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换债券是我国的重要融资工具之一,其拥有股票和债券双重属性。投资者可以持有可转债却不转股,此时的转债相当于普通债券,投资者获得基本的利息收益。若投资者选择转股,此时股票价格已经达到转股价格,有上升的趋势,故投资者转股后既可以获得股票分红,也可以获得股票价格上升后卖出带来的资本利得。对于发行公司来说,可转债相对于直接发行股票,能延缓股权稀释度,同时由于利息带来的税盾效应使得融资成本较低。2019年我国可转债迅速发展,规模和发行数量不断创新高,远超以往各年度,其中银行转债更是各大投资者青睐的对象。同年江苏银行发布的可转债配售最终结果有效申购倍数仅次于中信转债,位居可转债史上第二。此外平安银行发行的可转债,认购情况也非常火爆,可见金融类转债在可转债市场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行可转债作为公司的重要事件,其公告日可转债的发布会带来公司股价一定的变动,即为公告效应。目前,国外的可转债市场发展较为成熟,其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我国可转债市场起步晚,发展艰难,可使用的数据较少,故虽然有关于公告效应的研究,但是样本量不大,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当中还没能获得统一的结论。在以上背景下,本文旨在研究我国近五年可转债的发行会导致什么方向的公告效应即股票异常收益率,并且更进一步地研究影响公告效应的因素。根据银行转债申购进入热潮的情况,本文将样本分为了金融类和非金融类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紧密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2015年至2019年可转债发行公告日和前后各五天以及（-5,5）、（-5,0）、（0,5）、（-1,1）、（-1,0）、（0,1）六个时间窗口的公告效应。选取了标的股票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信息披露质量为解释变量,发行公司的发行规模、资产负债率、市场波动率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最后根据得出的结果本文发现我国发行可转债有正的公告效应,并且金融类转债的公告效应要比非金融类转债的弱,同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告效应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