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翻译伦理主要探讨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及其方法，如同伦理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人际关系一样，翻译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也规范了翻译活动的进程。本文以翻译目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结果为不同维度，探讨了翻译伦理在翻译活动当中的重要作用。
【關键词】伦理;翻译;策略
【Abstract】Translation ethics mainly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and the translation object as well a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used by the translato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s ethics largely regulate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ranslation ethics regulates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from cover to cover to a large extent、The paper takes translating purpose， translating process and translating result as dimensions 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role of translation ethics in translating activities.
【Key words】Ethics; Translation; Strategy
【作者简介】 刘杰（1982-），男，甘肃庄浪人，天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翻译学的发展，翻译伦理也成为翻译研究人员热议的语言话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二字连用，最早似出现于《礼记·乐记》，泛指伦类条理，已经包含有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范之意（彭萍，2013：29），由此可以看出，伦理指的是社会人际关系，更强调界定，具有规则性，故而中国有五伦，如：“天地君亲师”被称之为五天伦，又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被称之为五人伦。因此，伦理是一种关系界定。就翻译而言，所谓翻译伦理，指的就是如何界定译者和文本的关系，以及确定在这种关系生成过程（翻译过程）当中所要遵守的规范和准则。对于道德而言，孔子认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可以看出道德是之于行为标准，侧重于评价，具有多元性。因此，道德常与标准搭配，伦理则与关系搭配使用。
因此，在翻译活动中如何界定和阐释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源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论是翻译的目的、过程还是结果，无不是一种伦理关系的体现，故而，本文尝试从翻译目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结果等方面探讨翻译的伦理性问题。
一、翻译目的的伦理性
翻译的目的是指导翻译活动开展的重要原则，因此，西方理论界有很多关于翻译目的的理论论述，例如，弗米尔（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纽马克（Peler Neumark）的翻译交际理论（Comwunicoctive Tramslotim）等。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最早在其“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一文中，首次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认为翻译伦理的目的性主要体现在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发生的一种冲突关系，翻译行为的正当伦理目标是突出和体现原文中源语言和源文化的异质性（Berman 1984：23）。因此，翻译目的的伦理性是通过翻译来丰富自身，最大可能地保持原作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性。从这个层面来看，讲翻译的伦理更多的突显出对于原作的“忠实”，以体现译者翻译目的的伦理性。
1997年，法国翻译学者皮姆（Anthony Pym）出版了关于翻译伦理的专著《论译者的伦理》（Pour une éthique du traducteur）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属于某一个文化群体的行为，而是属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际行为。他观察到的译者是典型的“混血”“半种姓”，居住在跨文化空间中的社会行动者。译者的首要忠诚既不是对源文化，也不是对目标文化，而是对居住在这个空间中的其他人，即其他跨文化中介者，对整个翻译行业的忠诚（Pym，1997：98-10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的伦理性更多地体现在翻译职业的伦理性。
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一般目标行动，切斯特曼（Chesterman，2016：168）认为翻译伦理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广泛的社会问题，如译者在社会之中的角色和权利、译者的工作条件、金融奖励和客户的利润动机、译者和客户之间的权力关系、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简而言之，就是翻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微观伦理问题则涉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如具体文本问题、翻译策略等。简言之，就是译者与文字的关系。
二、翻译过程的伦理性
威廉姆斯（Williams，1993：185）认为关于翻译伦理的观点似乎源于两种不同的伦理理论：契约主义和功利主义。契约理论是建立在对一个具体行为正确与否的一致同意基础之上的，因此，包含了义务、权利、准则和规范的概念。在这里，伦理考虑是“溯及既往的”，因为它们涉及在行为发生时已经存在的义务等，因而，对于基于契约主义的翻译伦理侧重于规范性;另一方面，功利主义的伦理理论则是期待既定行为的结果。在这里，一个行为是为了最好的结果，行为本身是由价值标准去判定它的操作，侧重点更多的是价值而不是规范，基于功利主义的翻译伦理侧重于描写性。 因此，對于翻译过程伦理性的研究，我们发现一些学采用了规范性的方法，另一些学者则采用了描述性的方法。对翻译过程的规范性研究旨在探讨翻译行为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规范，研究者有其明确的个人意识形态，并力图建立译者应该以某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翻译的理由。例如，韦努蒂（Venuti，1995：28）认为翻译应该避免流畅或保守的翻译策略，而更倾向于抵触的、违背常理的翻译策略。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公正地对待外国文化的异质性，通过超越性的翻译，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我们才能更好地弘扬源语言与文化的真正价值。对翻译过程伦理的描述性研究，试图揭示控制特定行为的价值原则，特定行动者群体倾向于相信的价值概念，翻译伦理的描述性研究目的是通过对翻译文本的过程经验进行梳理和描述，归纳和总结翻译过程中译者所持有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译者在特定情况下所扮演的角色，翻译过程的操作是由价值所主导，换言之，翻译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等由翻译目标价值所决定，无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例如，经济产品和广告语文本的翻译，为了达到产品价值推广利益最大化，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翻译方法和策略都在选择之列。
三、翻译结果的伦理性
波普尔（Karl R. Popper）将“清晰度”（Clarity）视为最重要的语言标准，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的清晰度是它作为理性交流手段发挥作用的条件，没有清晰度就会削弱理性交流的可能性，而这样做就会破坏整个人类社会的可能性”（Popper，1962：308）。“清晰度”是文体学和文本语言学中经常出现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教育家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他将清晰度与正确性、优雅和得体一起列为风格的四大品质之一（Rener 1989：217）。而清晰度在翻译理论中的价值通常与格瑞斯（Paul Grice）会话合作原则相关联，它被归为结果准则：要清楚。里奇（Geoffrey N. Leech）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格瑞斯的合作原则，提出了一个清晰原则，意为文本和信息之间要保持一种透明的关系（Leech，1983：66）。在这里，清晰度成为一种语言价值，它适用于任何语言。对于翻译而言，从伦理学视角看待翻译结果，其文本信息和风格的传递清晰度被视为翻译结果的伦理性价值标准，因为清晰、易读，有一些语法错误的翻译肯定会比不合逻辑、晦涩或笨拙的翻译（尽管句子合乎语法规范）更受读者欢迎。
回顾译者角色的历史演变，从卑微的奴隶到平等的伙伴，在一定程度上，这确实是一场逐步解放的运动，一个获得解放的译者拥有打破常规的权利，这种打破常规意味着翻译的操作会在一定程度上违反规范。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打破常规必须通过呼吁更高的规范来证明其合理性，而更高的规范本身还应该符合管理这些规范的价值观。因而，建立伦理学视角的翻译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如纽马克（Newmark，1988：211）所说，译者总是有道德义务去消除误解，实现真实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彭萍.翻译伦理学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2]Berman， Antoine L’epreuve de L’e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J]. Paris： Gallimard， 1984.
[3]Chesterman Andrew.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4]Leech Geoffrey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983.
[5]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1988.
[6]Popper Karl 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M].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2.
[7]Pym Anthony. Pour Une Ethique du Traducteur[M]. Arrsa et Ottawa：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et Presses de L’universitéd Ottawa， 1997.
[8]Rener Frederick M.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from Cicero to Tytler[M]. Amsterdam and Atlanta： Rodopi， 1989.
[9]Venuti 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5.
[10]Williams Bernard.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M]. London： Fontana， 1993.
【關键词】伦理;翻译;策略
【Abstract】Translation ethics mainly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and the translation object as well a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used by the translato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s ethics largely regulate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ranslation ethics regulates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from cover to cover to a large extent、The paper takes translating purpose， translating process and translating result as dimensions 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role of translation ethics in translating activities.
【Key words】Ethics; Translation; Strategy
【作者简介】 刘杰（1982-），男，甘肃庄浪人，天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翻译学的发展，翻译伦理也成为翻译研究人员热议的语言话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二字连用，最早似出现于《礼记·乐记》，泛指伦类条理，已经包含有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范之意（彭萍，2013：29），由此可以看出，伦理指的是社会人际关系，更强调界定，具有规则性，故而中国有五伦，如：“天地君亲师”被称之为五天伦，又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被称之为五人伦。因此，伦理是一种关系界定。就翻译而言，所谓翻译伦理，指的就是如何界定译者和文本的关系，以及确定在这种关系生成过程（翻译过程）当中所要遵守的规范和准则。对于道德而言，孔子认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可以看出道德是之于行为标准，侧重于评价，具有多元性。因此，道德常与标准搭配，伦理则与关系搭配使用。
因此，在翻译活动中如何界定和阐释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源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论是翻译的目的、过程还是结果，无不是一种伦理关系的体现，故而，本文尝试从翻译目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结果等方面探讨翻译的伦理性问题。
一、翻译目的的伦理性
翻译的目的是指导翻译活动开展的重要原则，因此，西方理论界有很多关于翻译目的的理论论述，例如，弗米尔（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纽马克（Peler Neumark）的翻译交际理论（Comwunicoctive Tramslotim）等。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最早在其“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一文中，首次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认为翻译伦理的目的性主要体现在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发生的一种冲突关系，翻译行为的正当伦理目标是突出和体现原文中源语言和源文化的异质性（Berman 1984：23）。因此，翻译目的的伦理性是通过翻译来丰富自身，最大可能地保持原作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性。从这个层面来看，讲翻译的伦理更多的突显出对于原作的“忠实”，以体现译者翻译目的的伦理性。
1997年，法国翻译学者皮姆（Anthony Pym）出版了关于翻译伦理的专著《论译者的伦理》（Pour une éthique du traducteur）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属于某一个文化群体的行为，而是属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际行为。他观察到的译者是典型的“混血”“半种姓”，居住在跨文化空间中的社会行动者。译者的首要忠诚既不是对源文化，也不是对目标文化，而是对居住在这个空间中的其他人，即其他跨文化中介者，对整个翻译行业的忠诚（Pym，1997：98-10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的伦理性更多地体现在翻译职业的伦理性。
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一般目标行动，切斯特曼（Chesterman，2016：168）认为翻译伦理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广泛的社会问题，如译者在社会之中的角色和权利、译者的工作条件、金融奖励和客户的利润动机、译者和客户之间的权力关系、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简而言之，就是翻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微观伦理问题则涉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如具体文本问题、翻译策略等。简言之，就是译者与文字的关系。
二、翻译过程的伦理性
威廉姆斯（Williams，1993：185）认为关于翻译伦理的观点似乎源于两种不同的伦理理论：契约主义和功利主义。契约理论是建立在对一个具体行为正确与否的一致同意基础之上的，因此，包含了义务、权利、准则和规范的概念。在这里，伦理考虑是“溯及既往的”，因为它们涉及在行为发生时已经存在的义务等，因而，对于基于契约主义的翻译伦理侧重于规范性;另一方面，功利主义的伦理理论则是期待既定行为的结果。在这里，一个行为是为了最好的结果，行为本身是由价值标准去判定它的操作，侧重点更多的是价值而不是规范，基于功利主义的翻译伦理侧重于描写性。 因此，對于翻译过程伦理性的研究，我们发现一些学采用了规范性的方法，另一些学者则采用了描述性的方法。对翻译过程的规范性研究旨在探讨翻译行为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规范，研究者有其明确的个人意识形态，并力图建立译者应该以某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翻译的理由。例如，韦努蒂（Venuti，1995：28）认为翻译应该避免流畅或保守的翻译策略，而更倾向于抵触的、违背常理的翻译策略。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公正地对待外国文化的异质性，通过超越性的翻译，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我们才能更好地弘扬源语言与文化的真正价值。对翻译过程伦理的描述性研究，试图揭示控制特定行为的价值原则，特定行动者群体倾向于相信的价值概念，翻译伦理的描述性研究目的是通过对翻译文本的过程经验进行梳理和描述，归纳和总结翻译过程中译者所持有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译者在特定情况下所扮演的角色，翻译过程的操作是由价值所主导，换言之，翻译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等由翻译目标价值所决定，无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例如，经济产品和广告语文本的翻译，为了达到产品价值推广利益最大化，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翻译方法和策略都在选择之列。
三、翻译结果的伦理性
波普尔（Karl R. Popper）将“清晰度”（Clarity）视为最重要的语言标准，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的清晰度是它作为理性交流手段发挥作用的条件，没有清晰度就会削弱理性交流的可能性，而这样做就会破坏整个人类社会的可能性”（Popper，1962：308）。“清晰度”是文体学和文本语言学中经常出现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教育家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他将清晰度与正确性、优雅和得体一起列为风格的四大品质之一（Rener 1989：217）。而清晰度在翻译理论中的价值通常与格瑞斯（Paul Grice）会话合作原则相关联，它被归为结果准则：要清楚。里奇（Geoffrey N. Leech）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格瑞斯的合作原则，提出了一个清晰原则，意为文本和信息之间要保持一种透明的关系（Leech，1983：66）。在这里，清晰度成为一种语言价值，它适用于任何语言。对于翻译而言，从伦理学视角看待翻译结果，其文本信息和风格的传递清晰度被视为翻译结果的伦理性价值标准，因为清晰、易读，有一些语法错误的翻译肯定会比不合逻辑、晦涩或笨拙的翻译（尽管句子合乎语法规范）更受读者欢迎。
回顾译者角色的历史演变，从卑微的奴隶到平等的伙伴，在一定程度上，这确实是一场逐步解放的运动，一个获得解放的译者拥有打破常规的权利，这种打破常规意味着翻译的操作会在一定程度上违反规范。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打破常规必须通过呼吁更高的规范来证明其合理性，而更高的规范本身还应该符合管理这些规范的价值观。因而，建立伦理学视角的翻译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如纽马克（Newmark，1988：211）所说，译者总是有道德义务去消除误解，实现真实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彭萍.翻译伦理学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2]Berman， Antoine L’epreuve de L’e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J]. Paris： Gallimard， 1984.
[3]Chesterman Andrew.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4]Leech Geoffrey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983.
[5]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1988.
[6]Popper Karl 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M].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2.
[7]Pym Anthony. Pour Une Ethique du Traducteur[M]. Arrsa et Ottawa：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et Presses de L’universitéd Ottawa， 1997.
[8]Rener Frederick M.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from Cicero to Tytler[M]. Amsterdam and Atlanta： Rodopi， 1989.
[9]Venuti 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5.
[10]Williams Bernard.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M]. London： Fontana，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