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不仅是一种学术事业,而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在大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将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也必将发扬光大。
　　关键词:陶德麟;治学;严谨的学风;科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9-0133-03
　　陶德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著名的大学校长,是一位优秀的典型的“双肩挑干部”。今年适逢他八十华诞,谈谈他在我心中的印象,以示庆贺。
　　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已在60年上下,但前30年,由于地域的距离,我虽知其名,却并未谋面。我们的交往是近30年的事情。我认识他大致是在1982年我被邀请参加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哲学卷的会议上,但我们不在一个编写组,接触不多。1984年他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哲学组成员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组成员,我们的接触就多起来了,以后十来年中至少每年要开两次会,而且会期比较长,这样接触就比较多了。特别是1985-1993年这几年间,我们都参加了由当时8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承担的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研究”,这是国家教委的委托项目,第二年又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成员之间的观点有不少分歧,发生了不少争论,但在若干问题上也取得了共识,例如,大家都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大家都同意哲学体系及其内容的改造,必须以时代的性质、形势及其发展为基础。根据这个原则,我们首先开展了一系列考察调研活动:访问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天津经济开发区、四川成都平原和边远山区,以了解社会主义建设情况;访问香港和澳门,以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与有关学术机构召开马克思主义哲學与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等专题会议,课题组内部也进行了多次讨论。有一次课题组内部的研讨会就是在武汉大学和陶德麟教授的支持下,由武大哲学系承办的。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课题组内部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在基本肯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前提下根据时代发展提供的新情况和新观点,合理改造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内容;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对原体系动大手术,以完全崭新的体系来取代原体系。经过反复探索和讨论,最终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在基本肯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完成的。
　　主要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会议中,我聆听了陶德麟教授的几十次、上百次发言。他的发言的内容不外两种,一种是关于评定学位授予权、评审科研项目以及其他工作问题的讨论,一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论观点以及其他理论问题的讨论。不论是关于哪一种问题的讨论,他发言不多,但态度认真,言必中肯。他总是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娓娓道来,但他的发言并不冗长,往往是言简意赅,观点鲜明,论证缜密,结论令人信服。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他的言谈在我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印象,这种印象也许可以叫做严谨的学者风度和科学精神。据我的了解,这也是陶德麟教授的为人处世的品格和文字风格。关于他的为人处世的品格我了解的不具体,暂不作具体说明。至于他的文字风格,有《陶德麟文集》在,可资佐证。关于他的语言风格我有一些记录可供参考。我疏于记录,对于许多重要会议我都记得十分简略。但在我的笔记本中我毕竟找到了几条陶德麟教授的发言的简略记录,虽不完整,亦足以看出他的基本思想和语言风格。下面我想根据《文集》和我的简略的记录,就以下几个问题谈谈陶德麟教授的严谨的学者风度和科学精神。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大家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根本的属性,二者互相蕴涵,不可分割,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争论很多,至今未止的问题。在有的学者看来,建国后前30年在中国流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实践性,甚至不懂实践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的意义。他们不承认哲学可以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门科学。其实前30年的问题并不在于忽视实践性,倒是有时过分强调实践性而忽视了科学性,忽视了以科学思想指导实践,导致唯心主义猖狂,形而上学横行。《文集》中有不少文章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并非意味着在诸多的哲学流派中增加了一个流派,而是标志着哲学史和整个认识史的一场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性质、功能都与以往的哲学根本不同。它第一次为人类提供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辟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道路”①。
　　陶德麟教授谈论这个重要问题时的特点,不但在于特别强调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而且在于对这种统一的分析和论证。他在作出这一判断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中,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从时代背景和产生过程具体分析了这个“统一”是如何出现的,又仔细分析这个“统一”所蕴涵的几项具体内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阶级性与人类性的统一”、“原则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②。据我所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或学术性与革命性或实践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中最难理解的问题之一,我相信陶德麟教授的这番论证对反对者会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这篇论文也颇能体现他的一贯的学术道路和学术风格。他在各种学术会议中,也经常强调对原理的具体分析和论证。我曾经记录他说现在的哲学教科书中许多概念不明确,常常含糊其词,甚至把悖论当真理来说。其实,模糊数学的语言不模糊,而是十分精确的。
　　第二,关于哲学党性原则。从陶德麟教授对哲学党性原则问题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的学术风格。哲学党性原则是列宁提出来的,由于许多人把党性了解为政党的党性或党员的党性,引起许多误解,所以今天人们已不大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列宁所说的哲学党性并不是政党的党性,而是哲学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性质,俄文партцйностъ译为派别性也许更好。但问题主要不在这里,而在于即使那些对哲学党性概念的内涵有正确理解的学者,由于受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的论断的误导,把哲学史上存在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学说简单化,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片面化和绝对化,从而严重歪曲了哲学史的真实历程。这种情况也导致我国多数学者长期以来回避谈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似乎它们之间的区别没有什么意义。对这个问题,陶德麟教授作过专门论述,最后说:“我们对唯心主义的整个路线当然是要作斗争的,但这种斗争不能采取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要进行辩证的具体的分析。”③
　　陶德麟教授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也多次表达了这种态度。例如,1996年在圆明园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党性原则是正确的,但过去的理解是片面的。哲学史上唯物唯心的对垒并不是很明确的。人们都承认马列以前的西方唯心主义还有合理之处,而马列之后的西方哲学似乎毫无是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我当时很赞同他的观点,认为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是公允的。
　　第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评价。这是近30年来争论最大的哲学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足以充分看出陶德麟教授的一贯的学术道路和学术风格。
　　大家知道,这个名称和这个体系是上世纪30年代初形成的。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比较常见的名称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后来才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名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和名称是苏联建国后经过苏联哲学家们十几年的酝酿、研究、讨论等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论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个体系出现后不久就传到中国,很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逐渐成为普遍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近30年来,这个体系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都受到质疑与挑战。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其合理性受到质疑是一种正常现象,但质疑它的合理性的根据则是难以成立的。陶德麟教授对这种质疑的看法和态度,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也颇能体现他一贯的学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