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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已进行了近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给经济带来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从 一九七八年的 3768.7 亿元，增长到二○一六年的 77.4 万亿元。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总量的份额，从一九七八年的 2.3%，上升到二○ 一六年的 14.84%。中国的人均 GDP，也从一九七八年的 222 美元（381 元人民币）提高到二○一六年的 8866 美元（5.5412 万元人民币），在世 界上排名第六十九，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过去近四十年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中国经济的市 场化道路也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中 国的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中国 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作用是什么？由中信出版社二 ○一七年四月出版的吴敬琏的《中国改革三部曲》〔包括《论竞争性市 场 体 制 》（ 初 版 于 一 九 九 一 年 ）、《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改 革 》（ 初 版 于 一 九 九 九 年 ） 和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初版于二○○五年）〕，对此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历 史的乃至现实的理论解释。
在《中国改革三部曲》的总序中，吴敬琏一开始就指出 ：“当代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经济改革和国家体制演变的历史。”（《论竞争性市场 体制》，IV 页）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九五一年开始 的农业合作化和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几乎在同时发生的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 及“文革”之中所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制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实 际上都是当代中国在探索不同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乃至不同的国家 体制。中国一九七八年的市场化改革，则是被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发 展中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所逼迫出来的结果。把中国经济放在现代 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审视，更能彰显出这一点。
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世 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中的估算，在明代中期 弘治年间的一五○○年，中国的 GDP 约占世界 GDP 总量的四分之 一 ；在清朝嘉庆末年的一八二○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世界 GDP 总量的 32.9%。即使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 和晚清的经济衰落，在民国初期的一九一三年，中国的 GDP 总量仍 占全球的 8.8%。在经历了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八年艰苦的抗日战 争和四年多伤亡巨大的国内战争，到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中国经济仍占世界 GDP 总量的 4.5% 左右。但是，经过近 二十八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实验，尤其是经历了一九五八年的“大 跃进”和“十年文革”，到一九七八年，中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 的边缘。
严酷和无可争辩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迫使中国人开始反思 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苏联和东欧国 家开始的经济改革，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央计划经济体 制的反思和对市场经济体制优长的渐进性认识，也影响了中国的经 济学家。这促使我们整个社会在一九七八年后开始反思在一九五八 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之后所努力建构的斯大林式中央计划经济 体制的弊端，使人们渐进性地认识到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最有效 率和最能提高人民福祉的资源配置体制。随之，中国也开启了培育 和发展市场化经济以及对外开放的改革进程。正如吴敬琏在《中国改革三部曲》的总序中所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其中最为本质的 变化是制度的变化，是经济运营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正是 这个制度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上）。
由此看来，中国在一九七八年后能够进行市场化改革，能够走 向培育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道路，是被当代世界格局 中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所逼出来的，也是从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优越 性的“假前見”（die falsche vorurteile— 这里借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
《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用的一个概念）中思想解放和观念变迁所导致的 制度变迁的结果。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通往 奴役之路》一书中曾说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 今天的世界。”（见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Vol. II，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7，p. 66）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 伟大经济成就，正是中国人思想观念变迁所导致的制度变迁的结果。 对此，吴敬琏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第一讲说，一九七八年 之后改革思想之所以能取得优势地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制度 变迁过程之所以随之发生，“与其说是由于对中国在当代世界格局中 的地位和历史方位有了大彻大悟，还不如说是由于国民经济特别是 农业濒于崩溃的危机促成的”，正是这个意思。
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史和改革发展史的互动发展来看，到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已逐渐 认识到了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 点，从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学界的理论讨论中，培育和 发展市场经济也逐渐变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许多老一辈的中国经济 学家，包括顾准、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董辅礽、马洪、 蒋一苇等，尤其是吴敬琏和张五常，在形成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绝大 多数人的社会共识中，先后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先导作用。而吴敬 琏的这套时间跨度为十四年的《中国改革三部曲》，则较全面地记述和解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史和中国人的思 想变迁史。但是，这套三卷集并不是思想史和制度演变史的历史著 作，而是直击当下并指向未来的理论著作。
这套《中国改革三部曲》的第一卷《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成书 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夕的一九九一年。这是一本吴敬琏与曾任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吉瑞的对话集。虽然这本书的出版， 算来距今已有二十六年的历史了，但今天读来，感觉吴敬琏在这本 书中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阐述仍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在这本书第一讲，他就提出，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现代化的行列， 就“要看它是否建立了一个能够有效分配和利用资源的经济体制”（6 页）。当时他即认定，这种能有效分配和利用资源的经济体制，就是 市场经济。受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宣传口径”，这种资源配 置体制在当时还只能被称作“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他在 当时就明确提出，这种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有调节的市场经 济”（VI 页），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一切真正的经济改革，都是‘市 场取向的改革’”（44 页）。根据“二战”后日本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吴敬琏还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取 得较好的经济发展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加快市 场发育”。而近代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老牌西方发达国 家也是如此，尽管它们有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和各自的发展道 路。由此，吴敬琏提出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政府千万不能去 代替市场，而是要促使市场发育，建立市场秩序，保证市场的正常 运行。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则进行有效的行政指导乃至干预。”（108— 109 页）并接着指出 ：“在我看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其运行特征 来说，也就是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111 页）这些提法在当时都 是非常超前且冒着一定理论风险的。因为，只有到一九九三年三月 二十九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同年十一月十一至十四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均写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市场经济”才在中国变成一 个不敏感的词。
把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当代中国改革史上一项重大的理论进展和制度突破。我国老一代 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评价这本著作时，就指出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 社会主义，从没听说不靠竞争机制就能使经济繁荣、就能实现现代 化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关键含义，我个人认为就在这里。” 在论证“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基本目标”这一大前提 下，吴敬琏和刘吉瑞还具体讨论了企业改革、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形 成、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农村改革、政府的行政性分权，以及改 革的战略选择等问题。现在看来，当时吴敬琏所提出的许多改革设 想和路径，部分已变成了现实，有些还是现在进行时，因而这部著 作中的许多论述仍不过时且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这本著作中， 吴敬琏敏锐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领导人的观念更新问题， 今天看来仍有切实的意义。根据邓小平一九八六年一系列讲话中所 提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的思想，在这本著作中，吴敬琏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了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经济改革与观念转变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政治 体制改革又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开明 程度和有无强烈的现代意识，因此政治改革和组织更新最为关键。” 他还深刻地指出 ：“目前行政官员以权谋私、以权经商的现象十分严 重，如不加快政治民主化、公开化的进程，权力与金钱相结合，商 品经济就有可能扭曲变形。”（216 页）自这本著作一九九一年问世以 来，二十多年过去了，一些预测已经变成了现实，因而这些改革主 张在今天看来不但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变得更加急迫。
如果说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主要理论 贡献是极力倡导市场化改革，建立有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 的话，那么，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二○○三年第 三版修订）则全面分析和回顾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历程。在这部著作第 三版二○一○年重印时，笔者曾评论道 ：“吴敬琏的这部《当代中国 经济改革》，是一本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百科 全书般的理论巨著。这既是一本中国经济改革史，也是一部当代中 国经济思想史，是探寻未来中国经济改革方向和路径的理论和现实 著作，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今天重读吴敬琏的这部著作，我 仍然如此评价。
直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八年了，而我们今天 所说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近四十年，但改革远远 没有结束和完成，因而可以认为是当代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场最伟大 也最持久的制度变迁过程。二○一二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 说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改革没有完成时，说明中国 经济制度和国家体制还仍处在变动不居的“改革期”和“过渡期”。 在经济改革的过渡时期谈改革，在宏大的历史视角中回顾中国经济 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起因、过程、现状、问题，并前瞻未来中国经济 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正是吴敬琏这本著作的基本价值和现 实意义。
这本书第一章先是回顾了中央计划经济形成的理论沿革史和现 实制度演变史，从十五至十六世纪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和早期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对未来社会的 设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化大工厂” 的设想，再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斯大林计划模 式体制的建立及其运作绩效。接着回顾了苏联和东欧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初到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的历史。只有在这个大的意识形态演变和制度演变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 年代末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建构、运作绩效及其变迁，才能准 确把握一九七八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因和缘由。在这一章 中，吴敬琏还回顾了自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经济 管理体制改革”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回溯了一九五八 至一九七八年计划经济模式中的“体制下放”和“行政性分权” 所导致的经济混乱和经济效率的下降，进而回顾了从一九七九到 一九九三年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展 民营经济的“增量化”市场改革。按照吴敬琏的改革阶段划分，自 一九九四年之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才进入到了一个“整体推进” 的阶段。围绕着数次重要的中共中央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尤其是一九八四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一九九三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以及 二○○三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改 革，而且自一九九四年进入“整体推进”的改革阶段。他认为自世 纪之交以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许多突破和进展，其中主要是所有 制改革突破和调整，其中包括 ：缩小了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 从一些非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 ；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公有经济 ； 民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除了允许和鼓励民营 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外，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体制改 革综合试验区，对外开放和外资的大量引入，也成了中国经济改革 的重要構成部分。 《當代中国经济改革》第二篇则具体和详细地回顾了中国的农村 改革、企业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金融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以及对外开放等改革的实施过程。第三篇则讨论了中国社保体系的改革和问题、中国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最后则再次回到经济体制 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一再呼吁，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 当下的发展阶段，更要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 的市场经济体制。他整体认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开始 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国家的辛迪加’转变为以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中国改革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主要是讨论了经济体 制的改革，那么，初版于二○○五年十一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 择》（二○一三年第四版），则主要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 转变中国的增长方式，是近些年来吴敬琏呼吁最多，也是被决策层 和全社会所接受的政策主张。吴敬琏所说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 式，是指从靠资本和资源驱动型增长，转变为靠效率驱动型增长。 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之所以在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以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 乏善可陈，主要是因为“存在着政府仍然主导着经济资源的配置，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受到抑制等‘体制性障碍’。由于 改革的停滞，这类体制性障碍在‘十一五’期间未能得到消除，在 增长模式的转型上也就仍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以致粗放型增长 引致的困难有增无已”（《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前言，V 页）。在二 ○○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国际方面的冲击，中国 政府启动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近几年来，由政府推动的投资规 模越来越大，经济的杠杆率（全社会的负债与 GDP 之比）越来越高，房 地产和资产泡沫不断膨胀，投资回报率则不断下降。为什么会如此， 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前言中就尖锐并深刻地指出：
“为什么虽然党政领导三令五申，经济增长模式 [ 转变 ] 仍然步履维 艰？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 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威权发展主义的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定式 。”（ 同上 ， VII 页）因此，他坚定地相信 ：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舍此绝无他途。如果离开了这项根 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 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
中国决策层从二○一五年就提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改革来实现中 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吴敬琏这三卷集的《中国改革三部 曲》，不但具有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意义，更具直击当 下和指向未来的现实意义。
（《中国改革三部曲》，吴敬琏著，中信出版社二○一七年版）
过去近四十年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中国经济的市 场化道路也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中 国的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中国 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作用是什么？由中信出版社二 ○一七年四月出版的吴敬琏的《中国改革三部曲》〔包括《论竞争性市 场 体 制 》（ 初 版 于 一 九 九 一 年 ）、《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改 革 》（ 初 版 于 一 九 九 九 年 ） 和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初版于二○○五年）〕，对此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历 史的乃至现实的理论解释。
在《中国改革三部曲》的总序中，吴敬琏一开始就指出 ：“当代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经济改革和国家体制演变的历史。”（《论竞争性市场 体制》，IV 页）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九五一年开始 的农业合作化和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几乎在同时发生的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 及“文革”之中所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制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实 际上都是当代中国在探索不同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乃至不同的国家 体制。中国一九七八年的市场化改革，则是被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发 展中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所逼迫出来的结果。把中国经济放在现代 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审视，更能彰显出这一点。
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世 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中的估算，在明代中期 弘治年间的一五○○年，中国的 GDP 约占世界 GDP 总量的四分之 一 ；在清朝嘉庆末年的一八二○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世界 GDP 总量的 32.9%。即使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 和晚清的经济衰落，在民国初期的一九一三年，中国的 GDP 总量仍 占全球的 8.8%。在经历了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八年艰苦的抗日战 争和四年多伤亡巨大的国内战争，到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中国经济仍占世界 GDP 总量的 4.5% 左右。但是，经过近 二十八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实验，尤其是经历了一九五八年的“大 跃进”和“十年文革”，到一九七八年，中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 的边缘。
严酷和无可争辩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迫使中国人开始反思 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苏联和东欧国 家开始的经济改革，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央计划经济体 制的反思和对市场经济体制优长的渐进性认识，也影响了中国的经 济学家。这促使我们整个社会在一九七八年后开始反思在一九五八 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之后所努力建构的斯大林式中央计划经济 体制的弊端，使人们渐进性地认识到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最有效 率和最能提高人民福祉的资源配置体制。随之，中国也开启了培育 和发展市场化经济以及对外开放的改革进程。正如吴敬琏在《中国改革三部曲》的总序中所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其中最为本质的 变化是制度的变化，是经济运营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正是 这个制度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上）。
由此看来，中国在一九七八年后能够进行市场化改革，能够走 向培育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道路，是被当代世界格局 中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所逼出来的，也是从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优越 性的“假前見”（die falsche vorurteile— 这里借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
《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用的一个概念）中思想解放和观念变迁所导致的 制度变迁的结果。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通往 奴役之路》一书中曾说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 今天的世界。”（见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Vol. II，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7，p. 66）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 伟大经济成就，正是中国人思想观念变迁所导致的制度变迁的结果。 对此，吴敬琏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第一讲说，一九七八年 之后改革思想之所以能取得优势地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制度 变迁过程之所以随之发生，“与其说是由于对中国在当代世界格局中 的地位和历史方位有了大彻大悟，还不如说是由于国民经济特别是 农业濒于崩溃的危机促成的”，正是这个意思。
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史和改革发展史的互动发展来看，到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已逐渐 认识到了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 点，从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学界的理论讨论中，培育和 发展市场经济也逐渐变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许多老一辈的中国经济 学家，包括顾准、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董辅礽、马洪、 蒋一苇等，尤其是吴敬琏和张五常，在形成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绝大 多数人的社会共识中，先后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先导作用。而吴敬 琏的这套时间跨度为十四年的《中国改革三部曲》，则较全面地记述和解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史和中国人的思 想变迁史。但是，这套三卷集并不是思想史和制度演变史的历史著 作，而是直击当下并指向未来的理论著作。
这套《中国改革三部曲》的第一卷《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成书 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夕的一九九一年。这是一本吴敬琏与曾任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吉瑞的对话集。虽然这本书的出版， 算来距今已有二十六年的历史了，但今天读来，感觉吴敬琏在这本 书中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阐述仍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在这本书第一讲，他就提出，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现代化的行列， 就“要看它是否建立了一个能够有效分配和利用资源的经济体制”（6 页）。当时他即认定，这种能有效分配和利用资源的经济体制，就是 市场经济。受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宣传口径”，这种资源配 置体制在当时还只能被称作“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他在 当时就明确提出，这种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有调节的市场经 济”（VI 页），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一切真正的经济改革，都是‘市 场取向的改革’”（44 页）。根据“二战”后日本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吴敬琏还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取 得较好的经济发展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加快市 场发育”。而近代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老牌西方发达国 家也是如此，尽管它们有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和各自的发展道 路。由此，吴敬琏提出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政府千万不能去 代替市场，而是要促使市场发育，建立市场秩序，保证市场的正常 运行。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则进行有效的行政指导乃至干预。”（108— 109 页）并接着指出 ：“在我看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其运行特征 来说，也就是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111 页）这些提法在当时都 是非常超前且冒着一定理论风险的。因为，只有到一九九三年三月 二十九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同年十一月十一至十四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均写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市场经济”才在中国变成一 个不敏感的词。
把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当代中国改革史上一项重大的理论进展和制度突破。我国老一代 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评价这本著作时，就指出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 社会主义，从没听说不靠竞争机制就能使经济繁荣、就能实现现代 化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关键含义，我个人认为就在这里。” 在论证“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基本目标”这一大前提 下，吴敬琏和刘吉瑞还具体讨论了企业改革、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形 成、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农村改革、政府的行政性分权，以及改 革的战略选择等问题。现在看来，当时吴敬琏所提出的许多改革设 想和路径，部分已变成了现实，有些还是现在进行时，因而这部著 作中的许多论述仍不过时且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这本著作中， 吴敬琏敏锐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领导人的观念更新问题， 今天看来仍有切实的意义。根据邓小平一九八六年一系列讲话中所 提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的思想，在这本著作中，吴敬琏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了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经济改革与观念转变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政治 体制改革又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开明 程度和有无强烈的现代意识，因此政治改革和组织更新最为关键。” 他还深刻地指出 ：“目前行政官员以权谋私、以权经商的现象十分严 重，如不加快政治民主化、公开化的进程，权力与金钱相结合，商 品经济就有可能扭曲变形。”（216 页）自这本著作一九九一年问世以 来，二十多年过去了，一些预测已经变成了现实，因而这些改革主 张在今天看来不但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变得更加急迫。
如果说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主要理论 贡献是极力倡导市场化改革，建立有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 的话，那么，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二○○三年第 三版修订）则全面分析和回顾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历程。在这部著作第 三版二○一○年重印时，笔者曾评论道 ：“吴敬琏的这部《当代中国 经济改革》，是一本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百科 全书般的理论巨著。这既是一本中国经济改革史，也是一部当代中 国经济思想史，是探寻未来中国经济改革方向和路径的理论和现实 著作，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今天重读吴敬琏的这部著作，我 仍然如此评价。
直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八年了，而我们今天 所说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近四十年，但改革远远 没有结束和完成，因而可以认为是当代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场最伟大 也最持久的制度变迁过程。二○一二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 说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改革没有完成时，说明中国 经济制度和国家体制还仍处在变动不居的“改革期”和“过渡期”。 在经济改革的过渡时期谈改革，在宏大的历史视角中回顾中国经济 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起因、过程、现状、问题，并前瞻未来中国经济 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正是吴敬琏这本著作的基本价值和现 实意义。
这本书第一章先是回顾了中央计划经济形成的理论沿革史和现 实制度演变史，从十五至十六世纪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和早期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对未来社会的 设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化大工厂” 的设想，再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斯大林计划模 式体制的建立及其运作绩效。接着回顾了苏联和东欧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初到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的历史。只有在这个大的意识形态演变和制度演变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 年代末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建构、运作绩效及其变迁，才能准 确把握一九七八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因和缘由。在这一章 中，吴敬琏还回顾了自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经济 管理体制改革”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回溯了一九五八 至一九七八年计划经济模式中的“体制下放”和“行政性分权” 所导致的经济混乱和经济效率的下降，进而回顾了从一九七九到 一九九三年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展 民营经济的“增量化”市场改革。按照吴敬琏的改革阶段划分，自 一九九四年之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才进入到了一个“整体推进” 的阶段。围绕着数次重要的中共中央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尤其是一九八四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一九九三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以及 二○○三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改 革，而且自一九九四年进入“整体推进”的改革阶段。他认为自世 纪之交以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许多突破和进展，其中主要是所有 制改革突破和调整，其中包括 ：缩小了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 从一些非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 ；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公有经济 ； 民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除了允许和鼓励民营 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外，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体制改 革综合试验区，对外开放和外资的大量引入，也成了中国经济改革 的重要構成部分。 《當代中国经济改革》第二篇则具体和详细地回顾了中国的农村 改革、企业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金融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以及对外开放等改革的实施过程。第三篇则讨论了中国社保体系的改革和问题、中国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最后则再次回到经济体制 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一再呼吁，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 当下的发展阶段，更要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 的市场经济体制。他整体认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开始 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国家的辛迪加’转变为以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中国改革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主要是讨论了经济体 制的改革，那么，初版于二○○五年十一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 择》（二○一三年第四版），则主要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 转变中国的增长方式，是近些年来吴敬琏呼吁最多，也是被决策层 和全社会所接受的政策主张。吴敬琏所说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 式，是指从靠资本和资源驱动型增长，转变为靠效率驱动型增长。 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之所以在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以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 乏善可陈，主要是因为“存在着政府仍然主导着经济资源的配置，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受到抑制等‘体制性障碍’。由于 改革的停滞，这类体制性障碍在‘十一五’期间未能得到消除，在 增长模式的转型上也就仍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以致粗放型增长 引致的困难有增无已”（《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前言，V 页）。在二 ○○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国际方面的冲击，中国 政府启动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近几年来，由政府推动的投资规 模越来越大，经济的杠杆率（全社会的负债与 GDP 之比）越来越高，房 地产和资产泡沫不断膨胀，投资回报率则不断下降。为什么会如此， 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前言中就尖锐并深刻地指出：
“为什么虽然党政领导三令五申，经济增长模式 [ 转变 ] 仍然步履维 艰？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 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威权发展主义的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定式 。”（ 同上 ， VII 页）因此，他坚定地相信 ：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舍此绝无他途。如果离开了这项根 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 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
中国决策层从二○一五年就提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改革来实现中 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吴敬琏这三卷集的《中国改革三部 曲》，不但具有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意义，更具直击当 下和指向未来的现实意义。
（《中国改革三部曲》，吴敬琏著，中信出版社二○一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