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13年2月22日，大清隆裕太后病逝。当年冬天，她与光绪皇帝的灵柩一起下葬于崇陵。
此时，距离清廷逊位已经一年有余。隆裕太后的灵棚中，既聚着大清的遗老，也有民国总理赵秉钧领衔的吊唁团。其间，遗老梁鼎芬一眼发现了一个穿着西装的人，他忽然跑到这个人跟前，指着鼻子骂起来：“你是谁？你是哪国人？”被指着的人是大清前任山东巡抚、如今的民国外交总长孙宝琦，他一下子怔住了。
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嗓门越说越响：“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另一位遗老劳乃宣也跟过来一起骂。两人一唱一和，引过来一大群人。
孙宝琦面无人色，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人们大概很难想到，这个被遗老骂得狗血淋头的官员，当年曾经是大清官场中广结姻亲的闻人，督抚中头脑开明的改良派。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这两个身份结合在一起，他变成了清廷的罪人。
姻亲政治
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颁布谕令，准许满汉通婚。很快，孙宝琦迎来了一门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亲事——皇室中辈分极高的庆亲王奕劻竟然主动找到他，想让自己的五公子迎娶他的二女儿。
当时，孙氏大骇，说：“我怎敢把女儿嫁给您家公子？我办不起嫁妆呀！”奕劻说：“别着急！别着急！到时候我派人把东西晚上送到府上，新媳妇过门时再带过来即是。”结果，孙二小姐出嫁时所带的嫁妆，真的是奕劻私底下送来的。
如此给面子，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如果细究孙宝琦的背景，可以发现确有令人称羡之处。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孙诒经曾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官至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在朝内有刚正清廉的美名，岳丈是曾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凭借着这些关系，孙宝琦被授刑部主事、直隶候补道，主持开办了铜元局、北洋育才馆，开平武备学堂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孙宝琦是少数几个随驾护送的人，旅途中，道路泥泞时，孙宝琦时常在后面推马车。这无疑给西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西安，由于孙宝琦自幼学习英、法文，熟悉电码，被庆亲王奕劻委任办理军机处电报房。当时，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北京谈判，西安与京城乃至全国的电文日夜不断，而收发翻译工作皆由孙宝琦负责，常常通宵达旦不眠不休。慈禧、光绪回京后，孙宝琦得到重用，被任命为驻法公使，后来还兼任了驻西班牙公使。
系出名门、太后赏识，最关键的是会和洋人打交道，考量这些因素，孙宝琦能够与庆亲王联姻似乎也不难理解。而此后，他在官场中的亲家更是爆发性增长。
孙宝琦有五个太太，育有二十四个子女。除了二小姐嫁入庆亲王家外，三小姐嫁给了大学士王文韶的孙子；三少爷娶的是北洋名将冯国璋的女儿；四小姐嫁给了皇室宗亲宝熙；七小姐成为了著名“清流派”张佩伦的儿媳、张爱玲的后母。孙宝琦与袁世凯、盛宣怀更是双份的亲家，每人各有两对子女结为连理。通过一连串的联姻，孙宝琦几乎与朝中最有影响力的重臣都成了亲戚。
同时，这些重臣又各自串联着其他豪门，例如，奕劻的另一位女婿是安徽巡抚恩铭，袁世凯与满洲重臣端方、那桐都是儿女亲家，盛宣怀的几个子女进入了江浙一带的豪门……清末，世家巨族们用联姻构建起一张同气连枝的关系网，借此各自扩充利益版图，真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孙宝琦在这种中国式政圈中如鱼得水。光绪末年，在交卸了外交事务后，他回国待命，恰好山东巡抚一职出缺。孙宝琦有意制造岳父、女婿先后主政山东的佳话，于是找奕劻帮忙。奕劻便借口山东是对德外交要地，需要熟悉洋务的大臣，保举孙宝琦担任了山东巡抚。以一公使之身，连跳数级，直接担任封疆大吏，这在当时被称为“异数”。
不过，“佳话”很快变为了尴尬。1910年，山东莱阳、海阳两县，因赋税过重而发生暴动，当地官员竟然派兵将百姓当作“乱民”围剿，据记载，官军“劫杀淫暴，甚于盗贼”，冲突中，大量村庄被毁，民众死伤达一千七百多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巡抚孙宝琦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据说摄政王载沣只是致函警告了一句，“如不是看在当年给老佛爷推车的份上，当撤职查办”。一家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因，“孙固某大老之姻亲也，有此巨援，夫复何虑？”
事实上，当板结化的利益集团若隐若现，沦为空言的不仅仅是官员问责，还有万众期待的政治改革。
变味的改革
1904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获胜告终。当时中国的舆论一致认为，日本以一介蕞尔小国，得以击败强邻，是立宪制度优于专制制度的铁证。也就在这一年，以孙宝琦为首的外交官们最先奏请朝廷明定宪法，仿效英、德、日本之体制，救宗社于水火之中，潜滋暗长的大清立宪运动自此陡然高涨。
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孙宝琦一直是以头脑新派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说在他做法国公使期间，有一次孙中山来巴黎，同盟会员汤芗铭等三人合谋窃取了孙中山的行李及文件，跑到使馆告密邀功。但孙宝琦不但没有下令严查，反而令手下将东西送了回去。1909年就任山东巡抚后，孙宝琦不仅关注本地谘议局的活动、地方自治的筹办，还屡屡奏请军机处尽快设立内阁、国会。和众多立宪派一样，这些声音确有不少出于其真实的政治理想。
但是，无论是设立内阁也好、国会也罢，涉及到官制的改革，都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这实在是一个不能再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在慈禧、光绪相继逝世之后，清廷高层出现了“政出多门”的情况，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更渐趋白热化。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晚清政坛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在慈禧、光绪病逝之后上台的摄政王载沣派，主要人物均由满洲少壮贵族组成，包括载沣、载泽、载涛等人。另一派的领衔者正是孙宝琦的亲家——老一辈的皇室宗亲庆亲王奕劻，成员包括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实际上皆为袁世凯的党羽。两派实力大致相当，相互倾轧。
载沣这个人，办事时出了名的犹豫不决，论能力、见识都远远赶不上慈禧老佛爷。据说，在他摄政之后，面对入宫觐见他的人，常常坐对无言，对方请示机宜，则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 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 应付事变, 则决难胜任。”因此，国事上，他往往更加依仗兄弟们，一上台，大肆任用少壮派亲贵，上至满洲八旗，对年轻的摄政王都十分失望。奕劻是怨气最大的一个，载沣一上台，不仅自己的左膀右臂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剩下的幕僚们也不像过去那么听使唤了，以至于奕劻曾经恨恨地说道，“必不得已，甘让权利于私友，绝不任孺子得志也！”
在波谲云诡的局面中，预备立宪的焦点实际上成为了各方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清宫中的每个人都关心将来自己在政坛中的地位，都试图获得改革的主导权。对于最关键的内阁总理大臣一职，奕劻、载泽、善耆都有意收入囊中。
不过，若论政治资望和力量，奕劻的势力之大，是载泽等少壮亲贵比不了的，这不仅得益于这位老臣长期把持中枢要地军机处，也得益于他在朝中长年的结交、经营，包括他与孙宝琦这样官员的联姻，日后都成为了为他加分的政治资本。当时的《时报》甚至做了一次民意调查，投票竞猜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八千多张票中，有近四千张投给了奕劻，比第二名载泽足足多出了两千票。
最后的结果也的确印证了人们的判断，1911年5月8日，清廷正式颁布新内阁，奕劻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其两位心腹那桐、徐世昌也一同入阁。载沣敌不过奕劻的势力，便安排自己一派的载泽进了掌管财政的度支部，荫昌、载洵分别为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以掌握军权。至于其他阁员，也分别与两派势力有关。因此当这个内阁一颁布，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满洲贵族占九人，其中皇族又占七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这实际上宣告了被人们期待多年的立宪以“骗局”收场。但是颇为讽刺的是，这却是最能平衡清室各方利益的人事安排。
孙宝琦此时正在山东当巡抚。皇族内阁颁布后，他马上便上书，直斥亲贵不宜干预朝政。然而恐怕广结亲缘的他自己也知道利益集团的厉害，当改革被绑架时，大清也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了。
摇摆的革命
1911年10月22日，武昌首义爆发的第二周，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联名电奏朝廷，再一次指出今日之祸乱，完全是因为近年来亲贵专权任事的结果，他们提出，通过“痛削皇权，改革政体，与革党谈判”等措施化解危机。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孙宝琦就在地方督抚中第一个给清廷发电报，建议起用自己的亲家袁世凯。而在中央，另一位亲家奕劻与他遥相呼应，于10月21日向朝廷请了假，据信是亲自前往河南安阳洹上村，说服袁世凯出山。11月1日，奕劻内阁成员总辞职，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而此后不久，载泽便在御前会议上指责奕劻起用袁世凯是引狼入室，颠覆清廷。老大帝国风雨飘摇之际，利益集团之间的攻讦依旧没有停止。
与此同时，孙宝琦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11月初，济南盛传，清政府欲以山东土地作抵押向德国借债三千万元来筹措战争经费，这一消息激怒了民众。11 月5 日山东各界人士齐聚谘议局讨要说法，革命党人徐镜心等人在会上提出了事先草拟的山东独立约章七条，并推举出士绅夏继泉等人把劝告书交给孙宝琦。据夏继泉的回忆，孙宝琦当时看到了劝告书后觉得很诧异，表面上没有拒绝，但实际上很难接受，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孙宝琦才答应向清廷代奏。
11月13日，各界人物再次集会谘议局，要求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声称：“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大会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近9 点，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支持革命的新军第五镇标统黄治坤威胁说，会场内有两百支手枪，如果孙宝琦再不答应独立，“也许立即就出人命！”孙宝琦才不得已接受“总统”的职务。 事后，孙宝琦还上奏朝廷：“宝琦再三劝告不可独立，而大众不听，竟以独立要求，即日宣布……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
在后来写给亲家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孙宝琦流露出了自己此时的一些心迹，他说自己“顷拟奏设临时政府，仿庚子年例，稍慰革党之望……”所谓庚子年例，指的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东南互保”，简单地说，就是暂时脱离中央指挥，自求保境安民。
之前心中已经准备设立临时政府，真到独立的时候了，又显出万不得已的样子，这其中的原委，曾在济南任首道的熙敬甫一语道破天机：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纯为袁世凯所操纵”。“是事前派人授意嘱孙独立，盖欲造成恐怖局面，以觇清室权贵动静”，按照这种说法，孙氏“不得已”的姿态，显然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亲家奕劻、袁世凯难堪。
不过，清室权贵也毫不示弱，熙敬甫回忆道，当时自己曾经在京城亲眼见到少壮派亲贵良弼对奕劻说，“这都是你的好亲家办的事，没有王爷允许，他大约也不敢做”，奕劻随即找到袁世凯商量解决办法。随后，袁世凯给孙宝琦又发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取消独立，同时策动第五镇军官再一次调转枪口，反对临时政府。于是，孙宝琦只好又一次以悲情的姿态向公众宣称，“鄙人今日陷于危难，自惭无识，尚复何尤！”11月24日，他宣布取消独立，并避入医院，为期十二天的山东独立宣告结束。
只不过，这一反复，让孙宝琦从此再也直不起腰来，很多人都认为他两面三刀，孙宝琦心力交瘁中须发尽白。12月17日，他奉旨开缺，离开山东，迁居天津租界。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民心，只是充当了利益集团争斗的牺牲品。
姻亲之牢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两个月后，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当初奕劻“甘让权利于私友，绝不任孺子得志也”之语，竟然戏剧般地实现了，而且相当彻底。
事实上，除了袁世凯，这场晚清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战并没有胜者。无论如何，大清已经没有了。而戏剧性的是，民国之后，奕劻、载沣，这两派势力的领衔者却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和解，1917年，奕劻病逝于天津，庆王府按惯例，向北京紫禁城中的小朝廷讨谥号，为其评定一生功业。当时，深恨奕劻误国的溥仪亲自选了“谬、丑、幽、厉”四个字，让内务府选择，谬丑，是秦桧的谥号；幽厉，指的是周朝之昏君幽王、厉王。
最终，还是溥仪的父亲载沣劝他网开一面，力争之下，才给奕劻赐谥“密”字，意思是“追悔前过”。
而对于一度卷入政争的孙宝琦，遗老们所能做的只是在隆裕太后的灵棚中痛骂而已。
凭借着和袁世凯的关系，孙宝琦的官运并没有结束。1913年9月，他就任外交总长。据曹汝霖的回忆，该部门原本选员较严，即便亲戚故旧，也要经考试录用。孙宝琦到任不久，部员便全部补足，甚至在编制外又添设办事员——显然是开了不少后门。
孙宝琦似乎忘记了曾经的狼狈，他继续欣然经营着自己的姻亲政治。1916年亲家盛宣怀去世后，孙宝琦接任了盛氏创办的汉冶萍钢铁公司董事长职务，每月领取一些车马费。当时任总经理的是盛家后人盛泽承，但对公司业务毫不上心，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入不敷出。他骗孙宝琦举债二十万元购买了公司股票，谎称一定代为清理债务，却再也没有了下文，孙宝琦心力交瘁，甚至去找日本朋友帮忙。直到此时，他才有点恍然大悟了，在给儿子的信中写到，“至亲如翁婿反不如日友同情可恃，自恨当日之孟浪从事，汝等当引为前车之鉴，不可妄思生意投机之事。”
1931年2月3日，孙宝琦胃病发作，病逝于上海。
受债务所累，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非常拮据。张爱玲当年忆及家世，曾经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孙宝琦官做得那么大，反而很穷？她分析，也许是家里的姨太太太多。
这话似乎在说孙家，也似乎在说中国。
此时，距离清廷逊位已经一年有余。隆裕太后的灵棚中，既聚着大清的遗老，也有民国总理赵秉钧领衔的吊唁团。其间，遗老梁鼎芬一眼发现了一个穿着西装的人，他忽然跑到这个人跟前，指着鼻子骂起来：“你是谁？你是哪国人？”被指着的人是大清前任山东巡抚、如今的民国外交总长孙宝琦，他一下子怔住了。
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嗓门越说越响：“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另一位遗老劳乃宣也跟过来一起骂。两人一唱一和，引过来一大群人。
孙宝琦面无人色，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人们大概很难想到，这个被遗老骂得狗血淋头的官员，当年曾经是大清官场中广结姻亲的闻人，督抚中头脑开明的改良派。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这两个身份结合在一起，他变成了清廷的罪人。
姻亲政治
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颁布谕令，准许满汉通婚。很快，孙宝琦迎来了一门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亲事——皇室中辈分极高的庆亲王奕劻竟然主动找到他，想让自己的五公子迎娶他的二女儿。
当时，孙氏大骇，说：“我怎敢把女儿嫁给您家公子？我办不起嫁妆呀！”奕劻说：“别着急！别着急！到时候我派人把东西晚上送到府上，新媳妇过门时再带过来即是。”结果，孙二小姐出嫁时所带的嫁妆，真的是奕劻私底下送来的。
如此给面子，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如果细究孙宝琦的背景，可以发现确有令人称羡之处。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孙诒经曾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官至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在朝内有刚正清廉的美名，岳丈是曾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凭借着这些关系，孙宝琦被授刑部主事、直隶候补道，主持开办了铜元局、北洋育才馆，开平武备学堂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孙宝琦是少数几个随驾护送的人，旅途中，道路泥泞时，孙宝琦时常在后面推马车。这无疑给西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西安，由于孙宝琦自幼学习英、法文，熟悉电码，被庆亲王奕劻委任办理军机处电报房。当时，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北京谈判，西安与京城乃至全国的电文日夜不断，而收发翻译工作皆由孙宝琦负责，常常通宵达旦不眠不休。慈禧、光绪回京后，孙宝琦得到重用，被任命为驻法公使，后来还兼任了驻西班牙公使。
系出名门、太后赏识，最关键的是会和洋人打交道，考量这些因素，孙宝琦能够与庆亲王联姻似乎也不难理解。而此后，他在官场中的亲家更是爆发性增长。
孙宝琦有五个太太，育有二十四个子女。除了二小姐嫁入庆亲王家外，三小姐嫁给了大学士王文韶的孙子；三少爷娶的是北洋名将冯国璋的女儿；四小姐嫁给了皇室宗亲宝熙；七小姐成为了著名“清流派”张佩伦的儿媳、张爱玲的后母。孙宝琦与袁世凯、盛宣怀更是双份的亲家，每人各有两对子女结为连理。通过一连串的联姻，孙宝琦几乎与朝中最有影响力的重臣都成了亲戚。
同时，这些重臣又各自串联着其他豪门，例如，奕劻的另一位女婿是安徽巡抚恩铭，袁世凯与满洲重臣端方、那桐都是儿女亲家，盛宣怀的几个子女进入了江浙一带的豪门……清末，世家巨族们用联姻构建起一张同气连枝的关系网，借此各自扩充利益版图，真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孙宝琦在这种中国式政圈中如鱼得水。光绪末年，在交卸了外交事务后，他回国待命，恰好山东巡抚一职出缺。孙宝琦有意制造岳父、女婿先后主政山东的佳话，于是找奕劻帮忙。奕劻便借口山东是对德外交要地，需要熟悉洋务的大臣，保举孙宝琦担任了山东巡抚。以一公使之身，连跳数级，直接担任封疆大吏，这在当时被称为“异数”。
不过，“佳话”很快变为了尴尬。1910年，山东莱阳、海阳两县，因赋税过重而发生暴动，当地官员竟然派兵将百姓当作“乱民”围剿，据记载，官军“劫杀淫暴，甚于盗贼”，冲突中，大量村庄被毁，民众死伤达一千七百多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巡抚孙宝琦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据说摄政王载沣只是致函警告了一句，“如不是看在当年给老佛爷推车的份上，当撤职查办”。一家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因，“孙固某大老之姻亲也，有此巨援，夫复何虑？”
事实上，当板结化的利益集团若隐若现，沦为空言的不仅仅是官员问责，还有万众期待的政治改革。
变味的改革
1904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获胜告终。当时中国的舆论一致认为，日本以一介蕞尔小国，得以击败强邻，是立宪制度优于专制制度的铁证。也就在这一年，以孙宝琦为首的外交官们最先奏请朝廷明定宪法，仿效英、德、日本之体制，救宗社于水火之中，潜滋暗长的大清立宪运动自此陡然高涨。
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孙宝琦一直是以头脑新派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说在他做法国公使期间，有一次孙中山来巴黎，同盟会员汤芗铭等三人合谋窃取了孙中山的行李及文件，跑到使馆告密邀功。但孙宝琦不但没有下令严查，反而令手下将东西送了回去。1909年就任山东巡抚后，孙宝琦不仅关注本地谘议局的活动、地方自治的筹办，还屡屡奏请军机处尽快设立内阁、国会。和众多立宪派一样，这些声音确有不少出于其真实的政治理想。
但是，无论是设立内阁也好、国会也罢，涉及到官制的改革，都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这实在是一个不能再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在慈禧、光绪相继逝世之后，清廷高层出现了“政出多门”的情况，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更渐趋白热化。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晚清政坛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在慈禧、光绪病逝之后上台的摄政王载沣派，主要人物均由满洲少壮贵族组成，包括载沣、载泽、载涛等人。另一派的领衔者正是孙宝琦的亲家——老一辈的皇室宗亲庆亲王奕劻，成员包括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实际上皆为袁世凯的党羽。两派实力大致相当，相互倾轧。
载沣这个人，办事时出了名的犹豫不决，论能力、见识都远远赶不上慈禧老佛爷。据说，在他摄政之后，面对入宫觐见他的人，常常坐对无言，对方请示机宜，则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 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 应付事变, 则决难胜任。”因此，国事上，他往往更加依仗兄弟们，一上台，大肆任用少壮派亲贵，上至满洲八旗，对年轻的摄政王都十分失望。奕劻是怨气最大的一个，载沣一上台，不仅自己的左膀右臂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剩下的幕僚们也不像过去那么听使唤了，以至于奕劻曾经恨恨地说道，“必不得已，甘让权利于私友，绝不任孺子得志也！”
在波谲云诡的局面中，预备立宪的焦点实际上成为了各方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清宫中的每个人都关心将来自己在政坛中的地位，都试图获得改革的主导权。对于最关键的内阁总理大臣一职，奕劻、载泽、善耆都有意收入囊中。
不过，若论政治资望和力量，奕劻的势力之大，是载泽等少壮亲贵比不了的，这不仅得益于这位老臣长期把持中枢要地军机处，也得益于他在朝中长年的结交、经营，包括他与孙宝琦这样官员的联姻，日后都成为了为他加分的政治资本。当时的《时报》甚至做了一次民意调查，投票竞猜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八千多张票中，有近四千张投给了奕劻，比第二名载泽足足多出了两千票。
最后的结果也的确印证了人们的判断，1911年5月8日，清廷正式颁布新内阁，奕劻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其两位心腹那桐、徐世昌也一同入阁。载沣敌不过奕劻的势力，便安排自己一派的载泽进了掌管财政的度支部，荫昌、载洵分别为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以掌握军权。至于其他阁员，也分别与两派势力有关。因此当这个内阁一颁布，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满洲贵族占九人，其中皇族又占七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这实际上宣告了被人们期待多年的立宪以“骗局”收场。但是颇为讽刺的是，这却是最能平衡清室各方利益的人事安排。
孙宝琦此时正在山东当巡抚。皇族内阁颁布后，他马上便上书，直斥亲贵不宜干预朝政。然而恐怕广结亲缘的他自己也知道利益集团的厉害，当改革被绑架时，大清也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了。
摇摆的革命
1911年10月22日，武昌首义爆发的第二周，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联名电奏朝廷，再一次指出今日之祸乱，完全是因为近年来亲贵专权任事的结果，他们提出，通过“痛削皇权，改革政体，与革党谈判”等措施化解危机。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孙宝琦就在地方督抚中第一个给清廷发电报，建议起用自己的亲家袁世凯。而在中央，另一位亲家奕劻与他遥相呼应，于10月21日向朝廷请了假，据信是亲自前往河南安阳洹上村，说服袁世凯出山。11月1日，奕劻内阁成员总辞职，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而此后不久，载泽便在御前会议上指责奕劻起用袁世凯是引狼入室，颠覆清廷。老大帝国风雨飘摇之际，利益集团之间的攻讦依旧没有停止。
与此同时，孙宝琦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11月初，济南盛传，清政府欲以山东土地作抵押向德国借债三千万元来筹措战争经费，这一消息激怒了民众。11 月5 日山东各界人士齐聚谘议局讨要说法，革命党人徐镜心等人在会上提出了事先草拟的山东独立约章七条，并推举出士绅夏继泉等人把劝告书交给孙宝琦。据夏继泉的回忆，孙宝琦当时看到了劝告书后觉得很诧异，表面上没有拒绝，但实际上很难接受，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孙宝琦才答应向清廷代奏。
11月13日，各界人物再次集会谘议局，要求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声称：“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大会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近9 点，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支持革命的新军第五镇标统黄治坤威胁说，会场内有两百支手枪，如果孙宝琦再不答应独立，“也许立即就出人命！”孙宝琦才不得已接受“总统”的职务。 事后，孙宝琦还上奏朝廷：“宝琦再三劝告不可独立，而大众不听，竟以独立要求，即日宣布……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
在后来写给亲家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孙宝琦流露出了自己此时的一些心迹，他说自己“顷拟奏设临时政府，仿庚子年例，稍慰革党之望……”所谓庚子年例，指的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东南互保”，简单地说，就是暂时脱离中央指挥，自求保境安民。
之前心中已经准备设立临时政府，真到独立的时候了，又显出万不得已的样子，这其中的原委，曾在济南任首道的熙敬甫一语道破天机：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纯为袁世凯所操纵”。“是事前派人授意嘱孙独立，盖欲造成恐怖局面，以觇清室权贵动静”，按照这种说法，孙氏“不得已”的姿态，显然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亲家奕劻、袁世凯难堪。
不过，清室权贵也毫不示弱，熙敬甫回忆道，当时自己曾经在京城亲眼见到少壮派亲贵良弼对奕劻说，“这都是你的好亲家办的事，没有王爷允许，他大约也不敢做”，奕劻随即找到袁世凯商量解决办法。随后，袁世凯给孙宝琦又发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取消独立，同时策动第五镇军官再一次调转枪口，反对临时政府。于是，孙宝琦只好又一次以悲情的姿态向公众宣称，“鄙人今日陷于危难，自惭无识，尚复何尤！”11月24日，他宣布取消独立，并避入医院，为期十二天的山东独立宣告结束。
只不过，这一反复，让孙宝琦从此再也直不起腰来，很多人都认为他两面三刀，孙宝琦心力交瘁中须发尽白。12月17日，他奉旨开缺，离开山东，迁居天津租界。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民心，只是充当了利益集团争斗的牺牲品。
姻亲之牢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两个月后，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当初奕劻“甘让权利于私友，绝不任孺子得志也”之语，竟然戏剧般地实现了，而且相当彻底。
事实上，除了袁世凯，这场晚清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战并没有胜者。无论如何，大清已经没有了。而戏剧性的是，民国之后，奕劻、载沣，这两派势力的领衔者却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和解，1917年，奕劻病逝于天津，庆王府按惯例，向北京紫禁城中的小朝廷讨谥号，为其评定一生功业。当时，深恨奕劻误国的溥仪亲自选了“谬、丑、幽、厉”四个字，让内务府选择，谬丑，是秦桧的谥号；幽厉，指的是周朝之昏君幽王、厉王。
最终，还是溥仪的父亲载沣劝他网开一面，力争之下，才给奕劻赐谥“密”字，意思是“追悔前过”。
而对于一度卷入政争的孙宝琦，遗老们所能做的只是在隆裕太后的灵棚中痛骂而已。
凭借着和袁世凯的关系，孙宝琦的官运并没有结束。1913年9月，他就任外交总长。据曹汝霖的回忆，该部门原本选员较严，即便亲戚故旧，也要经考试录用。孙宝琦到任不久，部员便全部补足，甚至在编制外又添设办事员——显然是开了不少后门。
孙宝琦似乎忘记了曾经的狼狈，他继续欣然经营着自己的姻亲政治。1916年亲家盛宣怀去世后，孙宝琦接任了盛氏创办的汉冶萍钢铁公司董事长职务，每月领取一些车马费。当时任总经理的是盛家后人盛泽承，但对公司业务毫不上心，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入不敷出。他骗孙宝琦举债二十万元购买了公司股票，谎称一定代为清理债务，却再也没有了下文，孙宝琦心力交瘁，甚至去找日本朋友帮忙。直到此时，他才有点恍然大悟了，在给儿子的信中写到，“至亲如翁婿反不如日友同情可恃，自恨当日之孟浪从事，汝等当引为前车之鉴，不可妄思生意投机之事。”
1931年2月3日，孙宝琦胃病发作，病逝于上海。
受债务所累，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非常拮据。张爱玲当年忆及家世，曾经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孙宝琦官做得那么大，反而很穷？她分析，也许是家里的姨太太太多。
这话似乎在说孙家，也似乎在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