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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明，这位生于旧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古稀老人习惯称自己为“十七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十七年”，正是这段浓缩了一个时代苦乐的特殊历史时期，造就了那一代人的集体面孔：乐于服从，甘于牺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们对工作有着炽烈的事业心，对国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受缚于时代，又感恩于时代。在他们的个体命运中，映衬着家国命运的流变轨迹，烙刻着历史造就的集体情怀。简单地说，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信徒。
“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就是服从分配”
1936年，赵玉明生于山西汾阳的一个农村，父亲早年在天津经商，40年代初，全家人迁往了天津。“到天津大概是1942年，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是在天津上的中小学。我的小学过去叫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现在这学校已经没了。初中也是一所私立中学，叫通澜中学，然后考上了公立的天津三中。三中是一所百年老校，当时在红桥区铃铛阁。我在天津住过的几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鼓楼，先在南门里，再在东门里，最后在北门里。现在我们家的旧址找不着了，初中也找不着了，高中还有，但不在铃铛阁，已经迁新址了。”时至今日，赵玉明对天津的许多地界都记忆犹新、如数家珍，“我的中小学都在那儿念的，我可以算半个天津人了。”
因为父亲生病的缘故，没过几年，家人又从天津搬回了老家，只留下赵玉明一人在天津上学，直至1955年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时候准备报考大学，我当时学习还可以，文科理科都凑合，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希望大家学文科，所以我就报了中文系。”因为老师的影响，赵玉明一口气填报了北大中文系、南开中文系和北师大中文系三个志愿，并最终被北大中文系顺利录取。谁知报到以后，赵玉明很快又面临一个抉择：“北大中文系有三个专业，文学、语言、新闻，我们必须再报专业。当时我第一不知道新闻专业学什么，第二觉得自己一嘴天津话，语言专业肯定不行，所以我报的是文学专业，但最后我还是被分给了新闻专业。”说到这里，赵玉明非常感慨，“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就是这样，让干啥干啥，让到哪儿到哪儿，大家都服从分配。就这样，我成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5级2班的学生。”
赵玉明对在北大求学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当年北大中文系大概招了200多人，新闻专业一共3个班，一个班30多人，占了将近一半。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有甘惜分、方汉奇、张隆栋、郑兴东、何梓华，还有去年去世的罗列。1958年6月，北大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罗列老师带着我们全体师生从北大燕园搬到了铁狮子胡同1号，也就是早先人大在城内的校址，现在叫张自忠路。”赵玉明说，“因为人大新闻系1955年招收了第一届学生，我们在北大也是1955年入学，所以1959年，我们又成为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一届毕业生。”特殊的年代造就特殊的轨迹，从55级的北大新生到59届的人大校友，赵玉明的新闻求学之路折射的是新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坎坷缩影。他回忆说，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他们这批同学也收到了来自北大校友会的邀请，成为“北大加人大”校友，而能够得到两所著名学府的共同承认，他感到由衷的荣幸和自豪。
如果说北大的求学经历给赵玉明打下了新闻学史论基础的话，那么在人大所经历的则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反思。“在人大印象比较深的是安岗老师，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兼新闻系主任，给我们讲新闻业务课。我们到人大时正赶上“大跃进”，课上得零零星星，主要就是实习。1958年夏天，我到当时还在天津的河北日报社实习，10月份又到了山西日报社，实习半年多后我们就面临毕业分配了。”
赵玉明继续说道：“那时候毕业分配也可以填志愿，但我印象当中大家的第一志愿都是服从分配，没有人在第一志愿中说我要上哪儿，只是在第二、第三志愿才填自己的想法。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最后会去哪儿，等待分配的时间是最难熬的。”
1959年夏天，一辆大轿车把包括赵玉明在内的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十几个大学毕业生拉到了他们未来的工作地点——一座五层的灰楼、两个篮球场大的院子，这就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刚刚兴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旧址在复兴门外，现已改建为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部。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赵玉明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教学人生悄悄地拉开了大幕。
“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
195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以1954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为基础开办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正式升格为北京广播学院，开了本科办学层次的先河。刚刚大学毕业的赵玉明成为这个新兴院校正在组建当中的师资队伍里的一员。
“广播学院本身条件并不算好：就师资来讲，不论是广播局来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几乎都没有授课经验；就设备条件看，也非常简陋，跟现在没法比。”赵玉明回忆道，“当时广播学院要办新闻系、无线系、外语系，其中新闻系的业务课准备靠我们这十几个人大新闻系的应届毕业生来承担。报到后不久，新闻系领导就问我们，有编辑、采访、理论、历史，这几门课你们愿意上哪门，可以表个态。我当时想，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历史，三国水浒这些历史小说很喜欢看，在人大也学过方汉奇老师讲的报刊史。至于理论，我觉得比较深奥，编采业务又没做过，所以我就说我愿意讲广播史，这样我就到了广播史教研组。当时广播学院新闻系的老师一半是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一半是中央广播局的老干部、老同志，我们就跟着这些老编辑和老记者，一边学习一边备课，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为了给59级的学生讲好广播史课程，赵玉明再次回到母校去旁听报刊史的课程，“听了报刊史，照猫画虎，再准备广播史，因为那时候广播和报纸虽然工具不同，但宣传内容是一样的，讲课的大框架也都是一样的”。不仅如此，赵玉明还饶有兴致地回忆道：“我们最早的广播史课是‘三老带一小’，就是把广播史分成四段，三位‘老广播’分别讲三段，我再讲一段。到第二年给60级上课的时候，四段变成两段，我讲其中的两段，另外一位老同志讲两段。再到后来，就我一个人讲了。” 显而易见，赵玉明起步艰难的教学经历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广播电视学教师集体故事的缩影。值得回味的是，在其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科和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赵玉明也逐渐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广播电视学的教授，慢慢从一个蹒跚学步的青涩教师走上了本系以及学校广电教学科研的领航之路。而这一步一叩首的半个多世纪所凝聚起来的，既是无数个体命运的酸甜苦辣，更是整个新中国广播电视教学科研事业的起转腾挪。
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北京广播学院被“四人帮”一伙污蔑为“黑基地”，全校师生被迫迁往河北保定的望都县农村进行“斗、批、改”，赵玉明也在这段时期跟随着大家一边拿镰刀，一边喊语录。“70年代初，广播学院在‘试行停办’声中下马，停止招生将近10年。学校解散后，我们到干校劳动改造，一般人基本在干校待了三四年，直到广播学院恢复才回来，而我只待了两三个月就回来了。”回忆起那段经历，赵玉明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1970年11月初，中央广播局因为要筹备延安广播历史展览，紧急把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一年以后，展览告一段落，我打点行李准备返回干校，但没想到组织又分配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上班，我参与了报摘、联播节目的编辑工作，干了将近一年半。”
1973年春，历尽低谷的广播学院恢复招生，赵玉明从中央台又回到了当时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广院，一边修整校园，一边迎新备课。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赵玉明也渐渐迎来了他事业的发展：1979年，他成为广播学院第一批硕士生导师；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4年调升为新闻系副主任，后历任代主任、系主任；1988年晋升为教授；1989年3月，经民主评议，出任广播学院副院长，至1998年2月离职；1999年，赵玉明成为广播学院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招收新闻学专业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4年，他又随着学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立担任了流动站的合作导师。“1988年我晋升为教授时已经52岁了，这在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和现在30多岁的优秀青年教师即可晋升教授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赵玉明事业推进的每一个足迹，几乎都折射了北京广播学院事业发展的步履从容以及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个体与环境的特殊。
“笼统地说，我教了30年本科生，20年硕士生，十几年博士生，前后已经50多年了。艾红红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是方汉奇老师的第一个博士后。郭镇之是我的第一个硕士生，是方老师的第一个女博士，我都在给方老师送人才。”赵玉明不无骄傲地笑道。
正如他所说的，从1959年走上北京广播学院本科教学的讲台，到1979年招收第一个广播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再到1999年招收第一个广播电视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年逾古稀的赵玉明如今已然桃李满天下，然而他最念念不忘的却是自己不改初衷、坚守如一的三个“没离开”：“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没离开广电史，没离开学生。”他说得淡然，却令人动容。
“我为学校办了几件实事”
赵玉明说：“‘十七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最怕的就是名利思想、个人主义，‘文化大革命’前，凡是涉及这些问题，严重的就会被批判。所以那时候评职称，一般来讲你给我什么就是什么，不给我也就算了。很多老同志按说应该当教授了，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有人会觉得教授都是资产阶级，所以给都不要。‘文化大革命’前新闻系没有教授、副教授，只有两个讲师，到‘文化大革命’后他们才开始评。”赵玉明接着介绍：“还有一个就是那时候总在不停地搞运动，大家写完了东西不敢印出来，怕被批判。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代人还是我刚才说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干就不干。直到80年代初，我组织征集的许多广播回忆录，编印的教学参考资料，无论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出版，署名都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起码在名利思想上可以避嫌。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下，我们这代人都比较谨言慎行，写东西也比较慎重，同时也对学术研究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束缚。”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殊的价值观和荣辱取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环境的变迁虽然给他们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但集体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务实低调的行事风格却依旧延续。“有人评价说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解放是在77级学生的带动下开始的，我觉得这样说有他的道理。”
1980年，赵玉明参与了中国广播史上的一项重要考察——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史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进行了重新考证。“为了实地考察延安台的早期旧址，广播学院组织了以齐越教授为首的调查组，我是成员之一。在温济泽、杨兆麟等几位‘老广播’的指导、帮助下，我们历时20多天，对延安（陕北）台的编辑室、播音室和发射台等14处旧址分别做了实地考察并撰写了调查报告。”1980年底，中央广播局听取讨论了“老广播”的建议并报中宣部批准后，发出了关于更改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的《通知》，将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建日从1945年9月5日追溯到1940年12月30日，这个更改可谓意义重大。
基于此，在盛世修史的大背景下，广播事业的历史研究得到了广泛重视。随后，赵玉明组织并参与了解放区广播回忆录的征集梳理，民国时期广播历史档案的搜集考证以及多份广播历史书刊的编印工作，为继承并弘扬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光荣传统提供了丰富的教材。
1989年，赵玉明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新闻系走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的领导岗位担任副院长，直至1998年，62岁的他才“超期退役”。恰恰是在这9年中，北京广播学院的整体面貌和办学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转70年代的颓势，渐渐发展成为一所培养广播电视专业人才的重镇学府。赵玉明回忆道：“9年的时光，3000多个日夜，忙于日常的教学科研行政事务，个人经历的酸甜苦辣，实在是一言难尽，但值得认真回忆的也就是几件或是自己首创或是参与较多的实事。”
1989年，经赵玉明负责筹划，“中央三台”在广院设立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师生，这是广院第一个社会性的奖学金。除此之外，浙江改革月报社、山东滨州九环集团公司、北京星光集团等先后在赵玉明的联系和促成下在广播学院设立奖学金，在校企之间实现了双赢。 1989年，赵玉明开始分管《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日常工作并兼任副主编，在较短的时间里，赵玉明与编辑部同志合力解决了《年鉴》出版经费困难的问题，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更提高了《年鉴》质量，为按期保质出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93年，赵玉明负责筹建北京广播学院董事会并出任副董事长（常务）兼秘书长，负责董事会日常工作。短短几年时间，董事会完成了近千万元的基金筹措，为学院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和深化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1996年，赵玉明基于广电部未在所属高校设立部级科研立项和部级科研奖励的情况，在学院的支持下起草了《关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工作暨项目评审会议情况汇报——兼谈对我部设立高校科研立项和奖励的建议》，为学院缓解了科研水平总体较低、成果较少，以及难以获得部级科研立项和奖励的难题。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学院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赵玉明在任期内非常重视广院图书馆的建设问题，多方筹措图书资料经费，初步改变了图书馆经费紧缺的局面，为北京广播学院的长远发展造福铺路。
赵玉明说：“这些事情的促成不是谁想弄就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号召，但是事情要办成，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他所说的，确是肺腑之言。但无论如何，在北京广播学院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办学水平蒸蒸日上的时代，赵玉明既是这个艰难过程的见证者，更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参与人。而在他们卸下重任、安享晚年的今天，中国传媒大学实至名归的闻名国内和载誉世界便是对这些老一辈创业者最好的回报。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与国内很多知名教授所不同的是，赵玉明在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亲自招收并培养的硕士、博士以及合作的博士后从数量上看并不多，前后算起来，总共带了10位硕士、12位博士，以及3位博士后。
“我是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的，那时候还在新闻系。担任校领导后，虽然还在招硕士生，但基本就是毕业一个招一个，因为多了也带不过来。”1999年开始招博士生后，赵玉明就不再招硕士生了，三年带一个学生的工作量让他在30余年的导师生涯中实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力分配，兑现了“少招生、勤交流、严要求”的工作方针，而这样的原则也为他日后为中国传媒大学实现“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零的突破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薛文婷是我的博士研究生，2010年，她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历史研究（1840-1949）》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这是1999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以来，中国传媒大学第一次获得这项殊荣。我也因此获得了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荣誉证书。其实这个全国优博的产生，绝非我个人之功，但要说几十年来指导学生的做法和体会，我也乐于分享。”
赵玉明认真地说道：“教书这项工作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同时治学应当严谨，对待学生必须要求严格。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人才，就必须从选才开始，但我觉得给学生提供宽松的环境、给他们提供优厚的条件更加重要。现在有不少学校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求本科非得‘211’不可，我觉得这其实是缺乏从实际出发考核真正人才水准的表现，也是不足取的。自古英雄不怕出身低，我们对学生应当尽量做到宽进严出。”
“论文的选题需要根据学生的处境和时代的机遇综合考虑。比如说薛文婷，她之所以写体育新闻史，是因为她硕士毕业后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播系任教，博士入学前后又正好赶上北京奥运会前夕，全国都有一个体育热，在这样的背景下最终定下了这个选题。”赵玉明意味深长地说，“确定研究选题既要适合自己，又需要有创新的价值，既要扬长，也要避短。对于我们老师而言，更要看到学生各种各样的局限性，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条件。”
在薛文婷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赵玉明帮助她积累史料、拓展视野、打开思路。“我专程拜访了她的系主任，我当时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长，提议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名义与体育大学共同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这就是2007年12月在北体大举办的‘奥运传播暨体育新闻传播史研讨会’的由来。薛文婷也尽心竭力地筹备了这次研讨会，会后参与主编出版了50万字的研讨会论文集。而所有这些都为她撰写论文、多方收集史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为一篇论文，开一次研讨会’的特例。”
赵玉明的心血没有白费，薛文婷在恩师的指导和自身的努力下最终完成了一篇公认的佳作，更帮助母校在“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实现了全国百篇优博的重大突破。令人起敬的是，赵玉明用学校奖励给他个人的30万元奖金设立了一个“赵玉明教授研究生奖助学金”，专门奖励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优秀研究生。“这是全校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博士点，不可能有百优；没有众多老师的合力指导，也不可能有最后这个成绩。用奖励所得设立一项奖助学金也是我对社会和学校的感恩回报，因为我上北大的时候也曾享受过助学金的资助。”
“学术没有争鸣讨论，就不能发展”
在赵玉明几十年耕耘的学术沃土中，有一个话题很少有人问及，而眼前的这位老先生却举重若轻，并不避讳，那就是关于学术争鸣的问题。
赵玉明说：“中国广播电视史是一门新兴学科，特别是对中国早期的广播史，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是正常现象。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争鸣也是必要的，没有学术的争鸣和讨论，学术研究也不能发展，但是我们今天对学术讨论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术讨论都变成了政治批判，同意我就是革命的、爱国的，不同意我就是反革命的、卖国的，这很可怕。改革开放后学术讨论奉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三不’原则，这才慢慢回归正常。但现在有些学术讨论还有泛政治化和情绪化的倾向。我认为学术讨论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先有主观臆断，再找客观印证；也不能先有臆想结论，再寻找论据支持。总之，作为争鸣的一方，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有尊重你表达和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 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刘泱育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老一代知识分子处理学术争鸣的做法和态度，而他所用的“理”与“礼”两个字也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前辈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典范价值。“正常的争鸣讨论我是支持的，否则学术发展就没有前途。”赵玉明如是说。
正是怀着对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一片赤诚，从教从研半个多世纪的赵玉明为中国广播电视学留下了一笔笔财富。1987年，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出版，被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评价为“填补了中国广播史研究的空白”。1989年，他主持编纂的我国第一部广播电视专业辞典《广播电视简明辞典》问世，并于1999年由他主持增订后更名为《广播电视辞典》再次问世。1994年，他又主持编纂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广电专业百科全书——《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2004年，由赵玉明担任主编及主要撰稿人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正式出版。2012年，他主持完成了本校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立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对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地位和架构等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见解。
时至今日，著作等身并已功成身退的赵玉明把学校颁发给他的“中国传媒大学突出贡献教授”奖牌摆放在书柜正中最高的位置，他解释说史学家他不敢当，校长、院长也都是暂时的，唯有教师这个身份是一辈子的，“我是学校的第一批博导，我们这批有8个人，70岁退休的时候，学校给了每人一个突出贡献奖，虽然没有奖金，但却是我们这些从教一辈子的人的最好纪念”。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的第30个年头，学会常务理事决定对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对高等教育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30位学者进行表彰，赵玉明教授成为新闻传播学委员会中唯一获此表彰的人员，这也是国家、社会、时代对这位老教师致以的崇高敬意。
对赵玉明先生的访谈和梳理一直弥散着浓浓的年代感，这当然与我们相隔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有关。但透过他身上所有在当下时代很难再涵养出的情怀和坚守，老人学术人生的年代感让我在细密捕捉之余，也越发感到敬重。老先生说自己现在还退而未休，对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闻人才的培养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于身后已然留下的车辙和财富，他淡然地表达：“我们这代人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广播电视的史学研究没有止境，下一代人的任务就是思考怎样培植采摘创新成果，这是个大有可为的时代，你们必将大展宏图。”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学生崔博翔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编校：董方晓
“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就是服从分配”
1936年，赵玉明生于山西汾阳的一个农村，父亲早年在天津经商，40年代初，全家人迁往了天津。“到天津大概是1942年，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是在天津上的中小学。我的小学过去叫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现在这学校已经没了。初中也是一所私立中学，叫通澜中学，然后考上了公立的天津三中。三中是一所百年老校，当时在红桥区铃铛阁。我在天津住过的几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鼓楼，先在南门里，再在东门里，最后在北门里。现在我们家的旧址找不着了，初中也找不着了，高中还有，但不在铃铛阁，已经迁新址了。”时至今日，赵玉明对天津的许多地界都记忆犹新、如数家珍，“我的中小学都在那儿念的，我可以算半个天津人了。”
因为父亲生病的缘故，没过几年，家人又从天津搬回了老家，只留下赵玉明一人在天津上学，直至1955年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时候准备报考大学，我当时学习还可以，文科理科都凑合，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希望大家学文科，所以我就报了中文系。”因为老师的影响，赵玉明一口气填报了北大中文系、南开中文系和北师大中文系三个志愿，并最终被北大中文系顺利录取。谁知报到以后，赵玉明很快又面临一个抉择：“北大中文系有三个专业，文学、语言、新闻，我们必须再报专业。当时我第一不知道新闻专业学什么，第二觉得自己一嘴天津话，语言专业肯定不行，所以我报的是文学专业，但最后我还是被分给了新闻专业。”说到这里，赵玉明非常感慨，“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就是这样，让干啥干啥，让到哪儿到哪儿，大家都服从分配。就这样，我成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5级2班的学生。”
赵玉明对在北大求学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当年北大中文系大概招了200多人，新闻专业一共3个班，一个班30多人，占了将近一半。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有甘惜分、方汉奇、张隆栋、郑兴东、何梓华，还有去年去世的罗列。1958年6月，北大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罗列老师带着我们全体师生从北大燕园搬到了铁狮子胡同1号，也就是早先人大在城内的校址，现在叫张自忠路。”赵玉明说，“因为人大新闻系1955年招收了第一届学生，我们在北大也是1955年入学，所以1959年，我们又成为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一届毕业生。”特殊的年代造就特殊的轨迹，从55级的北大新生到59届的人大校友，赵玉明的新闻求学之路折射的是新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坎坷缩影。他回忆说，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他们这批同学也收到了来自北大校友会的邀请，成为“北大加人大”校友，而能够得到两所著名学府的共同承认，他感到由衷的荣幸和自豪。
如果说北大的求学经历给赵玉明打下了新闻学史论基础的话，那么在人大所经历的则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反思。“在人大印象比较深的是安岗老师，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兼新闻系主任，给我们讲新闻业务课。我们到人大时正赶上“大跃进”，课上得零零星星，主要就是实习。1958年夏天，我到当时还在天津的河北日报社实习，10月份又到了山西日报社，实习半年多后我们就面临毕业分配了。”
赵玉明继续说道：“那时候毕业分配也可以填志愿，但我印象当中大家的第一志愿都是服从分配，没有人在第一志愿中说我要上哪儿，只是在第二、第三志愿才填自己的想法。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最后会去哪儿，等待分配的时间是最难熬的。”
1959年夏天，一辆大轿车把包括赵玉明在内的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十几个大学毕业生拉到了他们未来的工作地点——一座五层的灰楼、两个篮球场大的院子，这就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刚刚兴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旧址在复兴门外，现已改建为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部。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赵玉明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教学人生悄悄地拉开了大幕。
“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
195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以1954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为基础开办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正式升格为北京广播学院，开了本科办学层次的先河。刚刚大学毕业的赵玉明成为这个新兴院校正在组建当中的师资队伍里的一员。
“广播学院本身条件并不算好：就师资来讲，不论是广播局来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几乎都没有授课经验；就设备条件看，也非常简陋，跟现在没法比。”赵玉明回忆道，“当时广播学院要办新闻系、无线系、外语系，其中新闻系的业务课准备靠我们这十几个人大新闻系的应届毕业生来承担。报到后不久，新闻系领导就问我们，有编辑、采访、理论、历史，这几门课你们愿意上哪门，可以表个态。我当时想，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历史，三国水浒这些历史小说很喜欢看，在人大也学过方汉奇老师讲的报刊史。至于理论，我觉得比较深奥，编采业务又没做过，所以我就说我愿意讲广播史，这样我就到了广播史教研组。当时广播学院新闻系的老师一半是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一半是中央广播局的老干部、老同志，我们就跟着这些老编辑和老记者，一边学习一边备课，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为了给59级的学生讲好广播史课程，赵玉明再次回到母校去旁听报刊史的课程，“听了报刊史，照猫画虎，再准备广播史，因为那时候广播和报纸虽然工具不同，但宣传内容是一样的，讲课的大框架也都是一样的”。不仅如此，赵玉明还饶有兴致地回忆道：“我们最早的广播史课是‘三老带一小’，就是把广播史分成四段，三位‘老广播’分别讲三段，我再讲一段。到第二年给60级上课的时候，四段变成两段，我讲其中的两段，另外一位老同志讲两段。再到后来，就我一个人讲了。” 显而易见，赵玉明起步艰难的教学经历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广播电视学教师集体故事的缩影。值得回味的是，在其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科和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赵玉明也逐渐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广播电视学的教授，慢慢从一个蹒跚学步的青涩教师走上了本系以及学校广电教学科研的领航之路。而这一步一叩首的半个多世纪所凝聚起来的，既是无数个体命运的酸甜苦辣，更是整个新中国广播电视教学科研事业的起转腾挪。
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北京广播学院被“四人帮”一伙污蔑为“黑基地”，全校师生被迫迁往河北保定的望都县农村进行“斗、批、改”，赵玉明也在这段时期跟随着大家一边拿镰刀，一边喊语录。“70年代初，广播学院在‘试行停办’声中下马，停止招生将近10年。学校解散后，我们到干校劳动改造，一般人基本在干校待了三四年，直到广播学院恢复才回来，而我只待了两三个月就回来了。”回忆起那段经历，赵玉明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1970年11月初，中央广播局因为要筹备延安广播历史展览，紧急把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一年以后，展览告一段落，我打点行李准备返回干校，但没想到组织又分配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上班，我参与了报摘、联播节目的编辑工作，干了将近一年半。”
1973年春，历尽低谷的广播学院恢复招生，赵玉明从中央台又回到了当时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广院，一边修整校园，一边迎新备课。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赵玉明也渐渐迎来了他事业的发展：1979年，他成为广播学院第一批硕士生导师；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4年调升为新闻系副主任，后历任代主任、系主任；1988年晋升为教授；1989年3月，经民主评议，出任广播学院副院长，至1998年2月离职；1999年，赵玉明成为广播学院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招收新闻学专业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4年，他又随着学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立担任了流动站的合作导师。“1988年我晋升为教授时已经52岁了，这在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和现在30多岁的优秀青年教师即可晋升教授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赵玉明事业推进的每一个足迹，几乎都折射了北京广播学院事业发展的步履从容以及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个体与环境的特殊。
“笼统地说，我教了30年本科生，20年硕士生，十几年博士生，前后已经50多年了。艾红红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是方汉奇老师的第一个博士后。郭镇之是我的第一个硕士生，是方老师的第一个女博士，我都在给方老师送人才。”赵玉明不无骄傲地笑道。
正如他所说的，从1959年走上北京广播学院本科教学的讲台，到1979年招收第一个广播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再到1999年招收第一个广播电视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年逾古稀的赵玉明如今已然桃李满天下，然而他最念念不忘的却是自己不改初衷、坚守如一的三个“没离开”：“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没离开广电史，没离开学生。”他说得淡然，却令人动容。
“我为学校办了几件实事”
赵玉明说：“‘十七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最怕的就是名利思想、个人主义，‘文化大革命’前，凡是涉及这些问题，严重的就会被批判。所以那时候评职称，一般来讲你给我什么就是什么，不给我也就算了。很多老同志按说应该当教授了，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有人会觉得教授都是资产阶级，所以给都不要。‘文化大革命’前新闻系没有教授、副教授，只有两个讲师，到‘文化大革命’后他们才开始评。”赵玉明接着介绍：“还有一个就是那时候总在不停地搞运动，大家写完了东西不敢印出来，怕被批判。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代人还是我刚才说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干就不干。直到80年代初，我组织征集的许多广播回忆录，编印的教学参考资料，无论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出版，署名都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起码在名利思想上可以避嫌。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下，我们这代人都比较谨言慎行，写东西也比较慎重，同时也对学术研究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束缚。”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殊的价值观和荣辱取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环境的变迁虽然给他们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但集体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务实低调的行事风格却依旧延续。“有人评价说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解放是在77级学生的带动下开始的，我觉得这样说有他的道理。”
1980年，赵玉明参与了中国广播史上的一项重要考察——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史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进行了重新考证。“为了实地考察延安台的早期旧址，广播学院组织了以齐越教授为首的调查组，我是成员之一。在温济泽、杨兆麟等几位‘老广播’的指导、帮助下，我们历时20多天，对延安（陕北）台的编辑室、播音室和发射台等14处旧址分别做了实地考察并撰写了调查报告。”1980年底，中央广播局听取讨论了“老广播”的建议并报中宣部批准后，发出了关于更改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的《通知》，将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建日从1945年9月5日追溯到1940年12月30日，这个更改可谓意义重大。
基于此，在盛世修史的大背景下，广播事业的历史研究得到了广泛重视。随后，赵玉明组织并参与了解放区广播回忆录的征集梳理，民国时期广播历史档案的搜集考证以及多份广播历史书刊的编印工作，为继承并弘扬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光荣传统提供了丰富的教材。
1989年，赵玉明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新闻系走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的领导岗位担任副院长，直至1998年，62岁的他才“超期退役”。恰恰是在这9年中，北京广播学院的整体面貌和办学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转70年代的颓势，渐渐发展成为一所培养广播电视专业人才的重镇学府。赵玉明回忆道：“9年的时光，3000多个日夜，忙于日常的教学科研行政事务，个人经历的酸甜苦辣，实在是一言难尽，但值得认真回忆的也就是几件或是自己首创或是参与较多的实事。”
1989年，经赵玉明负责筹划，“中央三台”在广院设立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师生，这是广院第一个社会性的奖学金。除此之外，浙江改革月报社、山东滨州九环集团公司、北京星光集团等先后在赵玉明的联系和促成下在广播学院设立奖学金，在校企之间实现了双赢。 1989年，赵玉明开始分管《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日常工作并兼任副主编，在较短的时间里，赵玉明与编辑部同志合力解决了《年鉴》出版经费困难的问题，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更提高了《年鉴》质量，为按期保质出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93年，赵玉明负责筹建北京广播学院董事会并出任副董事长（常务）兼秘书长，负责董事会日常工作。短短几年时间，董事会完成了近千万元的基金筹措，为学院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和深化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1996年，赵玉明基于广电部未在所属高校设立部级科研立项和部级科研奖励的情况，在学院的支持下起草了《关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工作暨项目评审会议情况汇报——兼谈对我部设立高校科研立项和奖励的建议》，为学院缓解了科研水平总体较低、成果较少，以及难以获得部级科研立项和奖励的难题。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学院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赵玉明在任期内非常重视广院图书馆的建设问题，多方筹措图书资料经费，初步改变了图书馆经费紧缺的局面，为北京广播学院的长远发展造福铺路。
赵玉明说：“这些事情的促成不是谁想弄就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号召，但是事情要办成，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他所说的，确是肺腑之言。但无论如何，在北京广播学院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办学水平蒸蒸日上的时代，赵玉明既是这个艰难过程的见证者，更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参与人。而在他们卸下重任、安享晚年的今天，中国传媒大学实至名归的闻名国内和载誉世界便是对这些老一辈创业者最好的回报。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与国内很多知名教授所不同的是，赵玉明在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亲自招收并培养的硕士、博士以及合作的博士后从数量上看并不多，前后算起来，总共带了10位硕士、12位博士，以及3位博士后。
“我是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的，那时候还在新闻系。担任校领导后，虽然还在招硕士生，但基本就是毕业一个招一个，因为多了也带不过来。”1999年开始招博士生后，赵玉明就不再招硕士生了，三年带一个学生的工作量让他在30余年的导师生涯中实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力分配，兑现了“少招生、勤交流、严要求”的工作方针，而这样的原则也为他日后为中国传媒大学实现“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零的突破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薛文婷是我的博士研究生，2010年，她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历史研究（1840-1949）》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这是1999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以来，中国传媒大学第一次获得这项殊荣。我也因此获得了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荣誉证书。其实这个全国优博的产生，绝非我个人之功，但要说几十年来指导学生的做法和体会，我也乐于分享。”
赵玉明认真地说道：“教书这项工作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同时治学应当严谨，对待学生必须要求严格。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人才，就必须从选才开始，但我觉得给学生提供宽松的环境、给他们提供优厚的条件更加重要。现在有不少学校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求本科非得‘211’不可，我觉得这其实是缺乏从实际出发考核真正人才水准的表现，也是不足取的。自古英雄不怕出身低，我们对学生应当尽量做到宽进严出。”
“论文的选题需要根据学生的处境和时代的机遇综合考虑。比如说薛文婷，她之所以写体育新闻史，是因为她硕士毕业后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播系任教，博士入学前后又正好赶上北京奥运会前夕，全国都有一个体育热，在这样的背景下最终定下了这个选题。”赵玉明意味深长地说，“确定研究选题既要适合自己，又需要有创新的价值，既要扬长，也要避短。对于我们老师而言，更要看到学生各种各样的局限性，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条件。”
在薛文婷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赵玉明帮助她积累史料、拓展视野、打开思路。“我专程拜访了她的系主任，我当时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长，提议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名义与体育大学共同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这就是2007年12月在北体大举办的‘奥运传播暨体育新闻传播史研讨会’的由来。薛文婷也尽心竭力地筹备了这次研讨会，会后参与主编出版了50万字的研讨会论文集。而所有这些都为她撰写论文、多方收集史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为一篇论文，开一次研讨会’的特例。”
赵玉明的心血没有白费，薛文婷在恩师的指导和自身的努力下最终完成了一篇公认的佳作，更帮助母校在“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实现了全国百篇优博的重大突破。令人起敬的是，赵玉明用学校奖励给他个人的30万元奖金设立了一个“赵玉明教授研究生奖助学金”，专门奖励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优秀研究生。“这是全校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博士点，不可能有百优；没有众多老师的合力指导，也不可能有最后这个成绩。用奖励所得设立一项奖助学金也是我对社会和学校的感恩回报，因为我上北大的时候也曾享受过助学金的资助。”
“学术没有争鸣讨论，就不能发展”
在赵玉明几十年耕耘的学术沃土中，有一个话题很少有人问及，而眼前的这位老先生却举重若轻，并不避讳，那就是关于学术争鸣的问题。
赵玉明说：“中国广播电视史是一门新兴学科，特别是对中国早期的广播史，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是正常现象。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争鸣也是必要的，没有学术的争鸣和讨论，学术研究也不能发展，但是我们今天对学术讨论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术讨论都变成了政治批判，同意我就是革命的、爱国的，不同意我就是反革命的、卖国的，这很可怕。改革开放后学术讨论奉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三不’原则，这才慢慢回归正常。但现在有些学术讨论还有泛政治化和情绪化的倾向。我认为学术讨论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先有主观臆断，再找客观印证；也不能先有臆想结论，再寻找论据支持。总之，作为争鸣的一方，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有尊重你表达和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 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刘泱育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老一代知识分子处理学术争鸣的做法和态度，而他所用的“理”与“礼”两个字也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前辈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典范价值。“正常的争鸣讨论我是支持的，否则学术发展就没有前途。”赵玉明如是说。
正是怀着对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一片赤诚，从教从研半个多世纪的赵玉明为中国广播电视学留下了一笔笔财富。1987年，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出版，被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评价为“填补了中国广播史研究的空白”。1989年，他主持编纂的我国第一部广播电视专业辞典《广播电视简明辞典》问世，并于1999年由他主持增订后更名为《广播电视辞典》再次问世。1994年，他又主持编纂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广电专业百科全书——《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2004年，由赵玉明担任主编及主要撰稿人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正式出版。2012年，他主持完成了本校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立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对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地位和架构等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见解。
时至今日，著作等身并已功成身退的赵玉明把学校颁发给他的“中国传媒大学突出贡献教授”奖牌摆放在书柜正中最高的位置，他解释说史学家他不敢当，校长、院长也都是暂时的，唯有教师这个身份是一辈子的，“我是学校的第一批博导，我们这批有8个人，70岁退休的时候，学校给了每人一个突出贡献奖，虽然没有奖金，但却是我们这些从教一辈子的人的最好纪念”。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的第30个年头，学会常务理事决定对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对高等教育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30位学者进行表彰，赵玉明教授成为新闻传播学委员会中唯一获此表彰的人员，这也是国家、社会、时代对这位老教师致以的崇高敬意。
对赵玉明先生的访谈和梳理一直弥散着浓浓的年代感，这当然与我们相隔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有关。但透过他身上所有在当下时代很难再涵养出的情怀和坚守，老人学术人生的年代感让我在细密捕捉之余，也越发感到敬重。老先生说自己现在还退而未休，对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闻人才的培养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于身后已然留下的车辙和财富，他淡然地表达：“我们这代人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广播电视的史学研究没有止境，下一代人的任务就是思考怎样培植采摘创新成果，这是个大有可为的时代，你们必将大展宏图。”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学生崔博翔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