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十九大报告的战略部署,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职能转隶至监察委员会。对《监察法》的规范分析表明,监察调查程序中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程序表现出“一体化”的程序设计。对此,从内设机构的一体设置、调查职权的概括授予、调查程序的统一实施、调查措施的阶梯设置等方面“管中窥豹”,可见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已经形成。然而,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是否具有理论正当性,尚需理论研究检验。对此,既有研究成果对此多持怀疑态度,并从程序法制统一、程序运行失调、调查权力滥用、人权保障缺位、法律监督困难等方面提出理论质疑。上述理论质疑多系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的不足,应当通过改革的方式进行完善,并不能因此否定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对区分职务违法犯罪调查程序的主张进行审思,发现其不仅面临违背司法认知规律的理论障碍,而且面临权力失控时有发生、调查活动面临阻碍、程序控制流于形式等实践障碍,因此也并非恰当的改革主张。反观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危害社会的同质性、调查措施的共通性、证据规则的协调性体现了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的理论可行性,而严峻的反腐形势、特殊的案件性质、相关的法律经验证明了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的实践可行性,因此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具有可行性,是较为恰当的改革选择。建构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应当从调查组织、调查活动、调查证据“三位一体”进行系统建设。对此,应当设置统一的调查机构,并配置共同的办案组织,以奠定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的组织基础。应当设置调查程序的概括启动、调查活动的一体开展、调查终结的分类处置机制,以适应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的有序运行。应当强调证据规则的一体遵循,而且一体设定证明标准,以维系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的有序实施。通过上述程序设计,实现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内在协调,以维系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的有序运行。完善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应当对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的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明确比例原则的适用、建立中立的司法审查机制,推进调查措施的规范运用。通过准许律师适度介入监察调查活动、建立监察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制度,强化调查过程的人权保障。通过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对监察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的侦查权,完善调查活动的检察监督。通过上述改革主张,实现监察调查一体化程序的内在理性,进而维系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之间的有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