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民国,碑学理论和创作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碑学理论空前繁荣,碑派书家层出不穷,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性实践,碑学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占据了上风。沈尹默帖学群体在这样的碑学背景下,对碑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并从创作上对碑派书法加以矫正。他们提出“由唐入晋”的思想,认为唐代的楷书法度森严,笔法精详,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唐代是碑帖合一的,而不像宋代以后把碑和帖割裂为两途,由唐入晋,不但能使得碑与帖的笔法得到统一,而且是进一步学习晋代书法的捷径。沈尹默帖学群体的帖学思想,目的在于回归到自然书写的状态,反对清代碑学之后出现的具有美术化倾向的风格,他们以客观的态度对待碑、帖,从理论和创作上强调碑帖融合、以帖驭碑的重要性,对当下的书法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对该课题的研究主要从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清代碑学的余风一直影响到民国,致使民国初期的帖学显现出一种凋敝、衰败的情形。而在晚清民初,碑学从思想和创作实践上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碑学的理论思想空前繁荣,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碑学理论体系。同时,涌现出众多的碑派书家,进行碑学书法创作的探索性实践,他们或以纯粹的北碑创作为出发点,或以倾向于北碑的碑帖融合,分别以吴昌硕和沈曾植为代表。相对而言,直到民国中后期,才有以沈尹默为核心的帖学群体的出现。第二部分:阮元提出的“南北分论”受到了沈尹默帖学群体书家的反驳,大家开始反思碑帖割裂存在问题。包括潘伯鹰、白蕉都认为书法不可分南北,甚至不可分碑帖,沈尹默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碑帖结合的重要性。第三部分:唐代作为书法传统承上启下的时代,是后世学书者不可忽视的存在。清代康有为提出“尊魏、卑唐”的思想,认为唐代楷书书法呆板滞涩,而魏碑书法自然天成,有魏晋余韵。但沈尹默则认为应当“学唐”,学的就是唐代的法度。实际上,无论是“卑唐”还是“学唐”,目的都是上追魏晋书风,而碑、帖在唐代没有分裂,由唐入晋更有法度可遵,所以,“学唐”对学习晋代书法是有利的。第四部分:民国碑学时代下,沈尹默帖学群体更加强调书写的实用性和日常化。而所谓碑学、帖学的差别,实际上是结字、节奏和书写性的不同。清代碑学逐渐形成一种美术化的倾向,与书法本身的书写性分离开来,而在日常的事物中帖学更具有实用性。沈尹默帖学群体对帖学的强调对今后的书法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