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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广播公司（BBC）是英国久负盛名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以BBC为例，讨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操作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旨在强调这一主义的诞生与发展与其所根植的历史与社会土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通过对影响中国新闻记者职业身份的三套话语——儒家传统道德话语、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商业主义话语进行深入阐述，以探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BBC；客观性；记者
根植于西方社会与文化土壤中的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正在获取全球性的影响力。国际新闻从业者联盟（IFJ）在其官方网站上，将新闻专业主义归纳为如下一些基本概念：真实（truthfulness）、准确（accuracy）、客观（objectivity）、公正/公平（impartiality/fairness）与公共责任（public accountability），等等。[1]对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因素的摒除使得这些概念带有了某种普世性色彩。在中国，亦有为数众多的媒体从业者和学者为上述理念的推广而呼喊，主张将新闻记者变成一个纯粹的“职业”。
国内新闻业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新闻从业者对自身角色想象与认同的某种焦虑。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确实为新闻记者赋予了较多“非职业”的色彩——记者不但是信息记录者与阐释者，还是执政党的喉舌、肩负着“兼济天下”使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匡扶正义的“媒体法官”。这些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期许，使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承担着“难以承受之重”。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具有深厚根基的新闻专业主义，几乎成为唯一可以参考和借鉴的“稳定”的体系。
然而，新闻媒体是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它的变迁不能脱离独特的文化土壤存在。当中国的新闻记者毫不犹豫地将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视作化解身份危机的良药时，西方社会的民众其实也在不断反思这一主义的种种缺陷和困境。以享誉全球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为例，或可令读者管中窥豹，更为理性地看待这一现象。
BBC是英国久负盛名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以庄重的风格和对专业性的坚持赢得广泛尊重。但纵观最近十年来BBC面临的一些形象危机事件，不难发现大多与其所奉行的专业主义理念有关。
从业者不恰当的行为和言论
2004年，英国王太后去世，BBC记者皮特·西森斯在进行现场报道时，竟系着红色的领带。在事发当天，这名记者即前往王宫，采访王太后的侄女玛格丽特·罗德，并一连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王太后死前什么样子？女王陪在王太后身边吗？她是不是很痛苦？……正因失去至亲而悲痛万分的罗德夫人当场拒绝了这个记者的所有提问。此后，英国王室成员在多个场合指责BBC记者有失礼仪，没有体现出对死者的关怀和对王室的尊重。而面对王室和大批民众的指责，BBC态度强硬，称这样的报道方式是董事会投票表决的结果，也是英国主流民意的反映，记者只是在依从专业性守则工作。而一些研究者和观察家则认为，这一状况表现出BBC的决策者错误地判断了民众对君主立宪政体未来走向的看法。
从业者言论的政治不正确问题，也使BBC时常为民众诟病。源于专业主义中的公平原则，公共广播与电视须为多方观点提供平等的表达空间，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时常因尺度过大而“走火”。例如，2004年初BBC主持人罗伯特·吉尔罗伊-希尔克公开发表言论，用“阿拉伯人”指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激进分子，称“难道让我们钦佩阿拉伯人当人体炸弹、让别人缺胳膊少腿，或是赞赏他们压制妇女？”，此举遭到英国种族平等委员会和英国穆斯林委员会的猛烈抨击，并报了警。类似的事件，还有2010年BBC女主播朱蒂·史碧尔公开在一档节目中调侃“中国人吃猫肉”而遭华人社群投诉，不得不公开道歉；2011年BBC著名主持人杰里米·克拉克森在节目中嘲弄印度人不讲卫生，也遭到不少观众的投诉。
专业主义的存在旨在于新闻媒体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设立屏障，以确保新闻业运行的独立性。但过于生硬的割裂也难免陷入教条主义的窠臼。毕竟新闻的内容广涉言论、观念、意见与思想，新闻从业者的身份可以纯粹，但其言行产生的社会影响，却是专业主义无法化解的。
误报性侵案件
2012年11月10日，BBC总裁乔治·恩特维尔斯宣布辞职，起因是著名栏目《新闻之夜》的一则不实报道，这则报道错误地指出前保守党议员麦卡尔平涉嫌性侵害儿童。及至辞职这一天，恩特维尔斯担任BBC总裁仅54天，成为BBC历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总裁。
节目中，一位名叫史蒂夫·梅沙姆的受害者称这名保守党政客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威尔士的一家福利院对他进行性侵犯。警方在调查中让他看了一张照片，而他被错误地告知这个人就是麦卡尔平。后来，梅沙姆看到了另外一张照片，才意识到性侵者其实另有其人。随即，他发表了一份声明，向麦卡尔平表示“诚挚的歉意”。他说，在BBC找他做节目的时候，记者并未向他出示麦卡尔平的照片来核实。麦卡尔平也发表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声明，对这个“完全错误并且严重诽谤”的报道表示强烈谴责，律师则建议他起诉《新闻之夜》。
我们无法用单纯的“专业失误”来解释这一误报事件。罗宾·埃特肯在《我们能信任BBC吗？》一书中，即通过大量历史事实阐述了BBC的决策者和从业者在政治立场上偏向工党，对于保守党政客的负面信息则多做夸大与渲染。曾任保守党新闻通讯处处长的查尔斯·利文顿甚至公开表示“新工党已经钻进了BBC的脑子里，该公司已经不能确保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的应尽的义务”，并声称一些BBC记者有着“赤裸裸的左翼偏见”。对此，BBC当然是严词否认的。[2]
这件在英国乃至国际社会引起广泛争议的丑闻，不但使不少英国民众对BBC所秉持的专业主义理念产生怀疑，更昭示了党派偏向在日常新闻操作中的难以避免。 包庇前员工性侵丑闻
近年来BBC面临的最严峻的形象危机，莫过于已经离世的著名主持人吉米·萨维尔生前对未成年人的性侵事件被曝光，而BBC高层则被指责对此纵容包庇。
萨维尔被发现曾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300多人实施性侵，其中不少受害者在案发时还不满16岁，最小的只有7岁。自英国警方于2012年10月19日正式启动对萨维尔性侵案的刑事调查以来，已有450多名潜在受害人报案，其中已成立200多项性侵指控。而陆续披露的一些文件显示，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BBC的管理层就注意到了萨维尔行为的异常，并有公司中层就此向上级报告，但最终这些报告都被束之高阁。萨维尔去世后，《新闻之夜》栏目的调查记者发现了这位已故著名主播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在对其进行调查之后，制作出一期有关其“涉嫌性侵少女”的节目。但是，这期节目却在播出前的最后时刻，被时任编辑里彭从节目单上撤下。随后，里彭在博客上如此为自己辩护：“……萨维尔已经去世了，无法为自己辩护……”——这也是来自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
更有指控声称，BBC内部“性侵文化”由来已久。一些受害者在接受调查时也透露，在萨维尔名声大噪的上世纪70和80年代里，BBC内部性侵成风，在当时环境中，性侵犯行为被认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BBC两名前女员工指证，1977年时，她们曾被当时的明星主播戴夫·特拉维斯带到工作室里进行侵犯，当时其中一人才17岁。今年10月22日，50岁的BBC男记者拉塞尔·乔斯林自杀身亡。自杀前，乔斯林曾表示自己无法忍受一名女同事的性骚扰，而此事并未引起BBC高层的重视。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乔斯林曾于2007年拒绝了这名女主播的性暗示，此后他便收到很多辱骂性的电话留言。乔斯林的父亲退休前曾是一名警员，他给BBC打去电话希望此事得到解决，而一名发言人仅表示“公司会调查此事”。乔斯林的父亲认为BBC对乔斯林的死负有责任。
这一丑闻对BBC的公信力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由BBC旗下广播五台所收集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近半数BBC观众“不再信任”这家媒体。调查显示，47%的观众认为BBC“不值得信任”，只有45%的观众认为其“可信赖”。仅在3年前，对BBC持信赖态度的观众还有62%。
尽管我们不能草率地将这一道德丑闻的发生归咎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从业者个人道德要求的放弃，也不能就此认定个别从业者的道德沦丧可以简单放大至整个BBC，但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且受人尊敬的媒体机构，竟对从业者如此恶劣的失格行为做出如此冷漠的反应，也不能不令人反思以冷峻、独立为主要诉求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否缺少了与社会道德指标的结合。
中国新闻记者的身份政治
任何一种主义，都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文化土壤存在。BBC在过去十年间的诸多“遭遇”，都折射出新闻专业主义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困境。如果报纸的新闻专业主义根植于“便士报”时期英美的社会土壤，那么公共广播电视的新闻专业主义则来自BBC创立初期的历史文化。如今，无论制度环境还是媒介环境，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专业主义则演变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教条式的“原教旨主义”。公平原则可能使某些有意或无意的言论在某些语境下对某些群体、某些人构成巨大的伤害，与社会系统的极端疏离则使新闻业成为没有人情味的道德洼地。这些困境，源于新闻专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成为游离于社会结构之外的乌托邦式的“想象共同体”。作为新闻从业者的“人”和作为社会人的“人”日渐分裂，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行业公信力的动摇。
在中国，情况更是微妙。试图脱离社会土壤，而将新闻记者预设为纯粹的“专业”，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绝非引入一套现成的体系便可一蹴而就的工程。在当下中国，至少有三套迥异于西方社会的话语对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首先，便是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话语。新闻记者从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化精英色彩。这从早期报刊和早期电视的内容及风格便可一窥究竟——前者往往带有显著的启蒙和训教意识，而后者则大有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美学化的企图。[3]新闻记者往往被公众寄予崇高的道德期望，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理应”扮演的角色也微妙且复杂。这一有别于英美文化语境的文化身份，在美国学者JudyPolumbaum和中国记者熊蕾对中国新闻从业者做出的一系列访谈中，有十分清晰的呈现。[4]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新闻业的普通受众而言，记者的“正义感”有时比“专业性”来得更加重要。
其次，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国有传媒体制下的新闻记者，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均有着“国家宣传干部”的身份预设。能否扮演好执政党的耳目喉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新闻从业者在体制内受到认可的程度。
最后，是商业主义的话语。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已达到相当深的程度。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闻业的商业主义与英美有着截然不同的土壤。国家作为媒体的所有者和直接资助者，依然在通过财政拨款维护着象征性的经济权威，这一象征性的力量固然旨在强化对传媒施以控制的合法性，却也确保了无论传播技术与媒介环境如何变化，媒体不会因商业失败而倒闭，记者也不会因入不敷出而被迫去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为具有文化精英和执政党喉舌双重身份的新闻记者，又增添了一重经济上的安全感。
在上述三套话语的交错作用下，于中国的新闻记者而言，“专业主义”就算不是可有可无，也绝非头等重要的信条。在实际操作中，中国新闻记者的自律和他律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较为含糊的行业规范、随机应变的行为守则以及宽严相济的事后追惩制彼此混杂的产物。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参与到各个环节中，却不具备显著性。
结 语
本文无意梳理上述话语体系下中国新闻从业者身份中的合理与不合理的元素，只想表达一个合乎常识与逻辑的基本观点：最契合某种社会形态的某种“主义”，一定是从这一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外来的经验固然可以在一些情况下提供不无裨益的镜鉴，但终究难逃“道器之辨”的老生常谈。相关的教训，即使在并不久远的中国现当代史中，也是不胜枚举的。
最后，需要申明的是，在很多方面，BBC依然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值得尊敬的新闻媒体之一，它在过去90年的发展中设立的一系列规则与典范，将令全世界的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获益。本文以BBC为例，旨在探讨一种初衷甚好的“主义”或“理念”在时空变迁中如何因走向自我封闭而对整个行业构成威胁，落脚点仍在于强调新闻媒体与社会结构的紧密结合。实践上的结合，重要性自不待言；观念上的结合，也是不应放弃的追求。中国语境下的理想的新闻业，至少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应是自由与责任、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信息生产与正义匡扶的集合体。毕竟，勾勒一个乌托邦很是省心省力，但文化的制约和公众的期望却是实实在在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AXW001）]
参考文献：
[1]status of Journalists and journalism ethics：IFJ Principles[EB/OL].http：//www.ifj.org/en/articles/status-of-journalists-and-journalism-ethics-ifj-principles.
[2]Aitken，R.，Can We Trust the BBC？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2007.
[3]常江.现代性的基因：解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文化[J].新闻春秋，2013（1）.
[4]Polumbaum，J. and Xiong， L.，China Ink：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ese Journalism，Roman & Little field Publishers Inc.，2008.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编校：赵 亮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BBC；客观性；记者
根植于西方社会与文化土壤中的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正在获取全球性的影响力。国际新闻从业者联盟（IFJ）在其官方网站上，将新闻专业主义归纳为如下一些基本概念：真实（truthfulness）、准确（accuracy）、客观（objectivity）、公正/公平（impartiality/fairness）与公共责任（public accountability），等等。[1]对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因素的摒除使得这些概念带有了某种普世性色彩。在中国，亦有为数众多的媒体从业者和学者为上述理念的推广而呼喊，主张将新闻记者变成一个纯粹的“职业”。
国内新闻业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新闻从业者对自身角色想象与认同的某种焦虑。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确实为新闻记者赋予了较多“非职业”的色彩——记者不但是信息记录者与阐释者，还是执政党的喉舌、肩负着“兼济天下”使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匡扶正义的“媒体法官”。这些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期许，使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承担着“难以承受之重”。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具有深厚根基的新闻专业主义，几乎成为唯一可以参考和借鉴的“稳定”的体系。
然而，新闻媒体是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它的变迁不能脱离独特的文化土壤存在。当中国的新闻记者毫不犹豫地将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视作化解身份危机的良药时，西方社会的民众其实也在不断反思这一主义的种种缺陷和困境。以享誉全球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为例，或可令读者管中窥豹，更为理性地看待这一现象。
BBC是英国久负盛名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以庄重的风格和对专业性的坚持赢得广泛尊重。但纵观最近十年来BBC面临的一些形象危机事件，不难发现大多与其所奉行的专业主义理念有关。
从业者不恰当的行为和言论
2004年，英国王太后去世，BBC记者皮特·西森斯在进行现场报道时，竟系着红色的领带。在事发当天，这名记者即前往王宫，采访王太后的侄女玛格丽特·罗德，并一连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王太后死前什么样子？女王陪在王太后身边吗？她是不是很痛苦？……正因失去至亲而悲痛万分的罗德夫人当场拒绝了这个记者的所有提问。此后，英国王室成员在多个场合指责BBC记者有失礼仪，没有体现出对死者的关怀和对王室的尊重。而面对王室和大批民众的指责，BBC态度强硬，称这样的报道方式是董事会投票表决的结果，也是英国主流民意的反映，记者只是在依从专业性守则工作。而一些研究者和观察家则认为，这一状况表现出BBC的决策者错误地判断了民众对君主立宪政体未来走向的看法。
从业者言论的政治不正确问题，也使BBC时常为民众诟病。源于专业主义中的公平原则，公共广播与电视须为多方观点提供平等的表达空间，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时常因尺度过大而“走火”。例如，2004年初BBC主持人罗伯特·吉尔罗伊-希尔克公开发表言论，用“阿拉伯人”指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激进分子，称“难道让我们钦佩阿拉伯人当人体炸弹、让别人缺胳膊少腿，或是赞赏他们压制妇女？”，此举遭到英国种族平等委员会和英国穆斯林委员会的猛烈抨击，并报了警。类似的事件，还有2010年BBC女主播朱蒂·史碧尔公开在一档节目中调侃“中国人吃猫肉”而遭华人社群投诉，不得不公开道歉；2011年BBC著名主持人杰里米·克拉克森在节目中嘲弄印度人不讲卫生，也遭到不少观众的投诉。
专业主义的存在旨在于新闻媒体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设立屏障，以确保新闻业运行的独立性。但过于生硬的割裂也难免陷入教条主义的窠臼。毕竟新闻的内容广涉言论、观念、意见与思想，新闻从业者的身份可以纯粹，但其言行产生的社会影响，却是专业主义无法化解的。
误报性侵案件
2012年11月10日，BBC总裁乔治·恩特维尔斯宣布辞职，起因是著名栏目《新闻之夜》的一则不实报道，这则报道错误地指出前保守党议员麦卡尔平涉嫌性侵害儿童。及至辞职这一天，恩特维尔斯担任BBC总裁仅54天，成为BBC历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总裁。
节目中，一位名叫史蒂夫·梅沙姆的受害者称这名保守党政客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威尔士的一家福利院对他进行性侵犯。警方在调查中让他看了一张照片，而他被错误地告知这个人就是麦卡尔平。后来，梅沙姆看到了另外一张照片，才意识到性侵者其实另有其人。随即，他发表了一份声明，向麦卡尔平表示“诚挚的歉意”。他说，在BBC找他做节目的时候，记者并未向他出示麦卡尔平的照片来核实。麦卡尔平也发表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声明，对这个“完全错误并且严重诽谤”的报道表示强烈谴责，律师则建议他起诉《新闻之夜》。
我们无法用单纯的“专业失误”来解释这一误报事件。罗宾·埃特肯在《我们能信任BBC吗？》一书中，即通过大量历史事实阐述了BBC的决策者和从业者在政治立场上偏向工党，对于保守党政客的负面信息则多做夸大与渲染。曾任保守党新闻通讯处处长的查尔斯·利文顿甚至公开表示“新工党已经钻进了BBC的脑子里，该公司已经不能确保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的应尽的义务”，并声称一些BBC记者有着“赤裸裸的左翼偏见”。对此，BBC当然是严词否认的。[2]
这件在英国乃至国际社会引起广泛争议的丑闻，不但使不少英国民众对BBC所秉持的专业主义理念产生怀疑，更昭示了党派偏向在日常新闻操作中的难以避免。 包庇前员工性侵丑闻
近年来BBC面临的最严峻的形象危机，莫过于已经离世的著名主持人吉米·萨维尔生前对未成年人的性侵事件被曝光，而BBC高层则被指责对此纵容包庇。
萨维尔被发现曾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300多人实施性侵，其中不少受害者在案发时还不满16岁，最小的只有7岁。自英国警方于2012年10月19日正式启动对萨维尔性侵案的刑事调查以来，已有450多名潜在受害人报案，其中已成立200多项性侵指控。而陆续披露的一些文件显示，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BBC的管理层就注意到了萨维尔行为的异常，并有公司中层就此向上级报告，但最终这些报告都被束之高阁。萨维尔去世后，《新闻之夜》栏目的调查记者发现了这位已故著名主播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在对其进行调查之后，制作出一期有关其“涉嫌性侵少女”的节目。但是，这期节目却在播出前的最后时刻，被时任编辑里彭从节目单上撤下。随后，里彭在博客上如此为自己辩护：“……萨维尔已经去世了，无法为自己辩护……”——这也是来自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
更有指控声称，BBC内部“性侵文化”由来已久。一些受害者在接受调查时也透露，在萨维尔名声大噪的上世纪70和80年代里，BBC内部性侵成风，在当时环境中，性侵犯行为被认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BBC两名前女员工指证，1977年时，她们曾被当时的明星主播戴夫·特拉维斯带到工作室里进行侵犯，当时其中一人才17岁。今年10月22日，50岁的BBC男记者拉塞尔·乔斯林自杀身亡。自杀前，乔斯林曾表示自己无法忍受一名女同事的性骚扰，而此事并未引起BBC高层的重视。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乔斯林曾于2007年拒绝了这名女主播的性暗示，此后他便收到很多辱骂性的电话留言。乔斯林的父亲退休前曾是一名警员，他给BBC打去电话希望此事得到解决，而一名发言人仅表示“公司会调查此事”。乔斯林的父亲认为BBC对乔斯林的死负有责任。
这一丑闻对BBC的公信力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由BBC旗下广播五台所收集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近半数BBC观众“不再信任”这家媒体。调查显示，47%的观众认为BBC“不值得信任”，只有45%的观众认为其“可信赖”。仅在3年前，对BBC持信赖态度的观众还有62%。
尽管我们不能草率地将这一道德丑闻的发生归咎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从业者个人道德要求的放弃，也不能就此认定个别从业者的道德沦丧可以简单放大至整个BBC，但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且受人尊敬的媒体机构，竟对从业者如此恶劣的失格行为做出如此冷漠的反应，也不能不令人反思以冷峻、独立为主要诉求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否缺少了与社会道德指标的结合。
中国新闻记者的身份政治
任何一种主义，都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文化土壤存在。BBC在过去十年间的诸多“遭遇”，都折射出新闻专业主义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困境。如果报纸的新闻专业主义根植于“便士报”时期英美的社会土壤，那么公共广播电视的新闻专业主义则来自BBC创立初期的历史文化。如今，无论制度环境还是媒介环境，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专业主义则演变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教条式的“原教旨主义”。公平原则可能使某些有意或无意的言论在某些语境下对某些群体、某些人构成巨大的伤害，与社会系统的极端疏离则使新闻业成为没有人情味的道德洼地。这些困境，源于新闻专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成为游离于社会结构之外的乌托邦式的“想象共同体”。作为新闻从业者的“人”和作为社会人的“人”日渐分裂，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行业公信力的动摇。
在中国，情况更是微妙。试图脱离社会土壤，而将新闻记者预设为纯粹的“专业”，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绝非引入一套现成的体系便可一蹴而就的工程。在当下中国，至少有三套迥异于西方社会的话语对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首先，便是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话语。新闻记者从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化精英色彩。这从早期报刊和早期电视的内容及风格便可一窥究竟——前者往往带有显著的启蒙和训教意识，而后者则大有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美学化的企图。[3]新闻记者往往被公众寄予崇高的道德期望，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理应”扮演的角色也微妙且复杂。这一有别于英美文化语境的文化身份，在美国学者JudyPolumbaum和中国记者熊蕾对中国新闻从业者做出的一系列访谈中，有十分清晰的呈现。[4]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新闻业的普通受众而言，记者的“正义感”有时比“专业性”来得更加重要。
其次，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国有传媒体制下的新闻记者，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均有着“国家宣传干部”的身份预设。能否扮演好执政党的耳目喉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新闻从业者在体制内受到认可的程度。
最后，是商业主义的话语。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已达到相当深的程度。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闻业的商业主义与英美有着截然不同的土壤。国家作为媒体的所有者和直接资助者，依然在通过财政拨款维护着象征性的经济权威，这一象征性的力量固然旨在强化对传媒施以控制的合法性，却也确保了无论传播技术与媒介环境如何变化，媒体不会因商业失败而倒闭，记者也不会因入不敷出而被迫去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为具有文化精英和执政党喉舌双重身份的新闻记者，又增添了一重经济上的安全感。
在上述三套话语的交错作用下，于中国的新闻记者而言，“专业主义”就算不是可有可无，也绝非头等重要的信条。在实际操作中，中国新闻记者的自律和他律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较为含糊的行业规范、随机应变的行为守则以及宽严相济的事后追惩制彼此混杂的产物。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参与到各个环节中，却不具备显著性。
结 语
本文无意梳理上述话语体系下中国新闻从业者身份中的合理与不合理的元素，只想表达一个合乎常识与逻辑的基本观点：最契合某种社会形态的某种“主义”，一定是从这一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外来的经验固然可以在一些情况下提供不无裨益的镜鉴，但终究难逃“道器之辨”的老生常谈。相关的教训，即使在并不久远的中国现当代史中，也是不胜枚举的。
最后，需要申明的是，在很多方面，BBC依然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值得尊敬的新闻媒体之一，它在过去90年的发展中设立的一系列规则与典范，将令全世界的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获益。本文以BBC为例，旨在探讨一种初衷甚好的“主义”或“理念”在时空变迁中如何因走向自我封闭而对整个行业构成威胁，落脚点仍在于强调新闻媒体与社会结构的紧密结合。实践上的结合，重要性自不待言；观念上的结合，也是不应放弃的追求。中国语境下的理想的新闻业，至少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应是自由与责任、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信息生产与正义匡扶的集合体。毕竟，勾勒一个乌托邦很是省心省力，但文化的制约和公众的期望却是实实在在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AXW001）]
参考文献：
[1]status of Journalists and journalism ethics：IFJ Principles[EB/OL].http：//www.ifj.org/en/articles/status-of-journalists-and-journalism-ethics-ifj-principles.
[2]Aitken，R.，Can We Trust the BBC？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2007.
[3]常江.现代性的基因：解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文化[J].新闻春秋，2013（1）.
[4]Polumbaum，J. and Xiong， L.，China Ink：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ese Journalism，Roman & Little field Publishers Inc.，2008.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