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孙中山（1866—1925），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学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今广东中山）人。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后人们普遍称他为“孙中山”。曾追随他投身革命的人不计其数，其中廖仲恺是他革命道路上最忠诚、最亲密、帮助最大的战友。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归善人，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科，1905年9月加入孙中山组织成立的同盟会。
　　常熟博物馆收藏有一份民国珍贵文献，已装裱成册，签条题“孙总理暨廖仲恺先生等手泽，丹徒李氏千翰阁谨藏”，钤有“十五研斋”朱文方印。原始资料显示，这份文献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人捐赠给我馆。该册长32.2厘米，宽23.9厘米。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2012年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这份手泽包含孙中山、廖仲恺和许崇智等先生在民国五年（1916）五月至八月间的支款收据，共七页，每页均有“财政部长”盖章。其中有“孙文经手”的支付款项“二百四十元”，廖仲恺经手的“收到邮费九元五毫”，许崇智经手的“收到伍佰元支付赴青岛用费”，另有廖仲恺、叶夏声、邵元冲经手的收据各一页。廖仲恺经手的两页使用的都是印刷的专用收据，其余五页使用的是普通白纸。
　　根据李农君民国十九年（1930）的题跋可知，这些收据原由“粤财政部存案”，1922年6月发生陈炯明谋乱时，李氏在局势危难的情况下“由财政部携出只字片纸”，因其见证了革命先驱们的奋斗史，所以将它细细珍藏。题跋旁钤有千翰阁收藏长印——“千翰阁主人李农君所藏金石书画之印”。丹徒李氏即李农君，民国收藏家，又字龙军，其斋名曰“千翰阁”，藏有丰富的名人简牍，又因藏汉镜，斋名曰“汉尚方镜斋”。手泽上的另一题跋，题时为民国二十年（1931），题跋者，王伯群（1885-1944），原名文选，又名荫泰，以字行，贵州兴义人，兴义县首批公费选派日本留学生。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后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在护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于1919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他与千翰阁主人有私交。1931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日，适逢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李农君携该册页到南京请已担任交通部长的好友王伯群题词。王伯群看到昔日孙先生等同志经手的支款收据后有感而发，欣然提笔写下跋语。在题跋中阐述了这背后的两点意义。
　　首先，“当袁世凯帝制自为铲除异己”，革命党“势力大受创跌”，“先生与诸同志每一活动之费不过数元数十元，至多亦只五百元”，在财政如此艰困的情况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革命工作，“其艰苦卓绝之伟大精神真前无古人也”。由文献中这些款项上的落款时间可知当时是民国五年（1916）五月至八月间，刚刚发生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在这之前，“二次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一大批革命党人不得不离乡背井，逃亡日本。在东京，孙中山痛苦地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阵营内部软弱、涣散，需加以整顿，计划将国民党改组为纪律更加严明的中华革命党，仍然把武装讨袁放在首位。中华革命党在成立初期，处境十分艰难，一方面在流亡生活中难免经费不足难以开展革命活动，另一方面袁世凯为了尽早圆他的“皇帝梦”残酷镇压革命力量。面对这两大难题，孙中山依然积极地为革命奔走，一方面积极设法在海外华侨中筹集资金，接济同志;一方面用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奋斗史激励大家，“希望同志恢复从前所具之精神，继续奋斗”，并不断派人回国起义。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加快了准备称帝的步伐，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复辟帝制，爆发了全国各界广泛参与的护国运动。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也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重建民主共和制度的斗争。在袁世凯被迫宣布撤消“承认帝制案”后，4月底，孙中山一行人从日本返抵上海，5月9日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提出“除恶务尽”，“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责;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他动员大家不要松懈，即使袁氏已去，还应为建立巩固的民主制度而继续努力。孙中山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口号，为了实现和谋求国家的统一始终在不停地奋斗。
　　其次，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财政艰难时仍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活动产生的经费虽然“每款为数至微，必经合法之手续，有财政当局之印证。可见纪律之严、审核之精”。在逃亡日本前，廖仲恺在广东军政府担任财政司司长，凭借他的理财能力，省库由他刚任职时的一贫如洗到“1913年8月5日解职离开广州时，省库存有现洋700余万元，另纸币数百万”。到了日本后，他们却过着拮据清苦的生活。廖仲恺与胡汉民同居一处有一年之久，胡曾在文章中回忆：“海外人士看见我们那种亡命的生活，很以为怪。他们晓得兄弟做过广东都督，尤其廖先生曾充一年的财政厅长，料想我们一定有钱。不意我们二人同住一处，只两个简陋的房间，会客、吃饭、睡觉都在里面，每月的房租二十元，其他各项开支亦都很省。”可见他两袖清风，不贪私财，体现了革命党人勤劳俭朴、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在财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廖仲恺又毅然挑起了革命的理财重担。1915年2月他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在孙中山指导下，为了发展党务，提供各项活动经费，他“分别制定了各种筹款和公债条例”，克服重重困难，竭力从财政上支持讨袁斗争。廖仲恺多次担任财政领导职务，每事都亲力亲为，精于考核，“没有一笔不清楚的账目，没有一宗无本人签字的收条的支款。”（《论廖仲恺的品德风范》 ）他是如此全身心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在任上坚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其理财能力和廉洁品质赢得了孙中山的倚重和同志们的好评。
　　以上这些无不体现了在中华民国初创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在维护民族独立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其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和勤劳俭朴、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的精神是至今都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