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以来，我国开启了陪审制改革的新篇章。从2015年陪审制改革试点到2018年《人民陪审员法》颁布实施，此轮陪审制改革始终围绕陪审员职权配置问题展开。
　　陪审员的职权配置直接关系到陪审员参与司法审判的能度与限度。由于司法审判围绕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两大问题展开，所以陪审员如何审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是陪审员职权配置的核心内容。从人民陪审员的职权变迁来看，人民陪审员经历了既审事实问题又审法律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问题和前述两种模式并存三个阶段。从革命根据地时期到2015年改革试点以前，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始终采取陪审员既审理事实问题又审理法律问题的职权配置模式。这一做法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随着法制的健全、法律职业化的加强以及公众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陪审员既审事实问题又审法律问题的做法出现了实施困境。司法实践中，陪审专业户以及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现象日益明显。理论界和实务界一度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与陪审制运行机制不健全、法官不重视有关，更是因为陪审员不具备审理法律问题的能力。然而陪审员只审理事实问题的改革方案也并未解决我国陪审制长期存在的顽疾。一方面，陪审员虽然具备认定事实问题的能力，但陪审员并非是明显优于法官的事实认定者。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域外经验还是从我国的改革试点来看，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不具有可分性，而且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与优化陪审员职权配置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因此，陪审员只审理事实问题的职权配置模式看似具有合理性，却不具有可行性。而《人民陪审员法》采取的三人制合议庭中陪审员既审事实问题又审法律问题，七人制合议庭中陪审员只审理事实问题的职权配置模式，更是让我国陪审制发展陷入了“两难”境地。司法实践表明，上述两种职权配置模式都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将两种尚有问题的做法并行并不能激活我国陪审制发展的内在动力，更难以解决当前我国陪审制存在的顽疾。
　　陪审员职权改革应当建立在对制度背景和客观现实等多重因素的考量之上。当前，我国陪审员的职权配置，一是要符合我国现有的立法和司法模式，二是要符合陪审员的认知规律。由于我国没有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传统，所以冒然采取陪审员只审理事实问题的做法并不可行。从域外公众参与司法审判的职权配置模式来看，陪审员都或多或少参与了法律问题的裁决，而且陪审员具备理解基本法律问题的能力。因此，在陪审员职权改革的过程中，不应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截然对立，而应当以陪审员的认知能力为出发点，寻求适合陪审员裁决的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陪审员具备审理事实问题的能力。至于法律问题，则因案而异，因陪审员能力而异。但一般说来，明显不适合陪审员裁决的法律问题包括以下三项，一是对证据资格的认定，二是对案件事实的法律定性，三是诉讼指挥权。除此之外，法官也可结合个案情况排除其他不适合陪审员裁决的法律问题。为了兼顾陪审员参审的效果和司法效率，应当将陪审制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在那些能为陪审员理解的重大案件、家事案件和专门案件中，并明确陪审员主要参与庭审阶段的审理，不参与庭前程序和执行程序。总之，我国陪审员职权配置应当采取陪审员和法官有条件的“同职同权”模式，一方面保证陪审员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案情，另一方面，排除那些明显不适合陪审员裁决的问题，使陪审员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陪审员职权改革应当辅以完善的程序机制。一方面要确保程序的平等、开放，充分保障陪审员的程序参与权。另一方面也应当通过明确参审范围、法官指示和问题清单制度等方式对陪审员参审做必要的限制，防止不必要的程序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