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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发生在压迫最严重最黑暗的地区和阶段，反而是结束压迫之后，经济繁荣、政治控制宽松、社会各方面开明的时期更容易发生。因为，改革是一旦启动就不能停止的，当一部分进行了改革，而另一部分却迟迟不改，二者通过对比，不改的部分更显丑陋和触目惊心，这才是引起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
让朱学勤走出书斋，走进大众视野的，都是因为一个洋人写的一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去年，这本出版于150多年前的洋古籍在中国突然大热，成为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精英的枕边读物，而对这本书、在该领域研究颇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朱学勤先生也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述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件，原本只是一本讲述远在地球另一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的历史读物，原本只是一本历史专业学生才会去看的备考类书籍，却在去年，在中国，在政界、商界高层中广为流传，成为公知们的必读书目，并因此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热烈的解读和讨论。
从他们看完书后的反应来看，我们似乎感受到这本貌似普通的书籍中蕴含了许多令国人震惊的秘密。朱学勤给我们揭示了答案：这本差点就与我们失之交臂的经典著作中其实蕴含着革命的秘密，其中有许多当下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亟待寻找而不得的答案，有值得国人警惕和遵循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其中核心观点是：革命不是发生在压迫最严重最黑暗的地区和阶段，反而是结束压迫之后，经济繁荣、政治控制宽松、社会各方面开明的时期更容易发生。因为，改革是一旦启动就不能停止的，当一部分进行了改革，而另一部分却迟迟不改，二者通过对比，不改的部分更显丑陋和触目惊心，这才是引起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
这一观点让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已改、而政治体制改革未改、两者不对应不匹配阶段的中国人读此书后深感震撼。
经典书籍重现江湖
2月23日，是武汉近月以来难得的好天气，东湖水云乡，亭榭林影间，鸟鸣音绕林，静候山人来。在这里，《TA生活家》见到了朱学勤先生。
朱学勤先生此次受邀来到江城，也是因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为武汉民众详细解读历史、解读革命、更解读当下的中国。虽然当天阳光很努力的照耀着，但空气中仍有薄薄的雾霾难以消散，如同许多忧患之士心中的迷茫。
历史专业出身的朱学勤，专攻西方政治思想史方向，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对托克维尔的这本书，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见解。所以此书的解读和推广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但这本书进入中南海，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却并非因为他。早在1982年，时任国家总理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就发现了这本书，并意识到这本书对中国社会的借鉴意义，并将其带入中南海，放在了赵紫阳的书桌上。这是该书第一次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但因为各种原因，这种忧患意识在当时未能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
朱学勤表示，中国的执政党从很久之前就有这种觉悟和意识，不过只有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环境和民众的思潮等各因素综合作用下，才能决定是否适合推广。
今天，这本书再次站上历史舞台。2012年2月，新上任的中央常委、中宣部部长王岐山在中纪委会议上，公开推荐了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与以往推荐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振兴》等书籍定位和口味明显不同。去年底，这个信息才被媒体透露出来，立刻就受到社会上的赞誉：新任领导愿意直面社会矛盾，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
对此，朱学勤先生认为，王岐山推荐这类书籍是意料之中的。首先，从王岐山个人而言，他是历史系出身，作为历史专业的学者，这本书是必读书目，所以当他走进中南海，从全局角度看清自己所面临的社会形势，立刻就能联想到，自己此前所看到的这本书，曾经记录过一段类似的历史，那本书里早就写清楚了眼下这些问题的答案和参考建议；其次，就目前形势，现任的执政党应具有忧患意识，而非仅仅盛世豪情。推荐这本书，这也表明了新任执政党是清醒的。
“王岐山同志正在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消息一经传出，社会各界纷纷开始组织读书会，学习和研读这本耐人寻味的书。而朱学勤先生自然就成这些读书会的座上宾。
朱学勤提到自己第一次因为这本书受邀去北京，参加一场高层读书会的情景，“那是一场特殊的读书会，主持人规定了很多奇怪的规矩：只介绍讲课人的身份，不介绍听众身份；讲完课就走人，不进行讨论。”但随着朱学勤先生精彩的解读，后一个规矩当场被破除。讲完课，台下的听众没有离席，反而开始了热烈的讨论。从他们互相讨论中朱先生慢慢知道了，在座的听众们不是别人，正是国家各部委的负责人。通过解读这本书，这些部委高官们很是震撼，原来不彻底的改革、日常的税收改革、包括过于集中的“城市三中心叠加”都有可能成为引发国家爆发革命的致命的导火索，而这些导火线，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全部有迹可循！
通过这次读书会，朱学勤先生欣喜的发现，咱们国家的这些部委的当家人都是明白人，清楚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
“托克维尔线”的反思
以上这些观点在武汉的这场读书会上，朱学勤先生也进行了重申。与其他不同的是，在这里，朱先生又进一步有了新的研究成果，那就是“托克维尔线”。
通过对托克维尔和这本书的解读，朱学勤发现：通常所认为一场革命是彻底摧毁了此前的时代，但托克维尔却认为，恰恰相反，革命很可能是完成了此前那个被摧毁的对象已经从事几十年或几代人而未尽的事业。比如，法国的中央集权制，革命本身是要摧毁路易王室，建立民主体制，但结果在革命之后建立的政府却是一个比路易十六更集权的国家，而这个结果却是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几代人未尽的事业。讽刺的是，革命为了摆脱集权制的紧身衣，结果革命后却穿上了更小的紧身衣。
因此，“托克维尔”线具体而言就是，人们总认为革命能打断什么，相反，革命不仅没有打断，反而却延续了什么。人们以为正面已经打断的东西，殊不知，历史却在事件的背后，用更结实的线将其紧紧焊接在了一起。 那么我们的文革和改革中是否也存在“托克维尔线”？
从文革到改革，我们是从否定到肯定，没有否定文革，就不能有改革。但我们也不能忘记的是，这个否定实际上在另一个程度上只是历史转了一个弯，以更顽强的形式焊接在了一起。
从文革到改革，天翻地覆，实际上只改了一个字，文革到改革，也只改了50%（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更重要的50%没有改（政治体制改革）。目前，企业界有一股移民潮，对于个人的选择不能妄加评论，因为他们是“看见了改变的50%，也看见了未改变的50%”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安全感，只能用脚后跟投票。
“改革和文革之间有微妙的关系，既有正面的发展，也有负面的影响。我们已经耽误了十年，没有第二个十年允许我们去耽误。在未来的十年，中国应该抛弃盛世情怀，多一些危机与反思。”
托克维尔的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晚来了一百多年，但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能唤起更多人的忧患意识，能提供借鉴和分享经验，也为时不晚。
对话朱学勤
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
TA：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关键词是革命。在目前社会矛盾频发的时期，王岐山公开推荐，社会越来越开放、热烈的讨论“革命”这个词，其中释放出什么信号？
朱学勤：每一任领导人上台后都推荐书，这是传统，连雍正皇帝也推荐。领导人推荐书，可以表明其执政理念。
王岐山是七个常委中唯一出身历史系的，上任前期读这本书，很正常，不仅自己读而且在中纪委会议上还推荐，是非常好的现象，比以往推荐《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崛起》、《中国震撼》等此类宣扬盛世情结的书更好，说明他有忧患意识，有危机感，居安思危，居危思危，总比粉饰太平要好，从现在起不能总唱颂歌。
这本书从去年以来大热，是个好现象，能从近年来社会流行的举世滔滔、满目沉醉中清醒过来，说明执政当局清醒的看到现在局势，清楚看到传递到手中的这个“盘子”，哪部分是烂了，哪部分是好的，哪部分已经开始吱吱冒烟了。
TA：从您参加各种读书会收到的反馈中，这本书热了以后，各阶层官员们对阅读这本书后的反馈是什么？
朱学勤：这本书有一个核心观点：革命不是发生在压迫最紧的时刻，而是在压迫之后的宽松时期。对此，官员有不同的解读。
大部分官员是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革命的引爆点。但也有另一部分官员认为，既然改革容易引发革命，那还不如不改革，免得自找麻烦。这类官员是把书读歪了。因为，托克维尔的真正观点是改革一旦启动，就进入非常敏感时期，千万不能只改一部分，不改另一部分，改动的一部分使得不改动的一部分更加触目惊心，正是两者的不匹配，才引发了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济改革三十年，政治改革必须要进行改革。
如今社会上小矛盾频发，甚至大冲突也不断，如什邡事件、启东事件等，群众冲进市政府办公大楼，把文件撒得满地，把市长抓出来，扒光衣服……这种情况在中共执政六十多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这已经拉响了十分危险的警报，还能不警惕？还认为是盛世？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已经不改不行了。
TA：当局的官员是否认同改革的临界点已经到来？
朱学勤：据我所知，对这个问题，一部分官员认同，一部分并不认同。
不认同的官员认为，我们有钱有枪，不怕革命。迷信钱迷信枪，光靠用人民币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短期有效，长期无效。
辛亥革命爆发时，载沣说不要紧，我们有枪，结果还是被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打倒。要认识到，枪杆子是会扭转过来的，也可能自己手中的枪比不过对方的枪。
TA：您提到知识分子不应该仅指出社会的不公，更关键的是指出解决不公的方法。您认为什么方式可以解决社会的不公平？
朱学勤：当下中国社会的不公平表现为两种：经济收入的不公平和政治权利的不公平。
改革三十年，国家的GDP名列世界第二，而国民收入却涨幅不大，贫富分化越来越大，不公平现象已经触目惊心。目前，国务院已经在研究和制定新的收入分配制度，希望尽快出台。
另一方面是政治权利要公平，就是要给民众涨权利，真正落实宪法35条：公民有言论自由。比如不要打压不同的意见。有的官员担心言论“过于”自由，影响社会和谐安定。其实，天下哪有说说就把它说塌的，这就表现了执政党的不自信。
TA：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其中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相同的方式、行动和结果，但在中国社会中却出现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法国大革命被推崇，而文革十年却被完全否定，甚至这个话题也一直避讳至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朱学勤：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这个是意识形态柱结构要素的不匹配，内部不自洽，造成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文革从某种角度来讲十分类似。1966年到1967年，毛泽东也多次提到法国革命，毛泽东个人也与法国的戴高乐总统私交甚密，这些也都从客观上验证了2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对40多年前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有不少影响。
在中国社会上，目前文革是被彻底否定的，这是从政治意义上而言，并非历史性的否定，再等一段时间也许就会有开放的评价了；而法国大革命，经历了数百年的沉淀，可以更清楚客观的回头观望那段历史，在学术界，法国革命已经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和评析了，这也就更真实。任何事件，历史自会有定论。
朱学勤与武汉
武汉对于朱先生，并非故乡也非求学生活之地，但却有着丝丝缕缕难舍的牵挂。1972年，在河南兰考农村插队的朱学勤，遇到了从武汉回娘家的李大姐，因为共同的城市生活经历，很快的，他们这批上海知青就和李大姐成为了朋友，李大姐临走时，给他们留下了自己在武汉的地址：武汉市国棉二厂。第二年的夏天，凌晨12点，朱学勤第一次来到武汉，拿着那张字条，找到了李大姐的家。当时，朱学勤对武汉的印象就是“不夜城”，天儿太热了，人在屋里根本睡不着，马路上到处是乘凉的人，穿着木质拖鞋，踢踏踢踏的声音伴随着武汉的炎热留在了他的心里。但后来随着国企的破产、拆迁，如今早已无处寻找旧友的消息。
除了这位旧友外，朱学勤在江城还有一位救命恩人：原湖北省军区副司令曲光藻。当年朱学勤这批上海知青在招工遇到困难时，与他们仅一面之缘的曲光藻尽己全力，将他们这批“没人关照的上海娃娃”拔出农村送进了厂矿企业。为此，文革期间，曲光藻还被戴上了“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帽子。30年后，朱学勤在武汉见到了70多岁的曲光藻，忆往昔，二人都感慨万分。
提到以前的经历，朱学勤感叹，历史就是历史，身处其中，有苦也有甜，多数是抱怨和沮丧，但沉淀几年，回过头再来思考那段岁月，才更能体会其间的玄妙，以及对每个人生和整个社会的滋养。
让朱学勤走出书斋，走进大众视野的，都是因为一个洋人写的一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去年，这本出版于150多年前的洋古籍在中国突然大热，成为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精英的枕边读物，而对这本书、在该领域研究颇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朱学勤先生也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述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件，原本只是一本讲述远在地球另一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的历史读物，原本只是一本历史专业学生才会去看的备考类书籍，却在去年，在中国，在政界、商界高层中广为流传，成为公知们的必读书目，并因此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热烈的解读和讨论。
从他们看完书后的反应来看，我们似乎感受到这本貌似普通的书籍中蕴含了许多令国人震惊的秘密。朱学勤给我们揭示了答案：这本差点就与我们失之交臂的经典著作中其实蕴含着革命的秘密，其中有许多当下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亟待寻找而不得的答案，有值得国人警惕和遵循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其中核心观点是：革命不是发生在压迫最严重最黑暗的地区和阶段，反而是结束压迫之后，经济繁荣、政治控制宽松、社会各方面开明的时期更容易发生。因为，改革是一旦启动就不能停止的，当一部分进行了改革，而另一部分却迟迟不改，二者通过对比，不改的部分更显丑陋和触目惊心，这才是引起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
这一观点让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已改、而政治体制改革未改、两者不对应不匹配阶段的中国人读此书后深感震撼。
经典书籍重现江湖
2月23日，是武汉近月以来难得的好天气，东湖水云乡，亭榭林影间，鸟鸣音绕林，静候山人来。在这里，《TA生活家》见到了朱学勤先生。
朱学勤先生此次受邀来到江城，也是因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为武汉民众详细解读历史、解读革命、更解读当下的中国。虽然当天阳光很努力的照耀着，但空气中仍有薄薄的雾霾难以消散，如同许多忧患之士心中的迷茫。
历史专业出身的朱学勤，专攻西方政治思想史方向，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对托克维尔的这本书，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见解。所以此书的解读和推广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但这本书进入中南海，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却并非因为他。早在1982年，时任国家总理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就发现了这本书，并意识到这本书对中国社会的借鉴意义，并将其带入中南海，放在了赵紫阳的书桌上。这是该书第一次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但因为各种原因，这种忧患意识在当时未能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
朱学勤表示，中国的执政党从很久之前就有这种觉悟和意识，不过只有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环境和民众的思潮等各因素综合作用下，才能决定是否适合推广。
今天，这本书再次站上历史舞台。2012年2月，新上任的中央常委、中宣部部长王岐山在中纪委会议上，公开推荐了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与以往推荐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振兴》等书籍定位和口味明显不同。去年底，这个信息才被媒体透露出来，立刻就受到社会上的赞誉：新任领导愿意直面社会矛盾，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
对此，朱学勤先生认为，王岐山推荐这类书籍是意料之中的。首先，从王岐山个人而言，他是历史系出身，作为历史专业的学者，这本书是必读书目，所以当他走进中南海，从全局角度看清自己所面临的社会形势，立刻就能联想到，自己此前所看到的这本书，曾经记录过一段类似的历史，那本书里早就写清楚了眼下这些问题的答案和参考建议；其次，就目前形势，现任的执政党应具有忧患意识，而非仅仅盛世豪情。推荐这本书，这也表明了新任执政党是清醒的。
“王岐山同志正在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消息一经传出，社会各界纷纷开始组织读书会，学习和研读这本耐人寻味的书。而朱学勤先生自然就成这些读书会的座上宾。
朱学勤提到自己第一次因为这本书受邀去北京，参加一场高层读书会的情景，“那是一场特殊的读书会，主持人规定了很多奇怪的规矩：只介绍讲课人的身份，不介绍听众身份；讲完课就走人，不进行讨论。”但随着朱学勤先生精彩的解读，后一个规矩当场被破除。讲完课，台下的听众没有离席，反而开始了热烈的讨论。从他们互相讨论中朱先生慢慢知道了，在座的听众们不是别人，正是国家各部委的负责人。通过解读这本书，这些部委高官们很是震撼，原来不彻底的改革、日常的税收改革、包括过于集中的“城市三中心叠加”都有可能成为引发国家爆发革命的致命的导火索，而这些导火线，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全部有迹可循！
通过这次读书会，朱学勤先生欣喜的发现，咱们国家的这些部委的当家人都是明白人，清楚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
“托克维尔线”的反思
以上这些观点在武汉的这场读书会上，朱学勤先生也进行了重申。与其他不同的是，在这里，朱先生又进一步有了新的研究成果，那就是“托克维尔线”。
通过对托克维尔和这本书的解读，朱学勤发现：通常所认为一场革命是彻底摧毁了此前的时代，但托克维尔却认为，恰恰相反，革命很可能是完成了此前那个被摧毁的对象已经从事几十年或几代人而未尽的事业。比如，法国的中央集权制，革命本身是要摧毁路易王室，建立民主体制，但结果在革命之后建立的政府却是一个比路易十六更集权的国家，而这个结果却是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几代人未尽的事业。讽刺的是，革命为了摆脱集权制的紧身衣，结果革命后却穿上了更小的紧身衣。
因此，“托克维尔”线具体而言就是，人们总认为革命能打断什么，相反，革命不仅没有打断，反而却延续了什么。人们以为正面已经打断的东西，殊不知，历史却在事件的背后，用更结实的线将其紧紧焊接在了一起。 那么我们的文革和改革中是否也存在“托克维尔线”？
从文革到改革，我们是从否定到肯定，没有否定文革，就不能有改革。但我们也不能忘记的是，这个否定实际上在另一个程度上只是历史转了一个弯，以更顽强的形式焊接在了一起。
从文革到改革，天翻地覆，实际上只改了一个字，文革到改革，也只改了50%（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更重要的50%没有改（政治体制改革）。目前，企业界有一股移民潮，对于个人的选择不能妄加评论，因为他们是“看见了改变的50%，也看见了未改变的50%”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安全感，只能用脚后跟投票。
“改革和文革之间有微妙的关系，既有正面的发展，也有负面的影响。我们已经耽误了十年，没有第二个十年允许我们去耽误。在未来的十年，中国应该抛弃盛世情怀，多一些危机与反思。”
托克维尔的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晚来了一百多年，但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能唤起更多人的忧患意识，能提供借鉴和分享经验，也为时不晚。
对话朱学勤
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
TA：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关键词是革命。在目前社会矛盾频发的时期，王岐山公开推荐，社会越来越开放、热烈的讨论“革命”这个词，其中释放出什么信号？
朱学勤：每一任领导人上台后都推荐书，这是传统，连雍正皇帝也推荐。领导人推荐书，可以表明其执政理念。
王岐山是七个常委中唯一出身历史系的，上任前期读这本书，很正常，不仅自己读而且在中纪委会议上还推荐，是非常好的现象，比以往推荐《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崛起》、《中国震撼》等此类宣扬盛世情结的书更好，说明他有忧患意识，有危机感，居安思危，居危思危，总比粉饰太平要好，从现在起不能总唱颂歌。
这本书从去年以来大热，是个好现象，能从近年来社会流行的举世滔滔、满目沉醉中清醒过来，说明执政当局清醒的看到现在局势，清楚看到传递到手中的这个“盘子”，哪部分是烂了，哪部分是好的，哪部分已经开始吱吱冒烟了。
TA：从您参加各种读书会收到的反馈中，这本书热了以后，各阶层官员们对阅读这本书后的反馈是什么？
朱学勤：这本书有一个核心观点：革命不是发生在压迫最紧的时刻，而是在压迫之后的宽松时期。对此，官员有不同的解读。
大部分官员是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革命的引爆点。但也有另一部分官员认为，既然改革容易引发革命，那还不如不改革，免得自找麻烦。这类官员是把书读歪了。因为，托克维尔的真正观点是改革一旦启动，就进入非常敏感时期，千万不能只改一部分，不改另一部分，改动的一部分使得不改动的一部分更加触目惊心，正是两者的不匹配，才引发了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济改革三十年，政治改革必须要进行改革。
如今社会上小矛盾频发，甚至大冲突也不断，如什邡事件、启东事件等，群众冲进市政府办公大楼，把文件撒得满地，把市长抓出来，扒光衣服……这种情况在中共执政六十多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这已经拉响了十分危险的警报，还能不警惕？还认为是盛世？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已经不改不行了。
TA：当局的官员是否认同改革的临界点已经到来？
朱学勤：据我所知，对这个问题，一部分官员认同，一部分并不认同。
不认同的官员认为，我们有钱有枪，不怕革命。迷信钱迷信枪，光靠用人民币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短期有效，长期无效。
辛亥革命爆发时，载沣说不要紧，我们有枪，结果还是被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打倒。要认识到，枪杆子是会扭转过来的，也可能自己手中的枪比不过对方的枪。
TA：您提到知识分子不应该仅指出社会的不公，更关键的是指出解决不公的方法。您认为什么方式可以解决社会的不公平？
朱学勤：当下中国社会的不公平表现为两种：经济收入的不公平和政治权利的不公平。
改革三十年，国家的GDP名列世界第二，而国民收入却涨幅不大，贫富分化越来越大，不公平现象已经触目惊心。目前，国务院已经在研究和制定新的收入分配制度，希望尽快出台。
另一方面是政治权利要公平，就是要给民众涨权利，真正落实宪法35条：公民有言论自由。比如不要打压不同的意见。有的官员担心言论“过于”自由，影响社会和谐安定。其实，天下哪有说说就把它说塌的，这就表现了执政党的不自信。
TA：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其中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相同的方式、行动和结果，但在中国社会中却出现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法国大革命被推崇，而文革十年却被完全否定，甚至这个话题也一直避讳至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朱学勤：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这个是意识形态柱结构要素的不匹配，内部不自洽，造成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文革从某种角度来讲十分类似。1966年到1967年，毛泽东也多次提到法国革命，毛泽东个人也与法国的戴高乐总统私交甚密，这些也都从客观上验证了2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对40多年前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有不少影响。
在中国社会上，目前文革是被彻底否定的，这是从政治意义上而言，并非历史性的否定，再等一段时间也许就会有开放的评价了；而法国大革命，经历了数百年的沉淀，可以更清楚客观的回头观望那段历史，在学术界，法国革命已经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和评析了，这也就更真实。任何事件，历史自会有定论。
朱学勤与武汉
武汉对于朱先生，并非故乡也非求学生活之地，但却有着丝丝缕缕难舍的牵挂。1972年，在河南兰考农村插队的朱学勤，遇到了从武汉回娘家的李大姐，因为共同的城市生活经历，很快的，他们这批上海知青就和李大姐成为了朋友，李大姐临走时，给他们留下了自己在武汉的地址：武汉市国棉二厂。第二年的夏天，凌晨12点，朱学勤第一次来到武汉，拿着那张字条，找到了李大姐的家。当时，朱学勤对武汉的印象就是“不夜城”，天儿太热了，人在屋里根本睡不着，马路上到处是乘凉的人，穿着木质拖鞋，踢踏踢踏的声音伴随着武汉的炎热留在了他的心里。但后来随着国企的破产、拆迁，如今早已无处寻找旧友的消息。
除了这位旧友外，朱学勤在江城还有一位救命恩人：原湖北省军区副司令曲光藻。当年朱学勤这批上海知青在招工遇到困难时，与他们仅一面之缘的曲光藻尽己全力，将他们这批“没人关照的上海娃娃”拔出农村送进了厂矿企业。为此，文革期间，曲光藻还被戴上了“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帽子。30年后，朱学勤在武汉见到了70多岁的曲光藻，忆往昔，二人都感慨万分。
提到以前的经历，朱学勤感叹，历史就是历史，身处其中，有苦也有甜，多数是抱怨和沮丧，但沉淀几年，回过头再来思考那段岁月，才更能体会其间的玄妙，以及对每个人生和整个社会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