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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长大的孩子，“街坊”和“对门儿”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儿。
我家对门儿住着两家人。西院里住着董大爷，东院住着胡大爷。胡大爷和胡大妈家里有九个孩子，其中老五名叫胡德平，是男孩而且和我同岁。一起生一起长，我们俩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我一直都叫他老德子！
那时候，北京市民的生活都不太富裕，甚至说有些困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各家互相借钱或者借粮食的情景，借也不多借，就是一两块钱或者一两斤粮食的数量，甚至是一瓶酱油一瓶醋。这些柴米油盐的拆借都是在母亲们之间进行的，因为家里实在是快没有米下锅了……有了钱赶快还上。就像老话说的，帮得了急帮不了穷！我的母亲和胡大妈之间就经常有这样的来往。
我经常到老德子家去玩，他也经常到我家来玩。用大人的话来说，老德子整日泡在我们家里，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离开，那时候一顿饭可是大事情，因此孩子们都懂这个规矩，人家的饭再好，自己再馋再饿，也得离开，免得让人家为难。
有一次我们家包了饺子，饺子已经盛到盘子里了，老德子还没有走。母亲让他吃，他就是不吃，我知道老德子很想吃但是不好意思，我年龄小不懂事，心里觉得老德子太没有眼力见儿，不吃还不走。当母亲再次让他吃的时候，老德子忍不住吃了一个，然后就看了我一眼，我没有说话，老德子站起身来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有点后悔……
老德子家因为孩子多，生活比我们家困难。他们家小屋的门口有个土灶台，这种灶台只有在农村或者行军打仗临时埋锅造饭时才能见到。那个灶台上有口大锅，比我们普通人家的锅当然大得多。他们一家人的饭菜基本是在那里做的。
家里孩子多，吃好吃坏吃多吃少经常是大家争吵的原因。胡大妈管理家庭的伙食有她独特的办法，她在家里采取分配的制度，每个人一份，就像食堂一样。做熟的饭还好办，有的时候干脆就发粮食，愿意做什么自己做。就一个灶，一个做完了另一个做。
那天中午我正好泡在他们家，胡大妈给每个人用秤称了三两棒子面。有的人图省事就做棒子面粥，有的做疙瘩汤……老德子把那点棒子面用水和成了三个小饼子，然后把三个小饼子贴在锅里，盖上盖。我惊讶地看着他问：“能行吗？”他点点头。过了大约20分钟，我居然闻见了香味，他揭开锅，拿个铁铲子把三个小饼子铲下来，那饼子的背面已经结了黄澄澄的饹馇。
“吃一个吗？”他举着一个小饼子。“熟了吗？”我说。
“包熟！”老德子把饼子递给了我。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没有想到是那样香甜。老德子说，大柴锅贴的饼子就是香……
我和老德子常在一起，当然就免不了说话聊天。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和老德子同时分别得到了外号，我姓张，外号叫张大聊，他姓胡，外号叫胡大吹。
开始得到这个外号的时候，我俩都不高兴，我还好一点，“大聊”，就是聊天呗，“大吹”可就不同了，那就是吹牛的意思。可是等到大人们拿出“证据”，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大人们和孩子开玩笑，总爱问家里大人的事情，孩子很单纯，就把家里的事情，有些是“隐私”也都跟人家说了，引得大人们经常没有恶意地讪笑。可我不爱说这些。我总告诉人家我的来历。我的来历有点离奇，我是和爸爸坐飞机从日本飞到这里来的，还带着一条大黄狗，就是现在院子里的大奔儿。每次我说完，大人们便笑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坐过飞机。可我并不知道大人们在笑我胡说八道，因为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在撒谎。我觉得我真的是这样，于是得了个张大聊的外号。
而老德子总说自己家有个小花园还有座小桥，其实他家的院子就是一明一暗两间北房和一个小南屋。胡大吹因此得名。
老德子的心思我不知道，可是我就是这样想的，并没有觉得自己瞎说。后来长大了，我看了一些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书，书里说，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心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有时候分不清自己的想象和现实的界限，他们有时候把想象当成现实来说，其实真的没有骗人的意思。因此当我现在看待小小孩的时候，便多了一份宽容和体谅。
获得“张大聊”和“胡大吹”外号的时候，我俩也就是五六岁的年龄。
张之路轻轻告诉你：我毕业于大学的物理系，后来成为作家有偶然的原因。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我写了一首长诗悼念他。我当时正在学校教书，我的同事们说，你这个学物理的，诗写得还不错，我的诗还在学校的广播站广播了，这对我的写作是个鼓励。我走上写作道路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从小喜欢读书。读书对人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也是潜移默化的。开始写稿子的时候“雄心勃勃”，我写的话剧剧本给了人民艺术剧院，当时还健在的于是之老师和许多演员与我座谈，表扬我剧本写得好。后来各种原因，剧本没有能够上演。我还给电影制片厂写剧本，写了两个都没有被采用……以后当我有了些成绩时，我没有觉得以前的劳动是白费的，我把它当成是从事文学创作的锻炼和热身赛！我和老德子是少年时代的伙伴，我们两个考上了不同的大学，他去了咸阳的纺织工学院，我去了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我们都离开了家，从此联系就少了。但是还通过信。后来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断了联系。再后来我的家发生了变故，家也搬走了，离开了那个养育我的童年我的少年的院落和胡同。
我家对门儿住着两家人。西院里住着董大爷，东院住着胡大爷。胡大爷和胡大妈家里有九个孩子，其中老五名叫胡德平，是男孩而且和我同岁。一起生一起长，我们俩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我一直都叫他老德子！
那时候，北京市民的生活都不太富裕，甚至说有些困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各家互相借钱或者借粮食的情景，借也不多借，就是一两块钱或者一两斤粮食的数量，甚至是一瓶酱油一瓶醋。这些柴米油盐的拆借都是在母亲们之间进行的，因为家里实在是快没有米下锅了……有了钱赶快还上。就像老话说的，帮得了急帮不了穷！我的母亲和胡大妈之间就经常有这样的来往。
我经常到老德子家去玩，他也经常到我家来玩。用大人的话来说，老德子整日泡在我们家里，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离开，那时候一顿饭可是大事情，因此孩子们都懂这个规矩，人家的饭再好，自己再馋再饿，也得离开，免得让人家为难。
有一次我们家包了饺子，饺子已经盛到盘子里了，老德子还没有走。母亲让他吃，他就是不吃，我知道老德子很想吃但是不好意思，我年龄小不懂事，心里觉得老德子太没有眼力见儿，不吃还不走。当母亲再次让他吃的时候，老德子忍不住吃了一个，然后就看了我一眼，我没有说话，老德子站起身来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有点后悔……
老德子家因为孩子多，生活比我们家困难。他们家小屋的门口有个土灶台，这种灶台只有在农村或者行军打仗临时埋锅造饭时才能见到。那个灶台上有口大锅，比我们普通人家的锅当然大得多。他们一家人的饭菜基本是在那里做的。
家里孩子多，吃好吃坏吃多吃少经常是大家争吵的原因。胡大妈管理家庭的伙食有她独特的办法，她在家里采取分配的制度，每个人一份，就像食堂一样。做熟的饭还好办，有的时候干脆就发粮食，愿意做什么自己做。就一个灶，一个做完了另一个做。
那天中午我正好泡在他们家，胡大妈给每个人用秤称了三两棒子面。有的人图省事就做棒子面粥，有的做疙瘩汤……老德子把那点棒子面用水和成了三个小饼子，然后把三个小饼子贴在锅里，盖上盖。我惊讶地看着他问：“能行吗？”他点点头。过了大约20分钟，我居然闻见了香味，他揭开锅，拿个铁铲子把三个小饼子铲下来，那饼子的背面已经结了黄澄澄的饹馇。
“吃一个吗？”他举着一个小饼子。“熟了吗？”我说。
“包熟！”老德子把饼子递给了我。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没有想到是那样香甜。老德子说，大柴锅贴的饼子就是香……
我和老德子常在一起，当然就免不了说话聊天。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和老德子同时分别得到了外号，我姓张，外号叫张大聊，他姓胡，外号叫胡大吹。
开始得到这个外号的时候，我俩都不高兴，我还好一点，“大聊”，就是聊天呗，“大吹”可就不同了，那就是吹牛的意思。可是等到大人们拿出“证据”，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大人们和孩子开玩笑，总爱问家里大人的事情，孩子很单纯，就把家里的事情，有些是“隐私”也都跟人家说了，引得大人们经常没有恶意地讪笑。可我不爱说这些。我总告诉人家我的来历。我的来历有点离奇，我是和爸爸坐飞机从日本飞到这里来的，还带着一条大黄狗，就是现在院子里的大奔儿。每次我说完，大人们便笑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坐过飞机。可我并不知道大人们在笑我胡说八道，因为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在撒谎。我觉得我真的是这样，于是得了个张大聊的外号。
而老德子总说自己家有个小花园还有座小桥，其实他家的院子就是一明一暗两间北房和一个小南屋。胡大吹因此得名。
老德子的心思我不知道，可是我就是这样想的，并没有觉得自己瞎说。后来长大了，我看了一些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书，书里说，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心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有时候分不清自己的想象和现实的界限，他们有时候把想象当成现实来说，其实真的没有骗人的意思。因此当我现在看待小小孩的时候，便多了一份宽容和体谅。
获得“张大聊”和“胡大吹”外号的时候，我俩也就是五六岁的年龄。
张之路轻轻告诉你：我毕业于大学的物理系，后来成为作家有偶然的原因。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我写了一首长诗悼念他。我当时正在学校教书，我的同事们说，你这个学物理的，诗写得还不错，我的诗还在学校的广播站广播了，这对我的写作是个鼓励。我走上写作道路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从小喜欢读书。读书对人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也是潜移默化的。开始写稿子的时候“雄心勃勃”，我写的话剧剧本给了人民艺术剧院，当时还健在的于是之老师和许多演员与我座谈，表扬我剧本写得好。后来各种原因，剧本没有能够上演。我还给电影制片厂写剧本，写了两个都没有被采用……以后当我有了些成绩时，我没有觉得以前的劳动是白费的，我把它当成是从事文学创作的锻炼和热身赛！我和老德子是少年时代的伙伴，我们两个考上了不同的大学，他去了咸阳的纺织工学院，我去了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我们都离开了家，从此联系就少了。但是还通过信。后来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断了联系。再后来我的家发生了变故，家也搬走了，离开了那个养育我的童年我的少年的院落和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