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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学人》第192期（2015年4月10日）曾刊拙文《〈周叔弢日记〉中的祖父及其友人》，因意犹未尽，故续之。
·壹·
在《日记》中，也大致可见祖父与工商界友人的交往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与时任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的李烛尘先生过从较多。
李烛尘（1882—1968），湖南永顺人，早年留日，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习电气化学，归国后应范旭东之邀任久大精盐工厂技师，后相继参与久大和永利碱厂的经营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主持工厂内迁四川。胜利后曾任国民参政员，并参加旧政协，还参与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建。其间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返津后，任天津工业协会理事长，反对国民党政府“偏枯北方”的政策，要求放宽管制，简化机构，促进工商交流。
1946年，祖父与李烛老都曾热心支持燕京大学建立工学院，为华北工业培养人才，但因国民党很快挑起内战而未果，当然更不会想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竟将燕京大学肢解成了一个历史符号。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面临全面崩溃之势。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府迫令天津的工厂企业迅速南迁，许多工商业者惶惶不可终日。李烛老在工商界三五俱乐部的聚会上，带头反对和抵制南迁。这时，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已与祖父和李烛老取得了联系，他们在聚会时宣传解释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稳定了人心，共同迎接了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李烛老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又相继担任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同时担任天津市民建和工商联的主委，仍居天津，為团结工商业者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贡献力量。从祖父在这一时期留下的不完整日记中，可见：1953年2月21日“偕李烛尘看示范机器厂”；5月15日“随吴（德）副市长领天津慰问团到独流减河工地慰问民工。吴市长和我在进洪闸工作地开会，高树勋副主席致开会辞。吴副市长、李烛尘和我先后致词”；5月19日“在李烛尘处见谭志清，即赴湖北了解李钟楚自杀事”等。
我第一次见到李烛老时，是随祖父自津乘火车赴京，正与李同一节车厢。他那时虽已年过古稀，但精神矍铄，在夏季着一身白色西服，用神采奕奕来形容绝不为过。祖父于1954年4月在京先后参加了全国工商联的有关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在会议间歇，11日《日记》有与李同游大觉寺的记载，说“杏花已过，玉兰盛开”。我当时也参加了这次春游。
至当月25日，已经返回天津的祖父又记：“访李烛尘。详谈陪毛主席视察唐山启新水泥工厂事。”我虽然未见过李陪毛视察启新的照片，但从报上见过陪同视察黄河等地的照片，可知李作为同乡曾不止一次陪毛外出。
1955年11月，祖父在京参加全国工商联会议期间，12日又有“偕李烛尘到中山公园和新街口刘氏婺园看菊花”的记载，同样可见他们忙中偷闲的雅兴。
此后，与李在天津见面的记载有：1960年10月30日“偕李烛老到园林养殖场。工商界学习劳动场所”；1963年8月29日“午后到睦南道招待所晤李烛老，今早从北京来。同烛老、朱继圣到水上公园一游”。
·贰·
朱继圣（1894—1972），浙江鄞县人，1915年清华学校毕业后公费留美，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经济学与货币银行学，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北京仁立公司经理、北京地毯公司总经理。后在天津建立仁立实业公司（仁立毛呢纺织厂）任总经理。他还热心公益事业，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常务董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曾与祖父及其他热心人士一起，支持胸科与防痨专家郭德隆大夫在津建立结核病防治院（天津胸科医院前身）。
1947年11月11日工业节那天的《大公报》上，有“本报记者邦祺”以《工业节访问工业家》为题，报道了李烛尘、朱继圣及祖父等六人的谈话。时任《大公报》记者的杨邦祺（李定，1923—2000），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因工作关系而与天津工商界熟稔。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定历任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市委秘书长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在新中国，朱继圣继李烛老之后，任民建天津市委会主委，同时担任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祖父1956年6月22日《日记》：“今日毛主席和朱继圣握手，称为老朋友。继圣因此请客。”可见当时的欣喜之情。不过这并非朱的第一次“因此请客”。我又想起祖父曾经谈到的另一逸闻。
那是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1954年9月27日选举国家主席后，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人民日报》次日即刊出了通栏的大照片。在照片中，天津代表团与北京代表团的座位相邻，大概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列座次，所以朱继老的座位在祖父前面，加之他的身体高大，所以站起来后，正把祖父挡住，只照出了侧面半张脸，而朱则几乎是与北京代表团席位上的领袖比肩而立，这又是多么荣耀，所以当时同样有了“因此请客”之举。
至1958年春，大跃进运动已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祖父3月10日《日记》：“‘天津市工商界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向祖国汇报大会’。我和朱（继圣）、孙（冰如）、何（宗谦）、薛（品轩）四人联合发言。”又记：“准备大字报。有几千条者。挖思想，作检查。”此后，还有1960年7月1日“和朱继圣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学习工作会议”，7月17日“返津”；1962年12月10日“偕朱继圣、朱梦苏赴京”，次日“午后出席民建工商联常委第六次联席会议”。1963年5月21日又记：“早朱继圣来，昨从北京回，传陈叔老话，痔疮千万不可开刀。叔老关怀可感。”
1965年以后，朱继圣身体不断出现状况，祖父9月2日《日记》：“午后看朱继圣，昨日从人民医院回家，此是第二次，胸部疮口尚有两小处未收口。”1966年1月5日《日记》：“早未到市联学习，头仍未好。午后勉强到市联学习，偕（何）宗谦、（王）光英到第一中心医院看朱梦苏、朱继圣二人之病。继圣糖尿已控制，颈上外症可渐收口。”至3月20日又记：“早到朱继圣家，他前几日从医院回家，因患颈后疽症住医院二月馀，近始全好。” ·叁·
从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公私合营的近十年间，祖父的主要精力是用于启新洋灰公司的经营管理。与此相关联，从《日记》上也可看出，其间与姒南笙和陈达有的交往是密切的。
姒南笙（1907—？），浙江绍兴人，上海交通大学机电专业毕业，后曾留学欧美。归国后在中央电工器材厂等企业任要职，并进入资源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是经济部华北区负责人之一，曾任耀华玻璃公司接收委员（一说是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事处主任）。
在敌伪统治时期，启新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军用工厂。胜利后，原来的负责人以汉奸嫌疑心虚害怕，难以继续任职，资源委员会派来接收大员，准备担任总经理一职，此人正是受到翁文灏赏识的姒南笙。姒与祖父的外甥孙鼎是连襟，坚辞不就总经理职，而推祖父担任，从而有了祖父与姒近十年的合作共事。这时，启新的总事务所设在天津。其间我曾多次见到姒夫妇来访，祖父称其“南笙”，姒夫妇则客气地随连襟称祖父母“三母舅”和“三舅母”。
祖父晚年在一次访谈中，曾回忆他在企业管理上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措施，首先即提到了“用人急于求贤，求贤不避嫌”，并举例子说：“我一贯的办法是先抓住一两个人。在启新我抓的是姒南笙，他再安排使用下面的人，我就不多过问了。这是从大处着想，既然用他就要信任他。”由此可见他们之间是合作愉快的。
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祖父于5月13日“在启新工厂群众大会上交代”，“从鬼变人”，算是过了关，遂有5月14日的“三月馀以来，第一次畅谈”，并记：“有人告我，我過关是中央指示。‘衣冠整齐，保护过关’。”同年7月17日《日记》：“南笙解放，到公事房见面。”此后不久，8月12日又记：“决定由姒南笙任第一副经理。定总所移唐山。”由此改变了几十年来总经理驻津“遥领”的局面。
1954年4月22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唐山启新洋灰工厂时，召姒到专列上介绍情况。祖父4月25日《日记》：“姒南笙告我毛主席视察了乙、丙、丁窑，最新的窑未看。视察后召南笙到车站，毛主席详询启新生产过程和产量质量问题。”此后，启新的公私合营即在紧锣密鼓中推进，至9月3日“公私合营协议书签字”，9月4日“开合营庆祝大会”。
此后，祖父与姒都不再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姒虽健康状况不佳，但因同住天津，仍有交往。例如，1963年12月29日（星期日）记：“午后偕道腴参观抗洪展览会。到南笙处一坐。”1965年8月29日《日记》也有：“早华罗庚、姒南笙相继来谈。”
·肆·
陈达有（1911—1987），安徽石埭（今石台县）人，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1939年后任职于久安信托公司，曾任襄理、副经理、经理。1953年任启新洋灰公司副经理，公私合营后任副经理、副厂长等职。
祖父与陈是三代世交。向前推两代，周馥与陈序宾及刘含芳（与周、陈两家有姻亲关系）都是李鸿章淮系集团重要成员，又同属安徽池州人氏，时有“三贤”之称。至第二代，序宾之子陈惟壬（一甫）协助周馥之子周学熙兴办北洋实业，曾任北洋银元局提调、北洋劝业铁工厂坐办、滦州矿地公司坐办等职，又是启新洋灰公司的大股东，历任启新坐办、协理和总理等职。
陈一甫之子、陈达有之兄陈范有（1898—1952）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入启新任土木工程师、营业科长，自1933年至1945年任启新董事、协理。其间代表启新在南京创建江南水泥厂，1937年南京沦陷后，以该厂厂房接纳三万余名难民，至今为人们所铭记。
我没有见过陈一甫和陈范有，但在幼时，陈达有是常见的。他在家族大排行中排十八，故人称“陈十八爷”。祖父虽然称之为“达有”，但祖母则称陈夫妇为“十八叔”和“十八婶”。陈夫妇的年龄要比祖父母小得多，但老辈人的礼数总要周全，不过直至现在我也不清楚其中究竟是怎样的亲戚关系。
祖父1952年7月4日《日记》：“陈达有、杨天受、资耀华来谈久安和上海合并原则五条。”久安即指久安信托公司（久安商业银行），杨天受是中国农工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北京分行经理，并兼任久安总经理。资耀华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天津管辖行经理。这两家银行实行了联营。
此后不久，祖父8月12日《日记》：“劝达有捐书”，其中又有另一个故事。这时，祖父在酝酿多年之后，自己捐书之事已经准备妥当，正在进行之中。从《日记》看，6月29日与郑振铎“谈捐书事”；8月31日张葱玉、赵万里等“来取藏书”；9月3日“藏书运京”。正是在此期间“劝达有捐书”。这是陈达有之父陈一甫的藏书。其父晚年从企业引退后，以读书自娱。1942年（壬午）春，祖父以明版书百余种售与陈，并撰《壬午鬻书记》（一名《自庄严堪明版书目》），对每部书均有详细描述，并亲笔端楷缮写，可见这些虽非宋元珍籍，却也是明代佳椠，铭心之物。
一年之后的1943年2月，祖父在《齐乘》书后题跋，写下了鬻书经过及当时心情：“壬午春三月，余为衣食计，以明本书百馀种售之陈丈一甫，去书之日，不胜挥泪宫娥之感。迩日为检一故实，拟得《齐乘》以供繙帑，乃乞于陈丈，以三百元赎回此本，比之去年，其值约高一倍有半。”又说此书“并非罕秘之籍，而余今年财力之窘，更甚于去年，然惜书之癖，甚于惜钱，结习之深，可笑亦复可悯也”（原文无标点，见《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页）。爱书惜书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新中国的成立为化私为公提供了条件，这批明版书同样顺利入藏国家图书馆。
1952年8月“劝达有捐书”后不久，启新领导层的人事有所调整，除由姒南笙担任第一副经理外，又陆续增加了几名副经理。祖父1953年1月11日《日记》：“偕陈达有赴唐山”；22日又记：“陈达有赴唐山任启新副经理。”公私合营后，陈仍任私方副经理。1954年9月2日《日记》：“权哲民市长宣布，启新合营已蒙批准。……经理公方提出赵光。副经理公方张峰。私方汪公勤、陈达有、娄育后。” 此后，陈长期担任启新副经理、副厂长，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河北省工商联副主任、唐山市民建和工商联主任、唐山市人大副主任等职。1983年5月，启新水泥厂为搜集和编写经营管理史料，同样是由陈联络和安排，请祖父口述，并由曾任启新董事会秘书的徐家桢记录整理成文。这次的“谈话纪要”后以《我是如何管理启新水泥厂的？》为题，刊于《唐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我于上世纪80年代晚期拜访徐家桢先生，听他回忆了这段往事。
·伍·
在旧中国，祖父曾是远离政治的。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曾任唐山華新纱厂经理十年，据说竟然没见过当地的公安局长，都是倚靠副经理与官府打交道。抗战胜利后，人们期待和平建国，但国民党当局却倒行逆施，挑起内战，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工商业者也深受其害。祖父收听解放区广播，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他与其他进步实业家一起，抵制国民党“南迁”的指令，和人民群众一起迎接了解放。他作为“华北解放区”的代表之一，参加了194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新政协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他以近花甲之年从政，自1950年初至1966年“文革”爆发，任天津市副市长。《日记》中对于同前后几任党员市长的交往也有所反映。
黄敬（1912—1958），原名俞启威，祖籍浙江绍兴，是新中国首任天津市市长。祖父与黄共事三年，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回忆。他曾谈起，当年初任副市长，不免一时不太适应，但黄敬真诚爽朗、平易近人的作风，消除了他的紧张和拘束，他也从黄敬身上看到并学到了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优良品质与工作作风，从而以革命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黄敬在天津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和口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以巩固新政权是首要任务，根据当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规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还有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黄敬在工作中，妥善协调各个阶级关系，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强调使之各得其所，缺一不可，形象地指出缺了一种就是“残废”。他密切联系群众，与各个阶层广交朋友。他思想敏锐，善于及时发现问题。他坚持实事求是，注意防止和纠正当时工作中容易出现的“左”的错误。
1952年，祖父将毕生精力所聚的善本古籍捐献给国家，此时恰值“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当他向黄敬谈起这一想法时，思想缜密的黄敬即坦率地说：“书籍是生活资料，个人藏书是你的合法财产，提出捐献，是不是政治运动给了你什么政治上的压力，产生了副作用？”（参见周慰曾《周叔弢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112页。）祖父诚挚地向黄解释，捐书之心并非起于“三反”“五反”运动之中，而是起于新中国诞生之时。这从祖父在此前十年（1942年）的遗嘱中，也可得到证明。
祖父在与黄敬的交往中，常主动向黄请教，黄也真诚关心与支持祖父的生活与工作。祖父1952年6月14日《日记》：“访黄敬市长。告以启新改组，我直接领导工厂。黄关心我体力能否胜任，宜物色第一副经理。”7月8日记：“在黄市长处晤吴德同志。”9月2日又记：“市政府开会。吴德副市长第一次到会（黄市长调北京）。”
黄调中央工作后，祖父与其仍常有见面机会，例如，1953年1月13日《日记》：“赴京。在勤政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黄敬、吴德两市长皆去。”同年9月，祖父在京开会达半月有余，返津前专门拜访了黄敬，9月21日《日记》：“访黄敬谈启新合营事，回津。”此后，在津也有机会见面。1956年5月18日《日记》：“在俱乐部晤黄敬、李富春、蔡畅。送黄敬上车站。”1958年2月，祖父在京参加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等活动期间，12日《日记》：“闻黄敬逝世消息。公祭。送殡。”祖父与黄的交往画上了句号。
·陆·
李耕涛（1912—1974），河北阜平人。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曾以教员身份作为掩护。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曲阳县长、晋察冀边区专署专员、边区政府贸易局局长、冀东行署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兼河北省副省长，长期主管经济工作。
祖父常简单地用“很能干”三个字来评价某个人，他这样赞扬李，正是出于共事中的亲身感受，是对其主持天津经济工作取得成就的钦佩与肯定。祖父《日记》1955年1月1日：“吴德市长、李耕涛、白坚两副市长来小坐”；1958年4月26日：“黄火青调工作，李耕涛代市长”；7月4日市第三届人代第一次会议选出“李耕涛市长”；8月8日“李耕涛告我，以后可专管绿化委员会”。
李耕涛还有“文人市长”之称。他对毛笔字曾经下过相当大的功夫，1951年秋在天津举办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他的题词印在纪念册上，我至今仍有深刻印象。
李除擅长财经工作外，对于天津体育、戏曲事业的发展也有颇大贡献。他不仅本人经常活跃于球场上锻炼身体，而且先后兼任天津市和河北省体委主任，创建天津体育学院，并兼任院长，推动了当时天津体育的繁荣。例如，1950年代中期，天津篮球在全国联赛中夺冠，较长时间名列前茅。1956年初投入使用的市人民体育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完成的重要工程，许多大型文体活动在此举行。为了便于体委的工作，经祖父协调，张叔诚先生让出了他紧邻体育馆的自住用房，市体育局至今仍在此办公。
曾经听艮良三叔谈起，李耕涛与书法家吴玉如（1898—1982）切磋书艺，正是由祖父介绍的。近见吴玉如《赠李耕涛》诗云：“不见经许时，临池想无间。虚己觅与谈，此意时眷眷。偶思走访君，春健当可办。清心为静慑，病魔自匿面。”正是两人交谊的写照（参见《吴玉如诗文辑存》）。
·柒·
胡昭衡（1915—1999），原名李欣，河南荥阳人。1937年肄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参加八路军，曾任120师358旅宣传干事、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干事、兴安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东蒙工作委员会委员、内蒙古骑兵一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常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冬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长。 祖父1963年12月12日《日记》：“晚到干部俱乐部，万书记介绍和胡昭衡、赵武成两书记见面，座中为市民主党派负责人。”与胡当是首次见面。21日又记：“午后胡昭衡市长来小坐，并到楼上一看，渠所住之屋与我住屋外形内部颇相似。”23日，天津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举行，28日《日记》：“选出新市长胡昭衡……”
祖父日记缺失1964年1月至1965年5月部分。1965年6月以后日記多有关于检查市容卫生及绿化等工作的记载，也约略可见与胡的交往。例如，1965年7月3日，“午后到市联学习，胡市长召至交际处，听下乡医疗队汇报。”7月9日“早到市人委，请王培仁﹝副﹞市长向胡市长汇报我近日检查市内各区春季植树情况……”7月16日“和胡市长、王副市长略谈检查公路春植事”。8月11日“晚阅《老生常谈》，胡市长新赠我者”。此后12日和13日均“午后阅《老生常谈》”。1966年1月22日（旧历正月初二）“早胡市长来小坐”。1月30日（星期日），“是月末劳动日，7时到市人委集合，到河东区中山门新村平填土地，胡市长不叫我劳动，我同苏局长、街办主任检查钢厂宿舍……休息后随胡市长检查针织厂宿舍……”3月5日“饭后偕胡市长到上海古籍书店展览会一看”。
祖父于1952年将珍藏善本捐献后，为古籍撰写题跋并不算多，但为胡昭衡所藏《王摩诘集》题跋一事，在日记中却有较详细的记载。
最先，1965年7月18日（星期日），“胡市长送明八卷本《王维集》来，嘉靖精刻，似不多见”。19日细阅，并引起考证兴趣：“胡市长昨送来明八卷本《王摩诘集》，细审是从十卷本出，后二卷缺失，明人刻书向来如此，但此书刻印精美，是嘉靖本之精者。据《邵氏书目》，嘉靖时有两刻本皆未记卷数，其一本是南阳府刻，与此本刻印皆不相近，此本大概是苏州一带刻本。”至20日，又携书访友人张重威，共同欣赏和研究：“午后携《王摩诘集》访重威，从嘉靖苏州徐刻《唐文粹》中寻得刻工章景华名，王集卷一第二页下方有章景华名，此本只此一页有刻工姓名亦不可解，但为嘉靖苏州刻可确定。”迨至25日（星期日）则“写八卷本《王摩诘集》跋文还胡市长”。
跋文言简意赅，可视为一篇微型考证论文，亦可见撰者爱书之笃。现照录如下，以窥全豹：
明本《王摩诘集》八卷，半页十行，十八字。字体峭秀，纸墨光洁，各家书目都未著录，洵罕见之佳籍也。昭衡同志近得此书，出以见示，展玩再三，欣悦无量，略识数言，幸高明有以教之。
《王右丞集》，自王缙进表，即称诗笔，共成十卷。传世宋刻有两本，都是诗六卷，文四卷，依古本之旧也。此本分八卷，初不知其源流所自，细审之，仍从十卷本出。前六卷是诗，此依旧本；后二卷是文，只得其半，尚有碑铭十二篇未刻，不知刻书时有意删之耶？祭文八篇与文赞相间杂，编次殊不类，或所据原本有缺佚耶？近体诗中已窜入《王涯游春诗》等数十馀首，此仍沿时本之误。《送梓州李使君》诗，不作“山中一半雨”，知其不从宋本出也。此书刀法纸质确具明正德、嘉靖时风格。卷一第二页下方有刻工姓名章景华，又见嘉靖三年姑苏徐焴本《唐文粹》中，得此可证此书亦正、嘉间苏州刻本。至谁氏所刻，则无从悬测矣。
一九六五年七月
（原文无标点，参见李国庆编著《弢翁藏书题跋》“题跋”分册，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226～227页）
这段故事至此尚未完全结束，同年8月10日又记：“午后邢俊斗来取胡市长藏《王摩诘集》为之精装。”这里提到的邢俊斗，是多年来为祖父修补古籍的一位高手，我幼时也常见到他。记得很清楚的是，祖父称他“俊斗”，而祖母以下大家都称之为“邢先生”，这里就包含着对他手艺的尊重。新中国成立后，祖父介绍他进入天津图书馆工作，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专长。他究竟如何为胡书“精装”，从多年后胡为祖父写的悼诗中可略见端倪。
1984年祖父病逝后，胡昭衡赋诗二首，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一）
津门识君年古稀，迎客声朗步如飞。
童心犹存人行健，助我卫生除垃圾。
（二）
珍藏尚有王维集，感君跋语留大笔。
博识更是热诚心，惠我书箧檀木衣。
（《悼念叔弢周老，写于赴津“遗体告别”之晨》，《天津日报》1984年2月26日）……
（周叔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原副市长，20世纪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古物收藏家；周启乾，周一良先生长子，周叔弢先生长孙，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史、日俄关系史及中日关系史之研究。）
·壹·
在《日记》中，也大致可见祖父与工商界友人的交往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与时任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的李烛尘先生过从较多。
李烛尘（1882—1968），湖南永顺人，早年留日，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习电气化学，归国后应范旭东之邀任久大精盐工厂技师，后相继参与久大和永利碱厂的经营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主持工厂内迁四川。胜利后曾任国民参政员，并参加旧政协，还参与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建。其间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返津后，任天津工业协会理事长，反对国民党政府“偏枯北方”的政策，要求放宽管制，简化机构，促进工商交流。
1946年，祖父与李烛老都曾热心支持燕京大学建立工学院，为华北工业培养人才，但因国民党很快挑起内战而未果，当然更不会想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竟将燕京大学肢解成了一个历史符号。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面临全面崩溃之势。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府迫令天津的工厂企业迅速南迁，许多工商业者惶惶不可终日。李烛老在工商界三五俱乐部的聚会上，带头反对和抵制南迁。这时，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已与祖父和李烛老取得了联系，他们在聚会时宣传解释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稳定了人心，共同迎接了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李烛老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又相继担任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同时担任天津市民建和工商联的主委，仍居天津，為团结工商业者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贡献力量。从祖父在这一时期留下的不完整日记中，可见：1953年2月21日“偕李烛尘看示范机器厂”；5月15日“随吴（德）副市长领天津慰问团到独流减河工地慰问民工。吴市长和我在进洪闸工作地开会，高树勋副主席致开会辞。吴副市长、李烛尘和我先后致词”；5月19日“在李烛尘处见谭志清，即赴湖北了解李钟楚自杀事”等。
我第一次见到李烛老时，是随祖父自津乘火车赴京，正与李同一节车厢。他那时虽已年过古稀，但精神矍铄，在夏季着一身白色西服，用神采奕奕来形容绝不为过。祖父于1954年4月在京先后参加了全国工商联的有关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在会议间歇，11日《日记》有与李同游大觉寺的记载，说“杏花已过，玉兰盛开”。我当时也参加了这次春游。
至当月25日，已经返回天津的祖父又记：“访李烛尘。详谈陪毛主席视察唐山启新水泥工厂事。”我虽然未见过李陪毛视察启新的照片，但从报上见过陪同视察黄河等地的照片，可知李作为同乡曾不止一次陪毛外出。
1955年11月，祖父在京参加全国工商联会议期间，12日又有“偕李烛尘到中山公园和新街口刘氏婺园看菊花”的记载，同样可见他们忙中偷闲的雅兴。
此后，与李在天津见面的记载有：1960年10月30日“偕李烛老到园林养殖场。工商界学习劳动场所”；1963年8月29日“午后到睦南道招待所晤李烛老，今早从北京来。同烛老、朱继圣到水上公园一游”。
·贰·
朱继圣（1894—1972），浙江鄞县人，1915年清华学校毕业后公费留美，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经济学与货币银行学，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北京仁立公司经理、北京地毯公司总经理。后在天津建立仁立实业公司（仁立毛呢纺织厂）任总经理。他还热心公益事业，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常务董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曾与祖父及其他热心人士一起，支持胸科与防痨专家郭德隆大夫在津建立结核病防治院（天津胸科医院前身）。
1947年11月11日工业节那天的《大公报》上，有“本报记者邦祺”以《工业节访问工业家》为题，报道了李烛尘、朱继圣及祖父等六人的谈话。时任《大公报》记者的杨邦祺（李定，1923—2000），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因工作关系而与天津工商界熟稔。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定历任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市委秘书长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在新中国，朱继圣继李烛老之后，任民建天津市委会主委，同时担任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祖父1956年6月22日《日记》：“今日毛主席和朱继圣握手，称为老朋友。继圣因此请客。”可见当时的欣喜之情。不过这并非朱的第一次“因此请客”。我又想起祖父曾经谈到的另一逸闻。
那是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1954年9月27日选举国家主席后，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人民日报》次日即刊出了通栏的大照片。在照片中，天津代表团与北京代表团的座位相邻，大概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列座次，所以朱继老的座位在祖父前面，加之他的身体高大，所以站起来后，正把祖父挡住，只照出了侧面半张脸，而朱则几乎是与北京代表团席位上的领袖比肩而立，这又是多么荣耀，所以当时同样有了“因此请客”之举。
至1958年春，大跃进运动已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祖父3月10日《日记》：“‘天津市工商界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向祖国汇报大会’。我和朱（继圣）、孙（冰如）、何（宗谦）、薛（品轩）四人联合发言。”又记：“准备大字报。有几千条者。挖思想，作检查。”此后，还有1960年7月1日“和朱继圣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学习工作会议”，7月17日“返津”；1962年12月10日“偕朱继圣、朱梦苏赴京”，次日“午后出席民建工商联常委第六次联席会议”。1963年5月21日又记：“早朱继圣来，昨从北京回，传陈叔老话，痔疮千万不可开刀。叔老关怀可感。”
1965年以后，朱继圣身体不断出现状况，祖父9月2日《日记》：“午后看朱继圣，昨日从人民医院回家，此是第二次，胸部疮口尚有两小处未收口。”1966年1月5日《日记》：“早未到市联学习，头仍未好。午后勉强到市联学习，偕（何）宗谦、（王）光英到第一中心医院看朱梦苏、朱继圣二人之病。继圣糖尿已控制，颈上外症可渐收口。”至3月20日又记：“早到朱继圣家，他前几日从医院回家，因患颈后疽症住医院二月馀，近始全好。” ·叁·
从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公私合营的近十年间，祖父的主要精力是用于启新洋灰公司的经营管理。与此相关联，从《日记》上也可看出，其间与姒南笙和陈达有的交往是密切的。
姒南笙（1907—？），浙江绍兴人，上海交通大学机电专业毕业，后曾留学欧美。归国后在中央电工器材厂等企业任要职，并进入资源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是经济部华北区负责人之一，曾任耀华玻璃公司接收委员（一说是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事处主任）。
在敌伪统治时期，启新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军用工厂。胜利后，原来的负责人以汉奸嫌疑心虚害怕，难以继续任职，资源委员会派来接收大员，准备担任总经理一职，此人正是受到翁文灏赏识的姒南笙。姒与祖父的外甥孙鼎是连襟，坚辞不就总经理职，而推祖父担任，从而有了祖父与姒近十年的合作共事。这时，启新的总事务所设在天津。其间我曾多次见到姒夫妇来访，祖父称其“南笙”，姒夫妇则客气地随连襟称祖父母“三母舅”和“三舅母”。
祖父晚年在一次访谈中，曾回忆他在企业管理上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措施，首先即提到了“用人急于求贤，求贤不避嫌”，并举例子说：“我一贯的办法是先抓住一两个人。在启新我抓的是姒南笙，他再安排使用下面的人，我就不多过问了。这是从大处着想，既然用他就要信任他。”由此可见他们之间是合作愉快的。
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祖父于5月13日“在启新工厂群众大会上交代”，“从鬼变人”，算是过了关，遂有5月14日的“三月馀以来，第一次畅谈”，并记：“有人告我，我過关是中央指示。‘衣冠整齐，保护过关’。”同年7月17日《日记》：“南笙解放，到公事房见面。”此后不久，8月12日又记：“决定由姒南笙任第一副经理。定总所移唐山。”由此改变了几十年来总经理驻津“遥领”的局面。
1954年4月22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唐山启新洋灰工厂时，召姒到专列上介绍情况。祖父4月25日《日记》：“姒南笙告我毛主席视察了乙、丙、丁窑，最新的窑未看。视察后召南笙到车站，毛主席详询启新生产过程和产量质量问题。”此后，启新的公私合营即在紧锣密鼓中推进，至9月3日“公私合营协议书签字”，9月4日“开合营庆祝大会”。
此后，祖父与姒都不再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姒虽健康状况不佳，但因同住天津，仍有交往。例如，1963年12月29日（星期日）记：“午后偕道腴参观抗洪展览会。到南笙处一坐。”1965年8月29日《日记》也有：“早华罗庚、姒南笙相继来谈。”
·肆·
陈达有（1911—1987），安徽石埭（今石台县）人，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1939年后任职于久安信托公司，曾任襄理、副经理、经理。1953年任启新洋灰公司副经理，公私合营后任副经理、副厂长等职。
祖父与陈是三代世交。向前推两代，周馥与陈序宾及刘含芳（与周、陈两家有姻亲关系）都是李鸿章淮系集团重要成员，又同属安徽池州人氏，时有“三贤”之称。至第二代，序宾之子陈惟壬（一甫）协助周馥之子周学熙兴办北洋实业，曾任北洋银元局提调、北洋劝业铁工厂坐办、滦州矿地公司坐办等职，又是启新洋灰公司的大股东，历任启新坐办、协理和总理等职。
陈一甫之子、陈达有之兄陈范有（1898—1952）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入启新任土木工程师、营业科长，自1933年至1945年任启新董事、协理。其间代表启新在南京创建江南水泥厂，1937年南京沦陷后，以该厂厂房接纳三万余名难民，至今为人们所铭记。
我没有见过陈一甫和陈范有，但在幼时，陈达有是常见的。他在家族大排行中排十八，故人称“陈十八爷”。祖父虽然称之为“达有”，但祖母则称陈夫妇为“十八叔”和“十八婶”。陈夫妇的年龄要比祖父母小得多，但老辈人的礼数总要周全，不过直至现在我也不清楚其中究竟是怎样的亲戚关系。
祖父1952年7月4日《日记》：“陈达有、杨天受、资耀华来谈久安和上海合并原则五条。”久安即指久安信托公司（久安商业银行），杨天受是中国农工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北京分行经理，并兼任久安总经理。资耀华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天津管辖行经理。这两家银行实行了联营。
此后不久，祖父8月12日《日记》：“劝达有捐书”，其中又有另一个故事。这时，祖父在酝酿多年之后，自己捐书之事已经准备妥当，正在进行之中。从《日记》看，6月29日与郑振铎“谈捐书事”；8月31日张葱玉、赵万里等“来取藏书”；9月3日“藏书运京”。正是在此期间“劝达有捐书”。这是陈达有之父陈一甫的藏书。其父晚年从企业引退后，以读书自娱。1942年（壬午）春，祖父以明版书百余种售与陈，并撰《壬午鬻书记》（一名《自庄严堪明版书目》），对每部书均有详细描述，并亲笔端楷缮写，可见这些虽非宋元珍籍，却也是明代佳椠，铭心之物。
一年之后的1943年2月，祖父在《齐乘》书后题跋，写下了鬻书经过及当时心情：“壬午春三月，余为衣食计，以明本书百馀种售之陈丈一甫，去书之日，不胜挥泪宫娥之感。迩日为检一故实，拟得《齐乘》以供繙帑，乃乞于陈丈，以三百元赎回此本，比之去年，其值约高一倍有半。”又说此书“并非罕秘之籍，而余今年财力之窘，更甚于去年，然惜书之癖，甚于惜钱，结习之深，可笑亦复可悯也”（原文无标点，见《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页）。爱书惜书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新中国的成立为化私为公提供了条件，这批明版书同样顺利入藏国家图书馆。
1952年8月“劝达有捐书”后不久，启新领导层的人事有所调整，除由姒南笙担任第一副经理外，又陆续增加了几名副经理。祖父1953年1月11日《日记》：“偕陈达有赴唐山”；22日又记：“陈达有赴唐山任启新副经理。”公私合营后，陈仍任私方副经理。1954年9月2日《日记》：“权哲民市长宣布，启新合营已蒙批准。……经理公方提出赵光。副经理公方张峰。私方汪公勤、陈达有、娄育后。” 此后，陈长期担任启新副经理、副厂长，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河北省工商联副主任、唐山市民建和工商联主任、唐山市人大副主任等职。1983年5月，启新水泥厂为搜集和编写经营管理史料，同样是由陈联络和安排，请祖父口述，并由曾任启新董事会秘书的徐家桢记录整理成文。这次的“谈话纪要”后以《我是如何管理启新水泥厂的？》为题，刊于《唐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我于上世纪80年代晚期拜访徐家桢先生，听他回忆了这段往事。
·伍·
在旧中国，祖父曾是远离政治的。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曾任唐山華新纱厂经理十年，据说竟然没见过当地的公安局长，都是倚靠副经理与官府打交道。抗战胜利后，人们期待和平建国，但国民党当局却倒行逆施，挑起内战，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工商业者也深受其害。祖父收听解放区广播，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他与其他进步实业家一起，抵制国民党“南迁”的指令，和人民群众一起迎接了解放。他作为“华北解放区”的代表之一，参加了194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新政协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他以近花甲之年从政，自1950年初至1966年“文革”爆发，任天津市副市长。《日记》中对于同前后几任党员市长的交往也有所反映。
黄敬（1912—1958），原名俞启威，祖籍浙江绍兴，是新中国首任天津市市长。祖父与黄共事三年，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回忆。他曾谈起，当年初任副市长，不免一时不太适应，但黄敬真诚爽朗、平易近人的作风，消除了他的紧张和拘束，他也从黄敬身上看到并学到了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优良品质与工作作风，从而以革命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黄敬在天津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和口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以巩固新政权是首要任务，根据当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规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还有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黄敬在工作中，妥善协调各个阶级关系，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强调使之各得其所，缺一不可，形象地指出缺了一种就是“残废”。他密切联系群众，与各个阶层广交朋友。他思想敏锐，善于及时发现问题。他坚持实事求是，注意防止和纠正当时工作中容易出现的“左”的错误。
1952年，祖父将毕生精力所聚的善本古籍捐献给国家，此时恰值“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当他向黄敬谈起这一想法时，思想缜密的黄敬即坦率地说：“书籍是生活资料，个人藏书是你的合法财产，提出捐献，是不是政治运动给了你什么政治上的压力，产生了副作用？”（参见周慰曾《周叔弢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112页。）祖父诚挚地向黄解释，捐书之心并非起于“三反”“五反”运动之中，而是起于新中国诞生之时。这从祖父在此前十年（1942年）的遗嘱中，也可得到证明。
祖父在与黄敬的交往中，常主动向黄请教，黄也真诚关心与支持祖父的生活与工作。祖父1952年6月14日《日记》：“访黄敬市长。告以启新改组，我直接领导工厂。黄关心我体力能否胜任，宜物色第一副经理。”7月8日记：“在黄市长处晤吴德同志。”9月2日又记：“市政府开会。吴德副市长第一次到会（黄市长调北京）。”
黄调中央工作后，祖父与其仍常有见面机会，例如，1953年1月13日《日记》：“赴京。在勤政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黄敬、吴德两市长皆去。”同年9月，祖父在京开会达半月有余，返津前专门拜访了黄敬，9月21日《日记》：“访黄敬谈启新合营事，回津。”此后，在津也有机会见面。1956年5月18日《日记》：“在俱乐部晤黄敬、李富春、蔡畅。送黄敬上车站。”1958年2月，祖父在京参加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等活动期间，12日《日记》：“闻黄敬逝世消息。公祭。送殡。”祖父与黄的交往画上了句号。
·陆·
李耕涛（1912—1974），河北阜平人。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曾以教员身份作为掩护。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曲阳县长、晋察冀边区专署专员、边区政府贸易局局长、冀东行署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兼河北省副省长，长期主管经济工作。
祖父常简单地用“很能干”三个字来评价某个人，他这样赞扬李，正是出于共事中的亲身感受，是对其主持天津经济工作取得成就的钦佩与肯定。祖父《日记》1955年1月1日：“吴德市长、李耕涛、白坚两副市长来小坐”；1958年4月26日：“黄火青调工作，李耕涛代市长”；7月4日市第三届人代第一次会议选出“李耕涛市长”；8月8日“李耕涛告我，以后可专管绿化委员会”。
李耕涛还有“文人市长”之称。他对毛笔字曾经下过相当大的功夫，1951年秋在天津举办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他的题词印在纪念册上，我至今仍有深刻印象。
李除擅长财经工作外，对于天津体育、戏曲事业的发展也有颇大贡献。他不仅本人经常活跃于球场上锻炼身体，而且先后兼任天津市和河北省体委主任，创建天津体育学院，并兼任院长，推动了当时天津体育的繁荣。例如，1950年代中期，天津篮球在全国联赛中夺冠，较长时间名列前茅。1956年初投入使用的市人民体育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完成的重要工程，许多大型文体活动在此举行。为了便于体委的工作，经祖父协调，张叔诚先生让出了他紧邻体育馆的自住用房，市体育局至今仍在此办公。
曾经听艮良三叔谈起，李耕涛与书法家吴玉如（1898—1982）切磋书艺，正是由祖父介绍的。近见吴玉如《赠李耕涛》诗云：“不见经许时，临池想无间。虚己觅与谈，此意时眷眷。偶思走访君，春健当可办。清心为静慑，病魔自匿面。”正是两人交谊的写照（参见《吴玉如诗文辑存》）。
·柒·
胡昭衡（1915—1999），原名李欣，河南荥阳人。1937年肄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参加八路军，曾任120师358旅宣传干事、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干事、兴安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东蒙工作委员会委员、内蒙古骑兵一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常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冬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长。 祖父1963年12月12日《日记》：“晚到干部俱乐部，万书记介绍和胡昭衡、赵武成两书记见面，座中为市民主党派负责人。”与胡当是首次见面。21日又记：“午后胡昭衡市长来小坐，并到楼上一看，渠所住之屋与我住屋外形内部颇相似。”23日，天津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举行，28日《日记》：“选出新市长胡昭衡……”
祖父日记缺失1964年1月至1965年5月部分。1965年6月以后日記多有关于检查市容卫生及绿化等工作的记载，也约略可见与胡的交往。例如，1965年7月3日，“午后到市联学习，胡市长召至交际处，听下乡医疗队汇报。”7月9日“早到市人委，请王培仁﹝副﹞市长向胡市长汇报我近日检查市内各区春季植树情况……”7月16日“和胡市长、王副市长略谈检查公路春植事”。8月11日“晚阅《老生常谈》，胡市长新赠我者”。此后12日和13日均“午后阅《老生常谈》”。1966年1月22日（旧历正月初二）“早胡市长来小坐”。1月30日（星期日），“是月末劳动日，7时到市人委集合，到河东区中山门新村平填土地，胡市长不叫我劳动，我同苏局长、街办主任检查钢厂宿舍……休息后随胡市长检查针织厂宿舍……”3月5日“饭后偕胡市长到上海古籍书店展览会一看”。
祖父于1952年将珍藏善本捐献后，为古籍撰写题跋并不算多，但为胡昭衡所藏《王摩诘集》题跋一事，在日记中却有较详细的记载。
最先，1965年7月18日（星期日），“胡市长送明八卷本《王维集》来，嘉靖精刻，似不多见”。19日细阅，并引起考证兴趣：“胡市长昨送来明八卷本《王摩诘集》，细审是从十卷本出，后二卷缺失，明人刻书向来如此，但此书刻印精美，是嘉靖本之精者。据《邵氏书目》，嘉靖时有两刻本皆未记卷数，其一本是南阳府刻，与此本刻印皆不相近，此本大概是苏州一带刻本。”至20日，又携书访友人张重威，共同欣赏和研究：“午后携《王摩诘集》访重威，从嘉靖苏州徐刻《唐文粹》中寻得刻工章景华名，王集卷一第二页下方有章景华名，此本只此一页有刻工姓名亦不可解，但为嘉靖苏州刻可确定。”迨至25日（星期日）则“写八卷本《王摩诘集》跋文还胡市长”。
跋文言简意赅，可视为一篇微型考证论文，亦可见撰者爱书之笃。现照录如下，以窥全豹：
明本《王摩诘集》八卷，半页十行，十八字。字体峭秀，纸墨光洁，各家书目都未著录，洵罕见之佳籍也。昭衡同志近得此书，出以见示，展玩再三，欣悦无量，略识数言，幸高明有以教之。
《王右丞集》，自王缙进表，即称诗笔，共成十卷。传世宋刻有两本，都是诗六卷，文四卷，依古本之旧也。此本分八卷，初不知其源流所自，细审之，仍从十卷本出。前六卷是诗，此依旧本；后二卷是文，只得其半，尚有碑铭十二篇未刻，不知刻书时有意删之耶？祭文八篇与文赞相间杂，编次殊不类，或所据原本有缺佚耶？近体诗中已窜入《王涯游春诗》等数十馀首，此仍沿时本之误。《送梓州李使君》诗，不作“山中一半雨”，知其不从宋本出也。此书刀法纸质确具明正德、嘉靖时风格。卷一第二页下方有刻工姓名章景华，又见嘉靖三年姑苏徐焴本《唐文粹》中，得此可证此书亦正、嘉间苏州刻本。至谁氏所刻，则无从悬测矣。
一九六五年七月
（原文无标点，参见李国庆编著《弢翁藏书题跋》“题跋”分册，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226～227页）
这段故事至此尚未完全结束，同年8月10日又记：“午后邢俊斗来取胡市长藏《王摩诘集》为之精装。”这里提到的邢俊斗，是多年来为祖父修补古籍的一位高手，我幼时也常见到他。记得很清楚的是，祖父称他“俊斗”，而祖母以下大家都称之为“邢先生”，这里就包含着对他手艺的尊重。新中国成立后，祖父介绍他进入天津图书馆工作，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专长。他究竟如何为胡书“精装”，从多年后胡为祖父写的悼诗中可略见端倪。
1984年祖父病逝后，胡昭衡赋诗二首，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一）
津门识君年古稀，迎客声朗步如飞。
童心犹存人行健，助我卫生除垃圾。
（二）
珍藏尚有王维集，感君跋语留大笔。
博识更是热诚心，惠我书箧檀木衣。
（《悼念叔弢周老，写于赴津“遗体告别”之晨》，《天津日报》1984年2月26日）……
（周叔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原副市长，20世纪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古物收藏家；周启乾，周一良先生长子，周叔弢先生长孙，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史、日俄关系史及中日关系史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