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持股计划是一种新型的股权激励方式,于20世纪50年代起源于美国。随后,20世纪80年代,员工持股计划出现在我国,以内部职工股的形式开展。然而,由于当时监管不严,政策制定不够完善,且受制于当时的市场化水平,我国的员工持股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一度被叫停。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深入发展,员工持股计划再次得到发展契机。2014年6月证监会发布《指导意见》,在上市公司中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员工持股计划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受到越来越多公司的青睐。员工持股计划是对公司广大员工的一种长期激励方式,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理论界,学者们深入研究了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价值、经营绩效的激励作用,随着其深入发展,关于员工持股计划的研究已经拓展到了市场反应和公司治理。资本投资效率一直是公司治理的重要课题。然而,现有文献尚未对员工持股计划与资本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做更深的研究。由于在现实中,我国资本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较为严重,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现象普遍。这一问题的存在会使得企业资源配置趋于不合理,对企业的价值创造产生不利影响。西方国家的员工持股计划发展较为迅速,学术界对员工持股理论的研究也较为广泛,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我国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时间较短,对这一计划的实践还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关于员工持股水平如何对公司非效率投资产生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的实证探索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基于此,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员工持股水平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之间的关系,并引入第二类代理成本这一变量进行中介效应研究,探究员工持股水平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员工持股计划中资金来源方式对员工持股水平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的影响。首先,本文介绍研究背景、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然后回顾和梳理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效果研究、非效率投资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的国内外文献,并在此基础上从相关理论出发,分析员工持股水平、第二类代理成本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之间的传导机制,同时分析员工持股计划中资金来源方式对员工持股水平与非效率投资程度之间的影响。然后,本文进行研究设计,选取研究样本和数据,设计回归模型,选取研究变量。本文对选取的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及分析,然后对各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模型回归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根据回归结果得出相应结论,提出相关建议,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进一步展望。本文以2014-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员工持股水平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员工持股水平与非效率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员工持股水平越高,非效率投资程度越小。另外,本文还研究员工持股实施与否对非效率投资程度的影响,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其非效率投资程度显著低于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这说明员工持股计划对于改善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2）员工持股水平越高,越能有效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进而降低非效率投资程度。本文验证了第二类代理成本在员工持股水平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的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3）员工持股计划中,员工购买股票的资金来源是否包含杠杆起调节作用,具体地,相比于资金来源中包含杠杆,资金来源中不包含杠杆时,员工持股水平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现有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理论和本身的特点上,研究方法以规范类研究为主。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4-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查员工持股水平及员工持股计划实施与否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首先,本文引入第二类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验证了第二类代理成本在员工持股水平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次,引入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作为调节变量,探究了不同的员工持股制度设计影响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调节机制。（2）从公司治理机制来看,本文的研究角度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先前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司外部治理的角度,考察影响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效果的因素,本文从员工持股制度设计的角度,拓展了影响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通过实证模型,本文考虑员工持股计划中的资金来源方式是否包含杠杆这一方案设计的调节效应,探讨不同的方案设计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差异,评价员工持股水平的公司治理作用是否受方案设计的影响,有利于上市公司结合自身属性选择、设计员工持股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