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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官邸制”不是强调国家要给高官提供住房，而是强调高官退休或者调离了，国家要收回住房。
不仅平常人家要操心住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执政党大家长也得操心高官们的住房问题。
新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总的报告中特别提到“探索实行官邸制”。于是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说，高官们又不发愁没地方住，为什么还要特地提个“官邸制”。其实，“官邸制”不是强调国家要给高官提供住房，而是强调高官退休或者调离了，国家要收回住房。
中南海不会不够住了
几个月前，笔者路过中南海一道红墙之隔的北京府右街居民区，跟数年前相比，这里有了不小变化。以前是居民区的地方似乎已经被围起来，有武警在站岗。看来，中南海也在扩建，因为“海内”的容量是有限，上一代领导人退休了，新一代领导人接班，怎么解决住宿问题？
占地100公顷的中南海，地方不小，容纳率却很低。水面占去一半，又多是四合院性质的高级住宅。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区，外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宿区，容量总是有限的。中共高层新老接替已经有五代，虽说像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常住地不在北京，参加活动不是在上海就是在扬州，还有多名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已回到曾经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居住，但这些并没有一定规制，也并非国家有意安排。
如果“官邸制”施行了，中南海由谁来住就明确了。对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来说，中南海也只是“特供短租”。任期内携带家眷住在中南海，办公在中南海，任期结束就需要退还“官邸”。
“官邸制”在国外很普遍，美国白宫换了一茬又一茬总统，新上任时住进去，离任了就搬走。白宫既是总统的住宅，也是政府举办国宴的场所。在美国，当官到了一定级别，不住官邸还不行。比如美国副总统拜登，当初任议员时就住在自己的别墅里，每天乘80分钟火车上班，但是当了副总统了，就必须老老实实住在华盛顿天文台环路1号的副总统官邸。这套官邸属于海军的房产，拜登要是想搬走，还非得等到结束了副总统任期。
“官邸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是个新词，不过倒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古代也长期实行“官邸制”，宋代开封府的包公就住在衙门后面的大院里，老婆孩子也在，可以生火做饭，穿过一道墙就是办公区，供升堂办案，等到他告老还乡，全家就得搬出开封府。
“官邸制”管到了总书记
今年7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牵头撰写出实行“官邸制”的建议方案，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上报中央。这个方案里，“官邸制”明确了适用对象：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其他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三，市、县（含县级市）两级的书记、市长县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四，异地交流的领导岗位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公安厅局长等。
这个适用对象范围很有意思，从级别上看，首次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房问题公开化、制度化。1979年的规定只管到正部级，这个“官邸制”方案最高适用到了中央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
前三类适用对象都属于“四大班子”和“两高”的正职，这种按照职位划分的方式有别于目前体制内普遍按照官员行政级别划分的方式。比如，某省法院、检察院的负责人按照级别来划分，只能属于副部级，要比省级党政负责人（正部级）低一级。像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长都是副部级的高级干部，但并不在“官邸制”范围内。
第四类适用对象则点到了地方财政的一个“隐痛”。从省到市县，官员异地交流的力度都在空前加大，组织部长管人事，纪委书记管反腐，这两个省级重要职位在中共十八大前后都全部实现了异地交流，这样有利于破除地方政坛板结化，公安厅长也正在加大异地交流力度，以实现维稳工作的需要。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高级干部每到一处任职，就需要配车、配房，过一两年调走了，房子收不收回？按理，要收回，于情，就不方便了。“官邸制”额外加上这个适用范围就是给交流干部戴个“紧箍咒”，当然也是给政府卸掉一个越来越重的财政包袱。
正式总结一下“官邸制”，就是公务人员的一种住房的制度，官邸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官员本身对此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
目标是“铁打的公房流水的官”
党中央在1979年出台专门针对高级干部的配房规定，里面把高干的住房称作“宿舍”。规定说：“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家属不能随迁的，其宿舍另行安排”。什么级别的干部对应什么规格的住房也有详细说明，科级以下60平方米；正副科级70平方米；副处级80平方米；正处级90平方米；副司局级105平方米；正司局级120平方米；正部级220平方米，副部级190平方米。
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起家的我党在刚刚进入市场经济之时就已顾虑到了高干住房的腐败问题。但实际情况是，近年屡屡曝光的高干住房腐败依旧令人咂舌。不说这些违法腐败，就是体制内的明暗规则也是漏洞百出：不仅配房标准普遍“超标”，更主要的是咱们政府后勤保障的习惯是不管官邸不官邸，来一位大员分一套房子，走一位大员带走一套房子，只有投入而没有回收。
汪玉凯提倡“官邸制”很久了。他曾提到过一个例子：某省一个有29套省级干部住房的大院，现职省级干部住8套，占28%，调离干部家属住2套，占7%，离退休干部家属住17套，占59%，空2套（太大或太旧），占7%。据推算再过5年，基本上就是敬老院了。可见，“官邸制”是让现实“逼”出来的。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实行福利分房，有组织就有住房保障，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务员都参与了住房制度改革。“官邸制”跟福利分房看起来很像，同样是集体供房，但制度设计并不是走老路，它多了几个要素：透明化、公开话、符号化。“官邸制”的好处是把不同层级（中央、省、市县）主要领导干部的住宅都摆在明面上，而且官邸跟岗位绑定，从这个岗位调离了，就会有继任者需要搬入这个官邸，公家回收起来就方便多了。
当然，形势也不是这般乐观。汪玉凯的方案里，强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可知道这里面的阻力有多大。另外，“官邸”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好暗箱操作，但若有溜须拍马者私下额外多提供几个“宿舍”，“官邸制”的努力岂不是又白费力气。
最后总结一句话，要探索“官邸制”的真实背景是现在有些领导调离了、退休了，还赖着公家的房子不还，“官邸制”的直接目标是实现“铁打的公房流水的官”，遏制的也仅仅是侵占公房这一腐败形式，暂时还不要予以过多期待。
（来源：网易，作者系《留学》杂志副主编，原《凤凰周刊》记者）
不仅平常人家要操心住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执政党大家长也得操心高官们的住房问题。
新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总的报告中特别提到“探索实行官邸制”。于是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说，高官们又不发愁没地方住，为什么还要特地提个“官邸制”。其实，“官邸制”不是强调国家要给高官提供住房，而是强调高官退休或者调离了，国家要收回住房。
中南海不会不够住了
几个月前，笔者路过中南海一道红墙之隔的北京府右街居民区，跟数年前相比，这里有了不小变化。以前是居民区的地方似乎已经被围起来，有武警在站岗。看来，中南海也在扩建，因为“海内”的容量是有限，上一代领导人退休了，新一代领导人接班，怎么解决住宿问题？
占地100公顷的中南海，地方不小，容纳率却很低。水面占去一半，又多是四合院性质的高级住宅。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区，外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宿区，容量总是有限的。中共高层新老接替已经有五代，虽说像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常住地不在北京，参加活动不是在上海就是在扬州，还有多名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已回到曾经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居住，但这些并没有一定规制，也并非国家有意安排。
如果“官邸制”施行了，中南海由谁来住就明确了。对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来说，中南海也只是“特供短租”。任期内携带家眷住在中南海，办公在中南海，任期结束就需要退还“官邸”。
“官邸制”在国外很普遍，美国白宫换了一茬又一茬总统，新上任时住进去，离任了就搬走。白宫既是总统的住宅，也是政府举办国宴的场所。在美国，当官到了一定级别，不住官邸还不行。比如美国副总统拜登，当初任议员时就住在自己的别墅里，每天乘80分钟火车上班，但是当了副总统了，就必须老老实实住在华盛顿天文台环路1号的副总统官邸。这套官邸属于海军的房产，拜登要是想搬走，还非得等到结束了副总统任期。
“官邸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是个新词，不过倒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古代也长期实行“官邸制”，宋代开封府的包公就住在衙门后面的大院里，老婆孩子也在，可以生火做饭，穿过一道墙就是办公区，供升堂办案，等到他告老还乡，全家就得搬出开封府。
“官邸制”管到了总书记
今年7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牵头撰写出实行“官邸制”的建议方案，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上报中央。这个方案里，“官邸制”明确了适用对象：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其他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三，市、县（含县级市）两级的书记、市长县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四，异地交流的领导岗位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公安厅局长等。
这个适用对象范围很有意思，从级别上看，首次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房问题公开化、制度化。1979年的规定只管到正部级，这个“官邸制”方案最高适用到了中央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
前三类适用对象都属于“四大班子”和“两高”的正职，这种按照职位划分的方式有别于目前体制内普遍按照官员行政级别划分的方式。比如，某省法院、检察院的负责人按照级别来划分，只能属于副部级，要比省级党政负责人（正部级）低一级。像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长都是副部级的高级干部，但并不在“官邸制”范围内。
第四类适用对象则点到了地方财政的一个“隐痛”。从省到市县，官员异地交流的力度都在空前加大，组织部长管人事，纪委书记管反腐，这两个省级重要职位在中共十八大前后都全部实现了异地交流，这样有利于破除地方政坛板结化，公安厅长也正在加大异地交流力度，以实现维稳工作的需要。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高级干部每到一处任职，就需要配车、配房，过一两年调走了，房子收不收回？按理，要收回，于情，就不方便了。“官邸制”额外加上这个适用范围就是给交流干部戴个“紧箍咒”，当然也是给政府卸掉一个越来越重的财政包袱。
正式总结一下“官邸制”，就是公务人员的一种住房的制度，官邸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官员本身对此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
目标是“铁打的公房流水的官”
党中央在1979年出台专门针对高级干部的配房规定，里面把高干的住房称作“宿舍”。规定说：“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家属不能随迁的，其宿舍另行安排”。什么级别的干部对应什么规格的住房也有详细说明，科级以下60平方米；正副科级70平方米；副处级80平方米；正处级90平方米；副司局级105平方米；正司局级120平方米；正部级220平方米，副部级190平方米。
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起家的我党在刚刚进入市场经济之时就已顾虑到了高干住房的腐败问题。但实际情况是，近年屡屡曝光的高干住房腐败依旧令人咂舌。不说这些违法腐败，就是体制内的明暗规则也是漏洞百出：不仅配房标准普遍“超标”，更主要的是咱们政府后勤保障的习惯是不管官邸不官邸，来一位大员分一套房子，走一位大员带走一套房子，只有投入而没有回收。
汪玉凯提倡“官邸制”很久了。他曾提到过一个例子：某省一个有29套省级干部住房的大院，现职省级干部住8套，占28%，调离干部家属住2套，占7%，离退休干部家属住17套，占59%，空2套（太大或太旧），占7%。据推算再过5年，基本上就是敬老院了。可见，“官邸制”是让现实“逼”出来的。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实行福利分房，有组织就有住房保障，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务员都参与了住房制度改革。“官邸制”跟福利分房看起来很像，同样是集体供房，但制度设计并不是走老路，它多了几个要素：透明化、公开话、符号化。“官邸制”的好处是把不同层级（中央、省、市县）主要领导干部的住宅都摆在明面上，而且官邸跟岗位绑定，从这个岗位调离了，就会有继任者需要搬入这个官邸，公家回收起来就方便多了。
当然，形势也不是这般乐观。汪玉凯的方案里，强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可知道这里面的阻力有多大。另外，“官邸”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好暗箱操作，但若有溜须拍马者私下额外多提供几个“宿舍”，“官邸制”的努力岂不是又白费力气。
最后总结一句话，要探索“官邸制”的真实背景是现在有些领导调离了、退休了，还赖着公家的房子不还，“官邸制”的直接目标是实现“铁打的公房流水的官”，遏制的也仅仅是侵占公房这一腐败形式，暂时还不要予以过多期待。
（来源：网易，作者系《留学》杂志副主编，原《凤凰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