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先生一直以“一曰勤，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为座右铭。
　　先生一生勤勉，最后可以说是牺牲在工作上——94岁高龄的黄先生不仅老骥伏枥、笔耕不止，他的溘然离世竟是因为希望改进睡眠质量、提高写作效率而多食了一些安眠药，因而在如厕时瞌睡导致颈部骨折，进而住院牵引、导致并发症……先生之“勤”德，自不待言。黄先生一生谦逊，虽在教育哲学、道德教育、国学教育等领域建树良多，但却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宣称自己“没什么学问”，“不敢为天下先”更是他最突出的人格特征之一。而先生的“俭”德，却常常被视为是老一代的“时代”特征而被人忽略，实在可惜、可叹！
　　2015年1月9日至11日，在北师大英东楼的318室——先生的追思堂里，许多先生的亲朋故旧和学生都为一沓沓“用药说明书”而感动。原来先生晚年用药甚多，那些大小不一，一般人看过即扔的“用药说明书”却被先生一一展平、整齐叠放于案头，以便随时用作稿纸、便签，以节约纸张。因此，许多用药说明书的背面，都留有先生的诗文、学术随感等。我是先生的弟子，虽常常拜访，也一直未知这一细节。直到那天在追思堂值班为老师守灵，抚摸一张张用药说明书，一如轻握老师温暖的手掌。
　　还记得十多年以前的一个故事，也是先生俭德的写照。那天早上我和先生一起应邀赴教育部开政策咨询会。那时我虽然没有买车，但是打的已然成为习惯。但出了校门，先生却一把拽着我上了22路公交车。上下班高峰期，公交车上已经熙熙攘攘、人满为患。虽然不断有年轻乘客让座，先生却微笑着一一谢绝了。其结果是，满车的人都十分好奇地围着这位紧拉把手晃晃荡荡的“老爷子”七嘴八舌善意打趣，大家由衷地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为国家节约”（黄先生的解释）的朴素德行一致叫好！可惜的是，黄先生“为国家节约”的良好愿望这一次并没有很好实现。原因是会议结束后我们从教育部回西单22路公交站的路上遇到了一阵小雨。结果先生因此得了一场重感冒，住院治疗的费用反而花去了一千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老师每每见到我时就为“多花国家一千多元”医药费的事情而懊悔、内疚不已。彼时我一方面安慰老师，另外一方面也乘机用“打的也能促进消费、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之类的理由希望说服他以后别冒险坐公交。但老师却笑言我是乘机对他“推销新思想”，显然没有为之所动。
　　我自己随黄先生做博士后时，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初稿是分章提交给先生审阅校正的。但是每次打印稿老师的批改都是用铅笔完成的。我一时不解，老师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解释说：用铅笔的批改的好处是，若改得不对，你尽可用橡皮擦去，不用再打印即可投稿！毫不夸张地说，善良、谦逊、节俭等美德在黄先生的身上是质朴自然、宛若天成的。
　　“一曰勤，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先生之俭德，一如他的勤劳、谦逊之德，既是他的人生哲学，更是他的日常人格。先生也不止一次向我们推荐他的这一座右铭。我记得他至少郑重书写过这一座右铭两次，分别送给北师大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和教育家书院。我坚信，先生的身体虽已仙去，但德性的光芒永在。
　　先生去世时，我虽悲痛却未曾落泪。昨夜梦醒，却不禁泪下潸然。故黎明即起，忽就此文，以为纪念。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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