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趣味而轻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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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旧世纪交替前后,只要还有点儿 沧桑、还有点儿资格、特别是现今还有点 儿辉煌的高等学府,都热衷于大排场地举 办自己的“周年庆典”,据说已形成逢五 小庆、逢十大庆、逢百盛典的不成文法。
  这自然是人人乐以观之的吉兆祥瑞,因为这是人民安乐、教育自信和时代升平的特出表征。对于曾几何时“校园里再也摆不住一张平静书桌”的老大学来说,这不啻是天上人间的境遇。所谓“庆典”者,庆贺之典礼也。然则,对于在社会大转型的剧痛中分娩出来的中国现代大学来说,百年校史尚不足以赢得“长春藤大学”的桂冠。或如谢泳君在《大学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的开篇《大学的起点》中所说:“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因为她从一开始就走的是一条正路,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是很现代的,如果能不间断地走下去,会有一远大的前途,可惜弯路太多。”既如此,那么, “庆其喜而吊其忧”( 《国语·鲁语下》),固应成为每一座高等学府隆重庆典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如今高等学府在新世纪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高校内部可以捂得住的隐忧,而已成为社会全局人人关注的硕患,它直接关系到了风俗人心的醇薄、道德规范的有无和民族素质的高低。在有识之士的惊人之语中,已闻“失魂的大学”之说。”诚然人才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认为,在当今陡然高涨的愤怒诛伐 “学术腐败”的声浪背后,实际上被掩盖 的是“教育改革”的迫切呼声。顷读藏之 有年的《大学旧踪》,深感鉴往足以知 来,运旧实可开新。谢泳的《大学旧踪》是一部13万余字的教育史随笔集,一题一议,运用的是编著者在西南联大研究过程中发见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让谢君在研读的过程中心情颇不平静。他说:我们所努力争取的许多东西,其实并不是什么可望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我们前辈曾经的现实,那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但那生活中有理想的东西;有让人感到希望的前景,我们的前辈为了追求更理想的生活,对已经成为现实的理想是比较淡漠的.也许这正是人们常说的得到的东西就不珍视“得到的东西”,是因为有新的理想东西值得用心追求。那么,有意无意地遗弃那些“得到的东西”,也就只有迷失“价值的取向”和“希望的前景”了。《大学旧踪》并不是一部沉湎往日教育事功的怀旧之作,而是一部解读教育史料的思想随笔。著者没作任何的借往讽今,而只是津津乐道于老大学“以人为本”的自由学术氛围,校园民主初步的尝试和运作,以及各种基本角色优游宽松的生存状态。但著者有关中国教育机制的忧患情怀,却也透于纸背。如最惹人注目的大学学风问题,著者认为与其轻言“学振”,不如认真考究曾经客观存在的“学风”。他说,以清华大学的学风而言,在制度层面上, “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 “这两条是一个大学学风能否具有现代色彩的基本前提”,而老清华和老北大都是达到了这一前提的( 《清华学风》),他在《清华的校园民主》中特意提出:“在老清华,由于有了学生会、教授评议会这样一些民主色彩很浓的机构,她的校园民主也就得到了真正实现,这个好传统我们不能忘记。”如关于大学校长的品质,著者认为至尊至贵的是认同“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自任“爱护学生和教授”的校长天职( 《校长保护教授》)。他在文章中说:竺先生一生有很多贡献,但作为大学校长,他对青年的爱惜可以说为中国大学校长开了一个好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就是大学校长以爱惜青年为第一要务,校长不能爱惜青年,是大学校长最大的失职…… ( 《竺可桢爱惜青年》)大学校长爱护学生是旧大学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内涵是颇令人神往的……从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吴有训到竺可桢、傅斯年、张寿镛等,过去凡做过大学校长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概莫能外,正是这种风度成了旧大学校长的一种传统……( 《张寿镛爱护学生》)因此,本书中《蒋梦麟的良苦用心》 《蔡元培发现梁漱溟》 《叶恭绰长交大》 《胡适当校长》 《校长保护教授》 《校长的合作精神》 《北大校长难当》 《校长的办公室》 《校长夫人摆地摊》等篇,或大节或细节地侧面揭示了大学主政者的真谛,成为“今天大学校长的一面镜子”。对于大学教授,著者说“那时的教授也不知是学问好还是道德高,总之他们做起事来,很有境界,让人们觉得教授真是了不起”(《教授给学生翻译论文》),为此,他有10余篇文字加以申说。如《教授至上》《教授情谊》 《教授之间》 《教授的工资》《教授的自由》 《教授的自由流动》 《教授的境界》 《教授的年龄》 《教授的新与旧》 《教授的上书传统》和《学人论政》以及《识大体的教授们》等皆是也。至于师生关系,著者认为,一般说来“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不同于今日,那是一种比较单纯的以学术为纽带的关系,旧大学里的师生之间重趣味而轻利害”( 《西南联大的“十一学会”》),“过去的大学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一些基本的尊严上,教授和学生还是毫不让步的”( 《清华有正气》)等等。在《学生批评教授》中,著者提供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批评案例,对于我的母校具有特别现实的借鉴意义。事情是这样的——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想要创办一个名为《新潮》的学生刊物,得到了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的支持和校方的资助,没想到该刊创刊号上随即登出了傅氏的两篇书评。第一篇是针对马叙伦甫在北大印行的《庄子札记》的,开篇八字为全文奠定了批判的基调: “泛览一周,始觉失望。”随后分别举例一一辩驳,其中用辞最重的,当是指出书中可能存在的抄袭胡适讲义的问题: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云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者,实则攮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另一篇是评论蒋维乔的《论理学讲义》的。他尖锐地声言:这部书是部无感觉无意义无理性的书……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错了。他本是自日本陈书里翻译出来的,我为何安在他身上!不仍,日是拿“著作者”待他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傅氏的批评性书评,大有合卷论定之概。毋论其立说的证据确凿与否,至少一位在读学生勇于对在教的先生的著述,进行如此强势的批评而师生群体不以之为忤逆,就显现出老北大在学问天平上师生平等的良好教学环境。这是因为学府人心目中都有扶持真理标杆、爱护是非明镜的自觉,因此能够真正建立起“对事不对人”批评氛围的缘故罢?《大学旧踪》一书中话及的,当然都是老大学发展进程中真实发生过的活生生的事例个案和啼笑皆可的掌故,然而加以有机的排列和组合,却足以为我们勾勒出往日教育体制的精神地图。著者在本书“前言”中还有如下一段沉重的概说:在过去的大学里,有过丰富的校园生 活,有过教授治校的漫长岁月;演讲是自 由的,讲课是自由的;没有统一教材,不 必讲自己不愿讲的东西;学生可以批评教 授,教授也不怕得罪学生;教授是自由流 动的,不用看校长的脸色,合则留,不合 则去;职称是真正的学衔,由校长说了 ’ 算。真有水平。没有学历也可以,在这所 大学是教授,在另一所大学可能你连一个 助教也当不上,没有终身制,没有铁饭 碗。那时的教授和学生也不满意他们的生 活,他们依然在为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这一切后来都消失了,好像没有发生 : 过一样,这是有人不愿提起从前,但成为 历史的东西哪里是能轻易抹去的,不过是 尘封在记忆中而已。岂能真的“尘封在记忆中”不被提起y“失魂的大学”其实是经过了历史的 失忆和传统的失血两个阶段的演化,才使 得名利日益熏天而师道日渐沦丧的。到如 今,以文凭贬值、学衔滥施为基本反应的 教育腐化,以抄袭、剽窃为恶性标志的学 风腐败,已呈愈演愈烈的加速度趋势。不忘前事,乃能为师。文化的历史和 学术的传统是不容任何强力来强行割裂 的, “五四”以来中国教育先辈的前功未 可尽弃——这是宝贵的历史昭示于现实的深刻教 训,应该也是无情的现实所警示予未来的珍贵经验。2002年2月2日①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在《失魂的大学》 一文中,指陈了当今“学人失魂”和“大学失魂” “的 种种表现。他说:”失魂的大学,其躯体再发达也是徒有’ 其名,高大学的真义相去甚远。”详见其所著学术随笔集(跬步斋读思录)第x1—2N页,扛苏教育出版社2印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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