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印度人民党的胜选将印度教民族主义推向了前台,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然成为印度的主导意识形态。纵观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以“印度教国家”论、“国家虔信”论、“整体人本主义”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人民党以及世界印度教大会为代表的团家族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崛起奠定了组织基础;建构民族认同的需要、“倾商业战略”的失败及国大党的衰败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奠定了现实基础。在理论基础、组织基础、现实基础兼具的背景下,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人事、政策等方面与其印度教文化之母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紧密配合,推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党派利益与教派利益的结合使得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形式、空间等方面迎来新发展,使得排他性成为新常态。印度教民族主义作用于国内政治议程,对印度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在外交领域,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为实现“大国梦”,通过掌控以总理办公室为核心的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印度次国家外交以及引领印度商业集团等参与印度外交的主体,将印度教信仰、规范和价值观纳入其外交理念,形成了植根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大国均衡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印度教中心主义,最终形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特色的印度外交政策。当印度教民族主义遇到西方民族主义时,印度“大国均衡主义、经济保守主义以及印度教中心主义”的异质性消解着美日澳印四方机制的动力,决定了美日澳印四方机制难以形成坚实的内聚力,限制着印度参与美国印太战略构想和制度安排的深度。基于此,印度教民族主义外交在一度程度上或可促使印度扮演印太地区战略平衡器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