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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快文化翻译作品而言，其可读性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翻译理念即为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影响因素。林语堂快文化翻译作品强调“间性”，并将其视作主导思想，在加快异质文化交融的基础上，提升翻译作品的可读性。文章选择“间性”视角评价林语堂跨文化翻译作品的可读性，首先介绍“间性”基本内涵、跨文化翻译和“间性”的关系，接着介绍跨文化翻译作品体现出的可读性，最后重点分析“间性”视域下的林语堂跨文化翻译作品体现出的可读性，期待通过重新审视“间性”视域下的林语堂跨文化翻译作品体现出的可读性，对日后加强跨文化翻译作品的可读性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间性” 林语堂 跨文化 翻译作品 可读性
近几年，各领域各项技术发展进程不断加快，推动人们主动改变其生活结构以及生活方式，并将更多业余时间放在丰富自身学识等方面，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需求也得到提升。随着中西方文化不断融合，越来越多外国读者与学者开始研究东方文学作品，然而受语言方面的限制，其理解范围始终无法得到拓展，甚至有部分研究者开始排斥中国文化。在此背景下，林语堂着力于跨文化翻译作品，于“间性”视域下，追求跨文化翻译作品的可读性。
一、跨文化翻译和“间性”的关系
在“二元对立”理念影响之下，人们被束缚于两级矛盾理念中，然而，事物除了具备两个对立面以外，还具备“中间地带”，该“中间地带”即被称作“间性”。长久以来，翻译界在艺术论和科学论之间的争论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科学论会对人们思维带来一定束缚，使之无法面对别人，也不能和他人进行平等交流，所以难以进入到自由生存环境中。艺术论则强调“想象至上”，直接忽视现实生活。在全球组经济融合化的基础上，翻译研究也逐渐打破对立局面，并逐渐朝着“间性”翻译方向发展[2]。“间性”视域下，译者所处位置是译入语和源语言、读者和作者以及译文和原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强调译入文化以及原文化之间实现无缝融合。
二、跨文化翻译作品体现出的可读性
一般而言，如果将翻译对象定位为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出的内容往往有所不同，部分译文通畅易懂、引人入胜，同时也有部分译文却拗口晦涩、索然无味。究其原因，与“可读性”间存在密切联系。可读性即书面语篇章、词汇组合以及章句的整体可读程度，是评价文学作品欣赏价值、阅读吸引力的重要指标，而体现在跨文化翻译作品时，具体指译本欣赏价值、阅读价值以及可理解程度等。
可读性不仅是吸引更多读者喜爱作品、阅读作品的基本条件，同时还是一种具备综合性特征的翻译指标，以译文读者为主要对象。给予跨文化翻译作品的可读性而言，不仅要求原文内容在表达方面要完整以及准确以外，其语言、形式也要达到顺畅性、严谨性的标准。翻译作品的可读性往往会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分别是译者水平、作品质量。鉴于此，可读性除了强调文本在吸引读者方面具备自身能力以外，也需要读者对作品价值进行客观评价与判断。由此可见，如果以文本视角对跨文化翻译作品进行审视，风格取向以及选材内容无疑是其影响因素；如果以读者视角对跨文化翻译作品进行审视，阅读动机、知识储备以及阅读兴趣则是其影响因素；如果以译者视角对跨文化翻译作品进行审视，译者理念、理解能力以及文字表述能力则为其影响因素。
三、“间性”视域下的林语堂跨文化翻译作品体现出的可读性
林语堂在文化观方面始终主张中西合璧，强调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以及沟通，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林语堂将大量精力放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方面，在开展优秀创作活动、译作活动的基础上，认真履行其使命，并为中国文化的“西行”作出了应有贡献。“间性”视域下的林语堂跨文化翻译作品体现出的可读性具体涉及到翻译策略、文本选材、语汇选取以及风格取向等环节。
1.文本选材环节。基于文本选材环节而言，由于林语堂身处于中国综合实力相对薄弱的时期，所以于世界文化林中，中国文化长时间处于弱势位置。受此影响，中国文化始终无法受到西方读者青睐，中西文化也无法进行交流，而林语堂则打破了这一僵局，以中立者的角色看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表现出的差别。
林语堂认为，如果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需要打破二者间不平等状况，而首要任务则是改变西方读者既定思维模式，并逐步消除其偏见，使之能够真正了解、熟悉、认识、喜爱中国文化。鉴于此，林语堂以“在外国人面前详细介绍中国文化”作为其创作重心，以英语为基本语言翻译、创造多部中国作品，且这些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例如《苏东坡传》、《中国传奇》、《道德经》以及《浮生六记》等译文。在这些作品中，部分作品反映的对象是中国历史文化，还有部分作品反映的对象是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态度，包括闲适自足以及淡泊名利等[5]。而外国读者在对这些作品进行阅读以后，即可对中国进行客观了解。
2.风格取向环节。基于风格取向环节而言，由于林语堂所处阶段为西方的工业社会，其发展节奏普遍偏快，所以追求闲适、恬淡、慢节奏的生活。受此思维模式的影响，林语堂跨文化翻译作品以强调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为主，以《浮生六记》为例。《浮生六记》属于半文言文式作品，所以部分内容、部分文字均晦涩难懂，当西方读者对其进行阅读时，由于读者大多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于其解读能力、阅读能力均十分有限。鉴于此，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力、调动起积极性，使之能够真正领悟中国文化，林语堂选择以现代英语对其进行翻译，不仅语言简洁和流畅，同时还能达到通俗易懂的标准。
例如，《浮生六记》中有一段文字如此叙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昌黎取其浑，……，在人之慧心领会耳。”林语堂将其翻译成“Chankuots’eh and chuangtzd are noted for their agility of …，Han YU is known for his mellow qualities，…，True appreciation，however，must come from the reader himself.” 在这段文字中可以发现，不仅其概括性非常强，语言十分简练，同时也呈现出抽象性特征，并且还介绍了大量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观点与态度，所以许多中国读者都无法对其进行充分了解。林语堂在翻译人名“刘向”时，其翻译成“Liu Hsiang”，而翻译“匡衡”时，则将其译成“K’uang Heng”，不仅语言简洁流畅，而且明白移动，以合称或者敬称的方式翻译历史人物名字，有助于提升外国读者理解能力以及认知能力。
3.语汇选取环节。基于语汇选取环节而言，由于汉语中的“典故”、“人称”、“官衔”、“地名”以及“朝代”等词语均未得到外国读者熟知，因此林语堂对其进行翻译时，强调对异域文化体现出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保留，确保外国读者欣赏到的是中国纯正的历史文化。譬如，林语堂以“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代表万年桥，以“Monkey Kingdom”代表花果山。采取这样的翻译模式除了能够对作品内文化因素进行引介以外，还能使英语词汇储量更加丰富，有助于译语文话良性发展，确保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实现无缝交流。
4.翻译策略选择环节。基于翻译策略选择环节而言，林语堂一直追求重视作品的可读性，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有效传递时，强调以简单、易懂的形式以及归化思维作为依托。与此同时，针对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间的区别，林语堂强调客观的进行看待，着力于加强文化间融合力度以及交流力度，要保证原语文化内涵不会被改变。因此，在面对各种专有名词时，翻译环节需要坚持异化标准，或者是有机结合两种翻译手段，实现双重效果。由此可见，在对异化关系、归化关系进行处理时，“间性”理念已经得到充分体现，确保异化以及规划均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例如，《浮生六记》中还有一段文字如此叙述：“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暗计吃斋之初，……，点之以首。”林语堂将其翻译成“Our wedding took place on the twenty-second of the first moon in 1780.…，I found that the time when she began her fast coincided with my small-pox illness，…，Yun looked at me with smile and nodded her head.”
在这段文字中包含着干支纪年等内容，而西方国家则采取公元纪年。鉴于此，林语堂充分考虑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间存在的差异，强调以“间性”为出发点，通过对两者文化中在纪年方面体现出的共通性进行合理应用，使之文化差异得到充分消除。林语堂对“正月”一词进行翻译时，其翻译内容是first moon，同时对“乾隆庚子”进行推断后得到1870年，体现出了异化以及归化间的完美结合。花烛之夕代表着新人洞房花烛夜，蕴藏着丰富内涵，尽管林语堂只以wedding一词进行翻译，却仍能表述原文含义。
从“间性”谈林语堂跨文化翻译作品的可读性表现出可行性、现实性、科学性以及必要性特征，并且已经发展成为当前推动翻译领域发展速率及提升其发展稳定性的重要保障。翻译以文化对话作为其源头，并以文化交流作为其归宿，所以翻译者必须始终保持“间性”态度，在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深层内涵、深层理念进行挖掘，再通过合理把握文化差异，从而使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实现充分融合目标，进而有效提升跨文化翻译作品的可读性。
参考文献：
[1]刘嫣.浅析英汉思维模式与翻译——看林语堂翻译《兰亭集序》之思考[J].大众文艺，2010（18）：107-108.
[2]殷丽.翻译批评主体的视角差异性研究--以王国维、林语堂对辜氏《中庸》译本的批评为例[J].外语研究，2014（04）：88-92.
[3]冯智强.“译可译，非常译”——跨文化传播视阈下林语堂编译活动的当代价值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 （03）：30-35.
[4]李瑁平.如何从哲学文化学解读林语堂？——从《林语堂的小说和他的人生哲学》[1]谈开去[J].美与时代：下，2012（07）：31-33.
[5]冯欣欣.林语堂《啼笑皆非》自译研究——林语堂译本与宋碧云译本的比较研究[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3（01）.
[6]张鸽.关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林语堂英译《桃花源记》为例[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02）.
[7]郑玮.文化融合视角下“半半哲学”与“抒情哲学”的统一——《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林语堂英文著译研究》评介[J].中国出版，2013（09）：66-67.
[8]刘小微.在中西文化夹层中奔走灵程的中国信徒——《玉官》与《信仰之旅》的互文性解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62-69.
[9]潘建伟.自我说服的旷达：对话理论视野中的苏轼“旷达”形象问题——兼谈林语堂《苏东坡传》的中西文化观[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42-48.
[10]谢爱玲.让谁“安居不动” ，原文作者抑或译文读者？—— 试评强势文化中《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的翻译策略[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54-57.
作者简介：卢丙华，女，1974-07，硕士研究生，攀枝花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与跨文化交际学。
【关键词】“间性” 林语堂 跨文化 翻译作品 可读性
近几年，各领域各项技术发展进程不断加快，推动人们主动改变其生活结构以及生活方式，并将更多业余时间放在丰富自身学识等方面，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需求也得到提升。随着中西方文化不断融合，越来越多外国读者与学者开始研究东方文学作品，然而受语言方面的限制，其理解范围始终无法得到拓展，甚至有部分研究者开始排斥中国文化。在此背景下，林语堂着力于跨文化翻译作品，于“间性”视域下，追求跨文化翻译作品的可读性。
一、跨文化翻译和“间性”的关系
在“二元对立”理念影响之下，人们被束缚于两级矛盾理念中，然而，事物除了具备两个对立面以外，还具备“中间地带”，该“中间地带”即被称作“间性”。长久以来，翻译界在艺术论和科学论之间的争论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科学论会对人们思维带来一定束缚，使之无法面对别人，也不能和他人进行平等交流，所以难以进入到自由生存环境中。艺术论则强调“想象至上”，直接忽视现实生活。在全球组经济融合化的基础上，翻译研究也逐渐打破对立局面，并逐渐朝着“间性”翻译方向发展[2]。“间性”视域下，译者所处位置是译入语和源语言、读者和作者以及译文和原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强调译入文化以及原文化之间实现无缝融合。
二、跨文化翻译作品体现出的可读性
一般而言，如果将翻译对象定位为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出的内容往往有所不同，部分译文通畅易懂、引人入胜，同时也有部分译文却拗口晦涩、索然无味。究其原因，与“可读性”间存在密切联系。可读性即书面语篇章、词汇组合以及章句的整体可读程度，是评价文学作品欣赏价值、阅读吸引力的重要指标，而体现在跨文化翻译作品时，具体指译本欣赏价值、阅读价值以及可理解程度等。
可读性不仅是吸引更多读者喜爱作品、阅读作品的基本条件，同时还是一种具备综合性特征的翻译指标，以译文读者为主要对象。给予跨文化翻译作品的可读性而言，不仅要求原文内容在表达方面要完整以及准确以外，其语言、形式也要达到顺畅性、严谨性的标准。翻译作品的可读性往往会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分别是译者水平、作品质量。鉴于此，可读性除了强调文本在吸引读者方面具备自身能力以外，也需要读者对作品价值进行客观评价与判断。由此可见，如果以文本视角对跨文化翻译作品进行审视，风格取向以及选材内容无疑是其影响因素；如果以读者视角对跨文化翻译作品进行审视，阅读动机、知识储备以及阅读兴趣则是其影响因素；如果以译者视角对跨文化翻译作品进行审视，译者理念、理解能力以及文字表述能力则为其影响因素。
三、“间性”视域下的林语堂跨文化翻译作品体现出的可读性
林语堂在文化观方面始终主张中西合璧，强调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以及沟通，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林语堂将大量精力放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方面，在开展优秀创作活动、译作活动的基础上，认真履行其使命，并为中国文化的“西行”作出了应有贡献。“间性”视域下的林语堂跨文化翻译作品体现出的可读性具体涉及到翻译策略、文本选材、语汇选取以及风格取向等环节。
1.文本选材环节。基于文本选材环节而言，由于林语堂身处于中国综合实力相对薄弱的时期，所以于世界文化林中，中国文化长时间处于弱势位置。受此影响，中国文化始终无法受到西方读者青睐，中西文化也无法进行交流，而林语堂则打破了这一僵局，以中立者的角色看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表现出的差别。
林语堂认为，如果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需要打破二者间不平等状况，而首要任务则是改变西方读者既定思维模式，并逐步消除其偏见，使之能够真正了解、熟悉、认识、喜爱中国文化。鉴于此，林语堂以“在外国人面前详细介绍中国文化”作为其创作重心，以英语为基本语言翻译、创造多部中国作品，且这些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例如《苏东坡传》、《中国传奇》、《道德经》以及《浮生六记》等译文。在这些作品中，部分作品反映的对象是中国历史文化，还有部分作品反映的对象是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态度，包括闲适自足以及淡泊名利等[5]。而外国读者在对这些作品进行阅读以后，即可对中国进行客观了解。
2.风格取向环节。基于风格取向环节而言，由于林语堂所处阶段为西方的工业社会，其发展节奏普遍偏快，所以追求闲适、恬淡、慢节奏的生活。受此思维模式的影响，林语堂跨文化翻译作品以强调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为主，以《浮生六记》为例。《浮生六记》属于半文言文式作品，所以部分内容、部分文字均晦涩难懂，当西方读者对其进行阅读时，由于读者大多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于其解读能力、阅读能力均十分有限。鉴于此，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力、调动起积极性，使之能够真正领悟中国文化，林语堂选择以现代英语对其进行翻译，不仅语言简洁和流畅，同时还能达到通俗易懂的标准。
例如，《浮生六记》中有一段文字如此叙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昌黎取其浑，……，在人之慧心领会耳。”林语堂将其翻译成“Chankuots’eh and chuangtzd are noted for their agility of …，Han YU is known for his mellow qualities，…，True appreciation，however，must come from the reader himself.” 在这段文字中可以发现，不仅其概括性非常强，语言十分简练，同时也呈现出抽象性特征，并且还介绍了大量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观点与态度，所以许多中国读者都无法对其进行充分了解。林语堂在翻译人名“刘向”时，其翻译成“Liu Hsiang”，而翻译“匡衡”时，则将其译成“K’uang Heng”，不仅语言简洁流畅，而且明白移动，以合称或者敬称的方式翻译历史人物名字，有助于提升外国读者理解能力以及认知能力。
3.语汇选取环节。基于语汇选取环节而言，由于汉语中的“典故”、“人称”、“官衔”、“地名”以及“朝代”等词语均未得到外国读者熟知，因此林语堂对其进行翻译时，强调对异域文化体现出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保留，确保外国读者欣赏到的是中国纯正的历史文化。譬如，林语堂以“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代表万年桥，以“Monkey Kingdom”代表花果山。采取这样的翻译模式除了能够对作品内文化因素进行引介以外，还能使英语词汇储量更加丰富，有助于译语文话良性发展，确保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实现无缝交流。
4.翻译策略选择环节。基于翻译策略选择环节而言，林语堂一直追求重视作品的可读性，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有效传递时，强调以简单、易懂的形式以及归化思维作为依托。与此同时，针对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间的区别，林语堂强调客观的进行看待，着力于加强文化间融合力度以及交流力度，要保证原语文化内涵不会被改变。因此，在面对各种专有名词时，翻译环节需要坚持异化标准，或者是有机结合两种翻译手段，实现双重效果。由此可见，在对异化关系、归化关系进行处理时，“间性”理念已经得到充分体现，确保异化以及规划均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例如，《浮生六记》中还有一段文字如此叙述：“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暗计吃斋之初，……，点之以首。”林语堂将其翻译成“Our wedding took place on the twenty-second of the first moon in 1780.…，I found that the time when she began her fast coincided with my small-pox illness，…，Yun looked at me with smile and nodded her head.”
在这段文字中包含着干支纪年等内容，而西方国家则采取公元纪年。鉴于此，林语堂充分考虑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间存在的差异，强调以“间性”为出发点，通过对两者文化中在纪年方面体现出的共通性进行合理应用，使之文化差异得到充分消除。林语堂对“正月”一词进行翻译时，其翻译内容是first moon，同时对“乾隆庚子”进行推断后得到1870年，体现出了异化以及归化间的完美结合。花烛之夕代表着新人洞房花烛夜，蕴藏着丰富内涵，尽管林语堂只以wedding一词进行翻译，却仍能表述原文含义。
从“间性”谈林语堂跨文化翻译作品的可读性表现出可行性、现实性、科学性以及必要性特征，并且已经发展成为当前推动翻译领域发展速率及提升其发展稳定性的重要保障。翻译以文化对话作为其源头，并以文化交流作为其归宿，所以翻译者必须始终保持“间性”态度，在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深层内涵、深层理念进行挖掘，再通过合理把握文化差异，从而使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实现充分融合目标，进而有效提升跨文化翻译作品的可读性。
参考文献：
[1]刘嫣.浅析英汉思维模式与翻译——看林语堂翻译《兰亭集序》之思考[J].大众文艺，2010（18）：107-108.
[2]殷丽.翻译批评主体的视角差异性研究--以王国维、林语堂对辜氏《中庸》译本的批评为例[J].外语研究，2014（04）：88-92.
[3]冯智强.“译可译，非常译”——跨文化传播视阈下林语堂编译活动的当代价值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 （03）：30-35.
[4]李瑁平.如何从哲学文化学解读林语堂？——从《林语堂的小说和他的人生哲学》[1]谈开去[J].美与时代：下，2012（07）：31-33.
[5]冯欣欣.林语堂《啼笑皆非》自译研究——林语堂译本与宋碧云译本的比较研究[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3（01）.
[6]张鸽.关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林语堂英译《桃花源记》为例[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02）.
[7]郑玮.文化融合视角下“半半哲学”与“抒情哲学”的统一——《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林语堂英文著译研究》评介[J].中国出版，2013（09）：66-67.
[8]刘小微.在中西文化夹层中奔走灵程的中国信徒——《玉官》与《信仰之旅》的互文性解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62-69.
[9]潘建伟.自我说服的旷达：对话理论视野中的苏轼“旷达”形象问题——兼谈林语堂《苏东坡传》的中西文化观[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42-48.
[10]谢爱玲.让谁“安居不动” ，原文作者抑或译文读者？—— 试评强势文化中《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的翻译策略[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54-57.
作者简介：卢丙华，女，1974-07，硕士研究生，攀枝花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与跨文化交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