系，并通过对具体例子的分析研究阐述自己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公文中文人个性的成因，对不同的个性类别加以列举。
关键词： 古代公文 文人个性 文化环境
在现今对公文写作的认识中，我们经常把公文写作看作一种追求严密思维逻辑的工具，较少去关注公文本身的文学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古代公文写作者与文学作品作者的合一，古代公文的审美价值不亚于文学作品。从普遍性认识来看，公文写作也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因此，公文也具有其他社会性行为与创造性行为的本质属性上的共同点——赋予审美特性、包含审美追求。
在古代众多公文中，虽不是所有公文都具有文学性质，但在流传千古的不少名篇佳作中，或陈情或说理，体现了极高的写作水平，表达了作者的志向，这种个性特色在公文中的体现也成为古代公文区别于当今的一大特点。
一、公文中文人个性存在的表现
古代上行文或者是下行文，向上呈情于皇帝，向下敕戒州部，诏告百官，制施赦命，册封王侯，历朝历代均没有严谨的公文写作要求与处理流程，公文相关工作多为个人承担，更不用说地方上公文行文多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见，因此，古代公文的的个人色彩浓厚，文人的风骨特质也可以从中有一定的了解。
第一，从外在气质上看，古代传统文人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大多是：儒雅、温和、朴素、平和等。从众多文人画中我们看到，文人们大都白衣青帽，或扶杖信步于竹林山溪之旁；或临窗苦读诗书；或臥听山林之风；或执剑与河山游等等。
第二，从思想特征上看，我国古代文人尊崇一定的价值体系与哲学理论，探索人生的意义，探索生命对社会、宇宙的价值，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关怀的体贴和追求等特点在古代公文中有所体现。儒家提倡“安贫乐道”，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
第三，从言志情怀上看，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公文在体现文人志向方面都很好地表现出来，虽然和文学作品比起来，公文的表现方法不如文学作品多样化，但是在陈情或者说理的过程中，对围绕分析的主要问题的价值判断常常能体现出公文作者的志向。
士谈书论诗，听琴赏月，谈论政事，心忧家国，因此，古代公文中包含了文人的思想特质等内涵，不仅仅具有社会作用，更能给阅读者带去审美愉悦，便具有了区别于现今的特殊性，也就有了分析研究的价值。
二、文如其人——“文”与“人”的关系
常言道文如其人，在中国古代文学范畴中讨论的是文章与人品的关系，这两者是否有对应性受制于许多因素，断然言之，十分牵强[1]，这是讨论的文如其人便仅限于文章与文人个性的关系，个性与人品不同，后者取决于作者在作品中是否真实表达了内心以及是否故意美化等，但个性的体现往往是非意识的，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个性特色在作品中无法隐藏无法任意改变。钱钟书先生说“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
诸葛亮《出师表》中说：“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他以臣子的态度劝勉刘禅励精图治，态度诚恳；魏征政治生涯的疏体文书，其内容多为探讨国事和劝勉太宗，对太宗直言进谏，言辞直接，目的明确。魏征在贞观十一年和贞观十二年分别上疏《谏太宗十思疏》和，两篇文章引经据典劝勉太宗居安思危，特别是在《十渐不克终疏》中直接指出太宗当下的不当之举：“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堕，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等，并且在细数太宗不当之举后，恳请皇帝能够回复贞观初年的心态，避免功亏一篑的憾事。
由此看来，诸葛亮与魏征的公文表现出了风格上差异，诸葛亮的文风诚恳，魏征的文风直接，把这种差异从文如其人的观点上理解，诸葛亮是法家政治家，军事家，他谨慎，事躬亲，头脑清醒，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敢冒进；魏征虽在皇权斗争中摸爬滚打但不改其耿直心性，他胆识过人，性直不屈，果敢直接。再比较其他著名公文大家的文章，他们的公文风格与自身的个性特点有直接联系，个性不同，公文的风格也不会有相似性，因人而异的写作风格造就了我国古代公文独有的艺术性。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历代公文大家常常在文学领域里的也取得极大的成就，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实际情况，即文学作品和公文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作者在写作时没有意识主动隐藏个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承担公文写作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出众的文学家，也只有出自于大家手中的公文才会成为佳作流传千古，因此，在对我国古代公文进行分析时所选取的公文材料其实都有很明显的特点，写作者的个性也是构成公文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形成古代公文“文如其人”特点的原因
任何写作都是在某些目的的指导下进行的，公文其政治性决定了其更是如此。具体的公务活动决定公文的内容写什么；公文面向的读者决定公文的作者怎样写。因此，为了现实写作目的，公文的写作者必须使文章条理清晰，逻辑合理，并且代表了一定阶级的意志与要求，使读者群体能够接受文中的观点。无论是现今公文或是古代公文都脱离不了写作目的的约束，所以公文的实用性是公文首先应该满足的方面，然而都是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公文和古代公文，为什么古代公文中能够体现极强的艺术魅力，体现“文如其人”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古代公文与非公文的界限模糊[2]
公文内容格式规范化的提法是针对现代公文来说的，也是人们对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认识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古代并没有对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理论上的划分，我们称《出师表》、《朋党论》等为古代公文也是现代学者按照当今文体理论对此类文章的归类划分。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分成四大类，并指出它们在写作上的不同要求：“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中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对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六科分别加以定义，溯其历史，究其根源，并探讨了各自的写作特点和风格。上述两本文学理论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对文体进行思索划分，但并未触及到根本，文学和非文学的根本区别没有划分出来，因此，当下对古代公文的研究是以今日之标准适用于古代文章，古代公文大家在创作时没有意识主动区分公文与非公文，比较而言，古代公文仅仅是在内容严谨、语言正式、重点突出等方面与文学作品有区别，但没有关于格式规范化的要求。
综上而言，古代公文与非公文之间界限模糊，首先从客观上说，古代对文体性质没有做出本质的区分，没有公文写作的客观统一标准；第二是从主观上说，公文大家也没有意识从写作的角度加以区分，所以，公文非公文的混用导致了写作者在公文写作中流露出个人态度倾向情感。
（二）古代文化环境主导下特殊的取才机制
我国古代人才选拔的方式方法与现代不同，汉代举孝廉，唐朝兴科举，虽然考察重点不同，但是都遵循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国古代的文化环境把文章好坏作为评价“才”的重要标准，对比古代西方的取才机制，例如作为同一时代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苏格拉底，孔子主张仁义，内修身，传授知识，仁者爱人，苏格拉底爱好辩论，讲求辩证思维，在争论中拓展思路，碰撞想法，孔子之后的孟子等人延续了孔子的思想理念，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则在逻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有所突破，不拘泥于前人的思想架构。
因此，東西方文化环境的不同也使得对何为人才的定义产生不同，我国古代文化中自然科学，逻辑理性等因素一直未成为主流，即是在数学、物理、医学等方面的创新也只是增添了我国科学领域的成就，并未融入文化和意识形态。
儒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及其深远，人才选拔评价机制内化儒家思想，注重德行文学素养方面，因此，作为国家官职系统中的一员，公文写作者出身于人才选拔系统，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儒家思想，士大夫以天下之治为己任，个性鲜明，文学性思维促使公文写作者没有主动注意公文和非公文的意识。
（三）儒家思想对政治理念的塑造
儒家思想本身特点是重伦理道德，尤其重个人道德的构建，相对应的，中国古代政治的平衡是脆弱的，是圣君贤相决定的，其治也忽焉，其败也忽焉，儒家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中发展，与政治相互作用，提倡入世、至善，用道义和思想促使人才为国计民生考虑，把天下事当做可以为之奉献的目标，儒家思想的重点在于“人”，中国古代的政治没有产生出形式民主，没有产生一种付诸实践的政治思路，也没有形成充分的制服制约力，重心也是“人”，因此，制度的缺失导致人的作用被放大，儒家确立君权神授原则的基础上提倡民本思想，把民众纳入政治系统中，理想的君民关系和政治模式是君主和民众共同治理，达到盛世。
这一思想背景下，没有强制制度束缚的政治氛围为公文大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儒家思想提倡的积极入世在理念上给了写作者表达个人政治观点的欲望，在对上呈中书直达皇帝的公文中便会出现个性色彩鲜明的公文；在对下指示或平级交流中也自然能够客观与主观结合，陈情说理的同时融入个性色彩。
（四）小农经济对行政效率要求不高
小农经济在我国古代历史悠久，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是，小农经济自始至终都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儒家思想和上位者所提倡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小农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历史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稳定性，诚然，小农经济是契合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利用稳固统治阶级的地位，保持生产方式的稳定。因此，小农经济下的生产力大多是不流动的，是稳定的，导致了人们较慢的日常生活节奏。小农经济不要求社会以高效方式运转，而是秉承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走向，政治方向制约经济发展，在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经济缓慢发展对行政的效率需求也及其缓慢。从这个方面来说，古代公文没有形成统一高效的固定格式也是可以理解的，公文写作承担者未曾受到效率的压力，自然不会主观能动地去创造格式，而是以内心所想下笔成文。
四、总结
公文大家不同的个性形成了古代公文不同的特点。
例如，深沉稳健类，包括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的公文作品数量最多，对我国公文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欧阳修全集》中收录了近千篇古代公文文体的作品，涉及到政治经济、科举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翻读欧阳修的公文，能从中体会到其前后连贯的改革思想，观念想法。欧阳修沉稳的气质与其入仕四十余年的政治经历是分不开的，四十年的朝局浸染中，欧阳修革新吏治，宽简爱民；务本兴农，与商共利；举荐贤能，改革科举；改变兵弊，积极防御，对社会重大问题提出见解与方案，欧阳修的政治背景和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公文文风，其公文中也明显反映出他和善沉稳的文人气质。在上奏公文《朋党论》中，欧阳修逻辑严密，语言诚恳，“所守者道义，所行这忠义；所好者禄利，所行者财货”，澄清朋党之所，诚恳地希望君王能辨别真伪，权衡是非，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以达到“天下治”的目的。质朴率真类，诸葛亮作《出师表》，全文从天下三分之势开始至规劝幼主刘禅励精图治结束，言语流畅，句句都流露出对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情，情理结合，在北伐的前夕向刘禅交代家国大师，嘱托可用之人，劝勉刘禅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严谨慎重类，具有这类文人气质的是公文大家司马光，宋朝开始，札子成为公文专用文体之一，司马光的札子内容广泛，上至皇室，下至普通百姓，均有涉及，司马光对公文的态度和当今相类似，司马光作了《书仪》《家范》等文章，“书仪”顾名思义就是各种书文的标准文体。《书仪》中主要讲各种公文、表奏以及私书家书的格式。司马光在公文写作中秉持实用主义，将儒家等级规范引入日常生活中，实现教化的目的，把公文写作看做是一种严肃的行为，司马光的公文内容大多脉络清晰，逻辑严谨，例证严肃，这与他个人严谨务实，反对浮华，克己守礼的文化人格是分不开的。
公文大家因其个性经历的相同或不同形成类似或差异的文风、特点，形成文如其人的特色，是古代公文与现今公文的最主要的区别，也使得我国古代公文具有了和文学性作品同样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蒋寅.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J].求是学刊，2001（6）.
[2]胡元德.古代公文文学品性的发生机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关键词： 古代公文 文人个性 文化环境
在现今对公文写作的认识中，我们经常把公文写作看作一种追求严密思维逻辑的工具，较少去关注公文本身的文学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古代公文写作者与文学作品作者的合一，古代公文的审美价值不亚于文学作品。从普遍性认识来看，公文写作也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因此，公文也具有其他社会性行为与创造性行为的本质属性上的共同点——赋予审美特性、包含审美追求。
在古代众多公文中，虽不是所有公文都具有文学性质，但在流传千古的不少名篇佳作中，或陈情或说理，体现了极高的写作水平，表达了作者的志向，这种个性特色在公文中的体现也成为古代公文区别于当今的一大特点。
一、公文中文人个性存在的表现
古代上行文或者是下行文，向上呈情于皇帝，向下敕戒州部，诏告百官，制施赦命，册封王侯，历朝历代均没有严谨的公文写作要求与处理流程，公文相关工作多为个人承担，更不用说地方上公文行文多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见，因此，古代公文的的个人色彩浓厚，文人的风骨特质也可以从中有一定的了解。
第一，从外在气质上看，古代传统文人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大多是：儒雅、温和、朴素、平和等。从众多文人画中我们看到，文人们大都白衣青帽，或扶杖信步于竹林山溪之旁；或临窗苦读诗书；或臥听山林之风；或执剑与河山游等等。
第二，从思想特征上看，我国古代文人尊崇一定的价值体系与哲学理论，探索人生的意义，探索生命对社会、宇宙的价值，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关怀的体贴和追求等特点在古代公文中有所体现。儒家提倡“安贫乐道”，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
第三，从言志情怀上看，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公文在体现文人志向方面都很好地表现出来，虽然和文学作品比起来，公文的表现方法不如文学作品多样化，但是在陈情或者说理的过程中，对围绕分析的主要问题的价值判断常常能体现出公文作者的志向。
士谈书论诗，听琴赏月，谈论政事，心忧家国，因此，古代公文中包含了文人的思想特质等内涵，不仅仅具有社会作用，更能给阅读者带去审美愉悦，便具有了区别于现今的特殊性，也就有了分析研究的价值。
二、文如其人——“文”与“人”的关系
常言道文如其人，在中国古代文学范畴中讨论的是文章与人品的关系，这两者是否有对应性受制于许多因素，断然言之，十分牵强[1]，这是讨论的文如其人便仅限于文章与文人个性的关系，个性与人品不同，后者取决于作者在作品中是否真实表达了内心以及是否故意美化等，但个性的体现往往是非意识的，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个性特色在作品中无法隐藏无法任意改变。钱钟书先生说“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
诸葛亮《出师表》中说：“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他以臣子的态度劝勉刘禅励精图治，态度诚恳；魏征政治生涯的疏体文书，其内容多为探讨国事和劝勉太宗，对太宗直言进谏，言辞直接，目的明确。魏征在贞观十一年和贞观十二年分别上疏《谏太宗十思疏》和，两篇文章引经据典劝勉太宗居安思危，特别是在《十渐不克终疏》中直接指出太宗当下的不当之举：“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堕，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等，并且在细数太宗不当之举后，恳请皇帝能够回复贞观初年的心态，避免功亏一篑的憾事。
由此看来，诸葛亮与魏征的公文表现出了风格上差异，诸葛亮的文风诚恳，魏征的文风直接，把这种差异从文如其人的观点上理解，诸葛亮是法家政治家，军事家，他谨慎，事躬亲，头脑清醒，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敢冒进；魏征虽在皇权斗争中摸爬滚打但不改其耿直心性，他胆识过人，性直不屈，果敢直接。再比较其他著名公文大家的文章，他们的公文风格与自身的个性特点有直接联系，个性不同，公文的风格也不会有相似性，因人而异的写作风格造就了我国古代公文独有的艺术性。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历代公文大家常常在文学领域里的也取得极大的成就，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实际情况，即文学作品和公文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作者在写作时没有意识主动隐藏个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承担公文写作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出众的文学家，也只有出自于大家手中的公文才会成为佳作流传千古，因此，在对我国古代公文进行分析时所选取的公文材料其实都有很明显的特点，写作者的个性也是构成公文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形成古代公文“文如其人”特点的原因
任何写作都是在某些目的的指导下进行的，公文其政治性决定了其更是如此。具体的公务活动决定公文的内容写什么；公文面向的读者决定公文的作者怎样写。因此，为了现实写作目的，公文的写作者必须使文章条理清晰，逻辑合理，并且代表了一定阶级的意志与要求，使读者群体能够接受文中的观点。无论是现今公文或是古代公文都脱离不了写作目的的约束，所以公文的实用性是公文首先应该满足的方面，然而都是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公文和古代公文，为什么古代公文中能够体现极强的艺术魅力，体现“文如其人”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古代公文与非公文的界限模糊[2]
公文内容格式规范化的提法是针对现代公文来说的，也是人们对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认识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古代并没有对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理论上的划分，我们称《出师表》、《朋党论》等为古代公文也是现代学者按照当今文体理论对此类文章的归类划分。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分成四大类，并指出它们在写作上的不同要求：“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中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对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六科分别加以定义，溯其历史，究其根源，并探讨了各自的写作特点和风格。上述两本文学理论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对文体进行思索划分，但并未触及到根本，文学和非文学的根本区别没有划分出来，因此，当下对古代公文的研究是以今日之标准适用于古代文章，古代公文大家在创作时没有意识主动区分公文与非公文，比较而言，古代公文仅仅是在内容严谨、语言正式、重点突出等方面与文学作品有区别，但没有关于格式规范化的要求。
综上而言，古代公文与非公文之间界限模糊，首先从客观上说，古代对文体性质没有做出本质的区分，没有公文写作的客观统一标准；第二是从主观上说，公文大家也没有意识从写作的角度加以区分，所以，公文非公文的混用导致了写作者在公文写作中流露出个人态度倾向情感。
（二）古代文化环境主导下特殊的取才机制
我国古代人才选拔的方式方法与现代不同，汉代举孝廉，唐朝兴科举，虽然考察重点不同，但是都遵循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国古代的文化环境把文章好坏作为评价“才”的重要标准，对比古代西方的取才机制，例如作为同一时代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苏格拉底，孔子主张仁义，内修身，传授知识，仁者爱人，苏格拉底爱好辩论，讲求辩证思维，在争论中拓展思路，碰撞想法，孔子之后的孟子等人延续了孔子的思想理念，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则在逻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有所突破，不拘泥于前人的思想架构。
因此，東西方文化环境的不同也使得对何为人才的定义产生不同，我国古代文化中自然科学，逻辑理性等因素一直未成为主流，即是在数学、物理、医学等方面的创新也只是增添了我国科学领域的成就，并未融入文化和意识形态。
儒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及其深远，人才选拔评价机制内化儒家思想，注重德行文学素养方面，因此，作为国家官职系统中的一员，公文写作者出身于人才选拔系统，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儒家思想，士大夫以天下之治为己任，个性鲜明，文学性思维促使公文写作者没有主动注意公文和非公文的意识。
（三）儒家思想对政治理念的塑造
儒家思想本身特点是重伦理道德，尤其重个人道德的构建，相对应的，中国古代政治的平衡是脆弱的，是圣君贤相决定的，其治也忽焉，其败也忽焉，儒家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中发展，与政治相互作用，提倡入世、至善，用道义和思想促使人才为国计民生考虑，把天下事当做可以为之奉献的目标，儒家思想的重点在于“人”，中国古代的政治没有产生出形式民主，没有产生一种付诸实践的政治思路，也没有形成充分的制服制约力，重心也是“人”，因此，制度的缺失导致人的作用被放大，儒家确立君权神授原则的基础上提倡民本思想，把民众纳入政治系统中，理想的君民关系和政治模式是君主和民众共同治理，达到盛世。
这一思想背景下，没有强制制度束缚的政治氛围为公文大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儒家思想提倡的积极入世在理念上给了写作者表达个人政治观点的欲望，在对上呈中书直达皇帝的公文中便会出现个性色彩鲜明的公文；在对下指示或平级交流中也自然能够客观与主观结合，陈情说理的同时融入个性色彩。
（四）小农经济对行政效率要求不高
小农经济在我国古代历史悠久，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是，小农经济自始至终都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儒家思想和上位者所提倡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小农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历史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稳定性，诚然，小农经济是契合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利用稳固统治阶级的地位，保持生产方式的稳定。因此，小农经济下的生产力大多是不流动的，是稳定的，导致了人们较慢的日常生活节奏。小农经济不要求社会以高效方式运转，而是秉承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走向，政治方向制约经济发展，在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经济缓慢发展对行政的效率需求也及其缓慢。从这个方面来说，古代公文没有形成统一高效的固定格式也是可以理解的，公文写作承担者未曾受到效率的压力，自然不会主观能动地去创造格式，而是以内心所想下笔成文。
四、总结
公文大家不同的个性形成了古代公文不同的特点。
例如，深沉稳健类，包括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的公文作品数量最多，对我国公文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欧阳修全集》中收录了近千篇古代公文文体的作品，涉及到政治经济、科举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翻读欧阳修的公文，能从中体会到其前后连贯的改革思想，观念想法。欧阳修沉稳的气质与其入仕四十余年的政治经历是分不开的，四十年的朝局浸染中，欧阳修革新吏治，宽简爱民；务本兴农，与商共利；举荐贤能，改革科举；改变兵弊，积极防御，对社会重大问题提出见解与方案，欧阳修的政治背景和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公文文风，其公文中也明显反映出他和善沉稳的文人气质。在上奏公文《朋党论》中，欧阳修逻辑严密，语言诚恳，“所守者道义，所行这忠义；所好者禄利，所行者财货”，澄清朋党之所，诚恳地希望君王能辨别真伪，权衡是非，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以达到“天下治”的目的。质朴率真类，诸葛亮作《出师表》，全文从天下三分之势开始至规劝幼主刘禅励精图治结束，言语流畅，句句都流露出对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情，情理结合，在北伐的前夕向刘禅交代家国大师，嘱托可用之人，劝勉刘禅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严谨慎重类，具有这类文人气质的是公文大家司马光，宋朝开始，札子成为公文专用文体之一，司马光的札子内容广泛，上至皇室，下至普通百姓，均有涉及，司马光对公文的态度和当今相类似，司马光作了《书仪》《家范》等文章，“书仪”顾名思义就是各种书文的标准文体。《书仪》中主要讲各种公文、表奏以及私书家书的格式。司马光在公文写作中秉持实用主义，将儒家等级规范引入日常生活中，实现教化的目的，把公文写作看做是一种严肃的行为，司马光的公文内容大多脉络清晰，逻辑严谨，例证严肃，这与他个人严谨务实，反对浮华，克己守礼的文化人格是分不开的。
公文大家因其个性经历的相同或不同形成类似或差异的文风、特点，形成文如其人的特色，是古代公文与现今公文的最主要的区别，也使得我国古代公文具有了和文学性作品同样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蒋寅.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J].求是学刊，2001（6）.
[2]胡元德.古代公文文学品性的发生机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