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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里，“在使用价值之外”是书中的一个章节名。按鲍德里亚的观点，商品，是以其符号价值，成为构建当代西方消费社会之核心特征的。这一观点，来源于马克思对于商品之交换价值与其使用价值无关的分析，承接了卢卡奇、本雅明对基于交换价值的商品拜物教之论述。商品生产及其消费行为，在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上，实则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无关。这一观点，是当前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基础。
那么，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商品的功能与效用就真的与社会与文化之构成及其核心特征无关吗？它只是作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总体财富的物质承担者，和商品交换价值的一个载体？而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各类商品所发挥的功能与效用之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又能够对社会生活中特定商品功能所导致的变化与影响进行理论论述吗？或者进一步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就真的毫无理论意义吗？针对这些问题，可能需要深入到商品交换已经结束的日常生活之具体形态中，也就是商品的日常使用过程中，重新思考特定的商品——比如家用电器——“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的东西。这就是汪民安《论家用电器》一书的基本理论主题。
家用电器是一类具有独特使用价值的商品，其诞生，可以看成是一种由福特式工业生产方式、新型材料、电子与智能控制技术等不同产业整合制作出来的产物。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先是电灯，随后是收音机、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微波炉以及新近的电脑、手机和空气净化器等等，逐次成为人们日常家庭生活中的耐用消费品。其中的一些，诸如录像机或影碟机等已被淘汰或不常使用，更新型的家用电器产品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几种主要家用电器全面进入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并构成日常生活之基本配置，大约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而在中国，家用电器的普及刚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从八十年代初的黑白电视机、半自动洗衣机等开始，直到九十年代晚期，中国城市家庭才基本配备起了重要的家用电器产品。而在今天，如果把电脑与手机也算成是广义的家用电器的话，那么，可以说，它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数量与种类比以往更大更多了，它们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也更为加强了。显然，我们近几十年来日常生活乃至社会之整体变化，都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家用电器之使用价值的发挥，有着密切的关系。
家用电器不同于快速消费品，是相对比较昂贵的耐用消费品，且往往具有家庭固定资产的特征，有着更长的使用年限和更迭周期，能在较长的时间里给日常生活带来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作为耐用品，它们也与家具等不同，是一种需要在使用过程中持续交纳电费、自来水费、有线电视费、网络费用的物品，有时还需要维修或保养。这导致其日常的使用过程具有了一种生产的特征，让家庭室内空间呈现出一种工厂厂房的形态。同时，不同的家用电器还需要分设于家庭住宅的不同区域，比如电视机需要放置于客厅的显著位置，洗衣机需要固定安装在卫生间。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家用电器，还会对当代住宅的空间功能区分以及日常生活之时空分配产生一种相互协作的双重影响。此外，家用电器都需要分别与电网、自来水管线、有线电视网及互联网等更大的社会体系发生关联，在不同的宏观体系中，家用电器让安装与使用它们的家庭或个人，获得一个固定的位置。人们在购买它们时，总要写明家庭住址与联系电话，以便连接上各类服务网络。因此，不存在独立且不依赖于社会体系的家用电器，这是一种存在于家电消费品与社会经济及文化形态之间持续不断的远距离互动行为。我们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必须为之付出额外的电费与有线收视费，否则，电视机的使用功能就无从发挥。不仅如此，当我们购买了一台冰箱时，外在市场形态就已经提供了食品超市，以及各类熟食、半成品及速食食品的产业。一般而言，冰箱的社会拥有量及其覆盖形态，由于与城市住宅区的分布形态有关，这是导致超市如何选址的决定性因素。显然，冰箱通过大量存储食物而免去了每天的买菜行为，也重塑了人们的饮食方式与习惯，还非常明显地影响到了城市的商业形态。冰箱由此让家庭与一个工业化及全球化的食品工业构成了紧密的关联。所以，家用电器显著地增强了人们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形态的依赖。
家用电器之运转，就是以其更高的便利性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家务劳动的肉身化行为，减弱了日常生活行为的重复感与琐事感。在今天，成套的家用电器，是现代家庭的标准配置。有了它们，日常生活就能获得高度的自治与自足，这是一种隐藏了与社会宏观体系之强化关系的自治与自足。或者说，使用电器同时在日常生活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两个看似相反的方向上，都进行了强化。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传统的日常生活行为消失了，而一些新的日常行为则出现了。电视机、手机与电脑让人们长期保持坐着观看屏幕的姿态，这些电子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总是使得工作、生活与娱乐的传统区隔变得模糊起来。“洗衣机解除了衣服和妇女的劳动关联。……甚至将妇女从一个劳作形象中解放出来，最终将妇女从这一受难式的被压抑的文化视角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洗衣机也大量减少了人们用手亲触家人的衣物的机会，而“电视的喧嚣之家注定慢慢转向一个电脑的沉默之家”。电灯让家庭成员围坐于油灯下分享故事的“独特光晕”消散了，洗衣机瓦解了在河边洗衣服的田园牧歌，还有睡前的捧书阅读，以及大街上人们东游西荡的漫游等等过往生活中各种细腻而珍贵的手工化、人际化与社群化事物都在悄然失去。
不止如此，家用电器让肉身的物质生活越来越要依赖于机器的程序与符号，而越来越不需要现场化的人际互动。它们在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心灵自由以及更为复杂、更受外界符号信息影响的情感之时，又给人带来了大量沉溺于纯粹感官的无聊时光。经由电视机运作的“世界外在化”趋势，让人从中所获得的娱乐，却又是源于一个外在于我们的符号化与景观化的表演世界，而并非一定是切身于我们的真实生活。这样，家用电器确实在重塑一系列新型的家庭人际行为、人际关系以及主体之功能，人在家庭生活内部的主动性与自主性，开始下降为对于各种机器的高度依赖，各种人一机互动的家庭生活行为，让人深陷于机器的程序及信息的编码之中。事实上，家用电器之使用价值的发挥，导致日常生活在结构与功能方面产生了全新的双重演变。在这种持续的演变中，电视机、电脑及手机，已经在为当代人建构出新的感知系统，冰箱、洗衣机、煤气灶等等，則是我们的肉身工具，个体生活领域的主体性从而与包括家用电器的各种高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之功能密不可分。用拉图尔的话来说就是：机器，尤其家用电器，在生活事务中承担起一种“准主体”的功能，它们总在默默地从事家务劳动，是家庭的物质基础。反过来说，使用家用电器的人，则相应地“沦为”，或“进化”为“准客体”。我们看似因这些物的环绕而变得更为完整与自足，同时又更是受宏观社会体系的控制或制约。这样一来，商品与其消费者，同时演进到一种相互依赖、难辨你我的“准”状态之中，我们被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各种商品之使用价值所改造。 实际上，购买与使用家用电器，是当代社会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提出的一种强制性要求。没有家用电器，就没有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这不只是从家用电器之功能角度而言的。在家用电器的符号价值方面，它们也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商品。它们都有独特的物品形态、材质及各种标有符号的按钮和屏幕，还总会附有使用说明书，使用者只有在仔细阅读之后才能正确使用它们。由于大部分日常使用者对它们的内在技术原理并无深入了解，都只是家用电器“最初级的使用者”，家用电器的各种文本都是指令性的，它要求人严格按其符号标识来操作，这些规定行为是新型的生活技能，我们只是家用电器运行规则的一个遵循者而已。不仅如此，家用电器还会负载着特定的社会符号意义，比如一部标价昂贵的最新款智能手机，经常会是特定社会阶层、文化品位与生活方式的象征。家用电器的内在技术体系及其演进，更会与社會基于技术的进步神话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有紧随电子产业潮流，尽快购买与使用最新型的家用电器，我们才不会被迅猛发展的时代所抛弃。而家用电器制造商，又总是花费巨资，以大量的广告及精心布置的店铺而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地与之相遇，一部分的家用产品，本身就是符号信息的传播中介。这样一来，家用电器，在其符号价值上就构成了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即，只有拥有了家用电器，才能进入到不断发展与进化着的现代生活之中。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暗含着对于生活世界及其文化形态的技术决定论，而且还发展为一种新型拜物教。这样一来，家用电器就被理所当然地当作当代生活之核心代表性物品。
回过头来再看当代中国家用电器的演进史与普及史，还能看到其中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独特社会及文化变迁轨迹及生活现象。那个没有普及家用电器的计划经济时代，并非都如田园牧歌般美好。而在八十年代初，当中国民众的商品生活仍处于全面短缺之时，一些人却会花费巨资去购买一台黑白电视机或半自动洗衣机。在随后的市场进程中，收入不高的中国民众也踊跃地花费更多的钱去购买大尺寸电视机、大容量冰箱以及其他各类新型电器。拥有家用电器，曾经是中国民众摆脱长期的贫困生活，在物质与文化娱乐上获得基本满足的重要寄托。而在生产领域，通过在家电生产方式上吸引外资、技术与管理方式，如在深圳蛇口电子区，当代中国构建出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逐步发展出了一个全球家用电器的第一大生产大国及全球最大的家用电器单一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家用电器，是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入到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所以，家用电器之生产方式、交换形态及其使用价值，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又具有积极的历史变革意义。
由此观之，家用电器凝聚了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世界之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先进与控制的多重纠缠，只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与交换形态，或是只从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角度，阐明其控制性的消费意识形态，都会显得忽略掉了当代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与境遇。家用电器既是一种商品，是研究当代经济及其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一个细胞，也是一种生产力，它具备着变革宏观社会形态及日常生活方式的潜能。这种潜能，本身就包含于家用电器的使用价值之中，而非处于其使用价值之外。
（《论家用电器》，汪民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
那么，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商品的功能与效用就真的与社会与文化之构成及其核心特征无关吗？它只是作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总体财富的物质承担者，和商品交换价值的一个载体？而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各类商品所发挥的功能与效用之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又能够对社会生活中特定商品功能所导致的变化与影响进行理论论述吗？或者进一步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就真的毫无理论意义吗？针对这些问题，可能需要深入到商品交换已经结束的日常生活之具体形态中，也就是商品的日常使用过程中，重新思考特定的商品——比如家用电器——“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的东西。这就是汪民安《论家用电器》一书的基本理论主题。
家用电器是一类具有独特使用价值的商品，其诞生，可以看成是一种由福特式工业生产方式、新型材料、电子与智能控制技术等不同产业整合制作出来的产物。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先是电灯，随后是收音机、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微波炉以及新近的电脑、手机和空气净化器等等，逐次成为人们日常家庭生活中的耐用消费品。其中的一些，诸如录像机或影碟机等已被淘汰或不常使用，更新型的家用电器产品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几种主要家用电器全面进入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并构成日常生活之基本配置，大约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而在中国，家用电器的普及刚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从八十年代初的黑白电视机、半自动洗衣机等开始，直到九十年代晚期，中国城市家庭才基本配备起了重要的家用电器产品。而在今天，如果把电脑与手机也算成是广义的家用电器的话，那么，可以说，它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数量与种类比以往更大更多了，它们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也更为加强了。显然，我们近几十年来日常生活乃至社会之整体变化，都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家用电器之使用价值的发挥，有着密切的关系。
家用电器不同于快速消费品，是相对比较昂贵的耐用消费品，且往往具有家庭固定资产的特征，有着更长的使用年限和更迭周期，能在较长的时间里给日常生活带来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作为耐用品，它们也与家具等不同，是一种需要在使用过程中持续交纳电费、自来水费、有线电视费、网络费用的物品，有时还需要维修或保养。这导致其日常的使用过程具有了一种生产的特征，让家庭室内空间呈现出一种工厂厂房的形态。同时，不同的家用电器还需要分设于家庭住宅的不同区域，比如电视机需要放置于客厅的显著位置，洗衣机需要固定安装在卫生间。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家用电器，还会对当代住宅的空间功能区分以及日常生活之时空分配产生一种相互协作的双重影响。此外，家用电器都需要分别与电网、自来水管线、有线电视网及互联网等更大的社会体系发生关联，在不同的宏观体系中，家用电器让安装与使用它们的家庭或个人，获得一个固定的位置。人们在购买它们时，总要写明家庭住址与联系电话，以便连接上各类服务网络。因此，不存在独立且不依赖于社会体系的家用电器，这是一种存在于家电消费品与社会经济及文化形态之间持续不断的远距离互动行为。我们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必须为之付出额外的电费与有线收视费，否则，电视机的使用功能就无从发挥。不仅如此，当我们购买了一台冰箱时，外在市场形态就已经提供了食品超市，以及各类熟食、半成品及速食食品的产业。一般而言，冰箱的社会拥有量及其覆盖形态，由于与城市住宅区的分布形态有关，这是导致超市如何选址的决定性因素。显然，冰箱通过大量存储食物而免去了每天的买菜行为，也重塑了人们的饮食方式与习惯，还非常明显地影响到了城市的商业形态。冰箱由此让家庭与一个工业化及全球化的食品工业构成了紧密的关联。所以，家用电器显著地增强了人们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形态的依赖。
家用电器之运转，就是以其更高的便利性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家务劳动的肉身化行为，减弱了日常生活行为的重复感与琐事感。在今天，成套的家用电器，是现代家庭的标准配置。有了它们，日常生活就能获得高度的自治与自足，这是一种隐藏了与社会宏观体系之强化关系的自治与自足。或者说，使用电器同时在日常生活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两个看似相反的方向上，都进行了强化。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传统的日常生活行为消失了，而一些新的日常行为则出现了。电视机、手机与电脑让人们长期保持坐着观看屏幕的姿态，这些电子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总是使得工作、生活与娱乐的传统区隔变得模糊起来。“洗衣机解除了衣服和妇女的劳动关联。……甚至将妇女从一个劳作形象中解放出来，最终将妇女从这一受难式的被压抑的文化视角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洗衣机也大量减少了人们用手亲触家人的衣物的机会，而“电视的喧嚣之家注定慢慢转向一个电脑的沉默之家”。电灯让家庭成员围坐于油灯下分享故事的“独特光晕”消散了，洗衣机瓦解了在河边洗衣服的田园牧歌，还有睡前的捧书阅读，以及大街上人们东游西荡的漫游等等过往生活中各种细腻而珍贵的手工化、人际化与社群化事物都在悄然失去。
不止如此，家用电器让肉身的物质生活越来越要依赖于机器的程序与符号，而越来越不需要现场化的人际互动。它们在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心灵自由以及更为复杂、更受外界符号信息影响的情感之时，又给人带来了大量沉溺于纯粹感官的无聊时光。经由电视机运作的“世界外在化”趋势，让人从中所获得的娱乐，却又是源于一个外在于我们的符号化与景观化的表演世界，而并非一定是切身于我们的真实生活。这样，家用电器确实在重塑一系列新型的家庭人际行为、人际关系以及主体之功能，人在家庭生活内部的主动性与自主性，开始下降为对于各种机器的高度依赖，各种人一机互动的家庭生活行为，让人深陷于机器的程序及信息的编码之中。事实上，家用电器之使用价值的发挥，导致日常生活在结构与功能方面产生了全新的双重演变。在这种持续的演变中，电视机、电脑及手机，已经在为当代人建构出新的感知系统，冰箱、洗衣机、煤气灶等等，則是我们的肉身工具，个体生活领域的主体性从而与包括家用电器的各种高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之功能密不可分。用拉图尔的话来说就是：机器，尤其家用电器，在生活事务中承担起一种“准主体”的功能，它们总在默默地从事家务劳动，是家庭的物质基础。反过来说，使用家用电器的人，则相应地“沦为”，或“进化”为“准客体”。我们看似因这些物的环绕而变得更为完整与自足，同时又更是受宏观社会体系的控制或制约。这样一来，商品与其消费者，同时演进到一种相互依赖、难辨你我的“准”状态之中，我们被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各种商品之使用价值所改造。 实际上，购买与使用家用电器，是当代社会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提出的一种强制性要求。没有家用电器，就没有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这不只是从家用电器之功能角度而言的。在家用电器的符号价值方面，它们也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商品。它们都有独特的物品形态、材质及各种标有符号的按钮和屏幕，还总会附有使用说明书，使用者只有在仔细阅读之后才能正确使用它们。由于大部分日常使用者对它们的内在技术原理并无深入了解，都只是家用电器“最初级的使用者”，家用电器的各种文本都是指令性的，它要求人严格按其符号标识来操作，这些规定行为是新型的生活技能，我们只是家用电器运行规则的一个遵循者而已。不仅如此，家用电器还会负载着特定的社会符号意义，比如一部标价昂贵的最新款智能手机，经常会是特定社会阶层、文化品位与生活方式的象征。家用电器的内在技术体系及其演进，更会与社會基于技术的进步神话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有紧随电子产业潮流，尽快购买与使用最新型的家用电器，我们才不会被迅猛发展的时代所抛弃。而家用电器制造商，又总是花费巨资，以大量的广告及精心布置的店铺而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地与之相遇，一部分的家用产品，本身就是符号信息的传播中介。这样一来，家用电器，在其符号价值上就构成了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即，只有拥有了家用电器，才能进入到不断发展与进化着的现代生活之中。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暗含着对于生活世界及其文化形态的技术决定论，而且还发展为一种新型拜物教。这样一来，家用电器就被理所当然地当作当代生活之核心代表性物品。
回过头来再看当代中国家用电器的演进史与普及史，还能看到其中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独特社会及文化变迁轨迹及生活现象。那个没有普及家用电器的计划经济时代，并非都如田园牧歌般美好。而在八十年代初，当中国民众的商品生活仍处于全面短缺之时，一些人却会花费巨资去购买一台黑白电视机或半自动洗衣机。在随后的市场进程中，收入不高的中国民众也踊跃地花费更多的钱去购买大尺寸电视机、大容量冰箱以及其他各类新型电器。拥有家用电器，曾经是中国民众摆脱长期的贫困生活，在物质与文化娱乐上获得基本满足的重要寄托。而在生产领域，通过在家电生产方式上吸引外资、技术与管理方式，如在深圳蛇口电子区，当代中国构建出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逐步发展出了一个全球家用电器的第一大生产大国及全球最大的家用电器单一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家用电器，是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入到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所以，家用电器之生产方式、交换形态及其使用价值，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又具有积极的历史变革意义。
由此观之，家用电器凝聚了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世界之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先进与控制的多重纠缠，只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与交换形态，或是只从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角度，阐明其控制性的消费意识形态，都会显得忽略掉了当代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与境遇。家用电器既是一种商品，是研究当代经济及其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一个细胞，也是一种生产力，它具备着变革宏观社会形态及日常生活方式的潜能。这种潜能，本身就包含于家用电器的使用价值之中，而非处于其使用价值之外。
（《论家用电器》，汪民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