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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政府时期的警察教育是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省警官学校作为警察教育变革的试点，其治学理念与办学措施的转变清晰地反映了警察职业教育与抗日战争的复杂关联。浙江省警官学校在建校初期，以培养现代职业警察为根本宗旨。九·一八事变后，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办学理念转变为储备战时特种警察。九·一八事变是导致国民政府警察职业教育理念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在“以军管警”的理念桎梏下，国民政府所谓追求警察机关“独立超然”地位的理想注定是一种虚像。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职业教育;浙江省警官学校;戴笠;以军管警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03-0071-09
近代警察教育是针对警察进行的职业教育，是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近代警察制度经历了半个世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逐渐形成了中央高等警察教育和地方初、中等警察教育两大系统[1]。警察教育以培养新式职业警察为目的，是近代中国警政现代化的表征。当警察职业教育时遇抗日战争，原本“造就警察官吏”与“从事于高深学术之研究”的教学宗旨也被深深打上战争的烙印[2]。目前学界对国民政府警察教育的研究，多从高等警察教育与初、中等警察教育两个角度，缕述、探析其办学特色与治学理念。代表著作如韩延龙主编的《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学术论文如肖朗、施峥的《中国近代高等警察职业教育综论》，施峥的《国民政府前期浙江省警官学校特色办学史考》等。然而，鲜有学者研究抗日战争对警察职业教育的影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华的紧张态势，深刻改变了国民政府警察教育的治学理念与办学措施，是近代警察职业教育的重要历史拐点。
本文以曾受到蒋介石的褒奖并被媒体誉为“中华民国现代警政改革之先锋”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为研究文本[3]。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于1928年9月，并于1936年8月被合并至中央警官学校。这是日军侵华态势日益严峻的八年，也是国民政府因势而变、调整发展策略的八年。作为一所承担中等警察教育职能的省立学校，该校的各项发展并不输于同时期的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更为关键的是，浙江省警官学校作为国民政府警察教育的试点，其治学理念与办学措施的转变清晰地反映了警察职业教育与抗日战争的复杂关联。本文将重点阐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警察职业教育理念的转变，探析日军侵华是导致警察职业教育理念转变的根源，从侧面揭示九·一八事变对国民政府警政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浙江省警官学校的筹建
国民政府时期，为满足培养各级警察官吏的实际需求，设置了不同层次的警察教育机关，试行警官高等学校、警官学校、警士训练所三级制的教育和训练[4]。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于1928年3月，是设立较早的省立警官学校。1929年3月，国民政府为普及警察职业教育，制定并公布了《警官学校章程》。因此，浙江省警官学校的警察教育“实践”早于国民政府警察教育“规范”。该校以“教授警察实际应用学科，养成警官人才为宗旨”[5]，是一所培养初级警察官吏的中等警察教育机构。
1928年2月1日，在浙江省政府第七十三次会议上，民政厅提出《筹办全省警察教育以资整顿警政案》[6]。提案指出，警察机关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东西方各强国无一不注重警察队伍的建设。训政伊始，正是革除窳败、改良警政的最佳时机。而提高警察素质，使每个警察具备基本学识，则是实现“良善之功效”的关键所在。故筹办全省警察职业教育的系列措施之首，就是设立全省警官学校。提案中明确规定，报考学生的年龄须在21岁以上，具备初中以上学历，身体强健。全校拟开办两种班次：一是正科，学制两年，预计将学生培养成为完全具备警官学识的高等人才;二是速成科，学制一年，培养目标较正科有所降低，“養成警官必要学识，以备急需者也”。此外，对教职员的素质也予以特别说明，要求由富有警察学识与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分门讲授，以期培养高素质警察人才，襄理警政改革。会议议决，“通过预算案交财政审查委员会审查，所有杭州市公安局原设之长警训练所应即取消”[7]。会后，设立全省警官学校的筹备工作陆续开展。
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的朱家骅全面负责筹备事宜。朱家骅作为以学者身份起家的党务系统骨干[8]，深知建警的重要性，明了培养警察人才是改良警政窳败的关键所在。“我以为首先还是要有能建设的专门人才和提高一般人民的智识程度”[9]。“我们要以全力来做建设工作，就得加紧陶铸很多的建设人才，同时极力推行教育的普及，而要铸造很多建设人才，和提高一般人才智识程度，除从教育上下手，再没有其他的妙法”[10]。同时，他深感浙江干部的匮乏，“尤其是警政人员，要想物色警政学校出身的，差不多是没有”[11]。朱家骅在学习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的基础上，“决意发起创办是校”[12]。为此，朱家骅成立了“浙江省警官学校”筹备处，邀请法学专家、军事将领和地方绅士，担任筹备委员。勘定上苍桥陆军第六师营舍为校址[13]。此外，省政府举办队副助教训练班，考取具备军事学识者40余名，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训练，分配至正科各队担任区队长等职务[14]。
浙江省政府令各县县长亲自负责监督张贴布告，以便报考者明晰考试时间与地点[15]。1928年5月6日，浙江省民政厅在杭州马坡巷法政专门学校组织第一次入学考试。考试课目包括国文作文、三民主义、数学、理化、史地、法律财经等。原定招录名额为200人，与考者714人中，仅186人达到录取标准。据浙江省警官学校正科二期的张毓中回忆：“那天考场防备森严，在场监视的有两位监考官，为防止作弊，稿纸贴死在考卷后面，不能移动”[16]。对于当时的报考者来说，考入浙江省警官学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每县被录取者寥寥①。1928年9月12日，历经7个月的筹备，浙江省警官学校正式成立，隶属于省民政厅，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兼任校长，杜伟任教育长，周至柔任总队长[17]。
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创立与蒋介石在训政初期培植新政治人才、整顿警政窳败的目标是分不开的。蒋介石认为，国民党执政后，“政治人才的缺乏，是最困难的事”，“至于政治的干部人才，则要钻进腐败而龌龊的社会里面去改造腐败而龌龊的社会”[18]。蒋介石强调，革命警察是民众的警察，应具备高尚的人格，为人民谋取利益，力主整顿警政，统一警官警察训练。依据国民政府对1928年警政事务的总体安排，“分期筹设训练机关实行训练”与“编订各种警察训练课本”是最重要的措施[19]。警官学校的创建，是浙江省落实中央政策的重要举措。 浙江省雄厚的财政力量是该校教学经费的重要保障。浙江省警官学校经费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为省款，另一部分为各县保送巡官训练班学生之款。仅以省款来说，1928年该校的经费预算费为170000余元[20]。1929年，该校追加经常费预算11819元[21]，因修葺房舍追加临时费预算3595元[22]，省政府在经费方面也基本予以保障。1930年，浙江省预算实施紧缩，该校经常预算费以九折发给，约155460元，此后两年的预算几无增减[23]。与浙江省警官学校相比，同年度北平警官高等学校的经费状况却不甚乐观。据统计，1930年北平高等警官学校岁入51688元，仅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的1/3，赤字高达13499元[24]。可见，在教育经费普遍拖欠的大环境下，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办学经费是比较宽裕的。
二、培养职业“警官人才”的举措
1926年，黄炎培先生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阐明，“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强调，“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对外还须由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这即是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25]。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后，培养职业“警官人才”的举措与黄炎培先生提倡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实为殊途同归。
（一）与普通教育相衔接
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后，成立了正科班、速成科班和警官训练班3种班次。层次鲜明的班次设置，丰富了学校的受众群体，便于因材施教，提升教学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警官职业教育与中学教育、军官教育的衔接，体现了警官职业终身教育的理念。
第一期正科班在建校时成立，共有学生194人，分为两队，学制两年[26]。其中，浙籍学生190人②。就年龄分布来说，20岁以下的学生9人，占总人数的4.6%;20～25岁（包含20岁）的学生125人，占总人数的64.4%;25岁以上（包含25岁）的学生60人，占总人数的31%。这些学生多毕业于浙江省各中学，少数学生为肄业[27]。黄炎培认为，“盖教育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28]。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教育的最终导向都是职业与生存。浙江省警官学校正科班面向普通中学招生，既保证了警官人才的基本素养，也实现了警察职业教育与中学教育的顺利衔接。
第一期速成科班由北伐后的编遣官兵组成。北伐胜利后，國民政府实施裁军政策，大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离开军队，流向社会。为支持蒋介石的裁军决定并防止人才流失，时任浙江省主席何应钦决定，在南京招录退伍官兵176人，回浙后编为浙江省警官学校速成科两队，其中包括59名黄埔军校前五期学生[29]。1928年10月8日，在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一百六十五次会议上，何应钦提议浙籍退伍官佐可以比照之前在南京招录的退伍官兵待遇，报考浙江省警官学校[30]。会议议决，由民政厅具体承办此事，并令安置浙籍被裁士兵委员会造具浙籍被裁士兵名册送民政厅以备查[31]。随后，在11月2日召开的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一百七十五次会议上，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朱家骅提出《浙籍退伍军官投考警官学校办法案》，并就考试时间、考试课目、录取人数和经费保障问题提出明确意见[32]。1928年12月，浙江省警官学校在浙籍退伍军官中录取90余人，编为速成科第三队[33]。速成科以黄埔军官为招生群体，可谓是一举两得。一方面，黄埔退伍军官自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可以无缝对接到警察队伍中，减轻了军事训练的压力;另一方面，军警的天然亲缘性，使得该校可以缩短速成科的培训周期，降低了教学成本。浙江省警官学校速成科的设置，反映了警察教育中的灵活性，凸显出警察职业教育与军官职业教育的承续关系。
1929年秋，浙江省民政厅以现任公安局长及分局长多数未习警学为由，命令分两批调训，名为警官训练班，训练期限为8个月[34]。警官训练班的设置，与黄炎培先生提倡的终身教育思想相符。黄炎培先生提出建立一种“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训练——职业补习——再补习”的职业教育系统，这不仅是职业教育系统的初创，也是终身教育系统的萌芽[35]。警官训练班以各县市公安局长与分局长为对象，开展定期调训，以期提升警察官吏的职业素养，形成终身学习的理念。
（二）以职业化为办学根本
按照黄炎培先生的观点，“施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联络;受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信仰”[36]。因此，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与培养模式，都应迎合职业界的需求、遵从职业界的意见。在《浙江省警官学校教育大纲》中明确规定，该校以“政、警、军、卫4门中心科学”为基础，即政治课程、警察学科、军事训练、体技训练为警官教育的四大重点[37]。浙江省警官学校在课程设置与警察实际工作紧密相连，分为法政类、警政类与军事类。其中，法政类（包含普通科学）共19门课程，警政类共15门课程，军事类共7门课程。各类重点课程的名称与教学内容梳理见表1、表2、表3[38]。
浙江省警官学校法政类、警政类、军事类的课程设置，体现了该校对警察职业教育的价值追求。现代职业警察的出现与法治主义密切相关，依据德国学者摩尔在《法治国原则的警察学》中的理论，政府需要依法行使警察权，这使现代警察成为法治主义的内在基因[39]。在浙江省警官学校法政类课程中，《宪法与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均是行使警察权的重要法律依据，凸显出法治主义的警察职业教育。警政类课程涉及警学理论、警察法令与专业警种，是警察专业化的体现。1933年，布郎德士对专业标准和概念做出如下描述：“专业是一个正式的职业;为了从事这一职业，必要的上岗前的培训是以智能为特质，卷入知识和某些扩充的学问，它们不同于纯粹的技能”[40]。浙江省警官学校的警政类课程，通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教育，提升学生专业执法和服务水平。现代职业警察在创建之初，即采用类似军队的管理和指挥体系，以保证执行任务的统一与高效。浙江省警官学校军事类课程，不仅提高学生的军事技能与身体素质，更强化了警队的服从意识，以实现警校的军事化管理。 （三）与国际警学教育接轨
留德多年的朱家骅深知欲提升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办学质量，必须放眼世界。1929年6月，朱家骅邀请奥国人穆克（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与辛特兰（维也纳大学法科毕业）为教学顾问，协助该校培育高级警官，参与警政革新。日后，朱家骅又邀请日本东京警视厅厅长山田一隆为顾问。山田一隆实战经验丰富，专门教授“犯罪搜查”一课，使学生“受益良多”[41]。朱家骅广泛罗致法学、警察学的人才聘为专任教官，对于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则聘请为兼任教官。当时该校所聘教官，多资历豊醇，学养俱优。据统计，1930年浙江省警官学校5名专任教官中，3人具有留日背景;8名兼职教官中，3人具有留日背景[42]。
朱家骅借鉴西方国家警察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改革浙江警政的规划，还体现在公费派遣学生留奥、留日的举措中。据第一批留奥生俞叔平回忆，朱家骅尤其重视行政法，特意安排学生留奥研习行政法，“当时奥国的行政法学经凯尔森教授等努力，可以说无出其右”[43]。1930年7月25日，在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三百二十九次会议上，朱家骅提议选派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留学日奥研究警政，拟具《浙江省选派警官学校毕业生留学日奥办法》[44]。在日后的省政府第三三三会议上，对该办法进行了部分修正并最终通过[45]。选拔首批正科毕业生10名为留奥全费生，20名为留日半费生。后因日本物价飞涨，经省政府第三七二次会议决议，将留日半费学生改为全费生，以保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46]。浙江省警官学校在公费派遣学生留洋研习警学的同时，也对留学生回国后在浙的服务年限予以相应规定：全费生归国后至少要在本省服务5年，半费生至少要在本省服务3年。另外，浙江省警官学校要求留学生每3个月应将研究情况报民政厅一次，以保证学习成效[47]。留奥、留日学生归国后，多在浙江省受到重用。留日学生多派充各县总教练官，训练各县局长警，月薪为90元左右。留奥学生多派充民政厅主任科员、各县警务指导员、省会公安局副督察长和科长等职，月薪均达120元左右[48]。多名留学生日后均发展成为警界要员，如毛文佐、俞叔平、汪弼等。
训政初期，国民政府的警察职业教育尚在起步阶段。浙江省政府民政厅以浙江省财政为依托，仰仗朱家骅在国民党党务系统的背景，在短时间内创办起一所颇具特色、成绩显著的警官学校，走在了全国警察职业教育的前列。但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良性运转，却因日本九·一八侵华的炮火而中断。在这一局势的影响下，该校培养职业警官人才的教学理念随之发生转变。
三、军方接掌浙江省警官學校校权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站在全球史角度观察，九·一八绝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次改变现代世界格局的历史节点”[49]。这次事变，是日军侵吞全中国的第一步。自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随着日军侵华态势的步步逼近，国民党逐步调整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政策方向，将重心从国家建设转移到军事备战。国民政府在架构战时体制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对警察的掌控，以增强抗战能力。这一过程的起点，即是国民党军方对浙江省警官学校的掌控。
1930年夏，朱家骅因与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发生严重的冲突而无法继续在浙江立足。1930年9月，朱家骅辞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职务[50]，浙江省警官学校校长由教务长施承志继任。施承志在警界资历较浅，各方面影响力自然无法与前任校长朱家骅比拟。朱家骅离开浙江后，继任校长施承志独木难支，造成浙江省警官学校最高权力真空。
1932年6月初，浙江省警官学校接到省政府公文：“奉中央命令，派参谋本部办公厅主任戴笠，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特派员，主持政治教育”[51]。与公文一起到来的，还有戴笠与6名政治指导员，他们分别是徐亮、胡国振、简朴、罗杏芳、谢厥成和赵龙文。笔者在查阅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并未找到国民政府委派戴笠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特派员的正式文件。这其中的原因，第一种可能是档案涉密，致使查阅受限或损毁;第二种可能是这一委派过程并无正式书面文件，而只是蒋介石的口头允诺;第三种可能是戴笠在得到蒋介石许可后，直接进驻浙江省警官学校，并无政府公文。
戴笠以特派员的名义渗透至浙江省警官学校后，逐步安插军方人员在该校任职。以1935年浙江省警官学校教职员一览表为分析文本，可以看出全校重要教职岗位已几乎全部被军方掌控[52]。首先是校长一职，赵龙文在进校时经戴笠推荐先后任指导员与教务主任，在前任校长王固磐卸任后，接掌校长一职。其次是以戴笠为首的中央政治训练小组，戴笠任特派员，毛人凤、王孔安先后任政训处书记长，史铭、柯建安先后任训育主任，徐亮、胡国振、简朴、罗杏芳、刘乙光、罗毅、董益三、谢厥成、廖淑伦、汪祖华先后任指导员。再次是该校的中层领导，包括教务长与总队长。按照《浙江省警官学校章程》规定，校长下设教务长与总队长各1名。教务长秉承校长管理全校一切教育事务，总队长秉承校长管理全校风纪、督练操法及各队一切事务。戴笠对这两个职位非常重视，在赵龙文卸任教务主任后，戴笠安排酆裕坤继任，又推荐史铭为训育主任兼总队长。
1932-1935年，国民政府就警察官吏的任用颁布了两项法律法规。1928年7月3日公布施行的《警察官吏任用暂行条例》规定，一般警官的任用资格是，必须具备警察学校或法政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资格，或曾办警察、行政事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53]。1934年3月交立法院审议的《警察官任用法原则》规定，警官的任用资格是，凡具备下述条件之一者可以任用为警官：有警察专门学识与经验者;现任或曾任警察官，经甄别审查合格者;经高等或普通警察行政人员考试及格者;国内外正式警官学校毕业者;经批准取得荐任警官候补证书者;法科大学毕业，有警察专门著作经审查合格并在警察机关学习期满者;凡在正式军官学校毕业，并曾任国民政府校官2年以上或尉官3年以上，确有警察学识经验者，可任用为保安警察队荐任职或委任职队长。在1935年该校教职员名单中，尽管大多军方人员进入该校准确时间已无法考据，但无非受上述两个文本的法律规制。这些走上浙江省警官学校领导岗位的军方人员，大都不符合国民政府对警察官吏的任用资格与甄训程序。 [48]浙江省政府行政報告[R].193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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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nd Polic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aking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as Center
Yang Zhaoqing
Abstract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职业教育;浙江省警官学校;戴笠;以军管警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03-0071-09
近代警察教育是针对警察进行的职业教育，是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近代警察制度经历了半个世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逐渐形成了中央高等警察教育和地方初、中等警察教育两大系统[1]。警察教育以培养新式职业警察为目的，是近代中国警政现代化的表征。当警察职业教育时遇抗日战争，原本“造就警察官吏”与“从事于高深学术之研究”的教学宗旨也被深深打上战争的烙印[2]。目前学界对国民政府警察教育的研究，多从高等警察教育与初、中等警察教育两个角度，缕述、探析其办学特色与治学理念。代表著作如韩延龙主编的《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学术论文如肖朗、施峥的《中国近代高等警察职业教育综论》，施峥的《国民政府前期浙江省警官学校特色办学史考》等。然而，鲜有学者研究抗日战争对警察职业教育的影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华的紧张态势，深刻改变了国民政府警察教育的治学理念与办学措施，是近代警察职业教育的重要历史拐点。
本文以曾受到蒋介石的褒奖并被媒体誉为“中华民国现代警政改革之先锋”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为研究文本[3]。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于1928年9月，并于1936年8月被合并至中央警官学校。这是日军侵华态势日益严峻的八年，也是国民政府因势而变、调整发展策略的八年。作为一所承担中等警察教育职能的省立学校，该校的各项发展并不输于同时期的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更为关键的是，浙江省警官学校作为国民政府警察教育的试点，其治学理念与办学措施的转变清晰地反映了警察职业教育与抗日战争的复杂关联。本文将重点阐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警察职业教育理念的转变，探析日军侵华是导致警察职业教育理念转变的根源，从侧面揭示九·一八事变对国民政府警政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浙江省警官学校的筹建
国民政府时期，为满足培养各级警察官吏的实际需求，设置了不同层次的警察教育机关，试行警官高等学校、警官学校、警士训练所三级制的教育和训练[4]。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于1928年3月，是设立较早的省立警官学校。1929年3月，国民政府为普及警察职业教育，制定并公布了《警官学校章程》。因此，浙江省警官学校的警察教育“实践”早于国民政府警察教育“规范”。该校以“教授警察实际应用学科，养成警官人才为宗旨”[5]，是一所培养初级警察官吏的中等警察教育机构。
1928年2月1日，在浙江省政府第七十三次会议上，民政厅提出《筹办全省警察教育以资整顿警政案》[6]。提案指出，警察机关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东西方各强国无一不注重警察队伍的建设。训政伊始，正是革除窳败、改良警政的最佳时机。而提高警察素质，使每个警察具备基本学识，则是实现“良善之功效”的关键所在。故筹办全省警察职业教育的系列措施之首，就是设立全省警官学校。提案中明确规定，报考学生的年龄须在21岁以上，具备初中以上学历，身体强健。全校拟开办两种班次：一是正科，学制两年，预计将学生培养成为完全具备警官学识的高等人才;二是速成科，学制一年，培养目标较正科有所降低，“養成警官必要学识，以备急需者也”。此外，对教职员的素质也予以特别说明，要求由富有警察学识与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分门讲授，以期培养高素质警察人才，襄理警政改革。会议议决，“通过预算案交财政审查委员会审查，所有杭州市公安局原设之长警训练所应即取消”[7]。会后，设立全省警官学校的筹备工作陆续开展。
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的朱家骅全面负责筹备事宜。朱家骅作为以学者身份起家的党务系统骨干[8]，深知建警的重要性，明了培养警察人才是改良警政窳败的关键所在。“我以为首先还是要有能建设的专门人才和提高一般人民的智识程度”[9]。“我们要以全力来做建设工作，就得加紧陶铸很多的建设人才，同时极力推行教育的普及，而要铸造很多建设人才，和提高一般人才智识程度，除从教育上下手，再没有其他的妙法”[10]。同时，他深感浙江干部的匮乏，“尤其是警政人员，要想物色警政学校出身的，差不多是没有”[11]。朱家骅在学习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的基础上，“决意发起创办是校”[12]。为此，朱家骅成立了“浙江省警官学校”筹备处，邀请法学专家、军事将领和地方绅士，担任筹备委员。勘定上苍桥陆军第六师营舍为校址[13]。此外，省政府举办队副助教训练班，考取具备军事学识者40余名，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训练，分配至正科各队担任区队长等职务[14]。
浙江省政府令各县县长亲自负责监督张贴布告，以便报考者明晰考试时间与地点[15]。1928年5月6日，浙江省民政厅在杭州马坡巷法政专门学校组织第一次入学考试。考试课目包括国文作文、三民主义、数学、理化、史地、法律财经等。原定招录名额为200人，与考者714人中，仅186人达到录取标准。据浙江省警官学校正科二期的张毓中回忆：“那天考场防备森严，在场监视的有两位监考官，为防止作弊，稿纸贴死在考卷后面，不能移动”[16]。对于当时的报考者来说，考入浙江省警官学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每县被录取者寥寥①。1928年9月12日，历经7个月的筹备，浙江省警官学校正式成立，隶属于省民政厅，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兼任校长，杜伟任教育长，周至柔任总队长[17]。
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创立与蒋介石在训政初期培植新政治人才、整顿警政窳败的目标是分不开的。蒋介石认为，国民党执政后，“政治人才的缺乏，是最困难的事”，“至于政治的干部人才，则要钻进腐败而龌龊的社会里面去改造腐败而龌龊的社会”[18]。蒋介石强调，革命警察是民众的警察，应具备高尚的人格，为人民谋取利益，力主整顿警政，统一警官警察训练。依据国民政府对1928年警政事务的总体安排，“分期筹设训练机关实行训练”与“编订各种警察训练课本”是最重要的措施[19]。警官学校的创建，是浙江省落实中央政策的重要举措。 浙江省雄厚的财政力量是该校教学经费的重要保障。浙江省警官学校经费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为省款，另一部分为各县保送巡官训练班学生之款。仅以省款来说，1928年该校的经费预算费为170000余元[20]。1929年，该校追加经常费预算11819元[21]，因修葺房舍追加临时费预算3595元[22]，省政府在经费方面也基本予以保障。1930年，浙江省预算实施紧缩，该校经常预算费以九折发给，约155460元，此后两年的预算几无增减[23]。与浙江省警官学校相比，同年度北平警官高等学校的经费状况却不甚乐观。据统计，1930年北平高等警官学校岁入51688元，仅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的1/3，赤字高达13499元[24]。可见，在教育经费普遍拖欠的大环境下，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办学经费是比较宽裕的。
二、培养职业“警官人才”的举措
1926年，黄炎培先生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阐明，“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强调，“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对外还须由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这即是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25]。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后，培养职业“警官人才”的举措与黄炎培先生提倡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实为殊途同归。
（一）与普通教育相衔接
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后，成立了正科班、速成科班和警官训练班3种班次。层次鲜明的班次设置，丰富了学校的受众群体，便于因材施教，提升教学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警官职业教育与中学教育、军官教育的衔接，体现了警官职业终身教育的理念。
第一期正科班在建校时成立，共有学生194人，分为两队，学制两年[26]。其中，浙籍学生190人②。就年龄分布来说，20岁以下的学生9人，占总人数的4.6%;20～25岁（包含20岁）的学生125人，占总人数的64.4%;25岁以上（包含25岁）的学生60人，占总人数的31%。这些学生多毕业于浙江省各中学，少数学生为肄业[27]。黄炎培认为，“盖教育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28]。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教育的最终导向都是职业与生存。浙江省警官学校正科班面向普通中学招生，既保证了警官人才的基本素养，也实现了警察职业教育与中学教育的顺利衔接。
第一期速成科班由北伐后的编遣官兵组成。北伐胜利后，國民政府实施裁军政策，大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离开军队，流向社会。为支持蒋介石的裁军决定并防止人才流失，时任浙江省主席何应钦决定，在南京招录退伍官兵176人，回浙后编为浙江省警官学校速成科两队，其中包括59名黄埔军校前五期学生[29]。1928年10月8日，在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一百六十五次会议上，何应钦提议浙籍退伍官佐可以比照之前在南京招录的退伍官兵待遇，报考浙江省警官学校[30]。会议议决，由民政厅具体承办此事，并令安置浙籍被裁士兵委员会造具浙籍被裁士兵名册送民政厅以备查[31]。随后，在11月2日召开的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一百七十五次会议上，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朱家骅提出《浙籍退伍军官投考警官学校办法案》，并就考试时间、考试课目、录取人数和经费保障问题提出明确意见[32]。1928年12月，浙江省警官学校在浙籍退伍军官中录取90余人，编为速成科第三队[33]。速成科以黄埔军官为招生群体，可谓是一举两得。一方面，黄埔退伍军官自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可以无缝对接到警察队伍中，减轻了军事训练的压力;另一方面，军警的天然亲缘性，使得该校可以缩短速成科的培训周期，降低了教学成本。浙江省警官学校速成科的设置，反映了警察教育中的灵活性，凸显出警察职业教育与军官职业教育的承续关系。
1929年秋，浙江省民政厅以现任公安局长及分局长多数未习警学为由，命令分两批调训，名为警官训练班，训练期限为8个月[34]。警官训练班的设置，与黄炎培先生提倡的终身教育思想相符。黄炎培先生提出建立一种“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训练——职业补习——再补习”的职业教育系统，这不仅是职业教育系统的初创，也是终身教育系统的萌芽[35]。警官训练班以各县市公安局长与分局长为对象，开展定期调训，以期提升警察官吏的职业素养，形成终身学习的理念。
（二）以职业化为办学根本
按照黄炎培先生的观点，“施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联络;受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信仰”[36]。因此，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与培养模式，都应迎合职业界的需求、遵从职业界的意见。在《浙江省警官学校教育大纲》中明确规定，该校以“政、警、军、卫4门中心科学”为基础，即政治课程、警察学科、军事训练、体技训练为警官教育的四大重点[37]。浙江省警官学校在课程设置与警察实际工作紧密相连，分为法政类、警政类与军事类。其中，法政类（包含普通科学）共19门课程，警政类共15门课程，军事类共7门课程。各类重点课程的名称与教学内容梳理见表1、表2、表3[38]。
浙江省警官学校法政类、警政类、军事类的课程设置，体现了该校对警察职业教育的价值追求。现代职业警察的出现与法治主义密切相关，依据德国学者摩尔在《法治国原则的警察学》中的理论，政府需要依法行使警察权，这使现代警察成为法治主义的内在基因[39]。在浙江省警官学校法政类课程中，《宪法与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均是行使警察权的重要法律依据，凸显出法治主义的警察职业教育。警政类课程涉及警学理论、警察法令与专业警种，是警察专业化的体现。1933年，布郎德士对专业标准和概念做出如下描述：“专业是一个正式的职业;为了从事这一职业，必要的上岗前的培训是以智能为特质，卷入知识和某些扩充的学问，它们不同于纯粹的技能”[40]。浙江省警官学校的警政类课程，通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教育，提升学生专业执法和服务水平。现代职业警察在创建之初，即采用类似军队的管理和指挥体系，以保证执行任务的统一与高效。浙江省警官学校军事类课程，不仅提高学生的军事技能与身体素质，更强化了警队的服从意识，以实现警校的军事化管理。 （三）与国际警学教育接轨
留德多年的朱家骅深知欲提升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办学质量，必须放眼世界。1929年6月，朱家骅邀请奥国人穆克（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与辛特兰（维也纳大学法科毕业）为教学顾问，协助该校培育高级警官，参与警政革新。日后，朱家骅又邀请日本东京警视厅厅长山田一隆为顾问。山田一隆实战经验丰富，专门教授“犯罪搜查”一课，使学生“受益良多”[41]。朱家骅广泛罗致法学、警察学的人才聘为专任教官，对于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则聘请为兼任教官。当时该校所聘教官，多资历豊醇，学养俱优。据统计，1930年浙江省警官学校5名专任教官中，3人具有留日背景;8名兼职教官中，3人具有留日背景[42]。
朱家骅借鉴西方国家警察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改革浙江警政的规划，还体现在公费派遣学生留奥、留日的举措中。据第一批留奥生俞叔平回忆，朱家骅尤其重视行政法，特意安排学生留奥研习行政法，“当时奥国的行政法学经凯尔森教授等努力，可以说无出其右”[43]。1930年7月25日，在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三百二十九次会议上，朱家骅提议选派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留学日奥研究警政，拟具《浙江省选派警官学校毕业生留学日奥办法》[44]。在日后的省政府第三三三会议上，对该办法进行了部分修正并最终通过[45]。选拔首批正科毕业生10名为留奥全费生，20名为留日半费生。后因日本物价飞涨，经省政府第三七二次会议决议，将留日半费学生改为全费生，以保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46]。浙江省警官学校在公费派遣学生留洋研习警学的同时，也对留学生回国后在浙的服务年限予以相应规定：全费生归国后至少要在本省服务5年，半费生至少要在本省服务3年。另外，浙江省警官学校要求留学生每3个月应将研究情况报民政厅一次，以保证学习成效[47]。留奥、留日学生归国后，多在浙江省受到重用。留日学生多派充各县总教练官，训练各县局长警，月薪为90元左右。留奥学生多派充民政厅主任科员、各县警务指导员、省会公安局副督察长和科长等职，月薪均达120元左右[48]。多名留学生日后均发展成为警界要员，如毛文佐、俞叔平、汪弼等。
训政初期，国民政府的警察职业教育尚在起步阶段。浙江省政府民政厅以浙江省财政为依托，仰仗朱家骅在国民党党务系统的背景，在短时间内创办起一所颇具特色、成绩显著的警官学校，走在了全国警察职业教育的前列。但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良性运转，却因日本九·一八侵华的炮火而中断。在这一局势的影响下，该校培养职业警官人才的教学理念随之发生转变。
三、军方接掌浙江省警官學校校权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站在全球史角度观察，九·一八绝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次改变现代世界格局的历史节点”[49]。这次事变，是日军侵吞全中国的第一步。自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随着日军侵华态势的步步逼近，国民党逐步调整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政策方向，将重心从国家建设转移到军事备战。国民政府在架构战时体制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对警察的掌控，以增强抗战能力。这一过程的起点，即是国民党军方对浙江省警官学校的掌控。
1930年夏，朱家骅因与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发生严重的冲突而无法继续在浙江立足。1930年9月，朱家骅辞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职务[50]，浙江省警官学校校长由教务长施承志继任。施承志在警界资历较浅，各方面影响力自然无法与前任校长朱家骅比拟。朱家骅离开浙江后，继任校长施承志独木难支，造成浙江省警官学校最高权力真空。
1932年6月初，浙江省警官学校接到省政府公文：“奉中央命令，派参谋本部办公厅主任戴笠，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特派员，主持政治教育”[51]。与公文一起到来的，还有戴笠与6名政治指导员，他们分别是徐亮、胡国振、简朴、罗杏芳、谢厥成和赵龙文。笔者在查阅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并未找到国民政府委派戴笠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特派员的正式文件。这其中的原因，第一种可能是档案涉密，致使查阅受限或损毁;第二种可能是这一委派过程并无正式书面文件，而只是蒋介石的口头允诺;第三种可能是戴笠在得到蒋介石许可后，直接进驻浙江省警官学校，并无政府公文。
戴笠以特派员的名义渗透至浙江省警官学校后，逐步安插军方人员在该校任职。以1935年浙江省警官学校教职员一览表为分析文本，可以看出全校重要教职岗位已几乎全部被军方掌控[52]。首先是校长一职，赵龙文在进校时经戴笠推荐先后任指导员与教务主任，在前任校长王固磐卸任后，接掌校长一职。其次是以戴笠为首的中央政治训练小组，戴笠任特派员，毛人凤、王孔安先后任政训处书记长，史铭、柯建安先后任训育主任，徐亮、胡国振、简朴、罗杏芳、刘乙光、罗毅、董益三、谢厥成、廖淑伦、汪祖华先后任指导员。再次是该校的中层领导，包括教务长与总队长。按照《浙江省警官学校章程》规定，校长下设教务长与总队长各1名。教务长秉承校长管理全校一切教育事务，总队长秉承校长管理全校风纪、督练操法及各队一切事务。戴笠对这两个职位非常重视，在赵龙文卸任教务主任后，戴笠安排酆裕坤继任，又推荐史铭为训育主任兼总队长。
1932-1935年，国民政府就警察官吏的任用颁布了两项法律法规。1928年7月3日公布施行的《警察官吏任用暂行条例》规定，一般警官的任用资格是，必须具备警察学校或法政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资格，或曾办警察、行政事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53]。1934年3月交立法院审议的《警察官任用法原则》规定，警官的任用资格是，凡具备下述条件之一者可以任用为警官：有警察专门学识与经验者;现任或曾任警察官，经甄别审查合格者;经高等或普通警察行政人员考试及格者;国内外正式警官学校毕业者;经批准取得荐任警官候补证书者;法科大学毕业，有警察专门著作经审查合格并在警察机关学习期满者;凡在正式军官学校毕业，并曾任国民政府校官2年以上或尉官3年以上，确有警察学识经验者，可任用为保安警察队荐任职或委任职队长。在1935年该校教职员名单中，尽管大多军方人员进入该校准确时间已无法考据，但无非受上述两个文本的法律规制。这些走上浙江省警官学校领导岗位的军方人员，大都不符合国民政府对警察官吏的任用资格与甄训程序。 [48]浙江省政府行政報告[R].193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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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nd Polic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aking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as Center
Yang Zhaoqing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