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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客观的“官商关系”,以及实业家们主观的“政治理想”。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在浦西企业馆展区,有一处中国船舶馆每天迎接着如织的游人。这个展馆呈长方形,展馆内的未来船舶兼具新能源、新空间的设计理念,让前来参观的人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视觉盛宴。
这里原本是大清朝江南造船厂原址的一个厂房。如今的繁华已经掩盖了这个地方一百多年的沧桑故事。
一百多年前,一个扎着大辫子、留着浓密胡须、身穿官袍、不苟言笑的中国人,在中国第一艘自制大型轮船下水后忍不住兴奋,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欢喜的人是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一个在清帝国里声望和权势极大的汉族大臣。亲手缔造这个新鲜产物江南制造总局的是他的部下,当朝江苏巡抚李鸿章。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新式工厂。
中国近代实业,也由此开始。
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
从官府大院走来
19世纪80年代之前,普通中国人对电报的认识和刚开始对电话的认识一样,认为这些电线里有幽灵或者是妖魔在乱窜,幽灵们传递着声音和信息,如果他们出来了,电话就打不通,电报就发不了了。
这样的观念持续了很久,直到1880年一个叫盛宣怀的清朝官商创建了中国自己的电报总局。铺设两万公里的电报线,连接全国重要城市,让这个神秘的幽灵变得普通起来。
在这之前,这个长相清瘦、精力旺盛的官商奔波数年寻找矿藏。湖北大冶煤矿、山东登州铅矿、辽宁金州铁矿、锦州煤矿都是他的勘测成果。
在这之后的几年,盛宣怀接管了轮船招商局,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家实业工厂。在之后的时间里,他参与了诸多大型国营公司的创立,行业涉及到铁矿、邮政、织布、轮船等。
盛宣怀的经历几乎可以概括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中国实业发展的主线:采用官办或者“官督商办”的方式,由政府控制甚至垄断几大重工业产业,重点发展轮船、矿产等重工业。
这也是洋务运动的内容。从曾国藩、李鸿章到盛宣怀,洋务派在创办实业上不遗余力。从开始后的十几年里,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航运业,就出现了众多的中国第一,奠定了近代中国重工业的基础。
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兴盛的还有传统商人的轻纺工业,这部分实体经济主要是轻工业,由一些民间的商帮在运营。
最著名的当然是“红顶商人”徽商胡雪岩。他不是官,从事的是中药、丝茶等生意。自明末清初,江浙一带就是全国的纺织中心,这里聚集了世代从事纺织业的大小商人,是民间实体经济的最早形态。
在1884年与英美纺织公司的一次商战中,胡雪岩惨败。和他一同参与商战的江南私商也都从此一蹶不振。这也是传统实业的第一次集体惨败。此时的轻工业是如此的脆弱。
惨败的背景是远方传来消息:中法战争失败。由此产生的商业停滞导致了上海小公司倒闭,大公司股票下滑。这是那个世纪,中国人经历的第一次金融危机。自此,洋务运动也再无大的建树。
某种意义上讲,洋务运动也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当100年后的中国重新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在形式上,遇到的困难竟然和100年前如出一辙:观念上的阻挠、政策上的游离以及国库的羞涩。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
“实业救国”浪潮
1895年,一个叫张謇的清廷文科状元,破天荒地放弃功名利禄,走上从商的道路。他从商的表情并不轻松,是一副“舍身喂虎”的苦大仇深状。他甚至认为从商就是入地狱,而自己的这一选择就是“下地狱”。
中国实业的发展一开始就伴随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洋务派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自强”,以及后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民间实业家们的目的则是“实业救国”。
文人的倔强、清高和心怀天下在张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在“地狱”里坚持,一直未“出狱”。他先办了一个纱厂,又从事围海养殖,后来还做了教育,开辟了“南通模式”。前前后后创办了20余家实体企业,成为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晚年的他还被任命为民国政府第一任实业总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代实业之父”。
在张謇的带动下,知识分子从商办实业成为一种潮流。
和张謇一样有知名度的是无锡的荣氏兄弟和他们的面粉厂,这一草根创业族在当时的实业浪潮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1912年到1917年,荣氏兄弟一口气开了九家工厂。与此同时,他们还涉足棉纱,获得了“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称号。
这个阶段,也是诞生“近代实业之王”最多的时期:火柴大王,味精大王,面粉大王,航海大王,五金大王……
美国经济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统计,1912年到1927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平均值达到15%。1912年到1924年,上海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领域涉及到纺织、食品、小型车床等。
这一轮工业化是民营实业经济体崛起的集体盛宴。处在中央集权空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有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他们的投资集中在民生领域,以消费产品为主,奠定了中国近代轻工业的基础。
但是,不间断的国变,让这个时期的实业发展存在太多的变数,起起伏伏中似乎有一个狰狞的面孔正向这里看过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混乱中的繁荣
1927年4月11日,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一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走出家门后就再没回家。第二天,人们发现他被活埋在城郊。
幕后黑手是杜月笙,蒋介石的黑手。蒋介石在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巩固了地位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暗杀行动。他的意图是:将重要行业和企业的财产和经营权收归国营。采取的手段一是暗杀,二是纵容四大家族揽财收拢实业。
对于实业家而言,真相是残酷的。暗杀和收编行为导致大量民营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倒闭风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到1933年,上海所有面粉厂全部停业。1934年仅仅在上海就有254家企业倒闭,第二年又有469家倒闭。
被收归国营的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由于政策输血、市场垄断等因素,反而出现了很好的效益。例如,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当地一家民营资本控制下的电灯厂无偿没收,改名为首都电厂。1928年收归国营之时,资产近21万,到1937年这家电厂资产增长了45倍,固定资产达到958万。
没有被收编的实业家也有。
在川中,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从只有一艘小气轮的企业发展成为拥有30多只轮船的大企业,成为长江中上游最大的航运公司。
化工领域的范旭东,做了10年纯碱,他的天津永利碱厂被认为是当时工业的最高水平。1937年,他创办南京铔厂,生产出了国产第一批硫酸铵。
这是一段看似野蛮但又隐藏着繁荣的时期。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1937年4月份的报告中说,“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一个经济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
国内战争逐渐升级,实业在动荡中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实业家们似乎也适应了这种“动乱出英雄”的年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更动乱得让人无法把握的时期即将来临。
1937年到1945年
实业保卫战
学者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7年8月和1938年4月,长江中下游三家最大的轮船公司先后实施了两次“自杀”。国营的招商局、航运大王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达公司共42艘船沉于江底。为此,招商局损失40%;三北损失一半,大达全部损失。
吴晓波评价为,“这是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礼,是殉葬也是拯救”。
沉船事件是当时诸多企业的无奈之举。日军侵华,诸多工厂在日军的炸弹下灰飞烟灭。南京范旭东的南京铔厂,已经到了生产硫酸铵的国际一流水准,在日军三次轰炸中,变得一片狼藉。
这是一个对中国实体经济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年代。
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及实业家们的选择是:搬迁、撤退。这就有了1938年开始的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目的地:大西南的四川。
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写到:“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紧张程度比英国的敦刻尔克撤退没什么两样,甚至更艰苦。”
截至1938年10月,上海、武汉共迁出304家工厂,无锡、太原、南京、济南等地迁出42家。到1941年,各地内迁的企业总数达到639家,占当时全国工厂的15%。
青岛、大连、石家庄以及东三省,实业基本被列强控制。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在这些地区,中国的实体工业状态是半殖民地性质的,几乎没有自己的民营经济体,中国的实业奋力挣扎,但是已经奄奄一息。
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时候,北方的苏联,这个纬度寒冷、性格倔强的国家正进行着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期。斯大林甚至拿当时的中国说事,“没有重工业,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我们的处境就会和中国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经过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后,新中国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选择了和苏联一样的工业道路。
1949年至1978年
计划经济下的实业
上世纪50年代,一首《喀秋莎》的俄罗斯民歌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流传开来。背着手风琴的俄罗斯人坐在工厂车间的空地上,自豪地唱给围观的中国工人听。那个曾经遥远而寒冷的苏联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老大哥”。
新中国成立之时,苏联因为在二战中扭转了战局,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世界英雄。它发展的秘诀是:限制资本主义,集中所有资源,包括农业资源,有计划的发展,实行五年计划,快速实现工业化。
中国把这些“秘诀”照搬过来。1953年,新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集全国之力,重点发展钢铁、矿产、汽车等重工业。
此时的实业发展情况,是国家意志的完全体现,没有“能”与“不能”,只有“快”与“更快”。钢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工业化的标志。那时候,农村砸锅炼钢,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在大庆,一个叫王进喜的人闻名全国。大庆油田是国家重点项目,王进喜的经典故事是跳进泥浆池里阻拦井喷。从此,他不再是一个肉体的人,而是这个时期工业化的一个标杆。
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时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
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9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6%,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7%。中国宣布基本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个过程,欧美国家走了上百年。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潮中,到上世纪70年代,在隐秘的农村有了一些偷偷摸摸的民营实业抬头。
江苏华西村就是一个“根正苗红影子斜”的典型。
在这里,从1969年开始,经常是上面领导来检查“农村学大寨”的典型,前头是农业成绩汇报,领导一走,几个人就钻进神秘的小工厂开始偷偷加工五金。
天津的大邱庄没那么扎眼,它从一开始就是穷得叮当的村子,村支书禹作敏在穷山沟里开办了轧钢厂。靠这个“不正经”的行当,十年的时间,大邱庄从穷村变成富甲一方。
在浙江民间,一个叫鲁冠球的穷小子,带着几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他属于当时最草根的创业族。
这些“见不得人”的小买卖,成为这个时期微弱而具有生命力的民间实业雏形,并在几年后率先火了起来。
1978年至2001年
民生工业疯狂生长
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业界第一个狂欢年。因为改革开放来了。
商人的天赋是对商机的敏感嗅觉,一旦嗅到,就会爆发出强烈的追逐欲望。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这种追逐到了狂热的地步。“下海”、“经商”一下子成为时髦词。那时候,这批人喜欢一个半洋不土的称呼——老板。也就是中国第一帮“老板们”造就了民生轻工产业的飞速发展。
其后的几年里,温州出现了“八大王”,分别在螺丝、矿灯、电器等方面风光一时。义乌出现了商品城。
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这一年,北京中关村一条街拥有了40多家电子公司,柳传志下海结盟联想,张瑞敏下海去做冰箱。他们都成为后来实体经济的产业标杆人物。
发展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拿乡镇企业来讲,1984年中国的乡镇企业从改革开放前的几乎一无所有,发展到了165万家,两年后发展到1515万家,向国家缴纳税金170亿元。
消费品的饥渴,让老板们赚得饱饱的。做吃的赚钱,宗庆后成立了哇哈哈儿童食品厂;做喝的也赚钱,健力宝的李经纬把广告打到了亚运会;做药赚钱,三九药业把广告牌竖立在纽约最繁华的街道;做保健药还会赚钱,三株模式缔造了一段销售传奇……
那是一段被释放的年代,能量与嚣张一起来,自由和管制不离分。
1988年,首届20位中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出炉。但是15年后,当这帮人再次聚会,已经零零散散聚不全了。这些人病的病,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说,1978年到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探索期,还不属于市场经济模式,依旧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限制政策、政府干预的还比较多,市场的自由度还不够。
当年辉煌的温州“八大王”就是在1982年的经济整肃运动中被控以“和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纷纷判刑。
但是,这一问题在1992年之后大为改善。是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金碚认为,1992年就是市场经济的元年。对于实业而言,1992年之前的中国,还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1992年开始明确了市场经济这条路。
市场经济下,分配生产资料的主体由政府开始向市场转移。
转移是一个蜕变过程。譬如,1998年之前的产权明晰改革和1998年以后的第一次“国退民进”。但总的结果是: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国家在某些领域适度开闸,民营企业经济领域愈加宽泛。
1997年,国家对房地产行业松闸。潘石屹就选择在这一年单干。想出了一个SOHO的名字,开始自己创业。在后来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房地产行业一路飙升,成为一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行业。也就是所谓的“十年地产热”。
2001年至今
资本时代新考验
2005年1月1日,一个名叫萨拉•邦焦尔尼的美国女记者,下定决心:一年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一年后,她宣布失败,并把一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书中说,“(不使用中国制造)你会意识到生活中巨大的不便。我们确实受益于中国的商品。”这的确是2001年以来,中国实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写照。
金碚分析,国际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提供了丰厚的消费市场,为后工业经济体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2004年,美国科尔尼企业咨询公司统计:中国制造在上百个产品中居世界第一,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微波炉为60%,冰箱彩电为30%。
金碚也讲到,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受投资的诱惑,中国的实业家在动摇。于是有了“炒房团”、“炒煤团”……新加入者里大都是曾经的实业家。
人们发现中国首富的名单里,逐渐有越来越多的投资家,而非实业家。
当哇哈哈的宗庆后再次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时,学者们表现得异常兴奋,因为“宗庆后是做实业的”。
投资,犹如糖衣炮弹,拉拢着越来越多的实业家入伙: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苏泊尔创始人苏增福、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杉杉西服创始人郑永刚……
在这个浮躁的资本时代,实体经济能否实现自我拯救?这是对中国经济新的考验。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在浦西企业馆展区,有一处中国船舶馆每天迎接着如织的游人。这个展馆呈长方形,展馆内的未来船舶兼具新能源、新空间的设计理念,让前来参观的人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视觉盛宴。
这里原本是大清朝江南造船厂原址的一个厂房。如今的繁华已经掩盖了这个地方一百多年的沧桑故事。
一百多年前,一个扎着大辫子、留着浓密胡须、身穿官袍、不苟言笑的中国人,在中国第一艘自制大型轮船下水后忍不住兴奋,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欢喜的人是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一个在清帝国里声望和权势极大的汉族大臣。亲手缔造这个新鲜产物江南制造总局的是他的部下,当朝江苏巡抚李鸿章。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新式工厂。
中国近代实业,也由此开始。
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
从官府大院走来
19世纪80年代之前,普通中国人对电报的认识和刚开始对电话的认识一样,认为这些电线里有幽灵或者是妖魔在乱窜,幽灵们传递着声音和信息,如果他们出来了,电话就打不通,电报就发不了了。
这样的观念持续了很久,直到1880年一个叫盛宣怀的清朝官商创建了中国自己的电报总局。铺设两万公里的电报线,连接全国重要城市,让这个神秘的幽灵变得普通起来。
在这之前,这个长相清瘦、精力旺盛的官商奔波数年寻找矿藏。湖北大冶煤矿、山东登州铅矿、辽宁金州铁矿、锦州煤矿都是他的勘测成果。
在这之后的几年,盛宣怀接管了轮船招商局,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家实业工厂。在之后的时间里,他参与了诸多大型国营公司的创立,行业涉及到铁矿、邮政、织布、轮船等。
盛宣怀的经历几乎可以概括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中国实业发展的主线:采用官办或者“官督商办”的方式,由政府控制甚至垄断几大重工业产业,重点发展轮船、矿产等重工业。
这也是洋务运动的内容。从曾国藩、李鸿章到盛宣怀,洋务派在创办实业上不遗余力。从开始后的十几年里,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航运业,就出现了众多的中国第一,奠定了近代中国重工业的基础。
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兴盛的还有传统商人的轻纺工业,这部分实体经济主要是轻工业,由一些民间的商帮在运营。
最著名的当然是“红顶商人”徽商胡雪岩。他不是官,从事的是中药、丝茶等生意。自明末清初,江浙一带就是全国的纺织中心,这里聚集了世代从事纺织业的大小商人,是民间实体经济的最早形态。
在1884年与英美纺织公司的一次商战中,胡雪岩惨败。和他一同参与商战的江南私商也都从此一蹶不振。这也是传统实业的第一次集体惨败。此时的轻工业是如此的脆弱。
惨败的背景是远方传来消息:中法战争失败。由此产生的商业停滞导致了上海小公司倒闭,大公司股票下滑。这是那个世纪,中国人经历的第一次金融危机。自此,洋务运动也再无大的建树。
某种意义上讲,洋务运动也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当100年后的中国重新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在形式上,遇到的困难竟然和100年前如出一辙:观念上的阻挠、政策上的游离以及国库的羞涩。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
“实业救国”浪潮
1895年,一个叫张謇的清廷文科状元,破天荒地放弃功名利禄,走上从商的道路。他从商的表情并不轻松,是一副“舍身喂虎”的苦大仇深状。他甚至认为从商就是入地狱,而自己的这一选择就是“下地狱”。
中国实业的发展一开始就伴随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洋务派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自强”,以及后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民间实业家们的目的则是“实业救国”。
文人的倔强、清高和心怀天下在张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在“地狱”里坚持,一直未“出狱”。他先办了一个纱厂,又从事围海养殖,后来还做了教育,开辟了“南通模式”。前前后后创办了20余家实体企业,成为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晚年的他还被任命为民国政府第一任实业总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代实业之父”。
在张謇的带动下,知识分子从商办实业成为一种潮流。
和张謇一样有知名度的是无锡的荣氏兄弟和他们的面粉厂,这一草根创业族在当时的实业浪潮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1912年到1917年,荣氏兄弟一口气开了九家工厂。与此同时,他们还涉足棉纱,获得了“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称号。
这个阶段,也是诞生“近代实业之王”最多的时期:火柴大王,味精大王,面粉大王,航海大王,五金大王……
美国经济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统计,1912年到1927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平均值达到15%。1912年到1924年,上海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领域涉及到纺织、食品、小型车床等。
这一轮工业化是民营实业经济体崛起的集体盛宴。处在中央集权空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有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他们的投资集中在民生领域,以消费产品为主,奠定了中国近代轻工业的基础。
但是,不间断的国变,让这个时期的实业发展存在太多的变数,起起伏伏中似乎有一个狰狞的面孔正向这里看过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混乱中的繁荣
1927年4月11日,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一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走出家门后就再没回家。第二天,人们发现他被活埋在城郊。
幕后黑手是杜月笙,蒋介石的黑手。蒋介石在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巩固了地位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暗杀行动。他的意图是:将重要行业和企业的财产和经营权收归国营。采取的手段一是暗杀,二是纵容四大家族揽财收拢实业。
对于实业家而言,真相是残酷的。暗杀和收编行为导致大量民营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倒闭风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到1933年,上海所有面粉厂全部停业。1934年仅仅在上海就有254家企业倒闭,第二年又有469家倒闭。
被收归国营的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由于政策输血、市场垄断等因素,反而出现了很好的效益。例如,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当地一家民营资本控制下的电灯厂无偿没收,改名为首都电厂。1928年收归国营之时,资产近21万,到1937年这家电厂资产增长了45倍,固定资产达到958万。
没有被收编的实业家也有。
在川中,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从只有一艘小气轮的企业发展成为拥有30多只轮船的大企业,成为长江中上游最大的航运公司。
化工领域的范旭东,做了10年纯碱,他的天津永利碱厂被认为是当时工业的最高水平。1937年,他创办南京铔厂,生产出了国产第一批硫酸铵。
这是一段看似野蛮但又隐藏着繁荣的时期。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1937年4月份的报告中说,“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一个经济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
国内战争逐渐升级,实业在动荡中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实业家们似乎也适应了这种“动乱出英雄”的年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更动乱得让人无法把握的时期即将来临。
1937年到1945年
实业保卫战
学者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7年8月和1938年4月,长江中下游三家最大的轮船公司先后实施了两次“自杀”。国营的招商局、航运大王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达公司共42艘船沉于江底。为此,招商局损失40%;三北损失一半,大达全部损失。
吴晓波评价为,“这是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礼,是殉葬也是拯救”。
沉船事件是当时诸多企业的无奈之举。日军侵华,诸多工厂在日军的炸弹下灰飞烟灭。南京范旭东的南京铔厂,已经到了生产硫酸铵的国际一流水准,在日军三次轰炸中,变得一片狼藉。
这是一个对中国实体经济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年代。
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及实业家们的选择是:搬迁、撤退。这就有了1938年开始的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目的地:大西南的四川。
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写到:“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紧张程度比英国的敦刻尔克撤退没什么两样,甚至更艰苦。”
截至1938年10月,上海、武汉共迁出304家工厂,无锡、太原、南京、济南等地迁出42家。到1941年,各地内迁的企业总数达到639家,占当时全国工厂的15%。
青岛、大连、石家庄以及东三省,实业基本被列强控制。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在这些地区,中国的实体工业状态是半殖民地性质的,几乎没有自己的民营经济体,中国的实业奋力挣扎,但是已经奄奄一息。
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时候,北方的苏联,这个纬度寒冷、性格倔强的国家正进行着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期。斯大林甚至拿当时的中国说事,“没有重工业,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我们的处境就会和中国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经过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后,新中国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选择了和苏联一样的工业道路。
1949年至1978年
计划经济下的实业
上世纪50年代,一首《喀秋莎》的俄罗斯民歌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流传开来。背着手风琴的俄罗斯人坐在工厂车间的空地上,自豪地唱给围观的中国工人听。那个曾经遥远而寒冷的苏联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老大哥”。
新中国成立之时,苏联因为在二战中扭转了战局,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世界英雄。它发展的秘诀是:限制资本主义,集中所有资源,包括农业资源,有计划的发展,实行五年计划,快速实现工业化。
中国把这些“秘诀”照搬过来。1953年,新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集全国之力,重点发展钢铁、矿产、汽车等重工业。
此时的实业发展情况,是国家意志的完全体现,没有“能”与“不能”,只有“快”与“更快”。钢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工业化的标志。那时候,农村砸锅炼钢,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在大庆,一个叫王进喜的人闻名全国。大庆油田是国家重点项目,王进喜的经典故事是跳进泥浆池里阻拦井喷。从此,他不再是一个肉体的人,而是这个时期工业化的一个标杆。
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时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
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9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6%,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7%。中国宣布基本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个过程,欧美国家走了上百年。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潮中,到上世纪70年代,在隐秘的农村有了一些偷偷摸摸的民营实业抬头。
江苏华西村就是一个“根正苗红影子斜”的典型。
在这里,从1969年开始,经常是上面领导来检查“农村学大寨”的典型,前头是农业成绩汇报,领导一走,几个人就钻进神秘的小工厂开始偷偷加工五金。
天津的大邱庄没那么扎眼,它从一开始就是穷得叮当的村子,村支书禹作敏在穷山沟里开办了轧钢厂。靠这个“不正经”的行当,十年的时间,大邱庄从穷村变成富甲一方。
在浙江民间,一个叫鲁冠球的穷小子,带着几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他属于当时最草根的创业族。
这些“见不得人”的小买卖,成为这个时期微弱而具有生命力的民间实业雏形,并在几年后率先火了起来。
1978年至2001年
民生工业疯狂生长
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业界第一个狂欢年。因为改革开放来了。
商人的天赋是对商机的敏感嗅觉,一旦嗅到,就会爆发出强烈的追逐欲望。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这种追逐到了狂热的地步。“下海”、“经商”一下子成为时髦词。那时候,这批人喜欢一个半洋不土的称呼——老板。也就是中国第一帮“老板们”造就了民生轻工产业的飞速发展。
其后的几年里,温州出现了“八大王”,分别在螺丝、矿灯、电器等方面风光一时。义乌出现了商品城。
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这一年,北京中关村一条街拥有了40多家电子公司,柳传志下海结盟联想,张瑞敏下海去做冰箱。他们都成为后来实体经济的产业标杆人物。
发展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拿乡镇企业来讲,1984年中国的乡镇企业从改革开放前的几乎一无所有,发展到了165万家,两年后发展到1515万家,向国家缴纳税金170亿元。
消费品的饥渴,让老板们赚得饱饱的。做吃的赚钱,宗庆后成立了哇哈哈儿童食品厂;做喝的也赚钱,健力宝的李经纬把广告打到了亚运会;做药赚钱,三九药业把广告牌竖立在纽约最繁华的街道;做保健药还会赚钱,三株模式缔造了一段销售传奇……
那是一段被释放的年代,能量与嚣张一起来,自由和管制不离分。
1988年,首届20位中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出炉。但是15年后,当这帮人再次聚会,已经零零散散聚不全了。这些人病的病,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说,1978年到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探索期,还不属于市场经济模式,依旧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限制政策、政府干预的还比较多,市场的自由度还不够。
当年辉煌的温州“八大王”就是在1982年的经济整肃运动中被控以“和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纷纷判刑。
但是,这一问题在1992年之后大为改善。是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金碚认为,1992年就是市场经济的元年。对于实业而言,1992年之前的中国,还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1992年开始明确了市场经济这条路。
市场经济下,分配生产资料的主体由政府开始向市场转移。
转移是一个蜕变过程。譬如,1998年之前的产权明晰改革和1998年以后的第一次“国退民进”。但总的结果是: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国家在某些领域适度开闸,民营企业经济领域愈加宽泛。
1997年,国家对房地产行业松闸。潘石屹就选择在这一年单干。想出了一个SOHO的名字,开始自己创业。在后来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房地产行业一路飙升,成为一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行业。也就是所谓的“十年地产热”。
2001年至今
资本时代新考验
2005年1月1日,一个名叫萨拉•邦焦尔尼的美国女记者,下定决心:一年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一年后,她宣布失败,并把一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书中说,“(不使用中国制造)你会意识到生活中巨大的不便。我们确实受益于中国的商品。”这的确是2001年以来,中国实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写照。
金碚分析,国际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提供了丰厚的消费市场,为后工业经济体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2004年,美国科尔尼企业咨询公司统计:中国制造在上百个产品中居世界第一,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微波炉为60%,冰箱彩电为30%。
金碚也讲到,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受投资的诱惑,中国的实业家在动摇。于是有了“炒房团”、“炒煤团”……新加入者里大都是曾经的实业家。
人们发现中国首富的名单里,逐渐有越来越多的投资家,而非实业家。
当哇哈哈的宗庆后再次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时,学者们表现得异常兴奋,因为“宗庆后是做实业的”。
投资,犹如糖衣炮弹,拉拢着越来越多的实业家入伙: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苏泊尔创始人苏增福、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杉杉西服创始人郑永刚……
在这个浮躁的资本时代,实体经济能否实现自我拯救?这是对中国经济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