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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传媒作为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渠道，在其新闻报道中对历史记忆的建构特点主要表现在：叙述内容表征具有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叙述态度为主流认同中有协商与异例、叙述主题具有强时代性和多变性、叙述框架为有选择性的重复和模式化。而这样的历史记忆的新闻建构可促进新闻传播的知性化，并为民族认同提供前设式根据。
【关键词】历史记忆；新闻；建构
哈布瓦赫认为历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是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记忆，对过去以紧凑而扼要的方式进行回忆，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日纪念等保持新鲜。[1]而台湾学者王明珂则将历史记忆进一步明确化，他认为历史记忆是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2]但有别于一般“历史”之处是历史记忆常强调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而血缘、空间领域资源以及二者在“时间”中的延续变迁成为“根基性情感联系”叙事的主轴，其最终目的在于以“过去”说明“现在”。新闻媒体身为记忆的主要守护者之一，在书写和建构中不仅仅在承载和强化记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塑造和改变记忆的媒介。媒体对历史的记载同样充满了选择、编辑、视角的转换和有意识的隐藏等过程，它以多种方式引用往事、回顾历史，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再组织、再加工，重新整理激活记忆信息，建构新的记忆体，为受众理解过去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从而凸显往事的意义，增进大众对现状的理解。因此本文以各个时期的新闻中关于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报道为例来看历史记忆在大众传媒上的新闻表达。
内容表征：客观与主观的融合
历史记忆作为背景材料嵌入式呈现。大众媒体生产各式表征，但这些表征并非把记忆直接体现为如此，它们体现记忆的原料，提供可以生产“集体记忆”的原料。在新闻报道中，尽管民国以“体制转型、思想多变、战争不断、社会动荡”的总体形象呈现于受众，但在具体资料处理中我们发现对一些受众熟悉的历史记忆，大众传媒常以原材料形式事实化呈现，其中最典型的是以历史类比式材料和历史脉络式材料呈现于节日庆典、纪念特刊、解密性新闻等中。历史类比性材料是“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说出明日的意义”，将历史事件作为工具去分析当前情境并预测结果。它将过去的典型事例和景象，以及有强烈对比性的印象、数字和语言等，与当前事件进行对比与比拟，去分析和预测当前事态的发展，而过去发生的有可能被当作某种历史教训呈现。如《人民日报》1953年4月15日的通讯《西北牧区今昔》直接将文章分成“过去苦难的日子”与“今天幸福的生活”两部分进行对比性报道。在描述过去时用“蒋匪的反动统治，使人民过着悲惨、黑暗、贫穷、愚昧的日子……拉秀寺1000多个喇嘛，跑的跑、逃的逃，到解放时只剩下60多个人了”来反衬今天的幸福。而历史关联性材料主要回溯过去与现在情况发生关联的部分，而不是类推和比较。在新闻报道中，它常用来点明新闻事实产生的原因、条件和环境，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追溯往事与现今情境相关的轨迹，帮助受众对当代形势有更丰富的理解。当然这两种资料都是作为当前报道中的事实而非评论出现的，也就不会影响新闻的客观性。
通过这些原材料的呈现，历史议题不断以事实面目浮现，过去的经验被召唤出来，成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历史意向，进而形成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建构自己集体身份的凭证。
历史记忆作为新意义主客观融合。“新闻是被报道的，公众欲知、应知、未知的事实的信息。”[3]从新闻的定义可知，时间之于新闻永远不具有任何优先性和超越性。“只要能揭示出新的意义，历史就是新的；只要能发现新的历史意义，历史就是新闻。”[4]新的意义有效地缩短甚至弥补了时间上的距离和空间上的差距。这样，历史记忆本质上就具有了一种新闻性。具体而言，历史记忆的新闻性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原先被人在无意中所遗忘的历史，后来在某种新条件下又被回忆起来和发现，二是原先被人有意地掩盖和篡改过的历史后来在某种新条件下又得以被揭示出来和改正过来。[4]这些历史内容一旦被揭示和披露出来，则会成为一种令人深思的具有特殊形式和特殊意义的新闻。因而对一些受众不知、欲知的历史记忆，新闻工作者要做的不仅仅是材料的呈现，更重要的是去展示表象是如何传递着不为人熟知的意义。而要展示意义的第一步工作，是诠释，诠释是将事物的关系建立起来，以“说明”来弥补表象之间看不见之处的方式；记者在新闻中追踪历史在现实的延伸轨迹，密切注意历史与新闻的内在结合点，力求把历史事件变成新闻题材，把历史观念变成新闻意识，通过赋予历史事件新的意义，使现在的人们能与过去的历史共生共存、直接对话。
如何赋予历史事件以新意义？由于按照历史记载真实再现的历史记忆在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同时会启发人们对过去的再现和重构，而集体记忆中变得模糊和不确定的部分又无法通过相对确定的文字记忆唤起和重构。此时，聚合、想象、转借就成为历史记忆重构必不可少的手段。以中央电视台系列新闻短片《永远的丰碑》①中的一期《平江勇士周桂生》（2006年3月28日播出）为例来看：记者先以扑城暴动事件为线索引出勇士周桂生，然后以时间为轴叙述其战斗历程。在具体报道中，由于周桂生的资料相对匮乏，而仅存的历史资料水口战役旧址、《长江日报》影本及第二支队照片不足以展现其英勇光辉的形象，记者则聚合战争影视资料、周桂生画像及其在水口战役现场持枪射击的画像，并结合其出生地湖南平江、活动地井冈山、牺牲地皖南云岭的风景影像来共同重构出英雄的活动全貌，重塑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形象，从而实现了对模糊或已成空白的历史记忆的回忆和生产。而在细节描述中，对周桂生在扑城暴动中采用什么形式进行战斗并无详细记载，仅存在于当事人的口头或意识记忆中，因此记者借想象报道出“一名敢死队员用炸药包摧毁敌军火力点，打开了胜利的通道”的英勇形象，同时转借银若湖的油画《二月扑城》和动态的影视资料来建构扑城暴动的情景场面，以增加其生动性和真实性。同样对周桂生的相貌也无历史照片予以佐证，记者则借助一幅气宇轩昂、英姿飒爽的画像来完成对其人的想象。威廉·德雷认为“借想象来表征”过去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形式[5]。当然这种想象无法排除现实性与当下性，无法避免当前语境的参与和渗入，它只能尽力在历史或现实的逻辑基础上保持其想象的客观性，寻求与历史记忆的最大契合度。通过聚合、想象与转借等多种手法的运用，整个报道既生动又显真实性，从而弥补了强硬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受众带来的不快，让受众在真实的建构中认同了主体的合法性。 叙述态度：主流认同中有协商与异例
对历史事件本身进行意义定位与否，被定位的意义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都会影响历史记忆的形式和特点。因为新闻媒体对历史的意义定位相当于为受众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不管是接受这个框架还是批判，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意义的定位来选取进入记忆范畴的内容，而选定的是同一方向，人们的回忆、观点和看法在表述上也会大致相同。大众媒体在新闻中对历史事件进行意义定位时，其叙述态度常是认同中有协商与异例。认同是指新闻工作者与历史编撰者共享一个历史思想、价值观和共同意义体系，从而在新闻中对其客观复原、重现和补充以支撑或解释现在。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选择话语时必然受制于主导话语结构，而主导性结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话语领域的控制模式。因此，作为意识形态表意形式的一种，历史记忆的新闻表达必定要在特定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内去满足需要。只有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被实践的事件，才具有被社会言说的意义。尽管媒介从它的生产逻辑看，应该是组织各种意义进入其领域，但媒介的意识形态性首先迫使它在此处作出选择，首选那些能够融入主导性话语结构空间的实践的事件。这种被优先考虑的意义在联想过程中又进一步支配其他意义，或者让其他意义臣服于它。[6]如与“党史”“革命史”同时存在的还有“民国史”，这一段“既定的”历史似乎没有结束，两个在意识形态上完全相反的历史撰述都在抢夺同一时间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记录权、解释权，因此强意识形态的新闻媒体在重现革命史的同时，还在不断建构革命史，而对民国历史撰述的“实录”和认同则会更多地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去建构历史记忆，进而体现出一种更为隐蔽而深刻的权力认同、价值认同和意义认同。因此说媒体对历史记忆的新闻建构是基于认同之上的，但对一些存在争议的人与事也使用协商与异例的方式呈现。异例是指一些相异的、矛盾的或反常的现象。对这些异例的分析诠释，一种处理方法是将其情境化，即说明在何种资源分配、人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与权力关系之下，探索“这是谁的记忆”，“它们如何被制造与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保存或遗忘”。通过情境化，使文本及“异例”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理解得到合理诠释。如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蒋介石一直处于争议中，在以前的报道中大都使用贬义词“蒋匪、蒋匪介石、蒋统治集团”等，而现在对其态度却逐渐多义化，2008年7月23日《南方周末》在其“蒋介石日记解密”一文中对其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分析时就暗含协商之意：“蒋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不是军阀，故而具有一般军阀所没有的心胸与眼界。在日记里他经常谈论中国形势，以及与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等等，与当时军阀只关注自己地盘与势力的内斗相比，更具现代意识。另外，蒋还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大力协助，尤其是稳定了江浙地方财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这让其政治对手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无法与之抗衡。这些因素都是蒋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对异例的另一种处理方式则是以“奇观”形式戏剧性呈现，将笔墨倾注于其私人生活如与宋美龄的爱情及称呼、其奇怪的生活习惯等，让受众沉溺于一种没有经过反思的、怀旧式的历史记忆，当然这种戏谑态度也使历史记忆逐渐被消解。
叙述主题：强时代性与多变性
框架是媒介新闻生产中必不可少并坚持运用的东西，媒体的强意识形态特征使其对民国的书写极大程度受制于自身语境（诸框架）；在审视、叙述民国历史时，凸显强化它的某个侧面，以自己的话语活动显现对当下的关心和对过往的评判，而且这种话语讲述本身又构成了历史，参与了历史活动，为后来的民国叙事更新提供话语资源。格罗塞指出：“随着时光的流逝，所有的身份都可以改变，特别是当身份是集体性的时候，特别是当身份是根据由类别和群体来界定的时候。”[7]不同阶段民国在媒体中的不同呈现为历史记忆的新闻重构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有关“民国”叙述的基调与中心，并决定了当时大众传媒书写民国时代的目的，借助超空间隐形叙述，大众传媒制造出历史客观化的效果，最终建立了一种与权威历史话语相辅相成的形象化历史图像。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传媒与政治关系的极端倾斜带来了报道中向“样板戏模式”看齐，为塑造完美高大的英雄人物，传媒剔除了一切有碍主题表达的杂质而形成特定的英雄话语。但这种纯粹的英雄话语因违背了生活本身的逻辑而破坏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造成了新闻叙事目的的全面失效，也使民国时期的内在精神彻底迷失。“文化大革命”后传媒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新闻报道形式多样，批评性报道显山露水，深度报道潮起潮落等为媒体中的民国图像建构提供了新的框架。其间媒体的反思撕开了怀疑的裂口，为后来的超政治的全面反思和民国叙事的整体刷新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同时西方当代史学观念的介绍与引进、新闻传播者自身的独特经历消解了民国叙述的经典模式而显示出民国叙述的主观性和深度性。随着新闻媒体在市场化的改革中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新闻传播者开始以受众的眼光看待现实、审视历史，民国时代的叙述则又倾向于生活化、大众化。但大众视点的运用也使此间的民国书写强化了色情、暴力、神秘等内容。而处于传播技术飞速发展、信息接收方式渐趋多元、政治透明度不断增加的复杂而多变的网络语境下，大众传媒抛弃了民国社会风貌和历史图式的固定层次，而专注于展示与传递历史境遇中的个体存在状态以及“民国奇观”，使民国时代的社会形态和精神特质从文本中悄然隐退。
叙述框架：有选择性的重复与模式化
霍尔认为，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是表意实践的生产及流通的支配性机构。正如前面所言，媒体的意识形态性使其在选择话语时必然受制于主导话语结构，“媒体不是简单地反映或者表达某一建立的认同，相反，媒体围绕现存的权力结构生产认同，一种总是有利于某些权力集团的认同，从而达到当下可接受之物的折中平衡”。[8]而“当下的处境好像一种触媒，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9]。因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言说必然会影响大众传媒对历史记忆的选择和重建。而主流意识形态所进行的历史重写，是对于记忆符码的重新编程，即由现实需求动因触发而设置的关于往事的回忆。这种回忆经过大众传媒的长期的有选择性重复与叙述，则会形成集体记忆的模式化，借以证明已经和正在进行的事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以《人民日报》对任弼时的报道为例。1950年10月28日任弼时逝世，其报道为“任弼时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由于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1951年10月27日纪念其逝世一周年的报道中“他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在各种战斗中他一贯表现了坚持政治原则性的卓越品德，他对群众对同志和蔼可亲，但在工作中、在政治斗争中，小到生活细节，大到革命的危急关头，他永远坚持革命立场，丝毫也不妥协”。2004年4月30日纪念其诞辰100周年中写道“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通过这些模式化报道刻画出一个有勇有谋，原则性很强的中共党员形象。事实上，长期的选择性重复和模式化报道却容易消解历史记忆的立体性和复杂性。如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作用常采取弱化报道：《光明日报》1951年9月4日《我所知道的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一文中“正因为国民党的方针是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则采取了消极抵抗，也就是变相的投降政策”，《中国青年报》1962年7月10日《看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中“七七事变后，他又实行消极抗日，一溃千里，望风而逃，大好河山，沦为日寇，当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中，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他却躲在人间仙境峨眉山上‘坐山观虎斗’”，《中国青年报》199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是中流砥柱》一文中“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的重点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曾一度出现轰轰烈烈的抗战景象，但当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由于战争的失利和对进步力量的仇视……把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这些报道忽略了“国民党确定了战时体制，作出了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国民政府西迁后，开始部署全面抵抗……”[10]等在正面战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平面化地呈现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形象，而非立体丰富的形象。 总之，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新闻成为历史记忆一个重要的建构平台，而大众传媒也借助历史记忆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二者相得益彰。一方面，大众传媒在新闻中大量使用历史事实和素材，并对其进行分析、归纳、阐释，在现实的基础上充分揭示出这种联系的空间纵深性和时间绵延性，从而生产出各式表征，用以鼓励我们去思考、感知和认同过去。这样的历史记忆在大众传媒新闻中的不断回顾与重建，既直接强化和突出了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在信息汪洋大海中的显示度和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地位，也促使社会群体通过新闻论述建构出他们对自己所生存世界的印象，从而营造和建构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价值共同体。另一方面，历史记忆大量运用于新闻可实现新闻报道从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从表面现象向深层意义的转移和发展，使新闻呈现出辩证联系和相互统一的历史式立体景观，充满博大的历史感和精深的历史意识，进而推动新闻传播的知性化。而且由于历史记忆常涉及国家、民族等的主流意识形态，新闻媒体根据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框架来对历史记忆进行重构，以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来达到巩固自己主体同一性的目的，为民族认同的建构提供前设式根据，也使自己成为塑造国民意识、凝聚共识和维护国家民族身份的最重要途径。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大陆媒体对民国图像的建构及其演进》（立项编号：12YJC860049）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注 释：
？譹？訛2006年中央电视台在其《新闻联播》栏目中推出电视系列新闻短片《永远的丰碑》，嫁接纪录片与新闻片的优势，通过对党史人物的追思、对人物事迹的追索来唤起观众对历史的回想和审视，从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M]//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7-81.
[2]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3]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史态类新闻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6.
[4]雷戈.史学与新闻[J].文史哲，2004（6）.
[5]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M].方仁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35.
[6]李岩.意识形态下的大众传播话语秩序[EB/OL].中华传媒网.
[7]格雷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0.
[8]约翰·斯道雷.记忆与欲望的耦合——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利[M].徐德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9]葛兆光.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1（1）.
[1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校：赵 亮
【关键词】历史记忆；新闻；建构
哈布瓦赫认为历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是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记忆，对过去以紧凑而扼要的方式进行回忆，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日纪念等保持新鲜。[1]而台湾学者王明珂则将历史记忆进一步明确化，他认为历史记忆是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2]但有别于一般“历史”之处是历史记忆常强调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而血缘、空间领域资源以及二者在“时间”中的延续变迁成为“根基性情感联系”叙事的主轴，其最终目的在于以“过去”说明“现在”。新闻媒体身为记忆的主要守护者之一，在书写和建构中不仅仅在承载和强化记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塑造和改变记忆的媒介。媒体对历史的记载同样充满了选择、编辑、视角的转换和有意识的隐藏等过程，它以多种方式引用往事、回顾历史，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再组织、再加工，重新整理激活记忆信息，建构新的记忆体，为受众理解过去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从而凸显往事的意义，增进大众对现状的理解。因此本文以各个时期的新闻中关于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报道为例来看历史记忆在大众传媒上的新闻表达。
内容表征：客观与主观的融合
历史记忆作为背景材料嵌入式呈现。大众媒体生产各式表征，但这些表征并非把记忆直接体现为如此，它们体现记忆的原料，提供可以生产“集体记忆”的原料。在新闻报道中，尽管民国以“体制转型、思想多变、战争不断、社会动荡”的总体形象呈现于受众，但在具体资料处理中我们发现对一些受众熟悉的历史记忆，大众传媒常以原材料形式事实化呈现，其中最典型的是以历史类比式材料和历史脉络式材料呈现于节日庆典、纪念特刊、解密性新闻等中。历史类比性材料是“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说出明日的意义”，将历史事件作为工具去分析当前情境并预测结果。它将过去的典型事例和景象，以及有强烈对比性的印象、数字和语言等，与当前事件进行对比与比拟，去分析和预测当前事态的发展，而过去发生的有可能被当作某种历史教训呈现。如《人民日报》1953年4月15日的通讯《西北牧区今昔》直接将文章分成“过去苦难的日子”与“今天幸福的生活”两部分进行对比性报道。在描述过去时用“蒋匪的反动统治，使人民过着悲惨、黑暗、贫穷、愚昧的日子……拉秀寺1000多个喇嘛，跑的跑、逃的逃，到解放时只剩下60多个人了”来反衬今天的幸福。而历史关联性材料主要回溯过去与现在情况发生关联的部分，而不是类推和比较。在新闻报道中，它常用来点明新闻事实产生的原因、条件和环境，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追溯往事与现今情境相关的轨迹，帮助受众对当代形势有更丰富的理解。当然这两种资料都是作为当前报道中的事实而非评论出现的，也就不会影响新闻的客观性。
通过这些原材料的呈现，历史议题不断以事实面目浮现，过去的经验被召唤出来，成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历史意向，进而形成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建构自己集体身份的凭证。
历史记忆作为新意义主客观融合。“新闻是被报道的，公众欲知、应知、未知的事实的信息。”[3]从新闻的定义可知，时间之于新闻永远不具有任何优先性和超越性。“只要能揭示出新的意义，历史就是新的；只要能发现新的历史意义，历史就是新闻。”[4]新的意义有效地缩短甚至弥补了时间上的距离和空间上的差距。这样，历史记忆本质上就具有了一种新闻性。具体而言，历史记忆的新闻性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原先被人在无意中所遗忘的历史，后来在某种新条件下又被回忆起来和发现，二是原先被人有意地掩盖和篡改过的历史后来在某种新条件下又得以被揭示出来和改正过来。[4]这些历史内容一旦被揭示和披露出来，则会成为一种令人深思的具有特殊形式和特殊意义的新闻。因而对一些受众不知、欲知的历史记忆，新闻工作者要做的不仅仅是材料的呈现，更重要的是去展示表象是如何传递着不为人熟知的意义。而要展示意义的第一步工作，是诠释，诠释是将事物的关系建立起来，以“说明”来弥补表象之间看不见之处的方式；记者在新闻中追踪历史在现实的延伸轨迹，密切注意历史与新闻的内在结合点，力求把历史事件变成新闻题材，把历史观念变成新闻意识，通过赋予历史事件新的意义，使现在的人们能与过去的历史共生共存、直接对话。
如何赋予历史事件以新意义？由于按照历史记载真实再现的历史记忆在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同时会启发人们对过去的再现和重构，而集体记忆中变得模糊和不确定的部分又无法通过相对确定的文字记忆唤起和重构。此时，聚合、想象、转借就成为历史记忆重构必不可少的手段。以中央电视台系列新闻短片《永远的丰碑》①中的一期《平江勇士周桂生》（2006年3月28日播出）为例来看：记者先以扑城暴动事件为线索引出勇士周桂生，然后以时间为轴叙述其战斗历程。在具体报道中，由于周桂生的资料相对匮乏，而仅存的历史资料水口战役旧址、《长江日报》影本及第二支队照片不足以展现其英勇光辉的形象，记者则聚合战争影视资料、周桂生画像及其在水口战役现场持枪射击的画像，并结合其出生地湖南平江、活动地井冈山、牺牲地皖南云岭的风景影像来共同重构出英雄的活动全貌，重塑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形象，从而实现了对模糊或已成空白的历史记忆的回忆和生产。而在细节描述中，对周桂生在扑城暴动中采用什么形式进行战斗并无详细记载，仅存在于当事人的口头或意识记忆中，因此记者借想象报道出“一名敢死队员用炸药包摧毁敌军火力点，打开了胜利的通道”的英勇形象，同时转借银若湖的油画《二月扑城》和动态的影视资料来建构扑城暴动的情景场面，以增加其生动性和真实性。同样对周桂生的相貌也无历史照片予以佐证，记者则借助一幅气宇轩昂、英姿飒爽的画像来完成对其人的想象。威廉·德雷认为“借想象来表征”过去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形式[5]。当然这种想象无法排除现实性与当下性，无法避免当前语境的参与和渗入，它只能尽力在历史或现实的逻辑基础上保持其想象的客观性，寻求与历史记忆的最大契合度。通过聚合、想象与转借等多种手法的运用，整个报道既生动又显真实性，从而弥补了强硬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受众带来的不快，让受众在真实的建构中认同了主体的合法性。 叙述态度：主流认同中有协商与异例
对历史事件本身进行意义定位与否，被定位的意义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都会影响历史记忆的形式和特点。因为新闻媒体对历史的意义定位相当于为受众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不管是接受这个框架还是批判，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意义的定位来选取进入记忆范畴的内容，而选定的是同一方向，人们的回忆、观点和看法在表述上也会大致相同。大众媒体在新闻中对历史事件进行意义定位时，其叙述态度常是认同中有协商与异例。认同是指新闻工作者与历史编撰者共享一个历史思想、价值观和共同意义体系，从而在新闻中对其客观复原、重现和补充以支撑或解释现在。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选择话语时必然受制于主导话语结构，而主导性结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话语领域的控制模式。因此，作为意识形态表意形式的一种，历史记忆的新闻表达必定要在特定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内去满足需要。只有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被实践的事件，才具有被社会言说的意义。尽管媒介从它的生产逻辑看，应该是组织各种意义进入其领域，但媒介的意识形态性首先迫使它在此处作出选择，首选那些能够融入主导性话语结构空间的实践的事件。这种被优先考虑的意义在联想过程中又进一步支配其他意义，或者让其他意义臣服于它。[6]如与“党史”“革命史”同时存在的还有“民国史”，这一段“既定的”历史似乎没有结束，两个在意识形态上完全相反的历史撰述都在抢夺同一时间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记录权、解释权，因此强意识形态的新闻媒体在重现革命史的同时，还在不断建构革命史，而对民国历史撰述的“实录”和认同则会更多地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去建构历史记忆，进而体现出一种更为隐蔽而深刻的权力认同、价值认同和意义认同。因此说媒体对历史记忆的新闻建构是基于认同之上的，但对一些存在争议的人与事也使用协商与异例的方式呈现。异例是指一些相异的、矛盾的或反常的现象。对这些异例的分析诠释，一种处理方法是将其情境化，即说明在何种资源分配、人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与权力关系之下，探索“这是谁的记忆”，“它们如何被制造与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保存或遗忘”。通过情境化，使文本及“异例”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理解得到合理诠释。如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蒋介石一直处于争议中，在以前的报道中大都使用贬义词“蒋匪、蒋匪介石、蒋统治集团”等，而现在对其态度却逐渐多义化，2008年7月23日《南方周末》在其“蒋介石日记解密”一文中对其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分析时就暗含协商之意：“蒋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不是军阀，故而具有一般军阀所没有的心胸与眼界。在日记里他经常谈论中国形势，以及与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等等，与当时军阀只关注自己地盘与势力的内斗相比，更具现代意识。另外，蒋还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大力协助，尤其是稳定了江浙地方财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这让其政治对手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无法与之抗衡。这些因素都是蒋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对异例的另一种处理方式则是以“奇观”形式戏剧性呈现，将笔墨倾注于其私人生活如与宋美龄的爱情及称呼、其奇怪的生活习惯等，让受众沉溺于一种没有经过反思的、怀旧式的历史记忆，当然这种戏谑态度也使历史记忆逐渐被消解。
叙述主题：强时代性与多变性
框架是媒介新闻生产中必不可少并坚持运用的东西，媒体的强意识形态特征使其对民国的书写极大程度受制于自身语境（诸框架）；在审视、叙述民国历史时，凸显强化它的某个侧面，以自己的话语活动显现对当下的关心和对过往的评判，而且这种话语讲述本身又构成了历史，参与了历史活动，为后来的民国叙事更新提供话语资源。格罗塞指出：“随着时光的流逝，所有的身份都可以改变，特别是当身份是集体性的时候，特别是当身份是根据由类别和群体来界定的时候。”[7]不同阶段民国在媒体中的不同呈现为历史记忆的新闻重构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有关“民国”叙述的基调与中心，并决定了当时大众传媒书写民国时代的目的，借助超空间隐形叙述，大众传媒制造出历史客观化的效果，最终建立了一种与权威历史话语相辅相成的形象化历史图像。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传媒与政治关系的极端倾斜带来了报道中向“样板戏模式”看齐，为塑造完美高大的英雄人物，传媒剔除了一切有碍主题表达的杂质而形成特定的英雄话语。但这种纯粹的英雄话语因违背了生活本身的逻辑而破坏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造成了新闻叙事目的的全面失效，也使民国时期的内在精神彻底迷失。“文化大革命”后传媒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新闻报道形式多样，批评性报道显山露水，深度报道潮起潮落等为媒体中的民国图像建构提供了新的框架。其间媒体的反思撕开了怀疑的裂口，为后来的超政治的全面反思和民国叙事的整体刷新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同时西方当代史学观念的介绍与引进、新闻传播者自身的独特经历消解了民国叙述的经典模式而显示出民国叙述的主观性和深度性。随着新闻媒体在市场化的改革中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新闻传播者开始以受众的眼光看待现实、审视历史，民国时代的叙述则又倾向于生活化、大众化。但大众视点的运用也使此间的民国书写强化了色情、暴力、神秘等内容。而处于传播技术飞速发展、信息接收方式渐趋多元、政治透明度不断增加的复杂而多变的网络语境下，大众传媒抛弃了民国社会风貌和历史图式的固定层次，而专注于展示与传递历史境遇中的个体存在状态以及“民国奇观”，使民国时代的社会形态和精神特质从文本中悄然隐退。
叙述框架：有选择性的重复与模式化
霍尔认为，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是表意实践的生产及流通的支配性机构。正如前面所言，媒体的意识形态性使其在选择话语时必然受制于主导话语结构，“媒体不是简单地反映或者表达某一建立的认同，相反，媒体围绕现存的权力结构生产认同，一种总是有利于某些权力集团的认同，从而达到当下可接受之物的折中平衡”。[8]而“当下的处境好像一种触媒，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9]。因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言说必然会影响大众传媒对历史记忆的选择和重建。而主流意识形态所进行的历史重写，是对于记忆符码的重新编程，即由现实需求动因触发而设置的关于往事的回忆。这种回忆经过大众传媒的长期的有选择性重复与叙述，则会形成集体记忆的模式化，借以证明已经和正在进行的事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以《人民日报》对任弼时的报道为例。1950年10月28日任弼时逝世，其报道为“任弼时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由于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1951年10月27日纪念其逝世一周年的报道中“他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在各种战斗中他一贯表现了坚持政治原则性的卓越品德，他对群众对同志和蔼可亲，但在工作中、在政治斗争中，小到生活细节，大到革命的危急关头，他永远坚持革命立场，丝毫也不妥协”。2004年4月30日纪念其诞辰100周年中写道“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通过这些模式化报道刻画出一个有勇有谋，原则性很强的中共党员形象。事实上，长期的选择性重复和模式化报道却容易消解历史记忆的立体性和复杂性。如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作用常采取弱化报道：《光明日报》1951年9月4日《我所知道的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一文中“正因为国民党的方针是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则采取了消极抵抗，也就是变相的投降政策”，《中国青年报》1962年7月10日《看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中“七七事变后，他又实行消极抗日，一溃千里，望风而逃，大好河山，沦为日寇，当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中，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他却躲在人间仙境峨眉山上‘坐山观虎斗’”，《中国青年报》199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是中流砥柱》一文中“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的重点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曾一度出现轰轰烈烈的抗战景象，但当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由于战争的失利和对进步力量的仇视……把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这些报道忽略了“国民党确定了战时体制，作出了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国民政府西迁后，开始部署全面抵抗……”[10]等在正面战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平面化地呈现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形象，而非立体丰富的形象。 总之，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新闻成为历史记忆一个重要的建构平台，而大众传媒也借助历史记忆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二者相得益彰。一方面，大众传媒在新闻中大量使用历史事实和素材，并对其进行分析、归纳、阐释，在现实的基础上充分揭示出这种联系的空间纵深性和时间绵延性，从而生产出各式表征，用以鼓励我们去思考、感知和认同过去。这样的历史记忆在大众传媒新闻中的不断回顾与重建，既直接强化和突出了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在信息汪洋大海中的显示度和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地位，也促使社会群体通过新闻论述建构出他们对自己所生存世界的印象，从而营造和建构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价值共同体。另一方面，历史记忆大量运用于新闻可实现新闻报道从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从表面现象向深层意义的转移和发展，使新闻呈现出辩证联系和相互统一的历史式立体景观，充满博大的历史感和精深的历史意识，进而推动新闻传播的知性化。而且由于历史记忆常涉及国家、民族等的主流意识形态，新闻媒体根据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框架来对历史记忆进行重构，以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来达到巩固自己主体同一性的目的，为民族认同的建构提供前设式根据，也使自己成为塑造国民意识、凝聚共识和维护国家民族身份的最重要途径。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大陆媒体对民国图像的建构及其演进》（立项编号：12YJC860049）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注 释：
？譹？訛2006年中央电视台在其《新闻联播》栏目中推出电视系列新闻短片《永远的丰碑》，嫁接纪录片与新闻片的优势，通过对党史人物的追思、对人物事迹的追索来唤起观众对历史的回想和审视，从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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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葛兆光.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1（1）.
[1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