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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新加坡的人，大概都惯于以经济思维来解释我们的许多社会选择，或接受这样的解释方法。教育制度重数理轻人文、人口政策由节制生育急转弯到鼓励多生育、交通管理方面大胆开世界的先例推行拥车证和电子公路收费制度，还有其他许多信手拈来的例子，都反映了新加坡社会高度重视经济效益，并以它作为制定重要政策的主要指标。
我们以SingaPore Inc．自居，许多时候，当发展经济的要求和其他社会现实或目标产生抵触时，最后让位的往往是后者。在最近讲标准英语的辩论中，决策人基于新加坡经济要面对国际、走向国际的考量，就选择不计较政治社会成本压制新加坡式英语。即使在本身短期利益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仍为了经济转型的需要，在政治上由保守走向片面、至少是表面开放，以吸引海外资金和人才，发展和高科技息息相关的知识型经济。
经济发展是绝大多数国家积极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像新加坡一样，事事以经济发展优先的国家不多。这其中当然有其历史社会的因素。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国家意识浅薄的前殖民地，新加坡在建国初期，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来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从而稳定社会的迫切感远比其他国家来得重。没有经济发展来缓和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抗拒这些矛盾对社会构成的离心力，这个国家恐怕早就分崩离析了。
不过，新加坡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发展迅速，似乎使新加坡人渐浙形成了两种相关的想法：一是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不懈，重视经济的发展，新加坡将来也可以和过去一样，取得骄人的经济表现；二是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不懈，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就靠经济发展将这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内部的巨大矛盾，调节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水平。只有牢牢捉住经济，这个社会才能继续顺利运作。
过去的经验让新加坡人陷入了迷信经济发展的案臼，看不到主观意愿有它的极限，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新加坡经济的增长也终须大幅放缓的事实。多数人也忽略了这些年来，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其他方面的建设一片空白的问题。迷信带来的盲点，让我们忽视了执著于经济发展，对个人和社会极可能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
先谈第一点，即主观的意愿和努力无法再让新加坡经济继续大步迈进。经济大师凯恩斯在谈到英国的没落时，就把有关现象归咎于人的惰性，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坐吃山空。由于历史和环境带来的危机感，新加坡人因为生活逐渐富裕而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似乎不严重。从个人层面来看，年轻一代为取得好成绩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绝不比上一代人少；成年人对工作、对提高社会地位与物质生活水平那种正襟危坐的态度也依然不变。从社会层面来看，新加坡人都普遍拥有担心让他人迎头赶上的“怕输心理”，而这样的伯输心理正好提供在物质上不再贫穷的新加坡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动力。
但主观的努力无法改变新加坡经济已趋向成熟的事实。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可以来自两方面，一是增加投入更多资源，二是更好的利用已投入的资源。新加坡在工业化初期，主要就是依赖人力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全民就业后，新加坡开始大力推动高科技、高增值行业，鼓励企业大量投入资本来取代对劳力的需求，由劳工密集的生产方式转向资本密集的生产方式。不过，通过投入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也面对效益递减的问题，资本越多，新投入的资本带来的效益就越低。
也就是说，新加坡已逐渐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一样，进入再难以通过投入新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新加坡经济前进的步伐，还是迟早要放缓到几年前还被我们讥笑为懒惰的西方经济体发展的速度，如果我们不学习更好的利用已投入的资源，新加坡甚至可能面对经济停滞的命运。近几年来，知识经济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并非偶然的现象，如何掌握知识，不断的学习或发现更好的利用资源的方法，成了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创意在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过程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显重要，能够不断发挥创意、提高经济效益的经济体自然要比只懂得模仿别人的经验、有样学样的经济体发展得快。新加坡经济在趋向成熟后，如果仍旧无法摆脱发展中经济体那种只善于模仿他人的模式，它的发展永远要落后其他国家一个马鼻。
在新加坡人当中，不少人是感觉到建设知识经济的迫切性。问题在于，因为看到了新加坡经济转型的必要，而将精神全副放在这上面，对新加坡整体的经济发展是否反而会弊大于利?举个例子说，我们看到了培养具创意环境的必要，但我们是否了解并充分认识到，创意不是靠“努力”可以培养出来的?达尔文不喜欢打猎，打死他他也想不出“适者生存”的道理；沈望傅当年不爱吹口琴，今天就没有创新声霸卡。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接受“闲”的概念，却只为了让孩子可以出人头地，强迫他们去学打猎、吹口琴，希望他们因此成为另一个达尔文、沈望傅，这样的做法不会过于牵强吗?
今天，新加坡所以不推行五天工作制，主要基于经济考量，担心这会提高生产成本，使新加坡失去经济竞争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新加坡工人永远要被繁忙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采，他要如何培养出创意?不懂得玩乐的人可以生产出实用而一板一眼的消费品，却永远也创造不出电子鸡、皮卡丘、NIKE鞋、iMac这些花俏时髦高利润的商品。跨不出只懂得生产一板一眼的消费品的阶段，生产成本相对高昂的新加坡有何优势可言?
围绕在新加坡式英语周围的辩论，也反映了新加坡在致力推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目标与行动可能南辕北辙的危险。作为一个依赖外来资金，贸易额远远高过生产总值的经济体，新加坡人要掌握世界主流企业的语言，即英语的道理是难以推翻的，但当局在过程中锁定新加坡式英语为英语水平下降的罪魁祸首，进而全力打压，对新加坡建设一个宽容、具创意的环境毕竟有害。新加坡式英语在商业意义上可能是没有价值的渣滓，但它终究是新加坡人共同创造出来的一种方言，我们如果连一个丑角在环境剧中讲一个代表新加坡文化创造力的语言也容不下，要怎么说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希望看到他们拥有和我们不同的想法，支持他们去尝试，可以接受他们的失败，不会因此而改变对他们的态度?
我们是看到发展知识经济的必要，但我们也似乎只懂得一味强调建设经济来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存在偏差，这个社会最后很可能因为过度致力于追求经济成长而变得过于单元化，而无法创造多元文化来提供建设知识经济需要的养分。对建设经济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反而成为新加坡经济成功转型的最大障碍。我们越努力，就会发现目标离开我们更远。
如果说以上的篇幅是在鼓吹新加坡人放松一点，不要过分担心放松一点会影响自己在工作上和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即使放松一些会让自己少加薪，或导致国家经济增长放慢，这样的代价也未必是不值得的。
我们习惯听到“因为这符合经济原理，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的说法，也习惯以这种说法来否定这个社会对一些严肃课题进行思考的必要。但许多时候，“符合经济原理’’不外是指“有效率”。但我们要不要“这么做”，效率还是其次，重要的是，“这么做”所达到的目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是念经济学的，和许多上过经济课的人一样，在刚拿起经济课本的时候，讲师就开宗明义的讲明，经济原理不会、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它是在我们确定自己的目的或愿望以后，用来帮助我们决定该如何达到目的或愿望、衡量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的一种学木工具。如果欧洲国家觉得维护社会平等比自由竞争来的重要，没有人能以经济原理来否定这个立场，有心人可以做的，最多是指出维护社会平等会带来高失业率、经济相对缺乏活力的代价。同样的，如果新加坡人在深思熟虑以后，宁可以经济放缓的代价换取决定自己在学校修读什么科目，在各种场合讲什么语言，生多少个孩子的选择权，没有一个认真的经济学者可以拿出一本经济著作，翻到某一页，来指出这么做的谬误。
这并不是说物质经济的发展不重要，在今天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可以长期处在经济停滞而不面对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眼睁睁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远比自己高而不心动眼红。但经济发展对一个社会有多重要，应该是由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而不是“经济原理”来决定的。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则是需要时间，需要社会上许多人参与讨论，讨价还价后渐渐形成的，不能由“经济原理”四个大字来取代。鱼尾狮应不应该搬迁?该撤的理由是鱼尾狮背后的大桥影响了它对旅客的号召力，不该搬的理由是新加坡人集体记忆的考虑。最后的决定应该在权衡两边轻重后决定，而不是由已经偏离原意的“经济原理”来拍板的。经济原理并不等同于物质考量，把两者划上等号，既砧污了学术，也侮辱了新加坡人的智慧。
自取其辱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如果新加坡重大的社会决定都一面倒的只考虑“经济原理”、“经济需要”，社会建设在其他方面的需要就很容易被遗忘。这个国家最后剩下的如果只有经济一根支柱。这根支柱倒了，这个国家就完了。
在一些人的想法中，新加坡大概别无选择，它的先天条件使它只能通过致力推动经济发展来缓和族群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理解在几十年前有它的道理，但今天，只看到物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忽略社会的人文建设恰恰会带来分化社会的危险。
人的物质生活达到相当的水平后，他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不再是为了让自己享有最大的消费，而是为了享有比别人高的消费。这和人类希望提高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优势、以加强自己对异性的吸引力的原始本能是息息相关的。本来按理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将可以制造更多消费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不过，经济发展步伐再快，也无法带动“社会地位”这个“消费品”增产。经济增长可以让更多的新加坡人拥有汽车洋房，却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一个300万人口的国家，不可能有超过3万人的资产、收入在全国最高1％范围内。过度强调物质追求的重要性，只能加剧社会心理失衡的严重性，领先者患得思失，落后者满腹怨气。
新加坡的贫富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新加坡社会内部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掌握知识者，在新时代的游戏规则中占尽优势，他们左右了经济的脉搏，可以轻易的在其他发达国家找到工作。要留住这一批人，注重经济考量的决策者将来难免不得不在政策上向他们倾斜，而这必然将引起无法享受如此待遇的大部分人的不满，为新加坡制造新的社会矛盾。从巴士地铁涨价到不立刻恢复公积金缴交率，从储蓄银行征收“两块钱”到政府部门大幅度加薪留住人才，当大家习惯以金钱、物质来衡量一切时，许多人很难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最没有钱的是我，牺牲的也总是我?”
自己不如人许多时候可以化成进步的动力，但如果落后者相信自己处于劣势是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话，这种心理一旦蔓延开来，势必挑战这个社会的稳定。
最后，我们——新加坡人——需要回答的问题还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个社会更美好，让我们生活得更快乐，还是，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答案如果是后者的话，会不会，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致力追求经济发展会使我们距离取得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远?如果答案是前者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坐下来冷静的思考一下，自己现在在做什么?这些年来有没有忘了做什么?
我们以SingaPore Inc．自居，许多时候，当发展经济的要求和其他社会现实或目标产生抵触时，最后让位的往往是后者。在最近讲标准英语的辩论中，决策人基于新加坡经济要面对国际、走向国际的考量，就选择不计较政治社会成本压制新加坡式英语。即使在本身短期利益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仍为了经济转型的需要，在政治上由保守走向片面、至少是表面开放，以吸引海外资金和人才，发展和高科技息息相关的知识型经济。
经济发展是绝大多数国家积极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像新加坡一样，事事以经济发展优先的国家不多。这其中当然有其历史社会的因素。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国家意识浅薄的前殖民地，新加坡在建国初期，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来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从而稳定社会的迫切感远比其他国家来得重。没有经济发展来缓和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抗拒这些矛盾对社会构成的离心力，这个国家恐怕早就分崩离析了。
不过，新加坡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发展迅速，似乎使新加坡人渐浙形成了两种相关的想法：一是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不懈，重视经济的发展，新加坡将来也可以和过去一样，取得骄人的经济表现；二是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不懈，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就靠经济发展将这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内部的巨大矛盾，调节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水平。只有牢牢捉住经济，这个社会才能继续顺利运作。
过去的经验让新加坡人陷入了迷信经济发展的案臼，看不到主观意愿有它的极限，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新加坡经济的增长也终须大幅放缓的事实。多数人也忽略了这些年来，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其他方面的建设一片空白的问题。迷信带来的盲点，让我们忽视了执著于经济发展，对个人和社会极可能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
先谈第一点，即主观的意愿和努力无法再让新加坡经济继续大步迈进。经济大师凯恩斯在谈到英国的没落时，就把有关现象归咎于人的惰性，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坐吃山空。由于历史和环境带来的危机感，新加坡人因为生活逐渐富裕而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似乎不严重。从个人层面来看，年轻一代为取得好成绩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绝不比上一代人少；成年人对工作、对提高社会地位与物质生活水平那种正襟危坐的态度也依然不变。从社会层面来看，新加坡人都普遍拥有担心让他人迎头赶上的“怕输心理”，而这样的伯输心理正好提供在物质上不再贫穷的新加坡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动力。
但主观的努力无法改变新加坡经济已趋向成熟的事实。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可以来自两方面，一是增加投入更多资源，二是更好的利用已投入的资源。新加坡在工业化初期，主要就是依赖人力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全民就业后，新加坡开始大力推动高科技、高增值行业，鼓励企业大量投入资本来取代对劳力的需求，由劳工密集的生产方式转向资本密集的生产方式。不过，通过投入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也面对效益递减的问题，资本越多，新投入的资本带来的效益就越低。
也就是说，新加坡已逐渐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一样，进入再难以通过投入新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新加坡经济前进的步伐，还是迟早要放缓到几年前还被我们讥笑为懒惰的西方经济体发展的速度，如果我们不学习更好的利用已投入的资源，新加坡甚至可能面对经济停滞的命运。近几年来，知识经济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并非偶然的现象，如何掌握知识，不断的学习或发现更好的利用资源的方法，成了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创意在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过程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显重要，能够不断发挥创意、提高经济效益的经济体自然要比只懂得模仿别人的经验、有样学样的经济体发展得快。新加坡经济在趋向成熟后，如果仍旧无法摆脱发展中经济体那种只善于模仿他人的模式，它的发展永远要落后其他国家一个马鼻。
在新加坡人当中，不少人是感觉到建设知识经济的迫切性。问题在于，因为看到了新加坡经济转型的必要，而将精神全副放在这上面，对新加坡整体的经济发展是否反而会弊大于利?举个例子说，我们看到了培养具创意环境的必要，但我们是否了解并充分认识到，创意不是靠“努力”可以培养出来的?达尔文不喜欢打猎，打死他他也想不出“适者生存”的道理；沈望傅当年不爱吹口琴，今天就没有创新声霸卡。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接受“闲”的概念，却只为了让孩子可以出人头地，强迫他们去学打猎、吹口琴，希望他们因此成为另一个达尔文、沈望傅，这样的做法不会过于牵强吗?
今天，新加坡所以不推行五天工作制，主要基于经济考量，担心这会提高生产成本，使新加坡失去经济竞争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新加坡工人永远要被繁忙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采，他要如何培养出创意?不懂得玩乐的人可以生产出实用而一板一眼的消费品，却永远也创造不出电子鸡、皮卡丘、NIKE鞋、iMac这些花俏时髦高利润的商品。跨不出只懂得生产一板一眼的消费品的阶段，生产成本相对高昂的新加坡有何优势可言?
围绕在新加坡式英语周围的辩论，也反映了新加坡在致力推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目标与行动可能南辕北辙的危险。作为一个依赖外来资金，贸易额远远高过生产总值的经济体，新加坡人要掌握世界主流企业的语言，即英语的道理是难以推翻的，但当局在过程中锁定新加坡式英语为英语水平下降的罪魁祸首，进而全力打压，对新加坡建设一个宽容、具创意的环境毕竟有害。新加坡式英语在商业意义上可能是没有价值的渣滓，但它终究是新加坡人共同创造出来的一种方言，我们如果连一个丑角在环境剧中讲一个代表新加坡文化创造力的语言也容不下，要怎么说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希望看到他们拥有和我们不同的想法，支持他们去尝试，可以接受他们的失败，不会因此而改变对他们的态度?
我们是看到发展知识经济的必要，但我们也似乎只懂得一味强调建设经济来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存在偏差，这个社会最后很可能因为过度致力于追求经济成长而变得过于单元化，而无法创造多元文化来提供建设知识经济需要的养分。对建设经济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反而成为新加坡经济成功转型的最大障碍。我们越努力，就会发现目标离开我们更远。
如果说以上的篇幅是在鼓吹新加坡人放松一点，不要过分担心放松一点会影响自己在工作上和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即使放松一些会让自己少加薪，或导致国家经济增长放慢，这样的代价也未必是不值得的。
我们习惯听到“因为这符合经济原理，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的说法，也习惯以这种说法来否定这个社会对一些严肃课题进行思考的必要。但许多时候，“符合经济原理’’不外是指“有效率”。但我们要不要“这么做”，效率还是其次，重要的是，“这么做”所达到的目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是念经济学的，和许多上过经济课的人一样，在刚拿起经济课本的时候，讲师就开宗明义的讲明，经济原理不会、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它是在我们确定自己的目的或愿望以后，用来帮助我们决定该如何达到目的或愿望、衡量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的一种学木工具。如果欧洲国家觉得维护社会平等比自由竞争来的重要，没有人能以经济原理来否定这个立场，有心人可以做的，最多是指出维护社会平等会带来高失业率、经济相对缺乏活力的代价。同样的，如果新加坡人在深思熟虑以后，宁可以经济放缓的代价换取决定自己在学校修读什么科目，在各种场合讲什么语言，生多少个孩子的选择权，没有一个认真的经济学者可以拿出一本经济著作，翻到某一页，来指出这么做的谬误。
这并不是说物质经济的发展不重要，在今天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可以长期处在经济停滞而不面对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眼睁睁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远比自己高而不心动眼红。但经济发展对一个社会有多重要，应该是由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而不是“经济原理”来决定的。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则是需要时间，需要社会上许多人参与讨论，讨价还价后渐渐形成的，不能由“经济原理”四个大字来取代。鱼尾狮应不应该搬迁?该撤的理由是鱼尾狮背后的大桥影响了它对旅客的号召力，不该搬的理由是新加坡人集体记忆的考虑。最后的决定应该在权衡两边轻重后决定，而不是由已经偏离原意的“经济原理”来拍板的。经济原理并不等同于物质考量，把两者划上等号，既砧污了学术，也侮辱了新加坡人的智慧。
自取其辱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如果新加坡重大的社会决定都一面倒的只考虑“经济原理”、“经济需要”，社会建设在其他方面的需要就很容易被遗忘。这个国家最后剩下的如果只有经济一根支柱。这根支柱倒了，这个国家就完了。
在一些人的想法中，新加坡大概别无选择，它的先天条件使它只能通过致力推动经济发展来缓和族群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理解在几十年前有它的道理，但今天，只看到物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忽略社会的人文建设恰恰会带来分化社会的危险。
人的物质生活达到相当的水平后，他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不再是为了让自己享有最大的消费，而是为了享有比别人高的消费。这和人类希望提高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优势、以加强自己对异性的吸引力的原始本能是息息相关的。本来按理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将可以制造更多消费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不过，经济发展步伐再快，也无法带动“社会地位”这个“消费品”增产。经济增长可以让更多的新加坡人拥有汽车洋房，却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一个300万人口的国家，不可能有超过3万人的资产、收入在全国最高1％范围内。过度强调物质追求的重要性，只能加剧社会心理失衡的严重性，领先者患得思失，落后者满腹怨气。
新加坡的贫富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新加坡社会内部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掌握知识者，在新时代的游戏规则中占尽优势，他们左右了经济的脉搏，可以轻易的在其他发达国家找到工作。要留住这一批人，注重经济考量的决策者将来难免不得不在政策上向他们倾斜，而这必然将引起无法享受如此待遇的大部分人的不满，为新加坡制造新的社会矛盾。从巴士地铁涨价到不立刻恢复公积金缴交率，从储蓄银行征收“两块钱”到政府部门大幅度加薪留住人才，当大家习惯以金钱、物质来衡量一切时，许多人很难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最没有钱的是我，牺牲的也总是我?”
自己不如人许多时候可以化成进步的动力，但如果落后者相信自己处于劣势是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话，这种心理一旦蔓延开来，势必挑战这个社会的稳定。
最后，我们——新加坡人——需要回答的问题还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个社会更美好，让我们生活得更快乐，还是，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答案如果是后者的话，会不会，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致力追求经济发展会使我们距离取得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远?如果答案是前者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坐下来冷静的思考一下，自己现在在做什么?这些年来有没有忘了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