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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的文坛上，有“文艺沙皇”之称的周扬，曾是一位头戴五彩光环，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但在冷漠而又威严的外表下，周扬亦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苦恼，内心里实际上深隐着一种悲凉的无奈，甚至疑虑与惶恐。他曾直接组织和领导了文艺界一次次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批判运动，酿成了许多人的悲剧，但在风狂雨骤之时，他也曾冒着风险，设法暗中保护过一些人；他虽极力推行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但也不时从一位文艺理论家的视野出发，发表过一些合乎艺术规律的真知灼见；他曾是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到头来自己也成了极左路线的牺牲品，被关进秦城监狱达8年之久；他曾严辞厉色地批判过人道主义，晚年却又因积极肯定人道主义而遭到批判。建国后的周扬，就是这样一个扑朔迷离、心理复杂的人物
一、架冷冰冰的政治机器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周扬的一生前后判若两人。
许多人忆及，20世纪30年代，担任“左联”领导工作时期的周扬，曾经很是潇洒、漂亮，常常身穿讲究的西服，与朋友们一道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等。他还喜欢话剧，甚至曾直接登台演出过。那时的周扬，言谈举止中更多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与“五四”时代精神相通的自由开放的个性气质。他自己也讲过，当年曾特别醉心于尼采，曾为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等名言所鼓舞。在延安初期，也还平宜近人，很喜欢与学员们随便聊天。至建国后，周扬变了，变得日渐冷漠了，不苟言笑了，人情味越来越少了，连老朋友夏衍都说他，真正“可以开玩笑的朋友也没有”了。①
的确，建国后的周扬，不再是当年那个举止潇洒的青年文人了。
周扬已变得权欲十足，不容任何人冒犯。张光年本是他相识多年、无话不谈的老友，1949年进城后，成为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的周扬，只因张不愿接受他提议的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之职，遂大动肝火，竟在文化部党组会上公开斥责张光年无组织无纪律，反对党的领导。几个月之后，在没有征求个人意见的情况下，便突然任命张光年为文化部艺术局常务副局长。②陈涌本是周扬在鲁艺的得意门生，刚进城时曾给周扬做过秘书，后来因故主动离开了周扬，这显然也使周扬心存嫉恨。陈涌被打成右派后，张光年曾在周扬面前为陈涌说项，希望周扬帮助解脱，想不到周扬闻之大怒，愤愤地说：“我就恨这种人，看到这条船要翻了，就赶快往那边跳。”③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只因在编委会上讲过中央批评了周扬、陆定一之类的话，也使周扬大为恼怒，曾当面训斥温：“你说我犯错误就犯错误了?倒是你应想一想这会引起什么后果?”当温力图进一步解释时，周扬竟粗暴地说：“现在不在于你当时怎样说这件事的。问题是，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说两个中央委员犯错误?”随后，温即受到严厉审查，并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久又进而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党籍。④从这类事件中，不难看出，即如周扬这样一位曾经接受过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的熏陶，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却潜隐着多么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尊，不容冒犯”的权欲心理。
周扬的权欲，尤其见之于他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处理过程中。1955年8月，在周扬主持下，作协党组对丁玲、陈企霞等人进行了批判，并将他们定为“反党小集团”。1957年党内整风期间，按中央指示，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负责的专门小组对“丁、陈”一案进行了重新调查，结果发现原来认定的罪名多是无中生有，中宣部决定予以纠正。在随即召开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不得不亲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五五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于丁玲这样的老同志，不应该这么做”，并以中宣部名义作出了为丁玲等人平反的结论。事情本来也许可以就此了结，但丁玲等人却抓住不放，言辞激烈地要周扬说明冤案形成的原因。受害者的怨愤可以理解，但在周扬看来，这无疑是对自己权威的公开挑战。于是，反右运动开始之后，处于尴尬中的周扬，立即乘机提出重新修改关于丁玲的历史结论。结果，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的情况下，竟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来的。为此，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等人同周扬之间发生了争吵，他们质问周扬为什么出尔反尔?周扬竟老羞成怒地回答：“那是你们逼的!”⑤言语已显失态。但当时的反右形势已决定了周扬的胜利，丁玲等人终于再次被定性为反党分子，从此开始了悲剧人生。李之琏也因不同意对丁玲的处理意见，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丁玲等人的冤案，当然不应完全由周扬个人负责，但从事件的前后过程看，不能不叫人怀疑周扬实际上已从中掺杂进借用党的旗号、借用反右的政治形势，滥用个人权力的成分。
丁玲等人受到处理之后，周扬似乎变得更加盛气凌人，冷漠无情。在批判冯雪峰的会议上，当夏衍指责冯雪峰曾用鲁迅的名义，讥讽他们是“四条汉子”时，周扬亦咄咄逼人地质问他这位当年的老上级：为什么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在一次反右大会上，他曾这样声色俱厉地点名批评黄秋耘：“什么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就是人民大众!你眼睛里有人民大众没有?”“文革”前夕，在文艺界的一次整风会议上，田汉、阳翰生、夏衍等“左联”时期的三位老战友，也遭到了他的痛斥。他斥责田汉的《谢瑶环》把党和人民对立了起来，阳翰生的《北国江南》是在宣传虚伪的人道主义，夏衍是在“离经叛道”。⑥
周扬的冷漠，甚至亦表现在家庭生活中，尤其表现在与前妻生的三个儿子的关系方面。周扬次子周迈曾这样回忆过建国后兄弟三人来到北京第一次与父亲见面的情景：“看到我们来了，他打个手势，让我们等一下。打完电话，他走过来，由哥哥给他轮流做介绍。他挨个握握手，很平常的样子，他不仔细问，跟见一般人一样，显得平淡。”周迈还谈到：“我不常去父亲家，对父亲感到很生疏。他不和我们谈过去的事情，很少像父子一样谈话，比较干巴巴的。弟弟周岳愿意回去住。他回去住在地下室。那里阴暗、潮湿，管道交错，不是住人的地方。其实有房间。”⑦ “父亲对血缘关系很近又难得见上一面的亲人，包括祖母，总保持一定距离，不亲近，不叙旧。”⑧这其中，也许有着外人难以深知的家庭背景，但无论如何，周扬的某些做法，毕竟是不近人情的。
对于周扬的这类表现，如果仅以道德人格的尺度衡量，恐怕也是不公正的。事实上，除了自觉不自觉的权力欲望对心灵的浸染之外，周扬很大程度上是在按他所理解的革命者的规范行事的，故而他的冷酷，不只对别人，也表现在对自己，正如张光年这样感受到的：建国后的周扬，“每天就知道谈工作，热心工作，要么就是批评人。他用人，但不知道关心人，不理解别人的心理。他自己生活上也不讲究。他爱吃的是煎鸡蛋，炒猪肝，从文化部食堂打回家里吃。生活要求低，要求自己严格。开会、讲话、读书、看作品、看演出而外，别的没有什么生活乐趣。”⑨正是由于淡漠友情、亲情，没有了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只知道工作，内心深处又不乏个人权力欲望之类的表现，故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建国后的周扬，在许多时候，实际上已成为一架冷冰冰的政治机器。
二、另一副面孔
人是复杂的，是有多面性的，周扬同样如此。他虽不乏个人权欲，但亦分明感到了权欲的可恶。据长期在周扬身边工作的黎之回忆：有一次，周扬讲到人际关系时，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如果到了共产主义，那时候人们再看今天的人，他们会想，怎么搞的，那个时代的人都像野兽似的，为了点个人利益，你争我抢的。⑩这无意中透出的心声，倒是恰好可以看到周扬的内心深处不时也涌动着因权欲而生的愧疚。也许正是与这种愧疚心理相关，在严峻的反右风暴中，周扬又曾不顾个人得失，设法保护过一些人。陈登科曾以感激的心情回忆说：“五七年，反右扩大化，我也险些儿被打下去。周扬同志爱惜人才，知道这个情况，立即给安徽省委文教书记陆学斌打电话说：‘陈登科是一个老实人，好人，他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对党是没有异心的。’由于这样，才把我保护下来，周扬同志在关键时刻是我的保护人。”11当毛泽东怀疑艾青有历史问题，指示查一查时，周扬亦曾主持正义，找来作协其他领导人商量，形成一致意见，认定艾青当时不是共产党员，历史问题不能成立。朱微明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周扬对“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关心：1960年，彭流放青海师院当资料员，后来学校精简人员，彭写信去中宣部，希望帮忙重新安排工作，周扬立即批转。由此可见，在冷漠威严的外表下，周扬又有着关心他人，与人为善的另一副面孔。
从另外某些作家的回忆中，我们还可进一步看到周扬和谒可亲，甚至柔情似水的一面，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回忆道：“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121962年，秦牧曾随周扬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古巴，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秦牧感受到的也是另外一种精神个性的周扬：“雍容大度，没有什么架子，谈起话来对人很亲切。……在闲谈中他向我提起了他的英年早逝的长子(指与苏灵扬所生的周苏苏———引者)，竟然滴下了眼泪，后来我见到他在激动时下泪好几次。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情感丰富，具有真挚感情的人。虽然像他那么一个历经沧桑的人物，会那么容易掉泪，是远远出我意料的。”13与周扬长期共事的张光年，也曾提及：有时谈到一些朋友被打成右派后的不幸遭遇时，周扬的眼里“常常含着泪珠”14。请看，这与政治机器的周扬又是多么的不同。
周扬虽然是建国后一系列政治批判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但在内心深处，亦不难发现掩抑不住的苦闷与困惑。据沙汀日记透露，在私人场合，周扬曾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些话：满清时代虽有文字狱，“但却还是让文人学者搞了四部丛刊”！“鲁迅死的时候才56岁，可已做了不少的工作了!”开国以来文艺界的历次运动是必要的，但“扫清道路是为了建设，现在应该从正面切切实实做一些工作了。一天，一年四季都搞运动总不成的。”15其中分明流露出对建国之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烦，为许多作家被糟践了年华而痛惜，以及对自由正常的社会生活与文艺秩序的渴望。
周扬的另一副面孔，还突出表现在他常常自相矛盾的文艺主张方面。
周扬一方面从党的领导人的角度出发，要求作家写出合乎常性、政治性的典型人物，强调“应该把典型问题，当作立场问题、政治问题、党性问题，不创造典型就是政治不行”16。同时又对建国后在文艺领域惯于采取的行政命令的领导方式大为不满，认为正是这种方式“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17。甚至讲“说到领导，现在当然是党在领导，党有没有领导得好?我看没有领导得好，真正的领导一定要是内行”18。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那次后来遭到审查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周扬也曾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作家要写自己的“所见，所感，所信”，不一定什么都写党的领导。周扬的这些讲话、指示，显然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既然反对行政命令，为什么又要命令式地强调“创造典型”?既然要坚持党性，服从政治，那又叫作家如何写出自己的“所见，所感，所信”?可以想见，根据周扬的这些讲话、指示，当时的中国作家是无所适从的。周扬一方面肯定：“相信领袖，对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了，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士们，一想到毛主席，任何困难都不成问题了。这不是迷信，而是把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具体的领袖结合起来，相信领袖，就是相信人民最高最集中的代表，相信自己的力量。”19同时又大胆地说：“其实是研究学问的话，任何人的毛病都可以挑，连毛主席的东西也可以挑……”20196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还公开表示：“胡风对我们作了很恶毒的攻击，他是反革命。但是，经常记得他攻击我们什么，对我们也有好处。他两句话是我不能忘记的。一句：‘20年的机械论统治’，如果算到现在，就是30年了。他所攻击的‘机械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文艺，而不是‘统治’。然而，我们也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在我们这里有没有教条主义，……胡风还有一句：反胡风以后中国文坛就要进入中世纪。我们当然不是中世纪。但是，如果我们搞成大大小小的‘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21周扬的这些话，显然不是信口开河，一时走火，而是流露了他对当时文艺现状不满的真实心声。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的言论无疑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由此又可见出周扬的胆识与真诚。
贾植芳先生曾这样概括周扬：“形势紧张时，他是打手面孔，形势一松，他身上的‘五四’传统就又出来了。”22事实正是如此，周扬毕竟是一位接受过“五四”传统影响的文化人，因此，无论怎样严酷的政治现实，都不可能彻底泯灭其灵魂深处关心他人、悼惜生命的人性之光；周扬毕竟又是一位对文学学术有着相当研究的理论家，这便决定了他在思考文艺问题时，仍有别于一般的政治家，而在许多问题上与作家的心灵相通。但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加上本人的特定身份，周扬又不能不服从当时的政治要求。正是在如何处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周扬是力不从心、左右为难的。尽管他在坚决地执行着上级指示，但不正常的文艺局面，也不能不激起他内心的忧虑与不安。
“文革”期间，周扬曾被定性为“反革命两面派”，遭到批斗、关押，饱经磨难。说周扬是“反革命”，这当然是莫须有的诬陷。至于“两面派”，或许倒是切中了周扬的实际，只是这不该成为周扬的罪名，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缘其“两面派”，使得周扬在建国后的个人历史上，写进了尚未泯灭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真诚。
三、灵魂深处的重负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政治人格与文化人格往往是难以并存的。作为政治人格，是决不允许自由随意的，而作为文化人格，个性的自由，却往往被视为如同生命般重要。建国之后的周扬，不时陷入的正是这样一种二元人格对立的窘境。
周扬内心里也许很清楚，许多时候，他正是为了政治需要，才不得不牺牲个人的文人气质及谙熟于心的文学规则的。否则，他或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古代的隐士那样，抽身官场，哑言禁声，平庸度日；要么像胡风那样，披肝沥胆，为真理而献身。而这显然都不符合身为革命战士，忠于领袖，且又不乏权力欲望的周扬的个性。在新中国的文坛上，周扬要继续扮演好一个政治领导人的角色，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他就必须付出另一种牺牲。这对周扬来说，是来不得半点犹豫的，因为历史早就多次教训过他。
他不可能忘记，延安整风时，担任鲁艺院长的他，曾因主张“关门提高”而受到过严厉批判，只因他很快做了深刻检讨，彻底转变，并亲率师生们走出校门，大跳秧歌舞，大演秧歌剧之后，才重新博得了高层领导人的信任。50年代初，毛泽东曾不止一次批评周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在政治上不开展，并为此而撤销过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这些历史教训，自然会使周扬的人生轨迹进一步向权力中心靠拢。但有着深厚知识分子人文素养的周扬，又似乎总是难以完全融入政治，当他后来再度出任中宣部副部长之后，得到的仍然是于光远在回忆文章中证实的这样的评价：“周扬在部内一直被部长认为是‘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部长常常说周扬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的‘好人’)，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23机敏的周扬，当然深知这类评价意味着什么，不能不使他更加小心翼翼。
尽管如此，在周扬后来的从政生涯中，也还是难免时常面临险境：1962年，周扬在延安“鲁艺”的学生李建彤，创作了长篇小说《刘志丹》。周扬看过原稿之后，大加赞赏，遂向李季建议，挑选其中部分篇章先行在《人民文学》发表。在大连会议上的那次讲话中，谈到近期出现的优秀作品时，周扬又一次公开赞扬了《刘志丹》。周扬大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时，在隔海相望的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经接受了康生提出的《刘志丹》是利用小说为高岗翻案的看法，并即席讲了一段令文艺界大吃一惊的名言：“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志丹》被正式判定为反党小说的样板，作者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人，包括当年陕北苏区的创建人之一的习仲勋，均被作为反党分子受到审查处理。此事也肯定曾使周扬胆战心惊。据周扬自己讲。当他得知内情后，曾立即当面向毛泽东做了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才没有受到牵连。这类教训，无疑会促使周扬更加谨慎地从政治角度思考文艺问题。60年代以来，毛泽东日渐相信康生、江青等人的进言，对文艺状况大为不满，并同意他们的主张，要周扬对具体掌管文艺工作的夏衍、田汉、阳翰生等人进行公开批判。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工作方面，周扬一直是理解和信任他的这些长期共事的老朋友的，在行动上自然不无犹豫。结果，毛泽东找周扬谈话了：“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24毛泽东的语气虽然和缓，但其中的利害周扬是心领神会的。于是，在随后由中宣部召开的文化部与文联系统的党员大会上，周扬终于不得不拉下脸来，严辞斥责了三位老战友。由此可见，表面上盛气凌人的周扬，实际上有着怎样的心灵重负。“我们是在夹缝中斗争啊!”25这是周扬多次私下里对张光年哀叹过的。这样的苦衷，局外人恐是难以真正体味到的。
周扬的心灵重负，许多时候，又是与对革命事业，以及对革命领袖的无条件的崇拜有关。50年代初，他曾告诫长子周艾若：“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26周扬正是这样，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得不时刻在压抑着自我，时刻在力图用革命领袖的意志主宰自己的言行。
周扬与胡风的矛盾虽然由来已久，但原来主要还是文艺思想方面的某些分岐。当胡风遭到严厉批判时，周扬仍以宽容的胸襟表示：“胡风批评庸俗社会学，我看我们还是有的。胡风有些批评是对的，思想体系是不对的。”27他对胡风的某些见解实际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当毛泽东亲笔写下“关于集团的材料”的按语之后，周扬尽管也曾不无遗憾地表示“真没想到”，但他还是机警地告诉有关人员：“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接受主席的指示。”“不是主席提得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28并以坚决的态度，组织领导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对于将冯雪峰打成反党分子，这似乎更不是周扬的本意。1957年6月，在那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冯雪峰遭到严厉批判之后，散会时，周扬曾在门口主动与冯雪峰握手，并安慰说：“你的检讨发言，我倒认为还好的，肯承认错误就好；过去有些问题以后是可以搞清楚的。”几天之后，冯雪峰却被叫到文联，由周扬当面告知：“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29在继续召开的批判会议上，周扬本人也变得言辞激烈，对冯雪峰大加斥责，并随即将冯雪峰列为右派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事情的经过表明，处分冯雪峰虽然早就心存芥蒂，但最初还是希望冯雪峰尽快过关的。事实上，严厉处分冯雪峰这样一位参加过万里长征，与毛泽东有过密切交往的老党员，恐不是周扬个人能够做主的。据周扬后来的回忆，1957年，胡乔木曾向毛泽东推荐冯雪峰，说他文章写得好，水平高。毛泽东让把冯雪峰的诗文找来看，看后的结论是冯的文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30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扬对冯雪峰态度的转变，也是与领袖的意志有关的。
后来，当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自己亦遇到难以忍受的人格凌辱与精神摧残，并被当作“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而关进监狱时，周扬仍未动摇对党与最高领袖的信任，仍在尽力从他所理解的“革命”出发，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以求继续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不仅在监狱中老老实实地反省自己，甚至直到获释出狱之后，当有人为他的毫无怨言而不解时，他仍这样回答：“毛主席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该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么真理在你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有一种各有一半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有什么委屈。我就是用毛主席这些话鼓励我支撑到今天。”31由这番话及其相关表现，可进一步看出周扬对于他所投身的革命事业有着怎样的赤诚。
周扬对待家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与寡情，也许亦可由此得到解释：长子周艾若，15岁时，曾在孤苦无告的情况下，参加了国民党政府招募知识青年军，并被迫集体加入了三青团。尽管艾若后来又参加了刘邓大军，但在周扬看来，这个儿子毕竟是有过历史问题的。周扬次子周迈曾经忆及：50年代，他曾陪父亲看过一个东欧国家的电影，电影中一个革命老工人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反法西斯战士，另一个是法西斯分子。看完电影，父亲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家也有这个问题，艾若就相当于那走另外一条路的儿子。”周迈同他争辩，周扬严厉地说：“为什么当国民党的兵?去当工人不好?”32可见周扬对其长子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周扬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之所以对母亲感情淡漠，或许亦不无划清阶级界限的意味。
从周扬建国之后的表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周扬的内心深处，实际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安，这就是知识分子特别看重的人格自尊与政治权欲之间的纠葛。周扬言行中表现出来的权欲之类阴暗心理的产生，当然首先要归咎于不自觉的封建文化积习的影响，此外，也分明是与知识分子比较敏感的自尊本性有关。敏感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尊严的确立，本是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但这种心理欲求一旦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就极有可能呈现出两面性，即在追求个人自尊的同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排斥他人的自尊。建国之后，周扬与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之间矛盾的激化，与这种个体自尊之间的冲突是不无关系的。我们知道，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均有着孤傲不羁的个性，加上历史的积怨，使他们对当时身居高位的周扬，是并不怎么顺从的。正是出于对周扬的不满，胡风没有接受《文艺报》主编的职务。丁玲虽然接受了周扬的意见，担任了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但与周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丁玲曾讥讽周扬“仰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冯雪峰虽然服从分配，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私下里也曾对老友胡愈之发过牢骚：“我不想搞文学出版社，但是总理要我搞，我也没有办法，看看中宣部那几个人，叫我怎么工作?”33冯雪峰所不满的“中宣部那几个人”，其中分明主要是指正担任着中宣部副部长职务的周扬。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些人的言行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周扬的领导权威与个人自尊来说，毕竟是一种冒犯，必会引起周扬的厌恨。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的在劫难逃，固然主要应归咎于历史及更高层的领导人的失误，但也不能排除周扬个人好恶因素的作用。因为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周扬也完全可以像对待艾青、陈登科等人那样，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向上进言，这至少有可能缓解事态，甚至减轻受害者的罪名。而事实上，周扬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我们无法排除周扬潜意识中会有这样的念头：借助政治运动，批判了某些敢于冒犯者之后，是有利于他与权力相关的自尊的。后来出现的局面，也许正是周扬潜意识中所希望的，如同袁鹰所说：“反右以后周扬在文艺界真正树立了绝对权威。过去反对过他的，对他不尊重的，包括不一定是不尊重的人，都被打下去了。”34但对周扬这位承袭了“五四”传统，有着反封建、反权威心理积淀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当他平心静气，扪心自问，意识到个人自尊是与压抑乃至剥夺了他人的尊严相关时，又不可能不进一步加剧其心灵的沉重。
四、晚年的忏悔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终于平息下来，历史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文艺界的春天也随之到来了。与其他许多遭到迫害的老干部一样，周扬重新成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了。然而，我们看到，有些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曾经伤害过他人的人，在这欢庆新生的同时，心中也不能不同时涌动起一种难言的愧疚。在这些人当中，精神负累最为沉重的，大概又要数周扬了。
“文革”期间的周扬，尽管一直在说服自己努力保持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但作为本来就不时表现出双重面孔的他，内心又不可能是纯然一体、风平浪静的；同时作为“文革浩劫”中的受害者，也不可能不促使他进一步反思建国以来的一次次政治批判运动。从周扬复出之后的表现来看，他似乎较早意识到，“文革”浩劫，实际上正是建国以来那些政治批判运动的继续。而在他直接领导的那些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处理的作家，也正如他自己一样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也许正是与此有关，获得解放之后的周扬，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真诚地反思自己的错误，勇于承担个人责任，并设法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曾亲临冯雪峰家，泪流满面地向冯雪峰表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他曾借出发到广州之机，专门找黄秋耘面谈，忏悔自己当年对他的错误批判；他曾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及作代会的发言中，先后两次向所有受过伤害的作家们公开赔礼道歉。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除了向受害者道歉之外，周扬还试图从理论上彻底反叛自己曾长期为之推波助澜的“极左”思潮。70年代末，周扬是较早公开站出来反对“凡是派”的勇敢斗士之一。1979年，在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大会上，周扬曾大声疾呼：“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他宣称：“科学无禁区”，“一切理论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在迟暮之年，他又组织写作，并以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轰动一时的谈论“异化”问题的文章，由原来激烈抨击“人道主义”转向了对“人道主义”合理成分的肯定。当他为此而被指责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时，仍坚信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并为此与长期共事的老朋友、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翻脸，当面怒斥胡乔木“你们这样不正派。”35这样一种坚持真理的勇气，实乃周扬平生所罕见。
从上述的忏悔与坚持真理的勇气来看，周扬在“文革”后的转变似乎过于突然。但当我们明晓了周扬性格中深隐的两面性时，也就不难理解了。这转变，实际上是在“拨乱反正”的适宜政治条件下，周扬固有的文化人格的必然凸现。但周扬毕竟是周扬，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精神的上升，并不意味着他彻底否定了原有双重人格中的另一面。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周扬的转变，又有很大程度的保留，这就导致了周扬终生未能走出悲剧的阴影。
五、无法挣脱的悲剧人生
在曲折的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知识分子尽管惨遭不幸，但因其信念的坚定，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保证了人格的统一。他们虽然经受了人生悲剧的磨难，但却是灵魂的高傲的胜利者。比如在顾准、在胡风等人身上，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胜利者的风采。周扬则不同了，周扬的一生，虽然有过炙手可热的时光，但却是在政治人格与文化人格的对立冲突中苦闷彷徨的一生。晚年的周扬，尽管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却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对立冲突的思想怪圈。仅以文艺观来看，在复出之后的大多文章、讲话中，周扬仍然表现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窘态。他一方面从思想解放的立场出发，主张在文艺创作方面，“不要设禁区，下禁令。列宁说过，作家写什么，怎么写，有他的自由”。同时却又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对文艺事业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加以指引。”36并号召“所有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要给党、给人民当参谋，当哨兵”37。其文艺主张仍有点儿令人无所适从，甚至与“文革”之前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结果是：那些原谅了周扬的人仍厌恶其思想的保守性及其文艺官僚的腔调；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他“虚伪”、“不要四项基本原则”38。也许正是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加剧了周扬晚年的苦恼，使他终至于沉默，终至于中风不语。胡风是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离开这个世界的，而周扬，则似乎注定了只能身负着心灵重累在痛苦中告别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世界。
周扬的一生，也是被政治与权力异化了的一生。晚年的周扬，尽管痛加忏悔，但在深入骨髓的政治意识、权力自尊面前，其忏悔又是有所保留的。故而当许多人在为他的真诚致歉所打动的同时，也另有一些与他有关的受害者，仍在为他的冷漠态度而不满。因丁玲一案受到牵连，被打成反党分子，长期流放新疆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曾经这样谈及：平反回京后，他曾与周扬同住中组部招待所，散步时常碰见，周扬竟毫无表示。在李之琏看来，周扬的“态度恶劣透了”39。周扬对丁玲、胡风等人，似也并未尽释前嫌。“文革”结束后，当中国作协决定为丁玲复查平反时，周扬竟不肯在复查结论上签字。文件送到他那里时，他竟不满地责问：“这件事情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一下，我还是宣传部的顾问嘛。”他虽然向胡风当面表示过歉意，但内心里仍然认定胡风与自己不是一路人。1979年10月，就是在那次周扬向许多作家公开道歉的全国文代会上，当聂绀弩、吴奚如等人发难，提出要请胡风前来出席大会，为胡风洗刷沉冤时，周扬的回答是：在对文学理解之深刻程度上，胡风是中国最高的，他自己远远不及。但他一直是跟着党的，而胡风却是背离的，胡风的问题将由中央统一解决。后来去医院看望胡风时，周扬又当面对胡风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凡是死了的，凡是平了反的，过去都是对的、正确的，这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显然与周扬这类看法有关。在他随身带来的那份为胡风平反的中央文件的初稿上，仍然写着这样的话：“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40这对于胡风冤案的平反，实际上是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尾巴。直到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另一个《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中，才为胡风彻底洗清了罪名。在为丁玲、胡风等人平反的艰难过程中，让人隐隐感到，周扬似乎仍在不自觉地试图维护个人的权力与自尊。
人啊，总是不彻底的!
①②③④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72，281，296页。
⑤参见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及史海阳等编《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3期。
⑥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76—377页。
⑦⑧⑨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407，223页。
⑩黎之《回忆与思考》，《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第88页。
11参见齐彬编《作家剪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6页。
12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13秦牧《寻梦者的足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14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15《沙汀日记》，《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第203页。
16《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1页。
17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文艺报》1953年第19期。
18《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8页。
19 20 21《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410页。
22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23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24 25 26 27 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的版第278.281.393.278页。
28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29文聿《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30 31露菲《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32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408页。
33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34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35参见凌志军、马立诚著《呼喊》，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
36 37《周扬近作》第183.136—137页。
39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10.304页。
40参见万同林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408页。
一、架冷冰冰的政治机器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周扬的一生前后判若两人。
许多人忆及，20世纪30年代，担任“左联”领导工作时期的周扬，曾经很是潇洒、漂亮，常常身穿讲究的西服，与朋友们一道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等。他还喜欢话剧，甚至曾直接登台演出过。那时的周扬，言谈举止中更多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与“五四”时代精神相通的自由开放的个性气质。他自己也讲过，当年曾特别醉心于尼采，曾为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等名言所鼓舞。在延安初期，也还平宜近人，很喜欢与学员们随便聊天。至建国后，周扬变了，变得日渐冷漠了，不苟言笑了，人情味越来越少了，连老朋友夏衍都说他，真正“可以开玩笑的朋友也没有”了。①
的确，建国后的周扬，不再是当年那个举止潇洒的青年文人了。
周扬已变得权欲十足，不容任何人冒犯。张光年本是他相识多年、无话不谈的老友，1949年进城后，成为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的周扬，只因张不愿接受他提议的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之职，遂大动肝火，竟在文化部党组会上公开斥责张光年无组织无纪律，反对党的领导。几个月之后，在没有征求个人意见的情况下，便突然任命张光年为文化部艺术局常务副局长。②陈涌本是周扬在鲁艺的得意门生，刚进城时曾给周扬做过秘书，后来因故主动离开了周扬，这显然也使周扬心存嫉恨。陈涌被打成右派后，张光年曾在周扬面前为陈涌说项，希望周扬帮助解脱，想不到周扬闻之大怒，愤愤地说：“我就恨这种人，看到这条船要翻了，就赶快往那边跳。”③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只因在编委会上讲过中央批评了周扬、陆定一之类的话，也使周扬大为恼怒，曾当面训斥温：“你说我犯错误就犯错误了?倒是你应想一想这会引起什么后果?”当温力图进一步解释时，周扬竟粗暴地说：“现在不在于你当时怎样说这件事的。问题是，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说两个中央委员犯错误?”随后，温即受到严厉审查，并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久又进而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党籍。④从这类事件中，不难看出，即如周扬这样一位曾经接受过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的熏陶，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却潜隐着多么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尊，不容冒犯”的权欲心理。
周扬的权欲，尤其见之于他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处理过程中。1955年8月，在周扬主持下，作协党组对丁玲、陈企霞等人进行了批判，并将他们定为“反党小集团”。1957年党内整风期间，按中央指示，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负责的专门小组对“丁、陈”一案进行了重新调查，结果发现原来认定的罪名多是无中生有，中宣部决定予以纠正。在随即召开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不得不亲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五五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于丁玲这样的老同志，不应该这么做”，并以中宣部名义作出了为丁玲等人平反的结论。事情本来也许可以就此了结，但丁玲等人却抓住不放，言辞激烈地要周扬说明冤案形成的原因。受害者的怨愤可以理解，但在周扬看来，这无疑是对自己权威的公开挑战。于是，反右运动开始之后，处于尴尬中的周扬，立即乘机提出重新修改关于丁玲的历史结论。结果，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的情况下，竟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来的。为此，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等人同周扬之间发生了争吵，他们质问周扬为什么出尔反尔?周扬竟老羞成怒地回答：“那是你们逼的!”⑤言语已显失态。但当时的反右形势已决定了周扬的胜利，丁玲等人终于再次被定性为反党分子，从此开始了悲剧人生。李之琏也因不同意对丁玲的处理意见，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丁玲等人的冤案，当然不应完全由周扬个人负责，但从事件的前后过程看，不能不叫人怀疑周扬实际上已从中掺杂进借用党的旗号、借用反右的政治形势，滥用个人权力的成分。
丁玲等人受到处理之后，周扬似乎变得更加盛气凌人，冷漠无情。在批判冯雪峰的会议上，当夏衍指责冯雪峰曾用鲁迅的名义，讥讽他们是“四条汉子”时，周扬亦咄咄逼人地质问他这位当年的老上级：为什么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在一次反右大会上，他曾这样声色俱厉地点名批评黄秋耘：“什么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就是人民大众!你眼睛里有人民大众没有?”“文革”前夕，在文艺界的一次整风会议上，田汉、阳翰生、夏衍等“左联”时期的三位老战友，也遭到了他的痛斥。他斥责田汉的《谢瑶环》把党和人民对立了起来，阳翰生的《北国江南》是在宣传虚伪的人道主义，夏衍是在“离经叛道”。⑥
周扬的冷漠，甚至亦表现在家庭生活中，尤其表现在与前妻生的三个儿子的关系方面。周扬次子周迈曾这样回忆过建国后兄弟三人来到北京第一次与父亲见面的情景：“看到我们来了，他打个手势，让我们等一下。打完电话，他走过来，由哥哥给他轮流做介绍。他挨个握握手，很平常的样子，他不仔细问，跟见一般人一样，显得平淡。”周迈还谈到：“我不常去父亲家，对父亲感到很生疏。他不和我们谈过去的事情，很少像父子一样谈话，比较干巴巴的。弟弟周岳愿意回去住。他回去住在地下室。那里阴暗、潮湿，管道交错，不是住人的地方。其实有房间。”⑦ “父亲对血缘关系很近又难得见上一面的亲人，包括祖母，总保持一定距离，不亲近，不叙旧。”⑧这其中，也许有着外人难以深知的家庭背景，但无论如何，周扬的某些做法，毕竟是不近人情的。
对于周扬的这类表现，如果仅以道德人格的尺度衡量，恐怕也是不公正的。事实上，除了自觉不自觉的权力欲望对心灵的浸染之外，周扬很大程度上是在按他所理解的革命者的规范行事的，故而他的冷酷，不只对别人，也表现在对自己，正如张光年这样感受到的：建国后的周扬，“每天就知道谈工作，热心工作，要么就是批评人。他用人，但不知道关心人，不理解别人的心理。他自己生活上也不讲究。他爱吃的是煎鸡蛋，炒猪肝，从文化部食堂打回家里吃。生活要求低，要求自己严格。开会、讲话、读书、看作品、看演出而外，别的没有什么生活乐趣。”⑨正是由于淡漠友情、亲情，没有了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只知道工作，内心深处又不乏个人权力欲望之类的表现，故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建国后的周扬，在许多时候，实际上已成为一架冷冰冰的政治机器。
二、另一副面孔
人是复杂的，是有多面性的，周扬同样如此。他虽不乏个人权欲，但亦分明感到了权欲的可恶。据长期在周扬身边工作的黎之回忆：有一次，周扬讲到人际关系时，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如果到了共产主义，那时候人们再看今天的人，他们会想，怎么搞的，那个时代的人都像野兽似的，为了点个人利益，你争我抢的。⑩这无意中透出的心声，倒是恰好可以看到周扬的内心深处不时也涌动着因权欲而生的愧疚。也许正是与这种愧疚心理相关，在严峻的反右风暴中，周扬又曾不顾个人得失，设法保护过一些人。陈登科曾以感激的心情回忆说：“五七年，反右扩大化，我也险些儿被打下去。周扬同志爱惜人才，知道这个情况，立即给安徽省委文教书记陆学斌打电话说：‘陈登科是一个老实人，好人，他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对党是没有异心的。’由于这样，才把我保护下来，周扬同志在关键时刻是我的保护人。”11当毛泽东怀疑艾青有历史问题，指示查一查时，周扬亦曾主持正义，找来作协其他领导人商量，形成一致意见，认定艾青当时不是共产党员，历史问题不能成立。朱微明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周扬对“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关心：1960年，彭流放青海师院当资料员，后来学校精简人员，彭写信去中宣部，希望帮忙重新安排工作，周扬立即批转。由此可见，在冷漠威严的外表下，周扬又有着关心他人，与人为善的另一副面孔。
从另外某些作家的回忆中，我们还可进一步看到周扬和谒可亲，甚至柔情似水的一面，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回忆道：“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121962年，秦牧曾随周扬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古巴，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秦牧感受到的也是另外一种精神个性的周扬：“雍容大度，没有什么架子，谈起话来对人很亲切。……在闲谈中他向我提起了他的英年早逝的长子(指与苏灵扬所生的周苏苏———引者)，竟然滴下了眼泪，后来我见到他在激动时下泪好几次。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情感丰富，具有真挚感情的人。虽然像他那么一个历经沧桑的人物，会那么容易掉泪，是远远出我意料的。”13与周扬长期共事的张光年，也曾提及：有时谈到一些朋友被打成右派后的不幸遭遇时，周扬的眼里“常常含着泪珠”14。请看，这与政治机器的周扬又是多么的不同。
周扬虽然是建国后一系列政治批判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但在内心深处，亦不难发现掩抑不住的苦闷与困惑。据沙汀日记透露，在私人场合，周扬曾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些话：满清时代虽有文字狱，“但却还是让文人学者搞了四部丛刊”！“鲁迅死的时候才56岁，可已做了不少的工作了!”开国以来文艺界的历次运动是必要的，但“扫清道路是为了建设，现在应该从正面切切实实做一些工作了。一天，一年四季都搞运动总不成的。”15其中分明流露出对建国之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烦，为许多作家被糟践了年华而痛惜，以及对自由正常的社会生活与文艺秩序的渴望。
周扬的另一副面孔，还突出表现在他常常自相矛盾的文艺主张方面。
周扬一方面从党的领导人的角度出发，要求作家写出合乎常性、政治性的典型人物，强调“应该把典型问题，当作立场问题、政治问题、党性问题，不创造典型就是政治不行”16。同时又对建国后在文艺领域惯于采取的行政命令的领导方式大为不满，认为正是这种方式“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17。甚至讲“说到领导，现在当然是党在领导，党有没有领导得好?我看没有领导得好，真正的领导一定要是内行”18。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那次后来遭到审查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周扬也曾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作家要写自己的“所见，所感，所信”，不一定什么都写党的领导。周扬的这些讲话、指示，显然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既然反对行政命令，为什么又要命令式地强调“创造典型”?既然要坚持党性，服从政治，那又叫作家如何写出自己的“所见，所感，所信”?可以想见，根据周扬的这些讲话、指示，当时的中国作家是无所适从的。周扬一方面肯定：“相信领袖，对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了，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士们，一想到毛主席，任何困难都不成问题了。这不是迷信，而是把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具体的领袖结合起来，相信领袖，就是相信人民最高最集中的代表，相信自己的力量。”19同时又大胆地说：“其实是研究学问的话，任何人的毛病都可以挑，连毛主席的东西也可以挑……”20196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还公开表示：“胡风对我们作了很恶毒的攻击，他是反革命。但是，经常记得他攻击我们什么，对我们也有好处。他两句话是我不能忘记的。一句：‘20年的机械论统治’，如果算到现在，就是30年了。他所攻击的‘机械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文艺，而不是‘统治’。然而，我们也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在我们这里有没有教条主义，……胡风还有一句：反胡风以后中国文坛就要进入中世纪。我们当然不是中世纪。但是，如果我们搞成大大小小的‘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21周扬的这些话，显然不是信口开河，一时走火，而是流露了他对当时文艺现状不满的真实心声。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的言论无疑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由此又可见出周扬的胆识与真诚。
贾植芳先生曾这样概括周扬：“形势紧张时，他是打手面孔，形势一松，他身上的‘五四’传统就又出来了。”22事实正是如此，周扬毕竟是一位接受过“五四”传统影响的文化人，因此，无论怎样严酷的政治现实，都不可能彻底泯灭其灵魂深处关心他人、悼惜生命的人性之光；周扬毕竟又是一位对文学学术有着相当研究的理论家，这便决定了他在思考文艺问题时，仍有别于一般的政治家，而在许多问题上与作家的心灵相通。但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加上本人的特定身份，周扬又不能不服从当时的政治要求。正是在如何处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周扬是力不从心、左右为难的。尽管他在坚决地执行着上级指示，但不正常的文艺局面，也不能不激起他内心的忧虑与不安。
“文革”期间，周扬曾被定性为“反革命两面派”，遭到批斗、关押，饱经磨难。说周扬是“反革命”，这当然是莫须有的诬陷。至于“两面派”，或许倒是切中了周扬的实际，只是这不该成为周扬的罪名，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缘其“两面派”，使得周扬在建国后的个人历史上，写进了尚未泯灭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真诚。
三、灵魂深处的重负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政治人格与文化人格往往是难以并存的。作为政治人格，是决不允许自由随意的，而作为文化人格，个性的自由，却往往被视为如同生命般重要。建国之后的周扬，不时陷入的正是这样一种二元人格对立的窘境。
周扬内心里也许很清楚，许多时候，他正是为了政治需要，才不得不牺牲个人的文人气质及谙熟于心的文学规则的。否则，他或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古代的隐士那样，抽身官场，哑言禁声，平庸度日；要么像胡风那样，披肝沥胆，为真理而献身。而这显然都不符合身为革命战士，忠于领袖，且又不乏权力欲望的周扬的个性。在新中国的文坛上，周扬要继续扮演好一个政治领导人的角色，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他就必须付出另一种牺牲。这对周扬来说，是来不得半点犹豫的，因为历史早就多次教训过他。
他不可能忘记，延安整风时，担任鲁艺院长的他，曾因主张“关门提高”而受到过严厉批判，只因他很快做了深刻检讨，彻底转变，并亲率师生们走出校门，大跳秧歌舞，大演秧歌剧之后，才重新博得了高层领导人的信任。50年代初，毛泽东曾不止一次批评周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在政治上不开展，并为此而撤销过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这些历史教训，自然会使周扬的人生轨迹进一步向权力中心靠拢。但有着深厚知识分子人文素养的周扬，又似乎总是难以完全融入政治，当他后来再度出任中宣部副部长之后，得到的仍然是于光远在回忆文章中证实的这样的评价：“周扬在部内一直被部长认为是‘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部长常常说周扬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的‘好人’)，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23机敏的周扬，当然深知这类评价意味着什么，不能不使他更加小心翼翼。
尽管如此，在周扬后来的从政生涯中，也还是难免时常面临险境：1962年，周扬在延安“鲁艺”的学生李建彤，创作了长篇小说《刘志丹》。周扬看过原稿之后，大加赞赏，遂向李季建议，挑选其中部分篇章先行在《人民文学》发表。在大连会议上的那次讲话中，谈到近期出现的优秀作品时，周扬又一次公开赞扬了《刘志丹》。周扬大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时，在隔海相望的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经接受了康生提出的《刘志丹》是利用小说为高岗翻案的看法，并即席讲了一段令文艺界大吃一惊的名言：“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志丹》被正式判定为反党小说的样板，作者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人，包括当年陕北苏区的创建人之一的习仲勋，均被作为反党分子受到审查处理。此事也肯定曾使周扬胆战心惊。据周扬自己讲。当他得知内情后，曾立即当面向毛泽东做了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才没有受到牵连。这类教训，无疑会促使周扬更加谨慎地从政治角度思考文艺问题。60年代以来，毛泽东日渐相信康生、江青等人的进言，对文艺状况大为不满，并同意他们的主张，要周扬对具体掌管文艺工作的夏衍、田汉、阳翰生等人进行公开批判。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工作方面，周扬一直是理解和信任他的这些长期共事的老朋友的，在行动上自然不无犹豫。结果，毛泽东找周扬谈话了：“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24毛泽东的语气虽然和缓，但其中的利害周扬是心领神会的。于是，在随后由中宣部召开的文化部与文联系统的党员大会上，周扬终于不得不拉下脸来，严辞斥责了三位老战友。由此可见，表面上盛气凌人的周扬，实际上有着怎样的心灵重负。“我们是在夹缝中斗争啊!”25这是周扬多次私下里对张光年哀叹过的。这样的苦衷，局外人恐是难以真正体味到的。
周扬的心灵重负，许多时候，又是与对革命事业，以及对革命领袖的无条件的崇拜有关。50年代初，他曾告诫长子周艾若：“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26周扬正是这样，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得不时刻在压抑着自我，时刻在力图用革命领袖的意志主宰自己的言行。
周扬与胡风的矛盾虽然由来已久，但原来主要还是文艺思想方面的某些分岐。当胡风遭到严厉批判时，周扬仍以宽容的胸襟表示：“胡风批评庸俗社会学，我看我们还是有的。胡风有些批评是对的，思想体系是不对的。”27他对胡风的某些见解实际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当毛泽东亲笔写下“关于集团的材料”的按语之后，周扬尽管也曾不无遗憾地表示“真没想到”，但他还是机警地告诉有关人员：“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接受主席的指示。”“不是主席提得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28并以坚决的态度，组织领导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对于将冯雪峰打成反党分子，这似乎更不是周扬的本意。1957年6月，在那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冯雪峰遭到严厉批判之后，散会时，周扬曾在门口主动与冯雪峰握手，并安慰说：“你的检讨发言，我倒认为还好的，肯承认错误就好；过去有些问题以后是可以搞清楚的。”几天之后，冯雪峰却被叫到文联，由周扬当面告知：“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29在继续召开的批判会议上，周扬本人也变得言辞激烈，对冯雪峰大加斥责，并随即将冯雪峰列为右派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事情的经过表明，处分冯雪峰虽然早就心存芥蒂，但最初还是希望冯雪峰尽快过关的。事实上，严厉处分冯雪峰这样一位参加过万里长征，与毛泽东有过密切交往的老党员，恐不是周扬个人能够做主的。据周扬后来的回忆，1957年，胡乔木曾向毛泽东推荐冯雪峰，说他文章写得好，水平高。毛泽东让把冯雪峰的诗文找来看，看后的结论是冯的文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30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扬对冯雪峰态度的转变，也是与领袖的意志有关的。
后来，当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自己亦遇到难以忍受的人格凌辱与精神摧残，并被当作“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而关进监狱时，周扬仍未动摇对党与最高领袖的信任，仍在尽力从他所理解的“革命”出发，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以求继续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不仅在监狱中老老实实地反省自己，甚至直到获释出狱之后，当有人为他的毫无怨言而不解时，他仍这样回答：“毛主席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该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么真理在你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有一种各有一半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有什么委屈。我就是用毛主席这些话鼓励我支撑到今天。”31由这番话及其相关表现，可进一步看出周扬对于他所投身的革命事业有着怎样的赤诚。
周扬对待家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与寡情，也许亦可由此得到解释：长子周艾若，15岁时，曾在孤苦无告的情况下，参加了国民党政府招募知识青年军，并被迫集体加入了三青团。尽管艾若后来又参加了刘邓大军，但在周扬看来，这个儿子毕竟是有过历史问题的。周扬次子周迈曾经忆及：50年代，他曾陪父亲看过一个东欧国家的电影，电影中一个革命老工人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反法西斯战士，另一个是法西斯分子。看完电影，父亲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家也有这个问题，艾若就相当于那走另外一条路的儿子。”周迈同他争辩，周扬严厉地说：“为什么当国民党的兵?去当工人不好?”32可见周扬对其长子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周扬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之所以对母亲感情淡漠，或许亦不无划清阶级界限的意味。
从周扬建国之后的表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周扬的内心深处，实际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安，这就是知识分子特别看重的人格自尊与政治权欲之间的纠葛。周扬言行中表现出来的权欲之类阴暗心理的产生，当然首先要归咎于不自觉的封建文化积习的影响，此外，也分明是与知识分子比较敏感的自尊本性有关。敏感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尊严的确立，本是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但这种心理欲求一旦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就极有可能呈现出两面性，即在追求个人自尊的同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排斥他人的自尊。建国之后，周扬与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之间矛盾的激化，与这种个体自尊之间的冲突是不无关系的。我们知道，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均有着孤傲不羁的个性，加上历史的积怨，使他们对当时身居高位的周扬，是并不怎么顺从的。正是出于对周扬的不满，胡风没有接受《文艺报》主编的职务。丁玲虽然接受了周扬的意见，担任了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但与周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丁玲曾讥讽周扬“仰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冯雪峰虽然服从分配，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私下里也曾对老友胡愈之发过牢骚：“我不想搞文学出版社，但是总理要我搞，我也没有办法，看看中宣部那几个人，叫我怎么工作?”33冯雪峰所不满的“中宣部那几个人”，其中分明主要是指正担任着中宣部副部长职务的周扬。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些人的言行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周扬的领导权威与个人自尊来说，毕竟是一种冒犯，必会引起周扬的厌恨。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的在劫难逃，固然主要应归咎于历史及更高层的领导人的失误，但也不能排除周扬个人好恶因素的作用。因为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周扬也完全可以像对待艾青、陈登科等人那样，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向上进言，这至少有可能缓解事态，甚至减轻受害者的罪名。而事实上，周扬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我们无法排除周扬潜意识中会有这样的念头：借助政治运动，批判了某些敢于冒犯者之后，是有利于他与权力相关的自尊的。后来出现的局面，也许正是周扬潜意识中所希望的，如同袁鹰所说：“反右以后周扬在文艺界真正树立了绝对权威。过去反对过他的，对他不尊重的，包括不一定是不尊重的人，都被打下去了。”34但对周扬这位承袭了“五四”传统，有着反封建、反权威心理积淀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当他平心静气，扪心自问，意识到个人自尊是与压抑乃至剥夺了他人的尊严相关时，又不可能不进一步加剧其心灵的沉重。
四、晚年的忏悔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终于平息下来，历史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文艺界的春天也随之到来了。与其他许多遭到迫害的老干部一样，周扬重新成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了。然而，我们看到，有些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曾经伤害过他人的人，在这欢庆新生的同时，心中也不能不同时涌动起一种难言的愧疚。在这些人当中，精神负累最为沉重的，大概又要数周扬了。
“文革”期间的周扬，尽管一直在说服自己努力保持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但作为本来就不时表现出双重面孔的他，内心又不可能是纯然一体、风平浪静的；同时作为“文革浩劫”中的受害者，也不可能不促使他进一步反思建国以来的一次次政治批判运动。从周扬复出之后的表现来看，他似乎较早意识到，“文革”浩劫，实际上正是建国以来那些政治批判运动的继续。而在他直接领导的那些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处理的作家，也正如他自己一样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也许正是与此有关，获得解放之后的周扬，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真诚地反思自己的错误，勇于承担个人责任，并设法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曾亲临冯雪峰家，泪流满面地向冯雪峰表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他曾借出发到广州之机，专门找黄秋耘面谈，忏悔自己当年对他的错误批判；他曾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及作代会的发言中，先后两次向所有受过伤害的作家们公开赔礼道歉。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除了向受害者道歉之外，周扬还试图从理论上彻底反叛自己曾长期为之推波助澜的“极左”思潮。70年代末，周扬是较早公开站出来反对“凡是派”的勇敢斗士之一。1979年，在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大会上，周扬曾大声疾呼：“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他宣称：“科学无禁区”，“一切理论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在迟暮之年，他又组织写作，并以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轰动一时的谈论“异化”问题的文章，由原来激烈抨击“人道主义”转向了对“人道主义”合理成分的肯定。当他为此而被指责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时，仍坚信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并为此与长期共事的老朋友、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翻脸，当面怒斥胡乔木“你们这样不正派。”35这样一种坚持真理的勇气，实乃周扬平生所罕见。
从上述的忏悔与坚持真理的勇气来看，周扬在“文革”后的转变似乎过于突然。但当我们明晓了周扬性格中深隐的两面性时，也就不难理解了。这转变，实际上是在“拨乱反正”的适宜政治条件下，周扬固有的文化人格的必然凸现。但周扬毕竟是周扬，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精神的上升，并不意味着他彻底否定了原有双重人格中的另一面。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周扬的转变，又有很大程度的保留，这就导致了周扬终生未能走出悲剧的阴影。
五、无法挣脱的悲剧人生
在曲折的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知识分子尽管惨遭不幸，但因其信念的坚定，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保证了人格的统一。他们虽然经受了人生悲剧的磨难，但却是灵魂的高傲的胜利者。比如在顾准、在胡风等人身上，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胜利者的风采。周扬则不同了，周扬的一生，虽然有过炙手可热的时光，但却是在政治人格与文化人格的对立冲突中苦闷彷徨的一生。晚年的周扬，尽管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却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对立冲突的思想怪圈。仅以文艺观来看，在复出之后的大多文章、讲话中，周扬仍然表现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窘态。他一方面从思想解放的立场出发，主张在文艺创作方面，“不要设禁区，下禁令。列宁说过，作家写什么，怎么写，有他的自由”。同时却又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对文艺事业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加以指引。”36并号召“所有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要给党、给人民当参谋，当哨兵”37。其文艺主张仍有点儿令人无所适从，甚至与“文革”之前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结果是：那些原谅了周扬的人仍厌恶其思想的保守性及其文艺官僚的腔调；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他“虚伪”、“不要四项基本原则”38。也许正是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加剧了周扬晚年的苦恼，使他终至于沉默，终至于中风不语。胡风是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离开这个世界的，而周扬，则似乎注定了只能身负着心灵重累在痛苦中告别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世界。
周扬的一生，也是被政治与权力异化了的一生。晚年的周扬，尽管痛加忏悔，但在深入骨髓的政治意识、权力自尊面前，其忏悔又是有所保留的。故而当许多人在为他的真诚致歉所打动的同时，也另有一些与他有关的受害者，仍在为他的冷漠态度而不满。因丁玲一案受到牵连，被打成反党分子，长期流放新疆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曾经这样谈及：平反回京后，他曾与周扬同住中组部招待所，散步时常碰见，周扬竟毫无表示。在李之琏看来，周扬的“态度恶劣透了”39。周扬对丁玲、胡风等人，似也并未尽释前嫌。“文革”结束后，当中国作协决定为丁玲复查平反时，周扬竟不肯在复查结论上签字。文件送到他那里时，他竟不满地责问：“这件事情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一下，我还是宣传部的顾问嘛。”他虽然向胡风当面表示过歉意，但内心里仍然认定胡风与自己不是一路人。1979年10月，就是在那次周扬向许多作家公开道歉的全国文代会上，当聂绀弩、吴奚如等人发难，提出要请胡风前来出席大会，为胡风洗刷沉冤时，周扬的回答是：在对文学理解之深刻程度上，胡风是中国最高的，他自己远远不及。但他一直是跟着党的，而胡风却是背离的，胡风的问题将由中央统一解决。后来去医院看望胡风时，周扬又当面对胡风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凡是死了的，凡是平了反的，过去都是对的、正确的，这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显然与周扬这类看法有关。在他随身带来的那份为胡风平反的中央文件的初稿上，仍然写着这样的话：“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40这对于胡风冤案的平反，实际上是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尾巴。直到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另一个《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中，才为胡风彻底洗清了罪名。在为丁玲、胡风等人平反的艰难过程中，让人隐隐感到，周扬似乎仍在不自觉地试图维护个人的权力与自尊。
人啊，总是不彻底的!
①②③④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72，281，296页。
⑤参见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及史海阳等编《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3期。
⑥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76—377页。
⑦⑧⑨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407，223页。
⑩黎之《回忆与思考》，《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第88页。
11参见齐彬编《作家剪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6页。
12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13秦牧《寻梦者的足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14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15《沙汀日记》，《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第203页。
16《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1页。
17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文艺报》1953年第19期。
18《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8页。
19 20 21《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410页。
22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23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24 25 26 27 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的版第278.281.393.278页。
28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29文聿《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30 31露菲《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32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408页。
33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34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35参见凌志军、马立诚著《呼喊》，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
36 37《周扬近作》第183.136—137页。
39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10.304页。
40参见万同林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