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快速闪烁的电脑屏幕前，惊慌失措。
　　失控的电脑程序像狂奔的野马一样，不断生成大量预期外的委托订单。在用颤抖的手迅速发出一系列撤单的指令后，他一咬牙，拔掉了电脑的电源线，整个世界终于清静了，但5分钟已经过去，26082手不应生成的订单，被送至交易所，再也追不回来。
　　“光大乌龙指事件”中这一情景的描述者，光大证券董事会秘书梅键已经因“轻率言论”引咎辞职。在光大证券8月18日发布的公告中，这惊心动魄的一刻，被简化描述为因“独立套利策略系统”存在“额度控制缺陷”而带来的差错，交易员“迅速批量撤单，并终止套利策略订单生成系统的运行”。
　　4天后，这一幕改头换面，又在大洋彼岸的美股市场上演。因为“程序修订的失误”，高盛的交易系统误将客户的“兴趣”当作指令发往交易所，造成大量1美元的订单，造成损失预估达1亿美元。
　　戏份还远没有结束。22日，继去年Facebook上市电脑出现“不明故障”后，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再次因“股票报价系统发生技术故障”暂停3小时，甚至惊动了奥巴马。
　　紧随其后，因为“每几个月就会发生一次”的“输入错误”，以色列特拉维夫股市25日也发生“乌龙指”，受害股票价格5分钟内从28万元跌至350元/股（人民币），所幸交易所此后宣布交易作废。
　　不仅如此。在过去一年里，全球股市至少发生了10次以上以往闻所未闻的、猝不及防的愚蠢事件，所有事件的背后始作俑者都有同一个名字：计算机。

取代交易员的计算机

　　2010年5月6日，道琼斯指数发现股市中突然产生大量不合理交易，例如，埃森哲被卖到1便士每股，而苹果每股被卖到10万美元。尽管大量不合理交易被取消，道琼斯指数仍在短短5分钟内从10458点跌至9869.62点。
　　即便上溯到1930年代，这样的闪电暴跌也前所未有。调查结果显示，事件的起因，是一名花旗银行的交易员在执行自动交易策略时，没有设置交易价格与交易时间限额，电脑自动执行了一笔41亿美元的“高频交易”卖单，在20分钟内发出了7.5万份卖单，进而引致其他公司类似算法的连锁反应。
　　美國证交会和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对此的处理结果是，针对这类“高频交易”推出“熔断”机制，即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当价格波动幅度达到某一限定目标时，暂停交易。规定自2013年2月4日实施，试行一年。
　　此外，监管部门还在次月宣布在交易系统中添加“巡逻破坏器”，阻止5分钟内波动10%的交易。不仅如此，还将考虑限制交易系统运算速度，以及部署交易税收系统等。
　　但这似乎收效甚微。《连线》杂志在当年底发表《掌控华尔街交易的计算机算法》发现，道琼斯用于发布金融信息的Lexicon系统，绝大多数的订阅者都是计算机。
　　文章还说，借助计算机实现的高频交易仍然大行其道，这些交易系统还像电影《猎杀红色十月号》里的潜水艇大战那样殊死竞争，“每个算法都在尝试比其他算法更聪明地运行。”
　　投资分析人艾琳·奥尔德里奇在畅销书《高频交易》里说，《纽约时报》报道，2008年70%的非高频交易投资者都赔了钱。而根据TRADE的调查，2009年使用算法的买方交易员从2008年的9%飙升到26%。这导致我们今天看到有60%的交易来自高频交易。
　　在这本充斥着数学名词、数学公式和流程图的，更像计算机书籍的金融学指南里，奥尔德里奇还提到高频交易的常用手法，例如推测价值投资大户的行为，新闻事件的走向，乃至信息不对称的瞬间价格差，甚至像天气预报一样的统计预测工具来获利。
　　有了这些稳赚不赔、无往不利的工具，他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计算机交易系统正在快速地取代传统的交易员。”
　　现实中的猎杀远比理论残酷。比如大户的交易往往会延续相当时间，为防止高频交易捣乱，会事先做算法优化，以求更快地交易和更好地隐藏自己。但针对此研发的“掠夺性交易”，则会故意寻找大户算法中的漏洞，通过密集交易，抢在大型交易完成前获利，甚至欺骗大户的计算机错误下单。
　　更厉害的还有闪单交易（Flash-order），它的原理是，无论你的算法多么厉害，我永远都比你快，500毫秒就够了。这种快可能来自把电脑放在更靠近交易所的数据中心，更快的光缆，也可能来自更先进的网络技术，还可能来自更优化的数据结构，甚至专门定做的CPU、内存和硬盘。
　　近期有两个事例最能说明这种疯狂已达到何种程度，一是Hibernia Atlantic投资2亿美元，铺设了一条从纽约到伦敦的海底光缆，以求达到“最快的网速”；另一件事则是纽交所决定在新泽西的某镇设立电子中心，到了那才发现，选址周围的地块，已经被高频交易公司占得没有立足之地。

“宽客”江湖

　　计算机并非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华尔街，一切要从26年前，33岁的美籍匈牙利移民、纳斯达克交易员托马斯·彼得菲（Thomas Peterffy）莫名其妙成为华尔街新宠说起。
　　交易所通过调查发现，彼得菲并没有雇佣任何业务员，而只是把交易所的电缆，接到一台IBM电脑上。借助于自己用Fortran、C、Lisp语言写成的数千行程序代码，以及电脑的运算速度，彼得菲可以轻松从每1000美元的交易中，毫无风险地赚走250美元。
　　交易所叫停了这种做法，因为“所有订单都需要通过键盘，一个一个输入完成”。但彼得菲的生意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他发明了一个打字机器人，此后又创办自己的证券公司盈透证券，成为纽约长岛对面格林尼治镇的一名居民，和狂热的马术爱好者。按照福布斯2013年的最新全球富豪榜，他排在第248名。 　　彼得菲并非最早想到“用计算机炒股”——或者叫“金融工程学”的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哈里·马科维茨，和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默顿都曾为此作出贡献，他们为此分别获得1990年和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直到1988年，人們才开始注意到詹姆斯·西蒙斯和他的“文艺复兴科技”。在此之前，西蒙斯以他和陈省身共同发现的几何学“陈-西”理论而闻名，但从雇佣了大量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统计学家创办“大奖章基金”开始，人们开始只记得他的“壁虎式投资法”——从1989年到2010年，“大奖章基金”年回报率平均达35%，远超股神巴菲特的20%。
　　这一阶段的华尔街，简直成了“火箭专家”们的天下。比如发明“统计套利”的格里·班格纳直接造就了肖氏基金；在地铁站拉提琴的那个彼得·穆勒，领导团队创造的利润达整个摩根士丹利的1/4；16岁成为国际象棋大师的魏因斯坦，为德意志银行创造的利润超过150亿美元。
　　但直到1991年国际金融工程师学会创立，理论物理学博士、哥大教授伊曼纽尔·德曼写出那本著名的《宽客人生》，宽客（Quant）这个词才开始流行，它的意思是“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数量金融师”。
　　作为首批转战华尔街的高能实验物理学家之一，高盛公司数量策略小组负责人，李政道的崇拜者，德曼最被人们称道的，不是他开发的至今影响深远的众多金融衍生品交易模型，而是《宽客人生》中的一句话，直接点破了“宽客”稳赚不赔、无所不能的神话：“在物理学中，你是在和上帝玩游戏；在金融界，你是在和上帝的造物玩游戏。”

“无所不能”的悖论

　　因为高频交易对交易频率要求极高，所以人为的风险控制几乎无法实现，这意味着“乌龙指”理论上无可避免。另一方面，速度军备竞赛无论对散户投资者，还是对价值投资者来说，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不公，2009年8月，全球各大证券交易所陆续叫停高频交易中某些出格的交易，比如“闪单”。
　　加拿大投资业监管组织2012年6月发布的一项有关高频交易的研究报告，首次明确规定加拿大市场上与“高频交易”相关的五种违规操作行为。德交所则采取了7重措施，如开启“可行性检查”等，阻断错误的交易单。而从本周开始，意大利也开始针对高频交易和股票衍生品交易征税。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2010年发表的《克拉克报告》，提供了几条有可能会减轻高频交易风险的建议：一是限制指令中的买卖数量及价格，二是提高交易系统本身的透明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交易机构在收到结算所交易信息后，应尽快将此信息反馈给自己的风险管理系统，及时发现并阻止错误。
　　这似乎有些效果。根据世界交易所联盟的统计，联手行动后美国高频交易占总成交额的比例从2009年的61%逐步回落至2012年的51%；欧洲则从2010年的41%下滑到2012年的39%。
　　抛开这些不利因素不谈，高频交易本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典型的是西蒙斯的文艺复兴科技，该公司去年新推出的期货基金和股票基金都并没怎么赚钱，而核心的大奖章基金，利润也远不如往年。
　　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监管变严，也可能是因为规模太大，以至于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鱼”来吃，但更多分析认为，大奖章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神奇，其盈利的根本更可能因为存在一个不透明的“内部投资俱乐部”。
　　这并非空穴来风。《华尔街日报》曾说，监管部门往往在处理危机时，更倾向于偏袒强势的一方，比如高盛。而有些情况也的确看起来很蹊跷——例如，遇上Facebook上市这样的大事，计算机怎么会偏偏在这一刻出毛病？
　　不过，即便监管跟进再及时，当交易所对高频交易行为设限时，交易操纵者们仍总是会转移至其他监管相对更为宽松的领域。这就是税务领域所谓的“麦伦定律”——给定足够长的时间，任何特定税法的最终结果都是零税收，这是因为该税法总会有漏洞被人发现并加以利用。因此，税法必须不断调整。
　　但这并不意味着光大“乌龙指”事件就这么完了。此次事件后，散户必须重新考虑自己是否该结束追涨杀跌，回归价值投资。但说到事件本身，仍然存在诸多疑问，比如，到底是拔了电源、电源线还是网线？受损失的股民如何赔偿？更尖锐一点的问题来自新华网——相比纽交所，上交所监管的“无为”为何如此让人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