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省人民正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努力朝着“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宏伟目标而迈进。在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过程中，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内陆心态”为“开放心态”，带领全省人民实现“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宏伟目标。官员开放心态问题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回顾历史，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文化的开放，到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再到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和近代的五四运动，无一不体现开放一直是中国历代的主旋律。尤其是在唐代，开放不仅具有鲜明的特征，而目开拓出一个新的发展环境，遗惠于后代。而官员的开放心态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总结研究，这对当前的领导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政治上——怀柔远人，无取臣属
　　唐朝统治者在政治上改变了“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民族偏见，消解了胡汉间深层的抵触。被各族尊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曾经总结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几条重要原则：把少数民族当人看待；对少数民族不应猜忌，而应施以德泽；对少数民族积极收养，使他们感恩不尽。而且唐太宗还认识到了边疆之患不在于少数民族，而在于中原王朝的内部政策和民心，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边疆之患在于夷狄的看法，采取了一种开放的对少数民族不歧视的政策。如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乘唐太宗即位之初，亲率十万大军，直逼渭水，驻兵便桥之北。唐太宗当时正以全力消灭地方的割据势力，对突厥的进军采取守势，尽可能维持和好关系。可以说，纳异是有唐一代的整体特征。翻阅唐代史籍，外国人在唐朝做官为将的是举不胜举。昭武九姓之一安国人安附国自唐初归附唐朝，其父胎汗于拜任维州刺史、左武卫将军，后迁升为左卫右监门卫大将军，封定襄郡公。附国初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后授上柱国，封验虞县开国男爵。后其长子为右铃卫将军，次子为鲁州刺史。一家祖孙三代，数人做官。这都反映了唐朝的官员政治上所具有的开放的心态。这表现了统治者有着能够突破传统地域民族局限，选拔人才，扩大统治集团智慧的政治识见。
　　二、经济上——入朝听住，听其往来
　　由于唐朝的国力强盛、声威远播及对外积极的开放政策，当时与唐保持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的国家或地区众多，来唐贸易的商胡络绎不绝。据史籍记载，唐时的广州、泉州、扬州、江州、洛阳、长安都是商胡比较活跃的地区。波斯店、胡饼店及珠宝店等在长安西市比比皆是。波斯、大食、商胡足迹遍及各地，这在唐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唐朝设有专门管理外商的机构，一是互市监，主管在边境地区与外国(族)的互市；二是市舶司、使，由地方官或宦官充任，主管海关征收进口税、检阅货物及贸易等事宜。通过机构的专门管理，维护了外商的利益，有利于外商来华贸易活动。唐朝对寓居或定居唐代中国的外国商人不排斥，不歧视，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待遇，主要表现如下：同唐人一样，可以做官为将；可以同唐朝士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可以殖资产、娶妻妾；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等等。由于大量的外国商人来华与留居，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双向交流，不仅使唐朝的先进科学技术传到外国，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唐朝的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对于开创有唐一代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文化上——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唐代文化的兼容性是在唐的开放性政策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唐代，正如陈寅格先生所说，是胡化汉人所建立的政权，起于西北，胡化色彩较浓，受汉族的正统儒家思想的束缚较少。再加上魏晋时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摆脱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放任不羁的余潮未息，所以，他们在心理上可以容纳异族文化，使唐的政策少禁锢而开放有余。另外，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臻于完备，加上国力强盛，使唐的统治者们有极强的自信心，不怕外来文化将中华文化同化。正是由于唐朝官员统治者们所具有的开放心态，使得唐朝文化上表现为唐朝积极吸收国内少数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文化，采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政策，同时，亦把本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外地。唐朝在文化上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宗教、音乐、舞蹈、绘画、文学作品等各个方面。唐政府还允许形形色色的外国文化存在，以便吸收这些文化的优秀成份，其吸收力和消化力都是前代未有的。以宗教为例，在唐代，因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主，与唐朝皇帝同姓，所以皇帝们就以教主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以道教为尊。在唐高祖武德八年下诏叙三教先后时：老先、次孔、末释，取得三教之首的地位，终唐一代。虽如此，唐对其他宗教也不禁止，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更难能可贵的是，唐能够既吸收又消化，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和风格的中国文化。唐代以后，佛教的发展开始走自己的路，不再靠翻译印度的佛经.有了自己关于佛经的著作，尤其是唐后期，主要开始流行简单易懂的中国化佛经。
　　唐朝官员心态的开放，带动了唐朝的开放；唐朝的开放，促进了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得唐成为当时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唐朝在首都长安设置鸿胪寺等机构盛情接待外宾，其中除使节外，还有商人、文人等。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指出：“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问著名人物荟萃之地。”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在《世界简史》里描述中国汉唐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这并非过誉。
　　而现在，机遇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来谋划发展，推进发展，立足“内环京津，外环渤海”，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尽快健全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又好又快地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提供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