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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成年，梁鸿才吃到第一碗家乡美食——河南烩面，“用盐揉面，抹上香油，醒一醒面，熬好的羊骨头汤，放上木耳、海带和粉条，早些年再撒上一些芝麻叶子、萝卜樱子做成的干菜，一大碗，热气腾腾，很滋补，真香。”
“那个时候，整个梁庄的人几乎都没有条件去吃。”她轻叹一声。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去年，她写了一本书，记述了自己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取名为《中国在梁庄》。
著名作家阎连科说，从《中国在梁庄》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撼的中国现实”，“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
“梁庄是我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是我的乡愁，也是你的乡愁，是每个中国人化不开的心结。”梁鸿说。现在，她又从“梁庄”出发，去记录这个时代里乡愁的模样。
乡愁记录者
与烩面的香味一样，令梁鸿印象深刻的还有饥饿。家里经常闹春荒，吃不饱，饿的时候，梁鸿就坐在墙角晒太阳，一天也就过去了。
饥饿岁月里的成长容易被忽视。某一天，上学的路上，梁鸿碰到了父亲。父亲打量着她，用一种吃惊的口气，说，呀，你都长这么大了！梁鸿回忆说，那好像是某一个清晨，在庄稼地里，看到庄稼一夜之间拔节蹿高时的惊喜。
每天，上学的时候，梁鸿说一声，妈，我走了。躺在炕上的母亲，因为中风不能说话，只发出一声“啊”的哭声，算是回应。
“它是乡愁里长长的阴影，不是黑暗的，是掺杂了哀伤、某种温柔又凄凉的记忆，至今，我还是没有走出，即便我已离开梁庄这么多年。”梁鸿说。
梁鸿彻底离开梁庄是在1994年，那一年，她20岁，考上了河南当地一所高校。
实际上，自从彻底离开梁庄后，梁鸿每年回不了几次家，更多的时候，留在故乡的姐妹们替她到母亲的坟前磕几个头。
可是每次回梁庄，梁鸿都会感觉村庄在发生变化。
梁鸿记得，原来梁庄的坑塘里长满了荷花。每到夏天，只需一场大雨，青绿的荷叶便铺满整个坑塘，到了盛夏，白色或者粉红色的荷花，露出水来，挺立着，随风摇曳。有时，她和耍伴们下河摸螺壳，抓泥鳅，带回家炒着吃。待莲子成熟后，她和耍伴们就偷偷去采莲子。
“一口咬进嘴里，那个清香。”梁鸿笑出声来。
可如今，滋养了莲子的水塘已经成了死水，青青的荷叶再也长不出来，一层层的绿藻漂了起来，像一块黑绿色的脏抹布盖在水面上，上面还有塑料瓶、易拉罐等各种生活垃圾。
她曾经读书的梁庄小学，也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被改成了养猪场。校门口的标语，已经从“梁庄小学，教书育人”，被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原来升国旗的地方也只剩下了水泥墩。看门的老乡告诉梁鸿，国旗旗杆在几年前被校长当废品卖了，“旗杆是不锈钢的，能卖100多元钱。”
“最近几年，我们都在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是轨迹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习惯了符号化处理，习惯了数字化衡量，哪怕是感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鸿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甚至是羞耻之心。
她说，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论文成为了学术生产，这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鸿回到了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五个月。每天，在父亲的陪伴下，她和村庄里的人吃饭聊天，“用目光和脚步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
2010年上半年，梁鸿在北京的书斋里，开始写作《中国在梁庄》。中间一段时间里，梁鸿觉得自己无法再写下去了。她不时地问自己，“这个故事背后的痛苦有谁能够关心？乡村一定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湮没和牺牲，沦为一个个城市赝品吗？乡土中国在慢慢终结吗？”
刚开始，梁鸿用的是日记体，记录每天和谁谈话，听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写了十几万字后，她发觉日记体不足以呈现梁庄人现在的生活状态。后来，梁鸿把日记体换成纯抒情体，可还是不行，最后，她选择了“观察、素描、议论和自述等结合在一起的文体”。
在梁鸿看来，用什么样的文本来处理，意味着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呈现。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记录者，乡愁记录者。”梁鸿说，“他们的自述很重要，我们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一直在遮蔽这种声音，把自己当做这种声音的代言人，其实他们的情感和痛苦超出你的把握。”
“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梁鸿的记忆中，1991年，也就是她从穰县师范学校毕业的那一年，邻居家出去打工的三兄弟回来了，每人穿着一件黄大衣，骑着崭新的自行车。
三兄弟是1989年出去的，他们成为了最早从梁庄走向城市的人，在梁鸿和其他庄里人眼里，“像一个神话一样”。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梁庄人开始大规模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做工人，当小工。
她的少女时期最好的朋友菊秀，和哥哥离开梁庄，到河北做砖厂，在火车站帮着找工人。菊秀告诉梁鸿，自己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自己追求的美好生活，到最后怎么变成了这番样子？
在梁鸿的记忆里，菊秀骨子里是个特别浪漫的人，从小喜欢文学。在接到穰县师范学校录取通知的那个下午，她和菊秀在村后的河边跑啊，跳啊，唱啊，疯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俩在当时“雪白的沙滩”上，恭敬地写了一句话：“菊秀和海青是好朋友。”
“一个那么崇尚高雅生活的女孩子，最后完全被生活压倒了。”每次想到菊秀说这番话的表情，梁鸿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梁鸿的哥哥梁毅志在1991年来到北京。有一次，梁毅志想写封信回老家，他问一个老人邮局在哪里。对方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199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梁毅志写道：“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好客，那样地欢迎你！”
可是到北京后第二天，梁毅志就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局，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长得洋气的柱子16岁到青岛一家首饰厂打工。干了十多年，柱子生病回梁庄了。他经常吐血，住了两个多月的院，还是没有止住。到后来，只要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柱子的兄弟姐妹凑钱给他治疗，可是没挨到柱子死，他们又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了。
“村子好像突然败了一样，看着凄凉得很。”父亲告诉梁鸿，近几年，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约有320余口，年纪最大的60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15岁。
一连串的问号在梁鸿的脑海里浮现：他们在城市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怎么想梁庄？他们的精神与城市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交叉？
她打电话给家里人，把梁庄人打工的城市在地图上罗列出来：广州，东莞，青岛，西安，北京，内蒙古，新疆，西藏等。
从2010年年底开始，梁鸿就一个人去那些标注在地图上的城市，走进他们的生活，听他们讲梁庄人在城市里的日子。
“梁庄在中国。如果能把他们与城市的关系、生活状态写出来，能够展现当代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而在眼下的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每一个人的乡愁。”她说。
“乡愁就是一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刚从老家回来的梁弘志。1988年，梁弘志离开梁庄，来到西安卖菜，至今已有23年。
梁鸿到的时候，梁弘志刚从梁庄回来。他回梁庄治腿了，从三轮车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起初，梁弘志去了西安一家大医院，医院说先交一万块钱住院费，梁弘志听了，二话没说，坐了十多个小时的汽车，就回了老家穰县的骨科医院，板子一夹，纱布一裹，花了150块钱，就把腿治了。
其实，梁弘志从县里回了梁庄，住了20多天，吃饭，喝酒，打牌，花的钱都超过一万了。梁鸿问他何苦这么折腾，梁弘志嘿嘿一乐，我回家了啊，开心啊，花得值啊！
在梁鸿一年多的访谈调查里，这不是孤例。有老乡得了痔疮，就从青岛赶回梁庄，赶回穰县，算上路费和回到梁庄的人情世故，花费要远超过在城市里的治疗费。
“可他们都选择了回到梁庄。在城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城市给他的异己感，给他造成了巨大的乡愁。回穰县，回家，花的钱多，他心里觉得踏实。”梁鸿说。
梁弘志在西安的家，孤零零地立在一片残垣断壁中。这是一片拆迁区，本来说要拆，可是后来又不拆了。从来到西安，梁弘志一家就一直住在这里，经常断电。
以梁弘志的经济实力，可以在西安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梁鸿问他，为什么不买一套公寓房？梁弘志眉毛一挑，直愣愣地说，“打死也不会在西安，要回梁庄！”
梁弘志已经在梁庄盖好了房子。去年，梁弘志的儿子结婚，他们回梁庄住了一段时间。“梁庄美啊，呆着就是舒服。”
对于西安的感觉，梁弘志则归结为朴素的一句话：“人家不要咱。”“到了菜市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指着咱的鼻子骂。”
“他们没有被城市吸纳，”指着自己拍的梁弘志家的照片，梁鸿说，“最关键的是，他们也没有被纳入到一个制度里面，孤独的感觉一直在他们心里，他们内心里遵从了这种安排，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
梁鸿的西安之行中，还有这么一张照片：一条小巷子里，一个小女孩独自坐着，头顶上仿佛只有一线的蓝天，蓝天是那么窄，那么高，似乎永远触碰不到。
照片里的小女孩，正是梁弘志的小侄女。
梁鸿还有一个堂哥。有一段时间，堂哥发觉自己特别能吃，可是越吃越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得了糖尿病。堂哥听了，整天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堂嫂说，要不然，你回梁庄住几天吧。堂哥开了些药，就回了梁庄，“感觉病也好了一半，也没有再瘦，它没有要我的命，高兴坏了。”
“这就是乡愁，只不过他们没有用一个词汇来总结，去表达，”梁鸿说，“乡愁在他们那里就是——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乡关何处
在东莞虎门镇，梁鸿见到了老乡梁东来（化名）。1997年，梁东来高中毕业，从梁庄来到东莞。十多年的打拼后，他从一名打工仔做到了一个小老板。
梁东来做的是童装生意，一个小作坊，有十多个工人。最好的时候，梁东来手里有差不多一百万，而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他的钱差不多赔光了，勉强维持。“撑不起，就从小老板再做回打工仔呗。”
可当梁鸿问他“将来去哪里时”，梁东来没有了这份淡然。他不想在东莞买房子，也不是很想回梁庄，“回去没有希望”，况且老家的房子也已经塌了，“将来赚了钱，可能会去郑州买房子吧，可这也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
梁鸿清楚地记得，在那间“推开一扇门，就是一个工厂”的作坊里，梁东来说这番话时的表情，“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乡关何处？在一年多的调查采访里，这个问题不时地冲击着梁鸿的心。直到有一天，她似乎找到了模糊的答案。
她与一位在北京买了房的老乡聊天。原本是波澜不惊的家长里短，可老乡突然蹦出一句：“我想回咱们镇上买一个房子，和原来的老邻居住在一起，半夜生病了可以有一个门儿去敲，死了之后有人抬棺材。”
前两天，梁鸿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做讲座。讲到土葬政策，梁鸿说，土葬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命观，独特的情感传递，是不是应该用更包容的方式来理解和执行土葬政策？
话音刚落，台下一个老太太就站起来，神情激动地说，我有一个办法，还是用棺材，埋上土，一个棺材上面种一棵树，在树上挂一个小牌牌，上面写着他是谁，从哪里来，这辈子做了什么，到时候，放眼一望是一片绿色的树林。
“多好的一个画面！树根紧紧包裹着棺材，像是回到了大地的子宫，母亲的子宫，那么的有安全感，”梁鸿不禁唏嘘，“那是回归大地的渴望，落叶归根的乡愁。”
而好友、著名作家阎连科却告诉梁鸿，在他们老家，坟头上的树是不能砍的，谁砍了，会遭天谴，会被全村的人咒，“可春节我回去看，村边到处是木材加工厂，坟头上的树都砍完了。”
在西安，梁鸿遇到了一场“城市里的葬礼”：四个人抬着一张小桌子，一张老太太的照片放在上面。桌子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披麻戴孝的人，最前头应该是老太太的女儿，哭得伤心，可其他人脸上的表情尴尬，想哭又哭不出来，因为周围围了一圈人，在对他们指指点点。
“整个场景显得不伦不类。”梁鸿回忆说。后来，她知道了，这是一群农村人在按照老家的规矩，进行一场葬礼。
“他们在城市里，依然要坚守乡村里的规矩，”梁鸿说，“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勇气，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心里面维护着故乡的习惯。”
“如何回到故乡”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故乡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乡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
也有人写评论说：“《中国在梁庄》书写了当下中国村庄的普遍性命运，它让我们感同身受、辗转难眠，《中国在梁庄》书写的不只是梁鸿的家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这个时代的沦陷模样。”
去年上半年，梁鸿接到了许多封读者来信，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部队军官，城市农民工，大学老师等。除了表达对于《中国在梁庄》的喜爱，读者的来信都写了自己的故乡和乡愁。
“《中国在梁庄》击中了每个人心中的痛，这种痛是一种隐痛，平时我们是把它忽略掉的，”梁鸿起身把一摞读者来信放好，说，“城市里的我们都很奔忙，不断被挟裹着往前走，遗忘掉我们的故乡，但是它一直在，我们经常看一些零散的新闻，有时会心有所动，可是都忽略过去了，这本书出现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打开了城市里的人尘封已久的乡愁。”
顿了一下，梁鸿做了一比喻：“就像在心里开了一道小缝儿，阳光‘唰’的一下，射进来，那种问题感，一种蛰伏已久的痛感，让你知道，其实一直在自己心里放着。”
2011年年初，《中国在梁庄》获评某个门户网站的“2010年度十大好书”。梁鸿去领奖，登台发言那一刻，她说，梁庄那些熟悉的亲人、乡亲和风景，一下子涌到了眼前。
她眼睛里闪着泪光，哽咽了：“我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因为这本书，很多人关注了乡村；难过的是，因为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点名声，但对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梁庄，没有任何改变。”
最近，梁鸿有一个设想：回梁庄盖一个房子，办一个村图书馆，或者给梁庄的孩子上上课，放放电影。她把想法告诉父亲，电话那头的父亲，一连说了几个好，主动请缨做管理员。现在，父亲几乎每天给梁鸿打电话，催她赶紧回梁庄找地方。
5月份，梁鸿接到了一个邀请：给参加“百村调研”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做一场讲座。
“本来不想去，”可她转念一想，“讲座可能会影响某一个官员的心灵，在未来，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会与某一个‘梁庄’相遇，希望能够让他们多点对‘梁庄’的爱，他们是能够改变千万个‘梁庄’命运的人。”
梁鸿如约出现。那一天，面对人手一本《中国在梁庄》的600多名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她讲座的题目叫做——《我们如何回到故乡》。
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
Q＝《中国周刊》
A ＝梁鸿
A：是的，乡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郁。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种感觉更多的是出于对乡村现状的不满，看到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凋落，没有秩序，而不单单是家里的老屋塌了，记忆中的河流再也没有鱼。现在的中国太快了，整个社会病态的发展，在乡村有一种显性的体现。这些一下子摆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强烈的感觉，自己的故乡沦陷了。
Q：我们今天的“乡愁”，更多的是什么呢？
A：乡愁已经不再是李白的乡愁，也不再是唐诗宋词的乡愁，不再是狭义的乡愁，现在的乡愁已经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乡愁，中国的乡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都市里，以都市文明或者工业文明去看农业文明的乡愁，与农业文明时代是不一样的。
在农业文明，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没有变的，而现在的乡愁，是在高速现代化发展下，人的本源被急剧地抛弃的，人与自然没有关系了，与四季没有关系了，被孤零零地悬在都市的钢筋水泥里，这时候的乡愁是怀念人的自然属性，想念的是与自然、与大江大河的一种相互偎依的感觉。
Q：乡愁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A：乡愁是有质的变化的。现代意义上的乡愁，更多的是寻找一种传统。
过去，对于中国人来说，乡愁是对于农业文明的一种想念，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精神方式，农业文明下的状态与四时相合，春种秋收，晨起昏睡。
现在，“乡愁”的背后，是隐蔽的多层制度与歧视：城市不能给他很好的安定感，归属感，他们现在的状态是在一种常年被隔离的状态下，看起来很像融入了城市，实际上是被隔离，这不是自主选择的，而是被所谓时代的潮流裹挟。现在，到了我们该反思的时刻，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再不思辨，恐怕以后就没有什么好思辨的了。
乡愁，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如何保持自性的问题。
Q：如何保持自性？
A：现在我们的文明，与四时、季节、植物是没有关系的，它貌似是超越一切的。人无所不能啊，无所畏惧了。所以，康德说过，望星空，只有两种事物让我们敬畏，这就是浩瀚无际的星空与我们内心的道德，可是星空和道德似乎消失已久了。现在没有这种敬畏感了，人太狂妄了。
在这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乡愁的，它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在每个人的心里蔓延。
你回到家乡为什么会感到特别舒适，因为你觉得自然界还在，你突然找到一种生存感，一种活着的感觉。当代的乡愁，是有一种巨大的批评在里面，一种传统的回望，只是我们没有去清晰地梳理它。
Q：现在，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
A：是的，现在的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当你有一天，你回望，突然发现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传统反映在生活的丝丝缕缕中，你的根没有了，人生活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你连回头的地方都没有了。
现在的我们，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物质、金钱与权力，这个社会怨气冲天，你去烦躁，去抱怨，去不择手段，觉得社会亏欠你太多。在滚滚洪流中，需要一点定力，稍微拉回一些自己，这需要很大的反省能力。
Q：如何找回我们的故乡？
A：找回故乡，广义上，实际上是找回曾经支撑维系我们这个民族发展的最朴素的道德方式。
找回我们的故乡，需要我们重新思索自己与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的关系。从自己的故乡出发，思索自己的家人、邻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需求，然后再来思索这个时代的发展。
人类社会肯定不止趋同性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共性高速一体化的发展下，怎么样重新找到自我，就是怎么样重新找到自己的故乡，这既是自己的自我，也是民族的自我。现在，我们的国家需要找回它，否则有一天，如果我们没有一点点寻找的欲望和痕迹，我们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了别人的影子。
“那个时候，整个梁庄的人几乎都没有条件去吃。”她轻叹一声。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去年，她写了一本书，记述了自己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取名为《中国在梁庄》。
著名作家阎连科说，从《中国在梁庄》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撼的中国现实”，“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
“梁庄是我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是我的乡愁，也是你的乡愁，是每个中国人化不开的心结。”梁鸿说。现在，她又从“梁庄”出发，去记录这个时代里乡愁的模样。
乡愁记录者
与烩面的香味一样，令梁鸿印象深刻的还有饥饿。家里经常闹春荒，吃不饱，饿的时候，梁鸿就坐在墙角晒太阳，一天也就过去了。
饥饿岁月里的成长容易被忽视。某一天，上学的路上，梁鸿碰到了父亲。父亲打量着她，用一种吃惊的口气，说，呀，你都长这么大了！梁鸿回忆说，那好像是某一个清晨，在庄稼地里，看到庄稼一夜之间拔节蹿高时的惊喜。
每天，上学的时候，梁鸿说一声，妈，我走了。躺在炕上的母亲，因为中风不能说话，只发出一声“啊”的哭声，算是回应。
“它是乡愁里长长的阴影，不是黑暗的，是掺杂了哀伤、某种温柔又凄凉的记忆，至今，我还是没有走出，即便我已离开梁庄这么多年。”梁鸿说。
梁鸿彻底离开梁庄是在1994年，那一年，她20岁，考上了河南当地一所高校。
实际上，自从彻底离开梁庄后，梁鸿每年回不了几次家，更多的时候，留在故乡的姐妹们替她到母亲的坟前磕几个头。
可是每次回梁庄，梁鸿都会感觉村庄在发生变化。
梁鸿记得，原来梁庄的坑塘里长满了荷花。每到夏天，只需一场大雨，青绿的荷叶便铺满整个坑塘，到了盛夏，白色或者粉红色的荷花，露出水来，挺立着，随风摇曳。有时，她和耍伴们下河摸螺壳，抓泥鳅，带回家炒着吃。待莲子成熟后，她和耍伴们就偷偷去采莲子。
“一口咬进嘴里，那个清香。”梁鸿笑出声来。
可如今，滋养了莲子的水塘已经成了死水，青青的荷叶再也长不出来，一层层的绿藻漂了起来，像一块黑绿色的脏抹布盖在水面上，上面还有塑料瓶、易拉罐等各种生活垃圾。
她曾经读书的梁庄小学，也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被改成了养猪场。校门口的标语，已经从“梁庄小学，教书育人”，被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原来升国旗的地方也只剩下了水泥墩。看门的老乡告诉梁鸿，国旗旗杆在几年前被校长当废品卖了，“旗杆是不锈钢的，能卖100多元钱。”
“最近几年，我们都在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是轨迹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习惯了符号化处理，习惯了数字化衡量，哪怕是感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鸿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甚至是羞耻之心。
她说，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论文成为了学术生产，这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鸿回到了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五个月。每天，在父亲的陪伴下，她和村庄里的人吃饭聊天，“用目光和脚步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
2010年上半年，梁鸿在北京的书斋里，开始写作《中国在梁庄》。中间一段时间里，梁鸿觉得自己无法再写下去了。她不时地问自己，“这个故事背后的痛苦有谁能够关心？乡村一定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湮没和牺牲，沦为一个个城市赝品吗？乡土中国在慢慢终结吗？”
刚开始，梁鸿用的是日记体，记录每天和谁谈话，听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写了十几万字后，她发觉日记体不足以呈现梁庄人现在的生活状态。后来，梁鸿把日记体换成纯抒情体，可还是不行，最后，她选择了“观察、素描、议论和自述等结合在一起的文体”。
在梁鸿看来，用什么样的文本来处理，意味着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呈现。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记录者，乡愁记录者。”梁鸿说，“他们的自述很重要，我们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一直在遮蔽这种声音，把自己当做这种声音的代言人，其实他们的情感和痛苦超出你的把握。”
“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梁鸿的记忆中，1991年，也就是她从穰县师范学校毕业的那一年，邻居家出去打工的三兄弟回来了，每人穿着一件黄大衣，骑着崭新的自行车。
三兄弟是1989年出去的，他们成为了最早从梁庄走向城市的人，在梁鸿和其他庄里人眼里，“像一个神话一样”。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梁庄人开始大规模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做工人，当小工。
她的少女时期最好的朋友菊秀，和哥哥离开梁庄，到河北做砖厂，在火车站帮着找工人。菊秀告诉梁鸿，自己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自己追求的美好生活，到最后怎么变成了这番样子？
在梁鸿的记忆里，菊秀骨子里是个特别浪漫的人，从小喜欢文学。在接到穰县师范学校录取通知的那个下午，她和菊秀在村后的河边跑啊，跳啊，唱啊，疯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俩在当时“雪白的沙滩”上，恭敬地写了一句话：“菊秀和海青是好朋友。”
“一个那么崇尚高雅生活的女孩子，最后完全被生活压倒了。”每次想到菊秀说这番话的表情，梁鸿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梁鸿的哥哥梁毅志在1991年来到北京。有一次，梁毅志想写封信回老家，他问一个老人邮局在哪里。对方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199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梁毅志写道：“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好客，那样地欢迎你！”
可是到北京后第二天，梁毅志就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局，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长得洋气的柱子16岁到青岛一家首饰厂打工。干了十多年，柱子生病回梁庄了。他经常吐血，住了两个多月的院，还是没有止住。到后来，只要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柱子的兄弟姐妹凑钱给他治疗，可是没挨到柱子死，他们又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了。
“村子好像突然败了一样，看着凄凉得很。”父亲告诉梁鸿，近几年，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约有320余口，年纪最大的60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15岁。
一连串的问号在梁鸿的脑海里浮现：他们在城市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怎么想梁庄？他们的精神与城市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交叉？
她打电话给家里人，把梁庄人打工的城市在地图上罗列出来：广州，东莞，青岛，西安，北京，内蒙古，新疆，西藏等。
从2010年年底开始，梁鸿就一个人去那些标注在地图上的城市，走进他们的生活，听他们讲梁庄人在城市里的日子。
“梁庄在中国。如果能把他们与城市的关系、生活状态写出来，能够展现当代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而在眼下的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每一个人的乡愁。”她说。
“乡愁就是一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刚从老家回来的梁弘志。1988年，梁弘志离开梁庄，来到西安卖菜，至今已有23年。
梁鸿到的时候，梁弘志刚从梁庄回来。他回梁庄治腿了，从三轮车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起初，梁弘志去了西安一家大医院，医院说先交一万块钱住院费，梁弘志听了，二话没说，坐了十多个小时的汽车，就回了老家穰县的骨科医院，板子一夹，纱布一裹，花了150块钱，就把腿治了。
其实，梁弘志从县里回了梁庄，住了20多天，吃饭，喝酒，打牌，花的钱都超过一万了。梁鸿问他何苦这么折腾，梁弘志嘿嘿一乐，我回家了啊，开心啊，花得值啊！
在梁鸿一年多的访谈调查里，这不是孤例。有老乡得了痔疮，就从青岛赶回梁庄，赶回穰县，算上路费和回到梁庄的人情世故，花费要远超过在城市里的治疗费。
“可他们都选择了回到梁庄。在城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城市给他的异己感，给他造成了巨大的乡愁。回穰县，回家，花的钱多，他心里觉得踏实。”梁鸿说。
梁弘志在西安的家，孤零零地立在一片残垣断壁中。这是一片拆迁区，本来说要拆，可是后来又不拆了。从来到西安，梁弘志一家就一直住在这里，经常断电。
以梁弘志的经济实力，可以在西安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梁鸿问他，为什么不买一套公寓房？梁弘志眉毛一挑，直愣愣地说，“打死也不会在西安，要回梁庄！”
梁弘志已经在梁庄盖好了房子。去年，梁弘志的儿子结婚，他们回梁庄住了一段时间。“梁庄美啊，呆着就是舒服。”
对于西安的感觉，梁弘志则归结为朴素的一句话：“人家不要咱。”“到了菜市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指着咱的鼻子骂。”
“他们没有被城市吸纳，”指着自己拍的梁弘志家的照片，梁鸿说，“最关键的是，他们也没有被纳入到一个制度里面，孤独的感觉一直在他们心里，他们内心里遵从了这种安排，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
梁鸿的西安之行中，还有这么一张照片：一条小巷子里，一个小女孩独自坐着，头顶上仿佛只有一线的蓝天，蓝天是那么窄，那么高，似乎永远触碰不到。
照片里的小女孩，正是梁弘志的小侄女。
梁鸿还有一个堂哥。有一段时间，堂哥发觉自己特别能吃，可是越吃越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得了糖尿病。堂哥听了，整天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堂嫂说，要不然，你回梁庄住几天吧。堂哥开了些药，就回了梁庄，“感觉病也好了一半，也没有再瘦，它没有要我的命，高兴坏了。”
“这就是乡愁，只不过他们没有用一个词汇来总结，去表达，”梁鸿说，“乡愁在他们那里就是——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乡关何处
在东莞虎门镇，梁鸿见到了老乡梁东来（化名）。1997年，梁东来高中毕业，从梁庄来到东莞。十多年的打拼后，他从一名打工仔做到了一个小老板。
梁东来做的是童装生意，一个小作坊，有十多个工人。最好的时候，梁东来手里有差不多一百万，而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他的钱差不多赔光了，勉强维持。“撑不起，就从小老板再做回打工仔呗。”
可当梁鸿问他“将来去哪里时”，梁东来没有了这份淡然。他不想在东莞买房子，也不是很想回梁庄，“回去没有希望”，况且老家的房子也已经塌了，“将来赚了钱，可能会去郑州买房子吧，可这也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
梁鸿清楚地记得，在那间“推开一扇门，就是一个工厂”的作坊里，梁东来说这番话时的表情，“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乡关何处？在一年多的调查采访里，这个问题不时地冲击着梁鸿的心。直到有一天，她似乎找到了模糊的答案。
她与一位在北京买了房的老乡聊天。原本是波澜不惊的家长里短，可老乡突然蹦出一句：“我想回咱们镇上买一个房子，和原来的老邻居住在一起，半夜生病了可以有一个门儿去敲，死了之后有人抬棺材。”
前两天，梁鸿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做讲座。讲到土葬政策，梁鸿说，土葬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命观，独特的情感传递，是不是应该用更包容的方式来理解和执行土葬政策？
话音刚落，台下一个老太太就站起来，神情激动地说，我有一个办法，还是用棺材，埋上土，一个棺材上面种一棵树，在树上挂一个小牌牌，上面写着他是谁，从哪里来，这辈子做了什么，到时候，放眼一望是一片绿色的树林。
“多好的一个画面！树根紧紧包裹着棺材，像是回到了大地的子宫，母亲的子宫，那么的有安全感，”梁鸿不禁唏嘘，“那是回归大地的渴望，落叶归根的乡愁。”
而好友、著名作家阎连科却告诉梁鸿，在他们老家，坟头上的树是不能砍的，谁砍了，会遭天谴，会被全村的人咒，“可春节我回去看，村边到处是木材加工厂，坟头上的树都砍完了。”
在西安，梁鸿遇到了一场“城市里的葬礼”：四个人抬着一张小桌子，一张老太太的照片放在上面。桌子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披麻戴孝的人，最前头应该是老太太的女儿，哭得伤心，可其他人脸上的表情尴尬，想哭又哭不出来，因为周围围了一圈人，在对他们指指点点。
“整个场景显得不伦不类。”梁鸿回忆说。后来，她知道了，这是一群农村人在按照老家的规矩，进行一场葬礼。
“他们在城市里，依然要坚守乡村里的规矩，”梁鸿说，“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勇气，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心里面维护着故乡的习惯。”
“如何回到故乡”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故乡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乡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
也有人写评论说：“《中国在梁庄》书写了当下中国村庄的普遍性命运，它让我们感同身受、辗转难眠，《中国在梁庄》书写的不只是梁鸿的家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这个时代的沦陷模样。”
去年上半年，梁鸿接到了许多封读者来信，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部队军官，城市农民工，大学老师等。除了表达对于《中国在梁庄》的喜爱，读者的来信都写了自己的故乡和乡愁。
“《中国在梁庄》击中了每个人心中的痛，这种痛是一种隐痛，平时我们是把它忽略掉的，”梁鸿起身把一摞读者来信放好，说，“城市里的我们都很奔忙，不断被挟裹着往前走，遗忘掉我们的故乡，但是它一直在，我们经常看一些零散的新闻，有时会心有所动，可是都忽略过去了，这本书出现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打开了城市里的人尘封已久的乡愁。”
顿了一下，梁鸿做了一比喻：“就像在心里开了一道小缝儿，阳光‘唰’的一下，射进来，那种问题感，一种蛰伏已久的痛感，让你知道，其实一直在自己心里放着。”
2011年年初，《中国在梁庄》获评某个门户网站的“2010年度十大好书”。梁鸿去领奖，登台发言那一刻，她说，梁庄那些熟悉的亲人、乡亲和风景，一下子涌到了眼前。
她眼睛里闪着泪光，哽咽了：“我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因为这本书，很多人关注了乡村；难过的是，因为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点名声，但对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梁庄，没有任何改变。”
最近，梁鸿有一个设想：回梁庄盖一个房子，办一个村图书馆，或者给梁庄的孩子上上课，放放电影。她把想法告诉父亲，电话那头的父亲，一连说了几个好，主动请缨做管理员。现在，父亲几乎每天给梁鸿打电话，催她赶紧回梁庄找地方。
5月份，梁鸿接到了一个邀请：给参加“百村调研”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做一场讲座。
“本来不想去，”可她转念一想，“讲座可能会影响某一个官员的心灵，在未来，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会与某一个‘梁庄’相遇，希望能够让他们多点对‘梁庄’的爱，他们是能够改变千万个‘梁庄’命运的人。”
梁鸿如约出现。那一天，面对人手一本《中国在梁庄》的600多名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她讲座的题目叫做——《我们如何回到故乡》。
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
Q＝《中国周刊》
A ＝梁鸿
A：是的，乡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郁。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种感觉更多的是出于对乡村现状的不满，看到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凋落，没有秩序，而不单单是家里的老屋塌了，记忆中的河流再也没有鱼。现在的中国太快了，整个社会病态的发展，在乡村有一种显性的体现。这些一下子摆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强烈的感觉，自己的故乡沦陷了。
Q：我们今天的“乡愁”，更多的是什么呢？
A：乡愁已经不再是李白的乡愁，也不再是唐诗宋词的乡愁，不再是狭义的乡愁，现在的乡愁已经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乡愁，中国的乡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都市里，以都市文明或者工业文明去看农业文明的乡愁，与农业文明时代是不一样的。
在农业文明，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没有变的，而现在的乡愁，是在高速现代化发展下，人的本源被急剧地抛弃的，人与自然没有关系了，与四季没有关系了，被孤零零地悬在都市的钢筋水泥里，这时候的乡愁是怀念人的自然属性，想念的是与自然、与大江大河的一种相互偎依的感觉。
Q：乡愁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A：乡愁是有质的变化的。现代意义上的乡愁，更多的是寻找一种传统。
过去，对于中国人来说，乡愁是对于农业文明的一种想念，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精神方式，农业文明下的状态与四时相合，春种秋收，晨起昏睡。
现在，“乡愁”的背后，是隐蔽的多层制度与歧视：城市不能给他很好的安定感，归属感，他们现在的状态是在一种常年被隔离的状态下，看起来很像融入了城市，实际上是被隔离，这不是自主选择的，而是被所谓时代的潮流裹挟。现在，到了我们该反思的时刻，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再不思辨，恐怕以后就没有什么好思辨的了。
乡愁，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如何保持自性的问题。
Q：如何保持自性？
A：现在我们的文明，与四时、季节、植物是没有关系的，它貌似是超越一切的。人无所不能啊，无所畏惧了。所以，康德说过，望星空，只有两种事物让我们敬畏，这就是浩瀚无际的星空与我们内心的道德，可是星空和道德似乎消失已久了。现在没有这种敬畏感了，人太狂妄了。
在这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乡愁的，它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在每个人的心里蔓延。
你回到家乡为什么会感到特别舒适，因为你觉得自然界还在，你突然找到一种生存感，一种活着的感觉。当代的乡愁，是有一种巨大的批评在里面，一种传统的回望，只是我们没有去清晰地梳理它。
Q：现在，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
A：是的，现在的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当你有一天，你回望，突然发现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传统反映在生活的丝丝缕缕中，你的根没有了，人生活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你连回头的地方都没有了。
现在的我们，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物质、金钱与权力，这个社会怨气冲天，你去烦躁，去抱怨，去不择手段，觉得社会亏欠你太多。在滚滚洪流中，需要一点定力，稍微拉回一些自己，这需要很大的反省能力。
Q：如何找回我们的故乡？
A：找回故乡，广义上，实际上是找回曾经支撑维系我们这个民族发展的最朴素的道德方式。
找回我们的故乡，需要我们重新思索自己与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的关系。从自己的故乡出发，思索自己的家人、邻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需求，然后再来思索这个时代的发展。
人类社会肯定不止趋同性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共性高速一体化的发展下，怎么样重新找到自我，就是怎么样重新找到自己的故乡，这既是自己的自我，也是民族的自我。现在，我们的国家需要找回它，否则有一天，如果我们没有一点点寻找的欲望和痕迹，我们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了别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