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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在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出其不意地送给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一本书，名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作者是乌拉圭记者与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无疑，这个外交动作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意的。而不管用意何在，这部近40年前的新闻力作，不旋踵飙升为全球畅销书。
这部蘸着血泪而非笔墨写就的名作，通过一桩桩灭绝人性的事实和惨绝人寰的故事，讲述了拉丁美洲近代的苦难历史及其根源——暴虐的殖民掠夺，贪婪的跨国资本，貌似文明的科技、市场、贸易，读来令人窒息，心情难以平静。不同于《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等热播节目，如此“原生态”的真切叙事展现了一部野蛮凶暴的近代史或“文明史”，即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本雅明所说的：“没有一部文明史，不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
上溯所谓“美洲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时期，个别良知未泯的传教士与殖民者，就曾以亲历者的见闻记述了这一触目惊心、旷古未闻的野蛮史，如“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征服新西班牙信史》《西印度毁灭述略》等：
我们可以确切无误地说，在上述40年（1492-1541）间，由于西班牙人极其残酷的血腥统治，有1200万无辜的印第安人惨遭杀害，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足有1500万人丧生……
古巴岛的印第安人与西班牙岛的百姓一样，沦为奴隶，备受折磨，为了不白白送命，人们纷纷逃进山里。有的夫妻没能逃走，绝望至极，在扼死自己的孩子后，双双悬梁自尽……[1]
然而，这部血淋淋、泪涟涟的信史，如今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中，不是晦暗不明，就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就像《最后的莫希干人》等小说描绘的扒人头皮的印第安人、好莱坞影片反复演绎的除暴安良的牛仔等。用加莱亚诺的说法，“世界史基本上是一部欧洲史”，而且“这些由教科书传授、经人云亦云而流传的‘文化’至今是令思想窒息的磐石”（索飒）。《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旨在掀掉如此泰山压顶的思想磐石，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加莱亚诺曾说过本书就是为了向世人揭示一个事实——“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即战胜者讲述的历史”。在其近作《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里，他继续高扬批判旗帜，为美洲大陆发出自己的声音，600个故事就像600面镜子，照出了历史的真相或本相。比如，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无论历史书还是新闻书，约翰·洛克都一直被奉若神明，而加莱亚诺告诉我们：写作《人类理解论》时，洛克也在用积蓄投资一家公司的大宗股票，而这家隶属于英国王室的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在非洲捕捉奴隶，然后贩往美洲，以保证公司的“长期、充足、价格适中的黑奴货源供应”。
1940年，加莱亚诺出生于乌拉圭首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经历坎坷，当过工人、邮差、打字员和银行出纳，20世纪60年代初从事新闻工作。1964年的《中国》，是他对新中国的礼赞。经过4年积累，1971年他完成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巴拉圭总统卢戈称他以历史妙笔，书写百年孤独，“发出的曾经是、现在仍是拉丁美洲之声”。2006年，在《致未来先生的信》中，加莱亚诺直言道：“我怕这世界早晚变成太空中一粒僵死的顽石，没有田地，没有水分，没有空气，没有生灵……资本主义是野蛮的体制。它的罪行罄竹难书……”[2]
作为拉美的新闻名作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经典，《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讲述了旧殖民主义如何围绕拉丁美洲的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而展开疯狂掠夺；第二部分“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揭示了新殖民主义如何通过贸易、贷款、科技等将拉美的民族工业扼杀于襁褓，揭露了投资、技术、经济援助、合资企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现代文明”形态，如何不文明地参与了古老的掠夺战。看了加莱亚诺铁证如山的叙事，人们更能理解拉美的那句民谚：“可怜拉美，你距上帝太远，离魔鬼太近。”（墨西哥有句类似民谚：“可怜墨西哥，你距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
这部名山之作不仅以丰富、翔实、栩栩如生、历历在目的如山事实展现了近代以来拉美的苦难，而且也以新闻记者的生动笔触印证了国际学界经典的“依附理论”，特别是萨米尔·阿明等批判学者的核心思想：现代世界分为“中心”与“边缘”，中心即欧美的发达是以边缘即亚非拉的贫弱为基础的，亚非拉被切开的血管至今汩汩流淌。正如加莱亚诺写道的：
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自从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积累……
血液就这样通过所有这些渠道流走了，今日的发达国家过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发达国家也就因此变得更不发达。
这一批判性思想同当下流行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如市场经济是全球人类的福祉与归宿，既有效配置资源又使人类平等共享一路说教格格不入。当然，这些思想在经典著述里早有深刻的阐述，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只是依附理论针对当今世界的新问题、新动向作出了一系列新发展，给人以感同身受的切肤之见。上世纪末以来，此类新问题、新动向在以新自由主义为说辞、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拉美化为标志的大转型中进一步显现出来（记者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揭示了类似趋势），“亚非拉”一词的变异就是风起青萍之末的征兆：
“亚非拉”这个词，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60年代曾盛极一时，对于位处边缘的力量，“亚非拉”象征着抵抗——抵抗帝国资本主义的猖獗，抵抗其世界秩序的腐朽；它指认着一种新的能动主体——既是被殖民的民族国家摆脱被侵略被掠夺的命运，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寻求全人类的解放。
可是，在殖民主义的霸权话语中，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横行的年代，“亚非拉”几乎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3]2～3
在拉丁美洲争取独立、自由、民主、解放的艰难进程中，除了“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以及切·格瓦拉、萨尔瓦多·阿连德（在英美支持的军人政变中遇害）、乌戈·拉斐尔·查韦斯等政治领袖，还有一批前赴后继的批判知识分子——拉美称作对人民“承诺”的知识分子（comprometido），亦即葛兰西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包括加莱亚诺以及人所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马尔克斯等。加莱亚诺曾因《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被右翼军人独裁政府（此类政府多有美国撑腰）逼迫流亡12年，还被列入死亡名单，而早在少年时代，他已在课堂上遭遇第一次“驱逐”：当女教师讲解西班牙殖民者巴尔沃阿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于是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第一人时，年幼的加莱亚诺忍不住举手发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结果听到一声断喝：“出去！”[4] 同加莱亚诺一样，文学名著《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初也是以左翼记者著称，也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驰名。他们的新闻生涯，不仅赋予他们关注政治、研究历史、把握现实的深切体验，而且成为他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源泉，这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尤其难能可贵。因为当下越来越多的“东方”精英，越来越习惯“西方”话语，仿佛离开这套据说是普世的理论及其逻辑就无法弄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比如，有人著书立说，为19世纪传教士及其办报活动评功摆好，什么科学、文明、启蒙、现代化等，而全然不顾种种载著史册的劣迹斑斑的恶行，见识反不如蒋梦麟先生的印象：“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5]再如，中国的新闻学与新闻界对貌似不讲政治的“专业主义”情有独钟，而“讲政治”则日益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某个据称“这个时代的思想英雄”，索性将新闻的核心归结为一个字——“知”，“记者只是观察、记录、认识这个世界，而不是去干预世界。出发点和目的都不是”云云。针对20年目睹之怪现状，我常征引两位大家的直言，一则来自我国新闻理论泰斗甘惜分，一则来自哥伦比亚小说家马尔克斯：
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索，我认为我与王中同志的根本分歧是怎样看待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或者说，在新闻工作中淡化政治。我则认为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是资产阶级政治，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是先进的政治，还是保守落后的政治，报纸总是与某一政治立场相联系。不为这种政治服务就为另一种政治服务。报纸的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总编辑，甚至每个编辑记者，都是搞政治的。如果他们说自己只是编辑，不懂政治，那他们不是装蒜，就是傻瓜。（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
作为小说家，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来自我对新闻工作的爱好、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和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经验。这为我培养了对现实的感受力。当然，我最美好的东西即政治觉悟，也是来自新闻工作。而政治觉悟，众所周知，是对现实的感受能力的最高表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论加西亚·马尔克斯》）
近代以来，中国同拉美以及其他亚非国家一样，都曾饱受殖民掠夺、列强侵凌、资本压榨的悲惨命运。然而，这些伏尸千万、流血万里的苦难，如今仿佛消弭于“现代化”的曼妙叙事与消费文化的光鲜符号中，包括上海的咖啡民国的范儿以及拉美的足球、拳击、探戈、亚马孙涌潮、玛雅人预言……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即使不是扭曲的，至少也是肤浅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涂华忠在《漠视亚非拉研究，中国将自食其果》一文里，提到一组“趋炎附势”的数据，令人惊异，更令人深思：2012年国内研究美国的论文达到105731篇、研究日本的论文有51154篇、研究欧洲的为39254篇，而研究亚非拉的论文则不足10篇！与之相应，香港学者刘健芝2009年在《抵抗的全球化》一书里，提到另一组同样沉重的数据：
今天，资本主义许诺的发达国家带领欠发达国家逐步前进的神话，在亚非拉广大的贫困、战乱、死亡的土地上，成为极为残酷的反讽。在科技如此“昌明”的年代，在资金、商品、劳动力、生产资料全部“过剩”的年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超过三万儿童因贫苦死去，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在贫苦的死亡线上。只要我们不把这个数字看成是一个数字，只要我们眼睁睁直面数字后面一个又一个家庭的苦难挣扎，只要我们把这些死亡贫苦与亚非拉几百年来延续至今未息的被掠夺残害的历史扣连起来，我们便无法欣赏资本主义的神话，无法接受欧美中心主义的各种诡辩，无法称庆亚非拉部分国家的少数人群得以跻身中产阶级享受小康生活以及极少数人得以大富大贵、奢华挥霍。[3]5
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亚非拉地区与人民曾经构成新中国联系世界与想象世界的主要面向，借用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想当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穷朋友把我们抬入联合国”等，更是激荡了一个时代的心声。而眼下颇有媒体与记者动辄将如此世道人心蔑称为“闭关锁国”，而将融入“国际社会”即西方社会想象为“国际化”“全球化”。殊不知，基于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同理想以及白求恩大夫似的国际主义精神——“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即使穷乡僻壤，哪怕目不识丁，也曾与那个占世界大多数面积人口的亚非拉息息相通，再简陋的教室也总是并排张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而成功人士及其媒体心仪的国际化、全球化，无非嫌贫爱富地聚焦于纽约、伦敦、巴黎——且不说这一贫富关系本属因果关系。新华社记者熊蕾（熊向晖之女），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发表了一篇长文《报，还是不报？——近三十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一针见血地谈及此类问题：
回顾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历史观的改变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渗透到很多新闻人的潜意识中。
比如，把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为割断，用1978年后近30年的历史否定以前的30年……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也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那之前的中国只有封闭，好像是中国自己在“闭关锁国”；完全不顾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历史事实，不顾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为了打破这封锁禁运所做过的努力，包括保留香港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
还有媒体倾向于拿现代的尺子卡前人，为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合法性的观点提供版面。同时，以“开拓贸易”淡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扩张侵略的血腥和暴力的电视“政论片”，从《河殇》到《大国崛起》，为晚清“洋务派”翻案的《走向共和》等电视剧，都受到新闻媒体的高调赞扬。[6]
英国考文垂大学一位国际新闻教授说得好：“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记者，特别是其中的精英，不仅以西方媒体作为自己文章的来源，而且还模仿西方媒体的语言和语气，全然不顾这些说辞是否不利于，甚至有害于他们自己的、正在发展的社会。”其实，《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在十多年前就被列入“猫头鹰学术译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但在“千禧年”的喧闹中，在“入世”的欢腾中，却如桃花流水窅然去。因为，作品主旨及其血污文字，显然有悖“国际接轨”的时尚话题，就像丛书主编汪晖教授在“总序”里指出的： 在过去二十年中，南亚、南美、非洲和其他边缘地区，几乎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消失了……至少从知识的角度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的开放，从而我们有关“全球”的知识其实只是关于全球某些中心地区的知识罢了。
早在上个世纪的初叶，当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地从欧洲的经验中寻找变革的资源的时候，鲁迅和他的同伴们就曾经倡导过翻译和介绍那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他们把这看作是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的一个部分，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极为重要的部分。在从事这类翻译和介绍工作的过程中，这些先行者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视野，反思地看待在世界范围和中国范围内发生的变化。这个被逐渐淡忘的传统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面对世纪末的“全球化”“历史终结”“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批判的意识一直不绝如缕，抵抗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正义的旗帜始终猎猎招展。黄纪苏编剧、张广天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2000），刘健芝、阿明等主编的《抵抗的全球化》（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索飒及其著述等，均属新世纪以来的风向标。1998年，索飒《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问世，更成为我们体味拉美以及亚非拉苦难，反思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的一部上乘之作。这部一版再版的著述，犹如中国版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既有高屋建瓴、纵横捭阖的宏大视野，又有酣畅淋漓、有声有色的生动叙事，既有学术书的厚重严谨，又有散文体的鲜活清通：
欧洲为了攫取财富，不仅制造了一场种族灭绝，扼杀了一个成长中的年轻文化，培植了一个奴隶制度，用罪恶埋葬了道义，而且破坏了美洲广大地区的自然经济结构，断送了那些未来独立国家正常发展的可能性，在这块得到大自然恩惠的土地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原罪。
一个叫雷依纳尔的欧洲教士居然这样谴责美洲的“无序”，他说美洲的山脉怪诞地呈南北走向，而不像欧洲的山脉整齐地由东向西排列。
何塞·马蒂在一次宴会上，看见一个农民代表无知地喝了面前的洗手水而引起全场哗然，立即也端起面前的洗手水平静地喝了下去，他保护的是人的自尊。[7]
作为《读书》杂志的常见作者，索飒的文章不仅内涵深厚、思想犀利、文字练达，而且有种扑面而来的正义感与责任感，如同张承志的“以笔为旗”。如果说清末民初的特定时代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那么索飒也属一代“殆天数、非人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同样的出身背景，同样的精神烙印，同样的时代气质，特别是同样被时代潮流卷入民间，与黎民百姓相依为命，同艰难时世水乳交融，触摸大地的脉搏，聆听人民的心声。这样的背景、经历与气质，便使他们将自己的志业自然同普天下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决绝地反抗形形色色的压迫、剥削、奴役、欺凌，向往《共产党宣言》所昭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同样，这样的背景、经历与气质，也使他们的治学为文不同于中规中矩的学院派，少了苍白与贫血，多了野性与元气，正如张承志在世纪之交满含深意的呼唤：
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9]
参考文献：
[1]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西印度毁灭述略[M].孙家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9-29.
[2]陈众议.加莱亚诺——发出拉丁美洲之声[N].人民日报，2009-05-19.
[3]刘健芝，萨米尔·阿明，弗朗索瓦·浩达.抵抗的全球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M].张伟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
[5]蒋梦麟.西潮[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2.
[6]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424283.
[7]索飒.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16，19，39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9]张承志.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7-8.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
这部蘸着血泪而非笔墨写就的名作，通过一桩桩灭绝人性的事实和惨绝人寰的故事，讲述了拉丁美洲近代的苦难历史及其根源——暴虐的殖民掠夺，贪婪的跨国资本，貌似文明的科技、市场、贸易，读来令人窒息，心情难以平静。不同于《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等热播节目，如此“原生态”的真切叙事展现了一部野蛮凶暴的近代史或“文明史”，即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本雅明所说的：“没有一部文明史，不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
上溯所谓“美洲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时期，个别良知未泯的传教士与殖民者，就曾以亲历者的见闻记述了这一触目惊心、旷古未闻的野蛮史，如“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征服新西班牙信史》《西印度毁灭述略》等：
我们可以确切无误地说，在上述40年（1492-1541）间，由于西班牙人极其残酷的血腥统治，有1200万无辜的印第安人惨遭杀害，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足有1500万人丧生……
古巴岛的印第安人与西班牙岛的百姓一样，沦为奴隶，备受折磨，为了不白白送命，人们纷纷逃进山里。有的夫妻没能逃走，绝望至极，在扼死自己的孩子后，双双悬梁自尽……[1]
然而，这部血淋淋、泪涟涟的信史，如今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中，不是晦暗不明，就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就像《最后的莫希干人》等小说描绘的扒人头皮的印第安人、好莱坞影片反复演绎的除暴安良的牛仔等。用加莱亚诺的说法，“世界史基本上是一部欧洲史”，而且“这些由教科书传授、经人云亦云而流传的‘文化’至今是令思想窒息的磐石”（索飒）。《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旨在掀掉如此泰山压顶的思想磐石，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加莱亚诺曾说过本书就是为了向世人揭示一个事实——“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即战胜者讲述的历史”。在其近作《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里，他继续高扬批判旗帜，为美洲大陆发出自己的声音，600个故事就像600面镜子，照出了历史的真相或本相。比如，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无论历史书还是新闻书，约翰·洛克都一直被奉若神明，而加莱亚诺告诉我们：写作《人类理解论》时，洛克也在用积蓄投资一家公司的大宗股票，而这家隶属于英国王室的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在非洲捕捉奴隶，然后贩往美洲，以保证公司的“长期、充足、价格适中的黑奴货源供应”。
1940年，加莱亚诺出生于乌拉圭首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经历坎坷，当过工人、邮差、打字员和银行出纳，20世纪60年代初从事新闻工作。1964年的《中国》，是他对新中国的礼赞。经过4年积累，1971年他完成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巴拉圭总统卢戈称他以历史妙笔，书写百年孤独，“发出的曾经是、现在仍是拉丁美洲之声”。2006年，在《致未来先生的信》中，加莱亚诺直言道：“我怕这世界早晚变成太空中一粒僵死的顽石，没有田地，没有水分，没有空气，没有生灵……资本主义是野蛮的体制。它的罪行罄竹难书……”[2]
作为拉美的新闻名作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经典，《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讲述了旧殖民主义如何围绕拉丁美洲的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而展开疯狂掠夺；第二部分“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揭示了新殖民主义如何通过贸易、贷款、科技等将拉美的民族工业扼杀于襁褓，揭露了投资、技术、经济援助、合资企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现代文明”形态，如何不文明地参与了古老的掠夺战。看了加莱亚诺铁证如山的叙事，人们更能理解拉美的那句民谚：“可怜拉美，你距上帝太远，离魔鬼太近。”（墨西哥有句类似民谚：“可怜墨西哥，你距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
这部名山之作不仅以丰富、翔实、栩栩如生、历历在目的如山事实展现了近代以来拉美的苦难，而且也以新闻记者的生动笔触印证了国际学界经典的“依附理论”，特别是萨米尔·阿明等批判学者的核心思想：现代世界分为“中心”与“边缘”，中心即欧美的发达是以边缘即亚非拉的贫弱为基础的，亚非拉被切开的血管至今汩汩流淌。正如加莱亚诺写道的：
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自从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积累……
血液就这样通过所有这些渠道流走了，今日的发达国家过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发达国家也就因此变得更不发达。
这一批判性思想同当下流行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如市场经济是全球人类的福祉与归宿，既有效配置资源又使人类平等共享一路说教格格不入。当然，这些思想在经典著述里早有深刻的阐述，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只是依附理论针对当今世界的新问题、新动向作出了一系列新发展，给人以感同身受的切肤之见。上世纪末以来，此类新问题、新动向在以新自由主义为说辞、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拉美化为标志的大转型中进一步显现出来（记者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揭示了类似趋势），“亚非拉”一词的变异就是风起青萍之末的征兆：
“亚非拉”这个词，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60年代曾盛极一时，对于位处边缘的力量，“亚非拉”象征着抵抗——抵抗帝国资本主义的猖獗，抵抗其世界秩序的腐朽；它指认着一种新的能动主体——既是被殖民的民族国家摆脱被侵略被掠夺的命运，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寻求全人类的解放。
可是，在殖民主义的霸权话语中，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横行的年代，“亚非拉”几乎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3]2～3
在拉丁美洲争取独立、自由、民主、解放的艰难进程中，除了“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以及切·格瓦拉、萨尔瓦多·阿连德（在英美支持的军人政变中遇害）、乌戈·拉斐尔·查韦斯等政治领袖，还有一批前赴后继的批判知识分子——拉美称作对人民“承诺”的知识分子（comprometido），亦即葛兰西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包括加莱亚诺以及人所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马尔克斯等。加莱亚诺曾因《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被右翼军人独裁政府（此类政府多有美国撑腰）逼迫流亡12年，还被列入死亡名单，而早在少年时代，他已在课堂上遭遇第一次“驱逐”：当女教师讲解西班牙殖民者巴尔沃阿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于是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第一人时，年幼的加莱亚诺忍不住举手发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结果听到一声断喝：“出去！”[4] 同加莱亚诺一样，文学名著《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初也是以左翼记者著称，也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驰名。他们的新闻生涯，不仅赋予他们关注政治、研究历史、把握现实的深切体验，而且成为他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源泉，这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尤其难能可贵。因为当下越来越多的“东方”精英，越来越习惯“西方”话语，仿佛离开这套据说是普世的理论及其逻辑就无法弄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比如，有人著书立说，为19世纪传教士及其办报活动评功摆好，什么科学、文明、启蒙、现代化等，而全然不顾种种载著史册的劣迹斑斑的恶行，见识反不如蒋梦麟先生的印象：“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5]再如，中国的新闻学与新闻界对貌似不讲政治的“专业主义”情有独钟，而“讲政治”则日益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某个据称“这个时代的思想英雄”，索性将新闻的核心归结为一个字——“知”，“记者只是观察、记录、认识这个世界，而不是去干预世界。出发点和目的都不是”云云。针对20年目睹之怪现状，我常征引两位大家的直言，一则来自我国新闻理论泰斗甘惜分，一则来自哥伦比亚小说家马尔克斯：
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索，我认为我与王中同志的根本分歧是怎样看待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或者说，在新闻工作中淡化政治。我则认为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是资产阶级政治，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是先进的政治，还是保守落后的政治，报纸总是与某一政治立场相联系。不为这种政治服务就为另一种政治服务。报纸的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总编辑，甚至每个编辑记者，都是搞政治的。如果他们说自己只是编辑，不懂政治，那他们不是装蒜，就是傻瓜。（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
作为小说家，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来自我对新闻工作的爱好、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和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经验。这为我培养了对现实的感受力。当然，我最美好的东西即政治觉悟，也是来自新闻工作。而政治觉悟，众所周知，是对现实的感受能力的最高表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论加西亚·马尔克斯》）
近代以来，中国同拉美以及其他亚非国家一样，都曾饱受殖民掠夺、列强侵凌、资本压榨的悲惨命运。然而，这些伏尸千万、流血万里的苦难，如今仿佛消弭于“现代化”的曼妙叙事与消费文化的光鲜符号中，包括上海的咖啡民国的范儿以及拉美的足球、拳击、探戈、亚马孙涌潮、玛雅人预言……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即使不是扭曲的，至少也是肤浅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涂华忠在《漠视亚非拉研究，中国将自食其果》一文里，提到一组“趋炎附势”的数据，令人惊异，更令人深思：2012年国内研究美国的论文达到105731篇、研究日本的论文有51154篇、研究欧洲的为39254篇，而研究亚非拉的论文则不足10篇！与之相应，香港学者刘健芝2009年在《抵抗的全球化》一书里，提到另一组同样沉重的数据：
今天，资本主义许诺的发达国家带领欠发达国家逐步前进的神话，在亚非拉广大的贫困、战乱、死亡的土地上，成为极为残酷的反讽。在科技如此“昌明”的年代，在资金、商品、劳动力、生产资料全部“过剩”的年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超过三万儿童因贫苦死去，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在贫苦的死亡线上。只要我们不把这个数字看成是一个数字，只要我们眼睁睁直面数字后面一个又一个家庭的苦难挣扎，只要我们把这些死亡贫苦与亚非拉几百年来延续至今未息的被掠夺残害的历史扣连起来，我们便无法欣赏资本主义的神话，无法接受欧美中心主义的各种诡辩，无法称庆亚非拉部分国家的少数人群得以跻身中产阶级享受小康生活以及极少数人得以大富大贵、奢华挥霍。[3]5
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亚非拉地区与人民曾经构成新中国联系世界与想象世界的主要面向，借用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想当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穷朋友把我们抬入联合国”等，更是激荡了一个时代的心声。而眼下颇有媒体与记者动辄将如此世道人心蔑称为“闭关锁国”，而将融入“国际社会”即西方社会想象为“国际化”“全球化”。殊不知，基于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同理想以及白求恩大夫似的国际主义精神——“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即使穷乡僻壤，哪怕目不识丁，也曾与那个占世界大多数面积人口的亚非拉息息相通，再简陋的教室也总是并排张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而成功人士及其媒体心仪的国际化、全球化，无非嫌贫爱富地聚焦于纽约、伦敦、巴黎——且不说这一贫富关系本属因果关系。新华社记者熊蕾（熊向晖之女），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发表了一篇长文《报，还是不报？——近三十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一针见血地谈及此类问题：
回顾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历史观的改变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渗透到很多新闻人的潜意识中。
比如，把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为割断，用1978年后近30年的历史否定以前的30年……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也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那之前的中国只有封闭，好像是中国自己在“闭关锁国”；完全不顾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历史事实，不顾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为了打破这封锁禁运所做过的努力，包括保留香港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
还有媒体倾向于拿现代的尺子卡前人，为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合法性的观点提供版面。同时，以“开拓贸易”淡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扩张侵略的血腥和暴力的电视“政论片”，从《河殇》到《大国崛起》，为晚清“洋务派”翻案的《走向共和》等电视剧，都受到新闻媒体的高调赞扬。[6]
英国考文垂大学一位国际新闻教授说得好：“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记者，特别是其中的精英，不仅以西方媒体作为自己文章的来源，而且还模仿西方媒体的语言和语气，全然不顾这些说辞是否不利于，甚至有害于他们自己的、正在发展的社会。”其实，《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在十多年前就被列入“猫头鹰学术译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但在“千禧年”的喧闹中，在“入世”的欢腾中，却如桃花流水窅然去。因为，作品主旨及其血污文字，显然有悖“国际接轨”的时尚话题，就像丛书主编汪晖教授在“总序”里指出的： 在过去二十年中，南亚、南美、非洲和其他边缘地区，几乎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消失了……至少从知识的角度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的开放，从而我们有关“全球”的知识其实只是关于全球某些中心地区的知识罢了。
早在上个世纪的初叶，当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地从欧洲的经验中寻找变革的资源的时候，鲁迅和他的同伴们就曾经倡导过翻译和介绍那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他们把这看作是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的一个部分，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极为重要的部分。在从事这类翻译和介绍工作的过程中，这些先行者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视野，反思地看待在世界范围和中国范围内发生的变化。这个被逐渐淡忘的传统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面对世纪末的“全球化”“历史终结”“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批判的意识一直不绝如缕，抵抗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正义的旗帜始终猎猎招展。黄纪苏编剧、张广天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2000），刘健芝、阿明等主编的《抵抗的全球化》（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索飒及其著述等，均属新世纪以来的风向标。1998年，索飒《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问世，更成为我们体味拉美以及亚非拉苦难，反思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的一部上乘之作。这部一版再版的著述，犹如中国版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既有高屋建瓴、纵横捭阖的宏大视野，又有酣畅淋漓、有声有色的生动叙事，既有学术书的厚重严谨，又有散文体的鲜活清通：
欧洲为了攫取财富，不仅制造了一场种族灭绝，扼杀了一个成长中的年轻文化，培植了一个奴隶制度，用罪恶埋葬了道义，而且破坏了美洲广大地区的自然经济结构，断送了那些未来独立国家正常发展的可能性，在这块得到大自然恩惠的土地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原罪。
一个叫雷依纳尔的欧洲教士居然这样谴责美洲的“无序”，他说美洲的山脉怪诞地呈南北走向，而不像欧洲的山脉整齐地由东向西排列。
何塞·马蒂在一次宴会上，看见一个农民代表无知地喝了面前的洗手水而引起全场哗然，立即也端起面前的洗手水平静地喝了下去，他保护的是人的自尊。[7]
作为《读书》杂志的常见作者，索飒的文章不仅内涵深厚、思想犀利、文字练达，而且有种扑面而来的正义感与责任感，如同张承志的“以笔为旗”。如果说清末民初的特定时代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那么索飒也属一代“殆天数、非人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同样的出身背景，同样的精神烙印，同样的时代气质，特别是同样被时代潮流卷入民间，与黎民百姓相依为命，同艰难时世水乳交融，触摸大地的脉搏，聆听人民的心声。这样的背景、经历与气质，便使他们将自己的志业自然同普天下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决绝地反抗形形色色的压迫、剥削、奴役、欺凌，向往《共产党宣言》所昭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同样，这样的背景、经历与气质，也使他们的治学为文不同于中规中矩的学院派，少了苍白与贫血，多了野性与元气，正如张承志在世纪之交满含深意的呼唤：
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9]
参考文献：
[1]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西印度毁灭述略[M].孙家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9-29.
[2]陈众议.加莱亚诺——发出拉丁美洲之声[N].人民日报，2009-05-19.
[3]刘健芝，萨米尔·阿明，弗朗索瓦·浩达.抵抗的全球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M].张伟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
[5]蒋梦麟.西潮[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2.
[6]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424283.
[7]索飒.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16，19，39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9]张承志.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7-8.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