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1年,黄济恩师80寿辰的时候,我写了下面几个字:“参天地寻真理以诚造就道德文章,撷英华惠后生由宽培育人格学问。”我的国学实在粗浅,只能用这句不对仗的话来表达对于先生的人生之气象的理解,我觉得,“诚”是先生人生之精髓。
记得1986年读研究生期间,到北京访学,拜谒先生,那时的我懵头懵脑,完全是一个乡下后生,憨直傻勇,向先生去请教论文中的问题。先生耐心解答之后,又把我领到楼上的王策三先生那里。我们一起谈完之后,两位恩师又送我下楼。我至今还记得先生穿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衣,明而无华,先生转身时刻身上自然显露的温厚、澄明、豁然、从容,给予我无穷的回味。
1990年考博士之前,我给先生写了一封幼稚的信,讲自己对于教育哲学的热爱,说要拜在先生门下学习。先生的回信,对我这个基础教育先天不足(1968-1977年间接受的中小学教育),又没有本科学习经历的乡下学生来说,是多么大的鼓励啊!临考前一天,到了北京,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下招待所,给先生打电话说我来考试了,没想到,就几分钟,先生到招待所来看我。考完后,先生把我们参加考试的8位学生请到家里吃饭,席间,他说,他最多能招收两个博士生,所以很歉疚。先生之诚,可见一斑。
跟随先生读书之后,耳濡目染渐渐增多,对于先生的人格气象开始有了了解。记得在一次高校教师高级进修班的课程里,先生讲“诚”,说“诚”是天地之本然,人生致诚是人之本性的实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中国哲学中,“诚”是统摄性的,具有本体论的高度。我那时感兴趣的是西方哲学的解释学,对于中国哲学因一窍不通而不感兴趣,但是却记住了这个“诚”,对“诚”的知识若有所悟。我那时对生活本体论感兴趣,“诚”也许是以人生的真实无妄的态度建立与世界的本然关系。同时,“诚”也引发了我对先生的学问人格的理解,更确切地说,这个“诚”的知识突然使我觉得先生治学做人的生命之操守就是一个字:“诚”。“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
先生的道德人格表现了一个“诚”字。这个“诚”凝结了先生的宽厚、仁慈、质朴、豁达、真挚。“致诚则众德自备”。先生的自然纯朴源于对于诚的追求,他的仁、义、爱等德行,皆源于“诚”,以“诚”为基础。先生的道德人格不是刻意修炼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像水一样自然流畅,像阳光中的花朵一般从容绽放。我理解,这样的道德人格一定是在“诚”的引导之中的,因为道德不是表现或渲染,它一定是静静地生长,一定是默默地“润物细无声”,不是高远不可接近,而一定是像土地的厚重一样实在,像小草的质朴一样平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被整到锅炉房烧锅炉,一烧就是7年,他烧的暖气,每年都最好最热。在那个特殊时代接受改造的环境里,先生也是出自本然地把事情做到最好。有一次教育系同事的孩子掉到下水道里,先生就从窨井下去,在污水中寻找了几个小时。先生从来不多说什么,而只是实实在在地行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与德一定是以最朴实的行动来实践的,“道已素声合”,先生就是这样的自然,这样的平常。就如他每天的晨练,不是太极气功那般的修炼,也不是跑跳打球那样的勇猛,只是迈开大步、实实在在、平平常常地走路。从先生身上,我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高明见于平常,本真见于朴素。
先生的教,乃是“诚”字。诚乃教之本,诚才能感动人,诚才能立人。先生从来都是把立人作为教与学的根本。先生从来不会叫学生做什么,他只是与学生一起去做。1992年的时候,我们去人民大学旁边的三师附小参加师范教育的座谈会,先生那时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他与我们一样骑车前往。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遇到难以判定的迷惑,他一定是查阅多种资料,作出明确的印证,再与学生一起讨论。有一次在先生家里吃馄饨,我说起我的论文中间接引用的一段古文献,先生马上放下碗去查找原文,并且指出了我引用的错误。先生的这一切,是出于他明朗真实的本性。我对西方哲学的偏执与粗浅的认识,常常引发我和先生之间观点的争论,面红耳赤不足于形容我在争论激烈时候的表情,但我和先生真挚的情感就是在这种争论中建立起来的,这是先生以“诚”立教的必然。我对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是那么固执,先生并不赞成我的选题,但他依然宽容地支持我做自己的研究。他了解我愚顽而执拗的本性,让我在学术中尽情地发挥这种执拗和愚顽,他的“诚”既明己又明人。现在,我开始指导博士生了,才能慢慢理解先生的立人之道了——“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诚才能明,才能立,才能教,才能化育,才能“嘿然而喻”。先生的诚是一种泰然自若的至静至灵的内心状态,默观人间,洞悉世事,沉思至理,不为纷杂的现象、外物所扰,在静的内心绽放和喷涌着真挚,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平常与细微的行动中体现出对人的关怀与热爱,将高明的道理自然地表现在平凡的生活中,行止语默,无不合于至善。
自然而素朴,平凡而高远,在谦虚中寻求智识,在乐道中践行美德,表现出一种纯真、笃定、泰然的人格气象。这就是先生的心性。这样的生命境界是丰盈的,是通达积极的,像天地万物一般,出自本性而自然,没有造作,没有渲染,清亮澄明,就如崇山峻岭中的山涧小溪,虽然遭遇万千曲折与坎坷,依然在自若、快乐、从容中流淌,在平常和自然中显露出无限的磅礴之气。诚的境界,是义的境界,也是仁的境界,着力勉强而从之,则不自然,先生的诚是一种自然的合道,是一种真实的本性,是他以真诚的气度和健全的心灵体悟天地万物人事的必然。
我虽不在先生的身边工作,但能处处领受先生的诚。先生生肖属牛,我也是。我自以为,我追随着先生的道。同门建福兄说,同志为友。先生于我亦师亦友,这是我一生的幸运。2006年底我眩晕跌倒,脑部受伤住院,先生打电话嘱我好好治疗,说经济上有他呢。我那时头痛难忍,而内心却一轮明月。
2009年12月去北京,建福、中英陪我去看先生,离开的时候,先生还是一如既往,自然地送我们下楼,上车,离开。看着先生在寒风中瘦弱的身躯,我突然想起,2007年我去先生家,离开的时候是深夜了,他牵着我的手,无言地把我送到新风南里小区的门口。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无言中。
(作者简介: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瑞芳)
记得1986年读研究生期间,到北京访学,拜谒先生,那时的我懵头懵脑,完全是一个乡下后生,憨直傻勇,向先生去请教论文中的问题。先生耐心解答之后,又把我领到楼上的王策三先生那里。我们一起谈完之后,两位恩师又送我下楼。我至今还记得先生穿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衣,明而无华,先生转身时刻身上自然显露的温厚、澄明、豁然、从容,给予我无穷的回味。
1990年考博士之前,我给先生写了一封幼稚的信,讲自己对于教育哲学的热爱,说要拜在先生门下学习。先生的回信,对我这个基础教育先天不足(1968-1977年间接受的中小学教育),又没有本科学习经历的乡下学生来说,是多么大的鼓励啊!临考前一天,到了北京,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下招待所,给先生打电话说我来考试了,没想到,就几分钟,先生到招待所来看我。考完后,先生把我们参加考试的8位学生请到家里吃饭,席间,他说,他最多能招收两个博士生,所以很歉疚。先生之诚,可见一斑。
跟随先生读书之后,耳濡目染渐渐增多,对于先生的人格气象开始有了了解。记得在一次高校教师高级进修班的课程里,先生讲“诚”,说“诚”是天地之本然,人生致诚是人之本性的实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中国哲学中,“诚”是统摄性的,具有本体论的高度。我那时感兴趣的是西方哲学的解释学,对于中国哲学因一窍不通而不感兴趣,但是却记住了这个“诚”,对“诚”的知识若有所悟。我那时对生活本体论感兴趣,“诚”也许是以人生的真实无妄的态度建立与世界的本然关系。同时,“诚”也引发了我对先生的学问人格的理解,更确切地说,这个“诚”的知识突然使我觉得先生治学做人的生命之操守就是一个字:“诚”。“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
先生的道德人格表现了一个“诚”字。这个“诚”凝结了先生的宽厚、仁慈、质朴、豁达、真挚。“致诚则众德自备”。先生的自然纯朴源于对于诚的追求,他的仁、义、爱等德行,皆源于“诚”,以“诚”为基础。先生的道德人格不是刻意修炼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像水一样自然流畅,像阳光中的花朵一般从容绽放。我理解,这样的道德人格一定是在“诚”的引导之中的,因为道德不是表现或渲染,它一定是静静地生长,一定是默默地“润物细无声”,不是高远不可接近,而一定是像土地的厚重一样实在,像小草的质朴一样平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被整到锅炉房烧锅炉,一烧就是7年,他烧的暖气,每年都最好最热。在那个特殊时代接受改造的环境里,先生也是出自本然地把事情做到最好。有一次教育系同事的孩子掉到下水道里,先生就从窨井下去,在污水中寻找了几个小时。先生从来不多说什么,而只是实实在在地行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与德一定是以最朴实的行动来实践的,“道已素声合”,先生就是这样的自然,这样的平常。就如他每天的晨练,不是太极气功那般的修炼,也不是跑跳打球那样的勇猛,只是迈开大步、实实在在、平平常常地走路。从先生身上,我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高明见于平常,本真见于朴素。
先生的教,乃是“诚”字。诚乃教之本,诚才能感动人,诚才能立人。先生从来都是把立人作为教与学的根本。先生从来不会叫学生做什么,他只是与学生一起去做。1992年的时候,我们去人民大学旁边的三师附小参加师范教育的座谈会,先生那时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他与我们一样骑车前往。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遇到难以判定的迷惑,他一定是查阅多种资料,作出明确的印证,再与学生一起讨论。有一次在先生家里吃馄饨,我说起我的论文中间接引用的一段古文献,先生马上放下碗去查找原文,并且指出了我引用的错误。先生的这一切,是出于他明朗真实的本性。我对西方哲学的偏执与粗浅的认识,常常引发我和先生之间观点的争论,面红耳赤不足于形容我在争论激烈时候的表情,但我和先生真挚的情感就是在这种争论中建立起来的,这是先生以“诚”立教的必然。我对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是那么固执,先生并不赞成我的选题,但他依然宽容地支持我做自己的研究。他了解我愚顽而执拗的本性,让我在学术中尽情地发挥这种执拗和愚顽,他的“诚”既明己又明人。现在,我开始指导博士生了,才能慢慢理解先生的立人之道了——“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诚才能明,才能立,才能教,才能化育,才能“嘿然而喻”。先生的诚是一种泰然自若的至静至灵的内心状态,默观人间,洞悉世事,沉思至理,不为纷杂的现象、外物所扰,在静的内心绽放和喷涌着真挚,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平常与细微的行动中体现出对人的关怀与热爱,将高明的道理自然地表现在平凡的生活中,行止语默,无不合于至善。
自然而素朴,平凡而高远,在谦虚中寻求智识,在乐道中践行美德,表现出一种纯真、笃定、泰然的人格气象。这就是先生的心性。这样的生命境界是丰盈的,是通达积极的,像天地万物一般,出自本性而自然,没有造作,没有渲染,清亮澄明,就如崇山峻岭中的山涧小溪,虽然遭遇万千曲折与坎坷,依然在自若、快乐、从容中流淌,在平常和自然中显露出无限的磅礴之气。诚的境界,是义的境界,也是仁的境界,着力勉强而从之,则不自然,先生的诚是一种自然的合道,是一种真实的本性,是他以真诚的气度和健全的心灵体悟天地万物人事的必然。
我虽不在先生的身边工作,但能处处领受先生的诚。先生生肖属牛,我也是。我自以为,我追随着先生的道。同门建福兄说,同志为友。先生于我亦师亦友,这是我一生的幸运。2006年底我眩晕跌倒,脑部受伤住院,先生打电话嘱我好好治疗,说经济上有他呢。我那时头痛难忍,而内心却一轮明月。
2009年12月去北京,建福、中英陪我去看先生,离开的时候,先生还是一如既往,自然地送我们下楼,上车,离开。看着先生在寒风中瘦弱的身躯,我突然想起,2007年我去先生家,离开的时候是深夜了,他牵着我的手,无言地把我送到新风南里小区的门口。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无言中。
(作者简介: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