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社会各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社会制度的深层次变革使得人口流动的规制得以放松,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更加使得城乡区间人口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流动人口在发达城市中聚居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以昆明市五华区为例,作为西南民族地区省会城市中心区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机遇的同时,也混合着社会阶层固化和利益分化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后,面对城市生活、管理方式、城市居民、民族工作等出现的“三个不适应”现象,导致在流动过程中往往选择聚集成规模大、密度高、复杂化的关系网络。与此同时,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逐渐下沉到社会底层,并在高风险社会中逐渐成为社会风险的易感人群,并在紧密关系网络中容易诱发风险行为,这对新时期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潜在的威胁,也给政府的社会风险预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形势,处于高风险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五华区各种客观风险存在和主观风险感知的互动下,风险场域和风险节点得以在此过程中形成,并为风险主体的风险行为集聚风险能量,并在风险势能传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开始生成与传导。如何防止五华区社会秩序受损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以及进一步优化五华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预警,已然成为政府所面临的当务之急。从社会风险预警的流程来看,要做到具备精准化、及时化、高效化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预警,就必须全面了解社会风险预警环境和分析研判社会风险的构成要素、生成机理、传导机制,以此来为优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预警提供参考依据,这也是本文进行深入探讨和尝试解决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通过借助文献分析法、结构性访谈法和系统分析法,并结合文献梳理和现实考察所掌握的资料,从对五华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预警面临的环境出发,对五华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形态进行素描,找出五华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的构成要素、生成机理与传导机制。在充分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风险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五华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预警的实际情况,发现五华区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预警上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包括社会风险识别监测相对落后、社会风险预警程式缺乏规范、社会风险预警服务保障不足、社会风险预警问责精准不够,以及社会风险预警技术相对落后,并对存在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对问题和原因的综合分析,五华区政府和政府职能部门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预警的责任主体,必须要主动寻求优化路径,来引导其他预警主体的积极参与。具体而言,要通过意识重构、机制健全、资源投入、制度建设、程式标准及系统完善等六大路径着手,注重树立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科学风险辨识,并在预警过程中构建预警指标体系、优化风险预警队伍结构、加强预警运行制度建设、建立风险预警程式标准和打造预警决策咨询系统,来预防社会秩序受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