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行为的表现形式与危害结果沧海桑田,日新月异,传统的中立帮助行为理论的认定难以有效予以规制网络中立帮助行为,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分析行为的处罚边界,而不能仅以行为成本的大小来评判。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启动刑法修订,《刑法修正案（九）》中将部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纳入刑法视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成为了刑法学界热烈议论的焦点之一,具备网络服务商身份的网络中立帮助行为者在自己网络服务领域无视、放任他人利用自己的网络服务实施犯罪活动,或者以出售网络服务为由直接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帮助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实施犯罪活动的人,均纳入了刑事处罚的范围,对部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进行打击。从传统共犯理论中进行分析,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具有独立评价性,仍然值得论证与探索,如果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具有独立评价性,那么如果在现有刑法规定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形成完整的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体系亦值得探索。我国刑法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设立独立的罪名与传统的共犯理论的冲突亦值得探讨。本文结合相关文献主要探讨上述问题,首先,简要梳理中立帮助行为的认定的各种学说,再结合信息网络时代,中立帮助行为出现的新特征及新类型,分析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入罪问题的客观违法及主观有责,通过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以客观归责理论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进行界定并对具体运用提出了论述的过程。其次,网络空间中,在他人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网络中立帮助行为者在明知的情况下,为其提供技术帮助的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九）》中,被增设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于该立法活动中体现的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共犯正犯化的趋势,并进行了充分的探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风险刑法的时代下,表面中立无害的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具有新的特征,我国新修订的刑法对相关的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列为打处的对象,规范信息网络技术行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律遵循,我们还是应该回归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法律调整的有限范围,充分认识到科技的进入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巨大,不应轻易的干涉,应当从刑法的谦抑性处罚尽量小的划定刑法处罚的边界。同时兼顾各罪设立与刑法总则理论的融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