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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高考文综历史I卷牢牢抓住“立德树人、服务选拔、导向教学”的核心要求，把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康意识、审美情趣等内容有机地与历史新情境相融合，达到了以境触情的目的。试题用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历史场景或符合学生现阶段认知特征的历史表述引发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双向思考，起到了以情启智的作用。本文将围绕2019年全国I卷文综历史42题（以下简称文综42题）所体现的学科要求，尝试去分析高考试题的命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情智共生的课堂教学途径。
一、试题设置融家国情怀于情感共鸣之中
文综42题整体上借助《国史大纲》导言所述的读书信念作为考查学生核心能力的特定情境，出题者通过展示《国史大纲》写作之目的让学生浸润到史学大师高尚的爱国情感境界之中，把自身的健康良序发展投射于国家历史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认识到需要增强个体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又强化了对国家民族命运发展的认同和关注。
首先，试题中所说“任何一国之国民”，“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在概念上就囊括了近代社会生活中的莘莘学子，与现实青年学生所处的特定阶段进行了有效嫁接，在情感认同感上达成出题者与考生间的有效沟通。这种做法抛弃了远离学生生活现实、让学生不可琢磨的有意义无效果的繁复杂乱之情境，选取了可使学生短时间内把业已形成的科学价值观与历史人物、历史事物之间神交的有效情境。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试题命制的科学性，使多数学生消除对文综42题变化多端而难以入手的本能反映，敢于全情投入地握笔答题，也能潜移默化地强化学生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再者，试题中所设之情境不局限于历史叙述的平面展示而是立体交互运行。从国民、国史到国民历史观念省思再到国民历史责任感一气呵成，层层递进，形成阶梯上升状的逻辑情境。这种情境展现方式增添了历史阅读的趣味性，能深层次地唤起学生的阅读欲望，让学生不容易偏离主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准确度也会有所提高。
二、试题情境设置激发散思维于微观叙述之中
高考“一体四层四翼”核心设计中“四层”的第三圈层“学科素养”考查要求学生能够在不同情境下综合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处理复杂任务，具备扎实的学科观念和宽阔的学科视野，并展现出自身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等内化的综合学科素养。文综42题恰如其分地把高中历史学科学习所要求的素养能力和创新精神融入到所设置的新情境之中。新情境的设置要么在类同材料中找寻不同的角度，要么在陌生的情境中挖掘历史的深度。这些都需要在历史的细节微观叙述中去纵横捭阖。在回答文综42题时，学生们必须在历史叙述细节上下功夫，要有敏锐的时空观察能力，即从《国史大纲》写于1940年得出此书是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大背景下完成的。学生在学习中掌握的主要是历史的主干知识，对于构成历史网络的微观细节有所涉及但不精通。大多数同学对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了解不多。他们不是很清楚近代以来随着外来侵略的加深，在拯救民族危亡、倡导思想启蒙的社会形势下，有部分历史学者面对中国的境遇提出了“全盘西化”的文化自谴论。这些学者认为“老祖宗造孽太深了”，提出了各种极具悲观意义的学说。钱穆所作之《国史大纲》就是应时而作，在力行他的“新史学”理论，“重明中华史学”，用来强化民族意识，客观看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振抗日之决心，抨击部分学者的“士大夫之无识”的根本病[1]。
学生对于历史微结构的不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维的视阈，题目直中学生知识的盲点和思维的要害，最后也只有一部分学生会知道这些历史认识可以用抗战时期的历史史实进行解释和得出结论。因此对于学生来说，只有在充分发掘题目历史微观叙述中所透漏出的重要历史线索的前提下，把已经掌握的主干知识体系与题目所述之间产生思维勾连，才能有效地去构建立意组织答案。例如在这里，如果能觉察到1940这个关键时间点和历史文本叙述背后折射的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求民主的时代主题，彰显的是近代中国人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这一点就能站在家国情怀的高度去思考分析问题，接着才能调动和运用所学知识，把体现中华民族真善美、奋斗抗争等优秀精神品质给发掘出来，发散式地去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闪光点。例如考生选择国民有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能够减少偏激的历史虚无主義。学生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辉煌与近代社会的没落入手，既分析中国古代取得的令世界瞩目成就的原由，又分析中国近代何以衰落的根源，搞清楚历史发展的脉络线索，汲取历史发展的经验，抨击对过往历史的全盘否定，并与抗战时期国民的抗日精神相连接，得出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站在国家过往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
三、聚焦核心素养，筑情智共生课堂
既然高考试题愈发重视核心素养、关键能力、创新精神等在新情境中的落地，我们就很有必要在日常教学中选合适的境，激合理的情，积极有效地把学科素养要求等有机融入到历史教学过程中。其中，一要用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场景去引导学生主动浸入到丰富多彩的历史世界中，以情启思;二要用层层深入、不断发人深省的问题，聚焦历史学科高考要求的关键之处，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掌握历史核心素养，以思盈情，情思和弦，互为彼此，进而实现情智共生，化历史知识为精神内涵。基于此，教师在给学生讲评文综42题时，设计“钱穆与《国史大纲》”这一主题继续深挖试题背后的故事，尝试用多种途径去回味和渗透高考试题的价值导向。
途径一，注重时空，浸润历史物与人
钱穆活动轨迹是怎样？
钱穆字宾四，1895年出生于无锡，9岁就读于私塾，17岁进入常州中学，18岁开始在中小学为师18载，涉猎经史子集、乾嘉学派、西方文史，解决了当时很多学术公案，后被顾颉刚推荐至北平，任教于各大名校，1938年随校南迁至昆明，教书于西南联大。
——梁屹峰《钱穆与国史大纲》
设问：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从时空角度分析钱穆学术理念形成的背景。 历史理解的前提是确定历史人物所处的特殊时空，时空的变换演绎能在第一时间让历史的学习和观察者把历史事件放在宏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避免历史情境内容的张冠李戴和部分失真。钱穆先生所处之时代是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列强视中国为袋中玩物，霸占领土，侵吞主权。作为时代洪流下的知识分子，观世事之变迁，必然会倾思虑至国运，思救亡图存之良道。钱穆先生所处之空间，一无锡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国最早一批开埠的通商口岸十分接近，新旧文化、中外文化间的冲击在此地较之内陆显然较为充分，为成长时期的钱穆先生提供了知识汲取的渊薮。二北平是中国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学者汇聚之地，为钱穆先生视野开阔，领略不同文风和学风提供了必要条件。三是昆明，中国西南一隅，当时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条件艰苦为大学逃难之所。这个地方保留了知识的火种，为知识分子在战乱时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这为钱穆先生著书提供了可能性。这里设计钱穆先生的生活背景作为切入点，就是要把学生的思绪拉进近代中国的特殊时代场景之中，用微观历史细节的展示营造学生可入之情境，为学生形成科学认识做铺垫。
途径二，回溯现场，了明缘与因
钱穆何以作《国史大纲》？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设问：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钱穆著作《国史大纲》的原因。
历史解释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真实可信的历史原始文献，尤其是那些能够反映历史人物行事动机的第一手史料。钱穆先生在引论中所述之内容清晰地还原了他本人的创作动机，其目的是为其所坚持的“新史学”呐喊，积极倡明新的中国史。一为温情有敬意地了解本国历史，让中国人有根，增强对民族和国家的关注和认同，二为从历史中汲取可用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正在奋斗抗争，解决民族危机的芸芸大众提供学习思考时可借鉴之工具。他在字里行间流漏出的对民族和国家深沉的爱意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从这一点出发，钱穆先生所作之文就是为了“爱国”、“救国”。这里设置引论作为思维深入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在进入情境之后能把思维浸入到宾四先生的写作世界中，提供学生可以与他进行心灵间神交、深交、共振的机会，在获取有效信息的同时能够体验一场心灵净化之旅，发掘历史正在发生之时人物的所想所感，形成正确的历史解释。
途径三，品味往今，形塑智与“情”
钱穆《国史大纲》命运又如何？
钱穆所著的《国史大纲》一出版当即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部定大学用书”，一入市场即畅销，供不应求，摘要、节录、全文誊写等各种“手抄本”置诸几案，一时洛阳纸贵。
——梁屹峰《钱穆与国史大纲》
钱穆的三原则：“一是文化传统;二是国民性;三是历史实证”
钱穆所成就的“中国主义”历史文化论述，颇有耐人寻味的悠远价值。
——刘巍《钱穆的“中国主义”》
设问：为什么《国史大纲》在当时和当下都如此受到重视和褒奖？
这里用跨越时空的历史现象所建筑的串联之境，意在让学生感知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爱国价值是永恒的。《国史大纲》在当时被重用是因为它抨击了文化自悲论者，有利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民族精神，提振抗日信心，彰显了历史学者为史之本分，不苛责于既定的歷史现状，面对历史赋予的时代任务敢于挺身而出，总结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定义独有的民族气质，激发爱国救国之情。《国史大纲》在当下被褒奖是因为它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符合当今中国人之所需。我们虽没有战争之外逼，但面对发展中的出现的问题，坚决不受外界的蛊惑，击碎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
历史学习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在掌握历史基础知识之上形成科学的人生价值观。这才是在进入历史情境之后真正意义上达到了高于情境的出境状态，此时学生把所学所感所知转化为内在精神灵魂的一部分，经过不断的心理暗示最终可以成为他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历史情境与历史启思已经交融，二者和谐共振，生成智慧，奏出优美的思想乐曲，历史教学最初和最重要的目的——立德树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渐入佳境。
四、结论
在备战高考的过程中，“一核四层四翼”是我们要时刻遵循的理念和法则。情智共生的课堂可以较好地把一核和四层四翼有机统一起来，通过有效情境的设计与教学运用实现情与智的合围，直至高考试题命制的内核，对今后日常历史教学启迪颇深。
【注释】
[1]刘巍：《抗战期间钱穆所致力的“新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71页。
一、试题设置融家国情怀于情感共鸣之中
文综42题整体上借助《国史大纲》导言所述的读书信念作为考查学生核心能力的特定情境，出题者通过展示《国史大纲》写作之目的让学生浸润到史学大师高尚的爱国情感境界之中，把自身的健康良序发展投射于国家历史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认识到需要增强个体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又强化了对国家民族命运发展的认同和关注。
首先，试题中所说“任何一国之国民”，“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在概念上就囊括了近代社会生活中的莘莘学子，与现实青年学生所处的特定阶段进行了有效嫁接，在情感认同感上达成出题者与考生间的有效沟通。这种做法抛弃了远离学生生活现实、让学生不可琢磨的有意义无效果的繁复杂乱之情境，选取了可使学生短时间内把业已形成的科学价值观与历史人物、历史事物之间神交的有效情境。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试题命制的科学性，使多数学生消除对文综42题变化多端而难以入手的本能反映，敢于全情投入地握笔答题，也能潜移默化地强化学生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再者，试题中所设之情境不局限于历史叙述的平面展示而是立体交互运行。从国民、国史到国民历史观念省思再到国民历史责任感一气呵成，层层递进，形成阶梯上升状的逻辑情境。这种情境展现方式增添了历史阅读的趣味性，能深层次地唤起学生的阅读欲望，让学生不容易偏离主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准确度也会有所提高。
二、试题情境设置激发散思维于微观叙述之中
高考“一体四层四翼”核心设计中“四层”的第三圈层“学科素养”考查要求学生能够在不同情境下综合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处理复杂任务，具备扎实的学科观念和宽阔的学科视野，并展现出自身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等内化的综合学科素养。文综42题恰如其分地把高中历史学科学习所要求的素养能力和创新精神融入到所设置的新情境之中。新情境的设置要么在类同材料中找寻不同的角度，要么在陌生的情境中挖掘历史的深度。这些都需要在历史的细节微观叙述中去纵横捭阖。在回答文综42题时，学生们必须在历史叙述细节上下功夫，要有敏锐的时空观察能力，即从《国史大纲》写于1940年得出此书是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大背景下完成的。学生在学习中掌握的主要是历史的主干知识，对于构成历史网络的微观细节有所涉及但不精通。大多数同学对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了解不多。他们不是很清楚近代以来随着外来侵略的加深，在拯救民族危亡、倡导思想启蒙的社会形势下，有部分历史学者面对中国的境遇提出了“全盘西化”的文化自谴论。这些学者认为“老祖宗造孽太深了”，提出了各种极具悲观意义的学说。钱穆所作之《国史大纲》就是应时而作，在力行他的“新史学”理论，“重明中华史学”，用来强化民族意识，客观看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振抗日之决心，抨击部分学者的“士大夫之无识”的根本病[1]。
学生对于历史微结构的不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维的视阈，题目直中学生知识的盲点和思维的要害，最后也只有一部分学生会知道这些历史认识可以用抗战时期的历史史实进行解释和得出结论。因此对于学生来说，只有在充分发掘题目历史微观叙述中所透漏出的重要历史线索的前提下，把已经掌握的主干知识体系与题目所述之间产生思维勾连，才能有效地去构建立意组织答案。例如在这里，如果能觉察到1940这个关键时间点和历史文本叙述背后折射的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求民主的时代主题，彰显的是近代中国人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这一点就能站在家国情怀的高度去思考分析问题，接着才能调动和运用所学知识，把体现中华民族真善美、奋斗抗争等优秀精神品质给发掘出来，发散式地去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闪光点。例如考生选择国民有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能够减少偏激的历史虚无主義。学生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辉煌与近代社会的没落入手，既分析中国古代取得的令世界瞩目成就的原由，又分析中国近代何以衰落的根源，搞清楚历史发展的脉络线索，汲取历史发展的经验，抨击对过往历史的全盘否定，并与抗战时期国民的抗日精神相连接，得出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站在国家过往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
三、聚焦核心素养，筑情智共生课堂
既然高考试题愈发重视核心素养、关键能力、创新精神等在新情境中的落地，我们就很有必要在日常教学中选合适的境，激合理的情，积极有效地把学科素养要求等有机融入到历史教学过程中。其中，一要用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场景去引导学生主动浸入到丰富多彩的历史世界中，以情启思;二要用层层深入、不断发人深省的问题，聚焦历史学科高考要求的关键之处，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掌握历史核心素养，以思盈情，情思和弦，互为彼此，进而实现情智共生，化历史知识为精神内涵。基于此，教师在给学生讲评文综42题时，设计“钱穆与《国史大纲》”这一主题继续深挖试题背后的故事，尝试用多种途径去回味和渗透高考试题的价值导向。
途径一，注重时空，浸润历史物与人
钱穆活动轨迹是怎样？
钱穆字宾四，1895年出生于无锡，9岁就读于私塾，17岁进入常州中学，18岁开始在中小学为师18载，涉猎经史子集、乾嘉学派、西方文史，解决了当时很多学术公案，后被顾颉刚推荐至北平，任教于各大名校，1938年随校南迁至昆明，教书于西南联大。
——梁屹峰《钱穆与国史大纲》
设问：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从时空角度分析钱穆学术理念形成的背景。 历史理解的前提是确定历史人物所处的特殊时空，时空的变换演绎能在第一时间让历史的学习和观察者把历史事件放在宏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避免历史情境内容的张冠李戴和部分失真。钱穆先生所处之时代是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列强视中国为袋中玩物，霸占领土，侵吞主权。作为时代洪流下的知识分子，观世事之变迁，必然会倾思虑至国运，思救亡图存之良道。钱穆先生所处之空间，一无锡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国最早一批开埠的通商口岸十分接近，新旧文化、中外文化间的冲击在此地较之内陆显然较为充分，为成长时期的钱穆先生提供了知识汲取的渊薮。二北平是中国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学者汇聚之地，为钱穆先生视野开阔，领略不同文风和学风提供了必要条件。三是昆明，中国西南一隅，当时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条件艰苦为大学逃难之所。这个地方保留了知识的火种，为知识分子在战乱时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这为钱穆先生著书提供了可能性。这里设计钱穆先生的生活背景作为切入点，就是要把学生的思绪拉进近代中国的特殊时代场景之中，用微观历史细节的展示营造学生可入之情境，为学生形成科学认识做铺垫。
途径二，回溯现场，了明缘与因
钱穆何以作《国史大纲》？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设问：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钱穆著作《国史大纲》的原因。
历史解释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真实可信的历史原始文献，尤其是那些能够反映历史人物行事动机的第一手史料。钱穆先生在引论中所述之内容清晰地还原了他本人的创作动机，其目的是为其所坚持的“新史学”呐喊，积极倡明新的中国史。一为温情有敬意地了解本国历史，让中国人有根，增强对民族和国家的关注和认同，二为从历史中汲取可用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正在奋斗抗争，解决民族危机的芸芸大众提供学习思考时可借鉴之工具。他在字里行间流漏出的对民族和国家深沉的爱意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从这一点出发，钱穆先生所作之文就是为了“爱国”、“救国”。这里设置引论作为思维深入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在进入情境之后能把思维浸入到宾四先生的写作世界中，提供学生可以与他进行心灵间神交、深交、共振的机会，在获取有效信息的同时能够体验一场心灵净化之旅，发掘历史正在发生之时人物的所想所感，形成正确的历史解释。
途径三，品味往今，形塑智与“情”
钱穆《国史大纲》命运又如何？
钱穆所著的《国史大纲》一出版当即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部定大学用书”，一入市场即畅销，供不应求，摘要、节录、全文誊写等各种“手抄本”置诸几案，一时洛阳纸贵。
——梁屹峰《钱穆与国史大纲》
钱穆的三原则：“一是文化传统;二是国民性;三是历史实证”
钱穆所成就的“中国主义”历史文化论述，颇有耐人寻味的悠远价值。
——刘巍《钱穆的“中国主义”》
设问：为什么《国史大纲》在当时和当下都如此受到重视和褒奖？
这里用跨越时空的历史现象所建筑的串联之境，意在让学生感知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爱国价值是永恒的。《国史大纲》在当时被重用是因为它抨击了文化自悲论者，有利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民族精神，提振抗日信心，彰显了历史学者为史之本分，不苛责于既定的歷史现状，面对历史赋予的时代任务敢于挺身而出，总结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定义独有的民族气质，激发爱国救国之情。《国史大纲》在当下被褒奖是因为它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符合当今中国人之所需。我们虽没有战争之外逼，但面对发展中的出现的问题，坚决不受外界的蛊惑，击碎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
历史学习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在掌握历史基础知识之上形成科学的人生价值观。这才是在进入历史情境之后真正意义上达到了高于情境的出境状态，此时学生把所学所感所知转化为内在精神灵魂的一部分，经过不断的心理暗示最终可以成为他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历史情境与历史启思已经交融，二者和谐共振，生成智慧，奏出优美的思想乐曲，历史教学最初和最重要的目的——立德树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渐入佳境。
四、结论
在备战高考的过程中，“一核四层四翼”是我们要时刻遵循的理念和法则。情智共生的课堂可以较好地把一核和四层四翼有机统一起来，通过有效情境的设计与教学运用实现情与智的合围，直至高考试题命制的内核，对今后日常历史教学启迪颇深。
【注释】
[1]刘巍：《抗战期间钱穆所致力的“新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