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下文简称《批判》)批判逻辑的研究目前有待深化，已有研究在观点上存在多方面的争议与对立。
　　在《批判》是否简单沿用了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法为自身的内在批判逻辑这一问题上，学者们观点不一。部分学者认为，《批判》的写作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自觉运用了费尔巴哈式的语言与方法，其内在批判逻辑即为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逻辑；部分学者则认为，《批判》虽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法，但并未简单沿用，而是进行了改造与发展。对《批判》的考察表明，《批判》没有简单沿用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法为自身的逻辑方法。诚然，马克思接受了“主谓颠倒”法的逻辑原则和逻辑起点，但亦看到了“主谓颠倒”法的不足。因此，在完全接受“主谓颠倒”法逻辑原则的同时，马克思也改造了费尔巴哈的逻辑起点，并批判性地吸收了被费尔巴哈所抛弃的黑格尔“主谓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实现了费尔巴哈“主谓颠倒”法与黑格尔“主谓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建立起新的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的“主谓颠倒的辩证逻辑”。
　　在《批判》是否拥有统一的内在批判逻辑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也分为两派。部分学者认为，《批判》存在统一的批判逻辑；部分学者则主张，在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和“国家政治架构”两部分的批判中，《批判》秉承着不同的逻辑。相关文本考察表明，无论是马克思批判“理性国家观”所得出的“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的结论，还是马克思批判“国家政治架构”所得出的“君权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立法权是决定国家制度的人民主权”等结论，都建立在共同的逻辑基础上。这作为基础的共同的逻辑，就是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的“主谓颠倒的辩证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