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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各种因缘，我在国际学术场合多次接触到启蒙运动的内涵和评价问题。1995年秋中国十八世纪研究会成立后，我有机会参加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组织召开的年会和研讨会：1996年在希腊雅典，1997年在瑞典乌普萨拉，1999年先在德国萨尔布吕根，后在爱尔兰都柏林，2000年在瑞士洛桑。
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创立于1967年，由法、英、美三国的十八世纪研究会联合发起，至今已有三十几国十八世纪研究会被吸收为会员国，会员达6000余人。大家记得，20世纪60年代是欧美民主民权运动高涨的年代，也是启蒙运动被重新发现的年代：启蒙运动在18世纪提出的天赋权利、自由、平等、理性、人道等原则概念被认为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欧美各国学者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学术组织，共同研究讨论18世纪文化的方方面面：社会、经济、政治、艺术、工艺、文学、哲学、音乐、历史……尤以启蒙运动为重中之重。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研究会的扩大，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也不得不逐步淡化，但组织的领导层始终掌握在欧美学者手中。我国学者从1989年起就酝酿建立中国十八世纪研究会，当时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会长当登教授(R.Darnton)在1990年曾对我说：“18世纪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如果缺了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完全的。”因此我国在1996年正式参加这个国际组织，目的是与各国学者相互切磋，共同研究十八世纪的重大问题，并借以冲淡欧洲中心主义。
1997年的乌普萨拉会议明确提出应重新界定启蒙运动，以适应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未完成的启蒙运动——中国的经验”的发言。1999年的都柏林会议是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人数超过1700人，围绕启蒙运动的发言多达600人次。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法、日、中启蒙运动的比较”的发言。
下面分几个问题来讨论。
一、启蒙的界定
谈到启蒙运动，首先联想到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他的《百科全书》。奇怪的是在法语中找不到一个专指启蒙或启蒙运动的名词或动名词，通常是用“Lumières”(光一复光)来表述。法国17世纪笛卡尔派哲学家最早用“lumière naturelle”(自然之光)来区别于“lumière rèvèlèe”(神启之光)。1694年出版的《科学院词典》称：“光喻义为智慧，思想清晰，亦指一切启示灵魂的事物。”而“自然之光”显然是“神启之光”的对立面，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企图是把知识之光照耀到人类心智的黑暗角落，也就是用科学排除迷信，用理性取代神灵。
德语用Aufklrung一词表述“启蒙”，词意明确。1784年哲学家康德在答复“何诏启蒙?”(Wasist Aufklrung?)这一问题时说：“启蒙意味着人们从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主要是指宗教方面。”康德强调这种不成熟状态是“自己造成的”，因为人们往往缺乏勇气与决心，摆脱他人的指导，敢于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独立思考。康德认为，只要有自由就能达到启蒙。
英语一般用Enlightenment这个动名词来表述启蒙与启蒙运动，但这个词直到19世纪才成为通用术语。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常用light(光)或newlight(新光)来象征知识，称赞18世纪在启智与自主方面比上一世纪进步。
日语首先使用keimo和keimo gakusha来表述“启蒙”与“启蒙学者”，而中国学者又从日语引进“启蒙”这个术语。实际上古代中国早有此词，如应劭的《风俗通·皇霸六国篇》就说：“每辄挫衄，亦足以祛蔽启蒙矣。”古人把入门的书称为“启蒙”，如顾恺之的《启蒙记》，朱熹的《易学启蒙》。总之，启蒙包含摆脱蒙昧、启发智慧、祛除成见的意思。从“学无止境”的意义来说，启蒙是永远没存结束的。
有一种观点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其他国家作为“外围”(periphery)，因为都受法国的影响而展开其启蒙进程，如德、奥、俄、意。这种观点遭到与会学者的反对，特别是意大利学者。不可否认，以欧洲而论，法国启蒙运动开展较早、较充分，人才辈出，著作繁多，影响遍及欧洲各国。但是不要忘记，法国思想家首先受到英国牛顿、洛克等科学、哲学家的影响和英国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的启示；也受到中国儒教思想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风尚的影响。意大利在17、18世纪出现不少独创性学者；荷兰在印刷出版颠覆性书籍的作用不能低估。“中心—外围”这一观点的片面性已被大家所认识或修正。
另一种观点是以法国启蒙运动和典型模式加以套用，这也受到了责难。有的学者指出，法国启蒙运动的一条主线是反对天主教会和教权主义，但这并不是各国启蒙运动的普遍现象。也有人指出，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锋。但这股力量在许多国家是不存在的，或者非常微弱，难道在这些地方就不能产生启蒙思想吗?例如中国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国家，没有一个与社会对抗的教会；在17至18世纪也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如以法国的尺度，中国在当时似乎就不可能出现启蒙思想了。
总之，历史证明启蒙运动是多样性的而不是单一性的进程，不是沿着一条道路前进，而是有多种启蒙运动在各处兴起和发展，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与目标，手段与节奏；不仅俄罗斯不同于法国，英国与法国也大异其趣，长至英格兰与苏格兰也差别很大，何况中国、日本、土耳其了。
这样看来，要从正面给予启蒙运动一个统一的定义似乎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不如从反面来加以界定，即把它作一个挣脱、排除，批判一切人为的意识形态上的妨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枷锁和束缚的思想运动，其具体内容必然随各国的历史特点和文化政治背景而异。
二、启蒙运动的可比性
启蒙运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历史事实，由此产生了能否对各国的启蒙运动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
首先一个考虑是年代的差距。各国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有先有后，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在欧美各地最多不过数十年之差，而日本与中国，按照传统的说法，到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才出现启蒙运动的苗头，与西方国家相距一二百年(日本早于中国约半个世纪)，这是否排斥东西两者的可比性?
其次，日本与中国发生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与西方迥然不同：当西方国家已完成现代化时，日本和中国正处在从传统向近代社会转化的艰难过程中。当时这两个国家都处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胁迫下，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尤甚。这种不安全感是18世纪西方国家(除波兰外)所没有的。
第三，日本和中国既要抵御外侮，又要向西方学习有用知识，否则无立足之地，因而产生了一个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与维护民族文化特性的矛盾。有一个时期中国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日本提出“知魂西技”的口号。这在西方国家是无需担心的问题(今日情况又当别论)，例如法国向英国学习先进文化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上三种考虑是否构成了比较研究各国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我认为恰恰相反，它们正好说明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
以年代差距而论，人类社会发展永远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当中国已存在高度的汉唐文明时，西方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在森林里游牧草耕。我国的官僚制度、考试制度远较西方发展为早，而我国现代化过程则远比西方为晚，这都不妨碍对这些方面作比较研究。西方哲学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精神同时代”说；因此对世界二十几个文化作比较研究，从中看出文化兴衰的规律。
历史条件的差异只能说明各国启蒙运动的任务和手段何以不同，发展道路为何迥异。即使在18世纪欧洲，法、德、意的情况也很不一样，对三国启蒙运动作比较研究的大有人在。正由于我国的启蒙任务与救亡任务既相互促进，有时又相互排斥，这就决定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与西方启蒙运动的方向节奏不同。
在中国和日本的启蒙运动过程中，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与保持本国文化特性往往发生矛盾，不易统一。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击下，中日传统文化很快就败下阵来；但是强迫中、日接受西化的国家恰恰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强盗，他们自己并不贯履行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人道、人权、自由、平等、理性等原则，因而使人们对这些高尚理想发生怀疑；有的人甚至宣扬复古思想对抗西方进步文化，这又与启蒙运动的初衷背道而驰。
但日本与中国又有所区别。日本有长期借鉴外来文化的传统，儒佛文化不用说，它的“锁国”时间虽比中国还长，但日本学者对西学(兰学)的兴趣比清儒更浓。加以日本接受中国两次败于英国的惨痛教训，因此引进西学的决心更大，速度更快，囫囹吞枣，不加分析。不到30年，日本就发展成为东亚强国，企图称霸亚洲与世界。而中国则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经过艰苦斗争，最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难道同两国启蒙的方式与道路的不同没有丝毫关系吗?但中国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也是事实。
总的说来，比较研究只要处理得当，方法对头，不仅有利于提高历史认识，而且有益于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
三、对于启蒙运动的评价
我国史学界一般都高度评价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启蒙运动，把它誉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理性旗帜，冲破了对上帝的迷信，对高贵血统敬畏的传统观念”；“它的重大功绩在于论证了每个人都是有天赋权利，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有追求生存和幸福的本性和权利”，“从此人权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口号，以对抗并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它不仅为即将来临的法国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而且超出了国界，跨越了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和更长远的时间内，起着积极的作用。”①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启蒙运动的缺点和局限性，下面还要论及。
不幸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在批判“封、资、修”的极左思潮影响下，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不能幸免，人道、人权、理性、自由、平等等启蒙思想家所创造的普世性原则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毒草打翻在地。在这些年代里，人身自由和人的尊严被践踏无遗。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很自然地出现了重新出版和研究西方启蒙思想家著作的热潮，史学家力图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过来，还启蒙运动的本来面目。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西方启蒙运动和思想家的著作和论文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赞誉。
与此同时，对中国启蒙思想家和启蒙运动也进行了崭新的研究。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曾对西方启蒙运动和思想家作过不少介绍。梁启超还是第一个把明末清初的四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称为最早的启蒙学者。后来历史学家侯外庐著有《中国启蒙思想史》一书，进一步阐发中国启蒙运动的性质和特点。1995年出版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复》(萧楚父、许苏民著)更系统地评述了从16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这300年的中国启蒙思想演变史，从而突破了把启蒙运动局限于五四运动前后的传统观点。同时，对五四运动这场所谓“典型的”启蒙运动的著作则更多，研究也更深入，每隔十年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都有新著推出。
我在1999年7月在德国召开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事实与思考》的报告，提出把中国启蒙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的设想，即明末清初17世纪中到19世纪初为第一阶段，我称之为“内源时期”，指未受外来影响的土生土长时期；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为第二阶段，我称之为外源时期，指受外来思想与强权冲击时期。人们过去往往重视乾嘉考据对学术的贡献，而忽视17—18世纪杰出思想家对传统观念、习俗的批判以及他们在政法、经济、社会、学术方面的创见。他们的名字应该像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棱、狄德罗那样为人所知，受到尊敬。
四、后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
对启蒙思想持否定态度的言论早在欧洲18—19世纪就存在，有人把法国大革命的过激行动归罪于启蒙运动，把法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视为崇尚抽象原则的理性主义的恶果，把卢棱看成罗伯斯比尔的教父，等等。没有想到的是，当西方重新发现启蒙运动的价值，把它奉为民主民权运动的直接先导时，突然出现一股全部否定启蒙运动的浪潮。据说这股潮流主要发源于欧美的左派思想和活动家，有的属于所谓“后现代主义者”。
美国历史学家、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前主席当登教授，曾撰文予以澄清②，他把这些批判启蒙运动的论调分为六点：
(1)启蒙运动的“普世观念”(Universalism)实际上是西方霸权主义的遮羞布，人权只是为了破坏其他文化提供合法依据；
(2)启蒙运动是乔装打扮的文化帝国主义，它以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形式向欧洲人提出“传播文化的使命”；
(3)启蒙运动疯狂地追求知识，以致道德沧丧，宗教毁灭，最后引向法西斯主义；
(4)启蒙运动过分相信理性，由于仅仅依赖理性，遂使人们在非理性主义袭击面前束于无策，无所适从；
(5)启蒙运动是集权主义根源之一，它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提供理论基础，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开辟道路；
(6)启蒙运动作为解决当代问题的观点已经过时不适用，启蒙思想家所坚持的理性工具论导致生态危机和男子一统观……
我对后现代主义没有研究，也不能判断上面的归纳是否准确公正；而且后现代主义派别很多，观点不尽相同，过激言论在所难免。在西方“自由世界”，各种议论都能自由“争鸣”，何况后现代主义者也确实体验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他们出于义愤，揭露控诉西方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文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这些错误能否都归诸二三百年前的启蒙运动及其思想家?这样做是否违反了历史主义的原则，犯了时代错位的毛病?应该承认，启蒙运动在反王权、教权、特权，传播新思想，反对迷信，主张卫护人权、自由、平等等方面，是时代的先锋，功绩不可磨灭，我们应该接受、发扬这份宝贵遗产。它在世界历史上是一种进步现象，不能否定(有些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进步”观念，这是另一回事)。当然，像其他运动一样，启蒙运动也有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应该对它一分为二，分清其主流与支流。但指出其局限性是一回事，例如启蒙思想家除个别作家外，都忽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不能因此把恐怖、法西斯、独裁等都归罪于他们。指出人权的片面性是一回事，但不能把它和当代政客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的恶劣行为混为一谈。指出“善世主义”的乌托邦倾向是一回事，但不能把它和当代西方霸权主义者强迫他国接受其政治经济制度的野心等同起来。
至于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对于历史研究和编纂的各种观点，待另撰文讨论之。
注：
①以上引文见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辽宁大学出版，2000年，第190—192页。
②R.Darnton,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A Civic Serm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Research,ed.by Michel Delcn and Jochen Schlobach,Rablished by Honore Champion.Paris1998.
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创立于1967年，由法、英、美三国的十八世纪研究会联合发起，至今已有三十几国十八世纪研究会被吸收为会员国，会员达6000余人。大家记得，20世纪60年代是欧美民主民权运动高涨的年代，也是启蒙运动被重新发现的年代：启蒙运动在18世纪提出的天赋权利、自由、平等、理性、人道等原则概念被认为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欧美各国学者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学术组织，共同研究讨论18世纪文化的方方面面：社会、经济、政治、艺术、工艺、文学、哲学、音乐、历史……尤以启蒙运动为重中之重。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研究会的扩大，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也不得不逐步淡化，但组织的领导层始终掌握在欧美学者手中。我国学者从1989年起就酝酿建立中国十八世纪研究会，当时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会长当登教授(R.Darnton)在1990年曾对我说：“18世纪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如果缺了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完全的。”因此我国在1996年正式参加这个国际组织，目的是与各国学者相互切磋，共同研究十八世纪的重大问题，并借以冲淡欧洲中心主义。
1997年的乌普萨拉会议明确提出应重新界定启蒙运动，以适应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未完成的启蒙运动——中国的经验”的发言。1999年的都柏林会议是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人数超过1700人，围绕启蒙运动的发言多达600人次。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法、日、中启蒙运动的比较”的发言。
下面分几个问题来讨论。
一、启蒙的界定
谈到启蒙运动，首先联想到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他的《百科全书》。奇怪的是在法语中找不到一个专指启蒙或启蒙运动的名词或动名词，通常是用“Lumières”(光一复光)来表述。法国17世纪笛卡尔派哲学家最早用“lumière naturelle”(自然之光)来区别于“lumière rèvèlèe”(神启之光)。1694年出版的《科学院词典》称：“光喻义为智慧，思想清晰，亦指一切启示灵魂的事物。”而“自然之光”显然是“神启之光”的对立面，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企图是把知识之光照耀到人类心智的黑暗角落，也就是用科学排除迷信，用理性取代神灵。
德语用Aufklrung一词表述“启蒙”，词意明确。1784年哲学家康德在答复“何诏启蒙?”(Wasist Aufklrung?)这一问题时说：“启蒙意味着人们从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主要是指宗教方面。”康德强调这种不成熟状态是“自己造成的”，因为人们往往缺乏勇气与决心，摆脱他人的指导，敢于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独立思考。康德认为，只要有自由就能达到启蒙。
英语一般用Enlightenment这个动名词来表述启蒙与启蒙运动，但这个词直到19世纪才成为通用术语。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常用light(光)或newlight(新光)来象征知识，称赞18世纪在启智与自主方面比上一世纪进步。
日语首先使用keimo和keimo gakusha来表述“启蒙”与“启蒙学者”，而中国学者又从日语引进“启蒙”这个术语。实际上古代中国早有此词，如应劭的《风俗通·皇霸六国篇》就说：“每辄挫衄，亦足以祛蔽启蒙矣。”古人把入门的书称为“启蒙”，如顾恺之的《启蒙记》，朱熹的《易学启蒙》。总之，启蒙包含摆脱蒙昧、启发智慧、祛除成见的意思。从“学无止境”的意义来说，启蒙是永远没存结束的。
有一种观点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其他国家作为“外围”(periphery)，因为都受法国的影响而展开其启蒙进程，如德、奥、俄、意。这种观点遭到与会学者的反对，特别是意大利学者。不可否认，以欧洲而论，法国启蒙运动开展较早、较充分，人才辈出，著作繁多，影响遍及欧洲各国。但是不要忘记，法国思想家首先受到英国牛顿、洛克等科学、哲学家的影响和英国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的启示；也受到中国儒教思想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风尚的影响。意大利在17、18世纪出现不少独创性学者；荷兰在印刷出版颠覆性书籍的作用不能低估。“中心—外围”这一观点的片面性已被大家所认识或修正。
另一种观点是以法国启蒙运动和典型模式加以套用，这也受到了责难。有的学者指出，法国启蒙运动的一条主线是反对天主教会和教权主义，但这并不是各国启蒙运动的普遍现象。也有人指出，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锋。但这股力量在许多国家是不存在的，或者非常微弱，难道在这些地方就不能产生启蒙思想吗?例如中国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国家，没有一个与社会对抗的教会；在17至18世纪也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如以法国的尺度，中国在当时似乎就不可能出现启蒙思想了。
总之，历史证明启蒙运动是多样性的而不是单一性的进程，不是沿着一条道路前进，而是有多种启蒙运动在各处兴起和发展，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与目标，手段与节奏；不仅俄罗斯不同于法国，英国与法国也大异其趣，长至英格兰与苏格兰也差别很大，何况中国、日本、土耳其了。
这样看来，要从正面给予启蒙运动一个统一的定义似乎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不如从反面来加以界定，即把它作一个挣脱、排除，批判一切人为的意识形态上的妨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枷锁和束缚的思想运动，其具体内容必然随各国的历史特点和文化政治背景而异。
二、启蒙运动的可比性
启蒙运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历史事实，由此产生了能否对各国的启蒙运动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
首先一个考虑是年代的差距。各国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有先有后，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在欧美各地最多不过数十年之差，而日本与中国，按照传统的说法，到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才出现启蒙运动的苗头，与西方国家相距一二百年(日本早于中国约半个世纪)，这是否排斥东西两者的可比性?
其次，日本与中国发生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与西方迥然不同：当西方国家已完成现代化时，日本和中国正处在从传统向近代社会转化的艰难过程中。当时这两个国家都处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胁迫下，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尤甚。这种不安全感是18世纪西方国家(除波兰外)所没有的。
第三，日本和中国既要抵御外侮，又要向西方学习有用知识，否则无立足之地，因而产生了一个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与维护民族文化特性的矛盾。有一个时期中国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日本提出“知魂西技”的口号。这在西方国家是无需担心的问题(今日情况又当别论)，例如法国向英国学习先进文化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上三种考虑是否构成了比较研究各国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我认为恰恰相反，它们正好说明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
以年代差距而论，人类社会发展永远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当中国已存在高度的汉唐文明时，西方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在森林里游牧草耕。我国的官僚制度、考试制度远较西方发展为早，而我国现代化过程则远比西方为晚，这都不妨碍对这些方面作比较研究。西方哲学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精神同时代”说；因此对世界二十几个文化作比较研究，从中看出文化兴衰的规律。
历史条件的差异只能说明各国启蒙运动的任务和手段何以不同，发展道路为何迥异。即使在18世纪欧洲，法、德、意的情况也很不一样，对三国启蒙运动作比较研究的大有人在。正由于我国的启蒙任务与救亡任务既相互促进，有时又相互排斥，这就决定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与西方启蒙运动的方向节奏不同。
在中国和日本的启蒙运动过程中，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与保持本国文化特性往往发生矛盾，不易统一。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击下，中日传统文化很快就败下阵来；但是强迫中、日接受西化的国家恰恰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强盗，他们自己并不贯履行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人道、人权、自由、平等、理性等原则，因而使人们对这些高尚理想发生怀疑；有的人甚至宣扬复古思想对抗西方进步文化，这又与启蒙运动的初衷背道而驰。
但日本与中国又有所区别。日本有长期借鉴外来文化的传统，儒佛文化不用说，它的“锁国”时间虽比中国还长，但日本学者对西学(兰学)的兴趣比清儒更浓。加以日本接受中国两次败于英国的惨痛教训，因此引进西学的决心更大，速度更快，囫囹吞枣，不加分析。不到30年，日本就发展成为东亚强国，企图称霸亚洲与世界。而中国则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经过艰苦斗争，最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难道同两国启蒙的方式与道路的不同没有丝毫关系吗?但中国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也是事实。
总的说来，比较研究只要处理得当，方法对头，不仅有利于提高历史认识，而且有益于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
三、对于启蒙运动的评价
我国史学界一般都高度评价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启蒙运动，把它誉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理性旗帜，冲破了对上帝的迷信，对高贵血统敬畏的传统观念”；“它的重大功绩在于论证了每个人都是有天赋权利，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有追求生存和幸福的本性和权利”，“从此人权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口号，以对抗并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它不仅为即将来临的法国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而且超出了国界，跨越了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和更长远的时间内，起着积极的作用。”①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启蒙运动的缺点和局限性，下面还要论及。
不幸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在批判“封、资、修”的极左思潮影响下，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不能幸免，人道、人权、理性、自由、平等等启蒙思想家所创造的普世性原则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毒草打翻在地。在这些年代里，人身自由和人的尊严被践踏无遗。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很自然地出现了重新出版和研究西方启蒙思想家著作的热潮，史学家力图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过来，还启蒙运动的本来面目。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西方启蒙运动和思想家的著作和论文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赞誉。
与此同时，对中国启蒙思想家和启蒙运动也进行了崭新的研究。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曾对西方启蒙运动和思想家作过不少介绍。梁启超还是第一个把明末清初的四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称为最早的启蒙学者。后来历史学家侯外庐著有《中国启蒙思想史》一书，进一步阐发中国启蒙运动的性质和特点。1995年出版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复》(萧楚父、许苏民著)更系统地评述了从16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这300年的中国启蒙思想演变史，从而突破了把启蒙运动局限于五四运动前后的传统观点。同时，对五四运动这场所谓“典型的”启蒙运动的著作则更多，研究也更深入，每隔十年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都有新著推出。
我在1999年7月在德国召开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事实与思考》的报告，提出把中国启蒙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的设想，即明末清初17世纪中到19世纪初为第一阶段，我称之为“内源时期”，指未受外来影响的土生土长时期；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为第二阶段，我称之为外源时期，指受外来思想与强权冲击时期。人们过去往往重视乾嘉考据对学术的贡献，而忽视17—18世纪杰出思想家对传统观念、习俗的批判以及他们在政法、经济、社会、学术方面的创见。他们的名字应该像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棱、狄德罗那样为人所知，受到尊敬。
四、后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
对启蒙思想持否定态度的言论早在欧洲18—19世纪就存在，有人把法国大革命的过激行动归罪于启蒙运动，把法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视为崇尚抽象原则的理性主义的恶果，把卢棱看成罗伯斯比尔的教父，等等。没有想到的是，当西方重新发现启蒙运动的价值，把它奉为民主民权运动的直接先导时，突然出现一股全部否定启蒙运动的浪潮。据说这股潮流主要发源于欧美的左派思想和活动家，有的属于所谓“后现代主义者”。
美国历史学家、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前主席当登教授，曾撰文予以澄清②，他把这些批判启蒙运动的论调分为六点：
(1)启蒙运动的“普世观念”(Universalism)实际上是西方霸权主义的遮羞布，人权只是为了破坏其他文化提供合法依据；
(2)启蒙运动是乔装打扮的文化帝国主义，它以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形式向欧洲人提出“传播文化的使命”；
(3)启蒙运动疯狂地追求知识，以致道德沧丧，宗教毁灭，最后引向法西斯主义；
(4)启蒙运动过分相信理性，由于仅仅依赖理性，遂使人们在非理性主义袭击面前束于无策，无所适从；
(5)启蒙运动是集权主义根源之一，它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提供理论基础，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开辟道路；
(6)启蒙运动作为解决当代问题的观点已经过时不适用，启蒙思想家所坚持的理性工具论导致生态危机和男子一统观……
我对后现代主义没有研究，也不能判断上面的归纳是否准确公正；而且后现代主义派别很多，观点不尽相同，过激言论在所难免。在西方“自由世界”，各种议论都能自由“争鸣”，何况后现代主义者也确实体验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他们出于义愤，揭露控诉西方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文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这些错误能否都归诸二三百年前的启蒙运动及其思想家?这样做是否违反了历史主义的原则，犯了时代错位的毛病?应该承认，启蒙运动在反王权、教权、特权，传播新思想，反对迷信，主张卫护人权、自由、平等等方面，是时代的先锋，功绩不可磨灭，我们应该接受、发扬这份宝贵遗产。它在世界历史上是一种进步现象，不能否定(有些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进步”观念，这是另一回事)。当然，像其他运动一样，启蒙运动也有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应该对它一分为二，分清其主流与支流。但指出其局限性是一回事，例如启蒙思想家除个别作家外，都忽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不能因此把恐怖、法西斯、独裁等都归罪于他们。指出人权的片面性是一回事，但不能把它和当代政客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的恶劣行为混为一谈。指出“善世主义”的乌托邦倾向是一回事，但不能把它和当代西方霸权主义者强迫他国接受其政治经济制度的野心等同起来。
至于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对于历史研究和编纂的各种观点，待另撰文讨论之。
注：
①以上引文见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辽宁大学出版，2000年，第190—192页。
②R.Darnton,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A Civic Serm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Research,ed.by Michel Delcn and Jochen Schlobach,Rablished by Honore Champion.Pari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