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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心武在《蟾宫明星俱乐部》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记得街上有不止一家书店，有售卖新书的，更有售卖从线装书到民国时期石印、铅印的形形色色的旧书刊的。我那时年纪虽小，却已经很爱泡书店，卖新书的书店我当然爱去，也买些适合我那时心智发展的新书，比如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童话《哈哈镜王国历险记》，从意大利翻译过来的童话《洋葱头历险记》……记得我还买到过一册冀访的长诗《桥》，他是当作儿童文学来写的，对当时的我在诗歌审美上有着启蒙作用。后来我知道出了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冀访也是“胡风分子”，但我将那本《桥》一直保存了十几年，直到一九六六年夏天，出于恐惧，才将它抛弃。我不知道冀访的《桥》在他平反后重印过没有，能不能买到，冀汸先生还健在吧？我希望，如果他本人读不到我这篇文章，那么，有读到这篇文章而认识他的人士，能将我这段文字转述给他，我要向他致谢，我十几岁的时候，在隆福寺的书店里买到过《桥》，而这座“桥”，也是我那个时期心灵获得的养分之一。
日瓦戈医生的哥哥说：“如果人们热爱诗歌，就会热爱诗人。”
二○一三年元宵节，我前往位于西子湖畔的浙江医院，再次拜访松龄鹤寿的七月派诗人冀汸先生。
在来之前，我心里有着诸多的不安。大概是两三年前，我在无患子的新浪博客读到《（冀、访文集）编后语》一文，我立马以电子邮件形式把文章的电子稿发给在江西的父亲，让他了解老友的近况。
“编后语”中有这么一段：“今年，冀汸已整九十岁了，身体越来越蠃弱。四月一日那天，我去医院看他。他正坐在书桌前用放大镜专注地看报。他又比一个月前瘦弱了些，饭也吃不下，只吃点营养汤，但精神还不错。他跟我说，上海的耿庸和湖北的彭燕郊最近逝世了，他的许多朋友都走了，他也快走了。”
从一九九六年始，冀老几乎每年都住进医院“冬眠”，总是住在三号楼第十一病区。冀老住的是一间窗子面对香樟和玉兰树的病房。
此刻是上午十时，冀老坐在计算机前的椅子上，像在思忖着什么。照顾冀老十年之久的蒋甘郎阿姨引我走向前，与冀老握手。
阿姨告诉我，冀老现患有重度心衰，但仍坚持“早餐吃得饱，中餐吃得好，晚餐吃得少”的饮食原则；每天刷牙五次（此习惯坚持了半个多世纪），所以牙口尚好；定期打营养针，效果明显；只要天气允许，每天下午四点借助轮椅在楼下适度活动，呼吸新鲜空气，这已突破了数年前冀老所说的病房这“方寸之地”是我的“全部活动范围”的空间局限。我听到冀老近半年多来情况较为稳定，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拿出带去的一册父亲的诗集《人淡如菊》，把扉页上的照片翻给他看。这是十年前我陪来杭小住的父亲去浙江医院拜望冀老时，让他们俩背靠白墙楼宇和婀娜绿柳，坐在池潭边的岩石上拍下的一张合影。冀老借助放大镜，端详照片良久，然后把目光移至“作者简介”部分，长时间一声不吭，似乎陷入某种沉思之中。
此时，我有时间关注老人的面容，有意将之与阿垅数十年前对他的描写加以印证：“贝多芬的脸型，亚热带的性格，热情然而蕴蓄。鬈曲不整的头发，排列不美的牙齿，隆凸的额和深陷的眼睛对称，突然会射出明亮的光来……”（《阿垅诗文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头鬈发，虽然已经斑白；一双鹰眼，虽然已经老花……”（这是冀汸在一篇文章中对自己外表的描述）当年的精、气、神尚在，而经过历史尘埃和风暴的洗礼，更具沧桑感和人格魅力了。
我在《芳草地》发表的《我们家的“七月派”情结》一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家父桂向明是诗人，中国作协会员，是胡风麾下“七月派”诸多诗人和作家的挚友。他发表过一些关于友人的文章，如《黄金合铸胡风身》（《山西文学》），《绿原，诗之骄子》（《黄河文学》），《两个路翎》（《炎黄春秋》），《曾卓，不羁的诗魂》（《纵横》）等。在他的友人中，我有幸与现年已九十三鹤龄的冀访先生见过面。那是我来杭州工作不久，家父来了，我陪他前去西子湖畔的浙江医院探望久违的老朋友冀坊先生。
晓风在《“小”人物·大尊严》一文中写道：“桂向明、胡显中、刘振辉，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胡风案’的牵连，且相互之间有着关联。桂向明这个名字，当今的文艺界并不陌生，是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胡显中则是著作甚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只有刘振辉早逝，已离世二十多年了！”家父桂向明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唯一不后悔的，是我选择了诗，选择了贫寒和正直。”（《如果我十九岁》）“诗，是我赫赫的胸徽”（《涛，我赫赫的胸徽》）。“终于，荆棘化为桂冠，和你对视。”（《致李白》）他于二○○九年荣获中国文联授予的“新中国六十周年文学艺术奖”。
那次见面后不久，冀老给我父亲去信，说第二天是星期天，本以为我们还会去聚谈一次。其实，我父亲一直是个不太愿意打扰人的人。他也多次提醒我不要去打扰冀、访和绿原等老作家。
二
“冀伯伯，您应该是七月派硕果仅存的了吧？”我担心他耳背，放大嗓门问道。“还有牛汉。”他的反应速度极快。也许有人会把林希也放进去，其实，林希是“胡风分子”，算不上七月派成员。
我注意到冀老的书桌上有一份报纸和一本书。书是邵燕祥写的，是他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八年的自述，它让我联想到“胡风案”与主人公的关系。
胡风在行将告别人世前，有一次这样回答长子晓谷的提问：“他老先生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据清华大学蓝棣之教授在《症候式分析：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一文中披露：“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邵燕祥在书中指出：“毛泽东关注的是政治，是各界的政治倾向，政治思想动向，即使看文艺界的问题，也是从政治着眼。”世纪之初，诗人彭燕郊的一部新作里面透出一个来自高层的信息，毛泽东对人说：胡风是反革命，他的人有三千，要镇压。 三十七岁的冀汸也背负“胡风骨干分子”的罪名，成了一只“囚鸟”，整整二十五年。在《纪念黄老》一文中，他告诉我们：“反胡风运动正式开始后，起初我隔离在机关里反省，随后把我移交给省公安厅，隔离在旅馆里反省。二十多天后关进了监狱。七个月后宣布逮捕，成了正式的犯人。从此脱离了文艺界，脱离了社会生活，处于另一种生存状态下了。”艾伦·金斯堡在《嚎叫》一诗中说他“看见一代最杰出的精英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冀汸在劳改农场劳动时，什么活都干过：木工、水泥工、农民、营业员……但他仍然写下“我不怨恨，写诗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接受它带来的一切”。他愿意为理想主义受难，为诗受难！
冀老记不清是六岁还是七岁的时候，祖父、祖母刚过六十大寿，即怀着“落叶归根”的游子心情，带着他从荷兰殖民地爪哇岛的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回到唐山，又于一九三一年辗转到武汉。冀汸为“一二一九”运动鼓与呼的诗歌《昨夜的长街》发表在当时的《武汉日报》上。而“一二·九”运动的斗志和精神一直激励着他的创作。
记得二○○七年，在第七十二个“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前夕，浙江省作协曾为冀汸举行专题座谈会。那是一场特殊的创作座谈会：省话剧团的专业演员应邀朗诵诗歌，而这些诗歌的作者
当时八十八岁的老作家冀汸躺在浙江医院的病床上，遥想这场以他为主角的座谈会。冀老在书面发言中说：“战士和诗人是一个人的两个化身，只有无条件地作为人生的战士，才能成为艺术中有条件的诗人。人生的战士是正直的人、勇敢的人、说真话的人。”他总说自己只是个文学爱好者，“倘若在诗的花园里还能绽放几朵独具色彩和芳香的小花，给这伟大的时代留下一星半点的喜悦，也该算我的幸福吧。”
绿原在《冀汸文集》“序”中写道：“他的手一直在写自己的心，他的诗心一直在随着时代之钟的齿轮跃动。”“纵观他七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他先写诗，后写小说、散文、评论等，一生笔耕不辍；在这套成绩斐然、有目共睹的《文集》中，他把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与成败得失，同时代与世界的风云莫测和阴晴变幻联系起来，熔铸成比铁还坚硬的文字，除给读者提供审美价值外，还留给后人作为知人论世的根据和借鉴。”
三
冀老是一位在火与剑、血与泪、斗争与希望中始终歌唱着前进的老诗人，他一生的命运无疑就是一首跌宕起伏的诗篇。
冀老不仅有阿垅所说的“贝多芬的脸型”，他更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钟爱之人！据他的同事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同住一幢简易楼。“冀汸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开录音机，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震天响，把整个三楼的人都吵醒。录音机打开后，就整天开着。休息时听，吃饭时听，写东西时也听。而我们对他每天的《命运交响曲》的习惯也慢慢培养起来了，听着，听着，那悲壮激昂的旋律，使人的血液都会沸腾起来。”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所表现的如火如荼的斗争热情，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舒曼认为：“尽管你时常听到这部交响曲，但它对你总是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正像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却总教人感到惊恐一样。”
冀老虽经历九死一生，却依旧坚守信念而无怨无悔，用生命和青春呼号，传承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在解放前最黑暗的日子里，他曾写下了只有四行的小诗《今天的宣言》，其中的两句是：“我可以流血地倒下/不会流泪地跪下的。”
冀老坦言，胡风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他，为此，他宁愿“死不改悔”！他的战友阿垅在数十年前写过一首诗，后来成了“七月诗派”的二十人合集《白色花》的集名。那句著名的诗句，悲壮得像诗谶：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这，也许可以成为冀、访或冀汸们在精神上“死不改悔”的最好注解！冀老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在一九四七年就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总要再见的！在这块呼吸过仇恨也呼吸过爱情的土地上，拥抱，大声笑。”
他在八十六岁时经历了一次心脏大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有排异反应，只好进行二次安装，之后不小心撞到头，又经历了开颅手术。然而，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却是手术结束后老人的大笑。黄亚洲回忆说，“冀老被推出手术室时，望着天花板大笑：‘哈哈，我又回来了！’我们心里明白，冀老不是冲着走廊笑，不是冲着医院笑，也不是冲着死神笑，他是冲着自己的生命笑，冲着他生命中的诗歌笑，冲着中国历史笑，他在热烈地庆贺诗歌又一次战胜了非诗歌的东西！”
冀老八十岁开始操弄键盘（此时我脑子里不禁浮现出八十岁还谈恋爱的歌德老人来），已在计算机里存了一两百万字的作品。近三十万字的回忆录《血色流年》就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如今九十六岁鹤龄了，除了写诗，写杂文，还坚持写日记。
“一息尚存，仍要歌唱”。冀汸这位行走在键盘上的年龄最长的文学老人，有一颗永远躁动着的灵魂。松柏风骨灵芝寿，龄逾夕阳正华年。他依然如此憧憬：“我听到了田园交响乐，我有了对于这季节的爱情，我在透明蓝天下写我的赞美诗！”
冀老从不忌谈生死，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医院多次给他开出了病危通知单。冀老“关于死的思考”：“生、老、病、死：人生四部曲。目前正在上演的是第三部曲：《带病延年》。剧情已经发展到高潮，随时准备谢幕。接下去的一幕就是第四部曲《回归自然》。我的前三部曲都是别人编剧，别人导演，我表演，大多数时候还算不得真正的演员，不过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木偶，由别人在牵线；但现在我可以宣告：《回归自然》这最后一幕，除了当然是自己当主角，还由自己编剧、自己导演。我从来都是被动的，这一回我要采取主动了。我从来就是接受支配的，这一回我决定自己支配自己了。有兴趣的观众（自然只有我的朋友们）等着看戏好了。”（《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6期）
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的晚年。日本友人鹿地亘写道：“鲁迅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的死，不时地为‘死’的阴影所追迫。”但先生把他的生命发挥到了极至，在生命中穷尽生命。他“用小跑步走完了他的毕生”（许广平语）。
二○一一年五月四日七月派著名诗人徐放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二○一一年六月二日《钱江晚报》刊发消息《七月梦醒，留驻长风——中国最后一位“七月派”诗人孙钿走了》；二。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七月派”最后的著名诗人牛汉逝世，享年九十一岁》。如今，真正的“七月派”最后一位诗人冀汸仍然健在，让我们向他致敬！让我们为他祝福！
冀老说过：“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个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我死后，墓碑上就要写‘科学社会主义者冀汸’。”
编者手记：就在编辑这份稿件时，传来噩耗，《钱江晚报》等媒体报道，老诗人冀涝已于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逝世
刘心武在《蟾宫明星俱乐部》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记得街上有不止一家书店，有售卖新书的，更有售卖从线装书到民国时期石印、铅印的形形色色的旧书刊的。我那时年纪虽小，却已经很爱泡书店，卖新书的书店我当然爱去，也买些适合我那时心智发展的新书，比如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童话《哈哈镜王国历险记》，从意大利翻译过来的童话《洋葱头历险记》……记得我还买到过一册冀访的长诗《桥》，他是当作儿童文学来写的，对当时的我在诗歌审美上有着启蒙作用。后来我知道出了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冀访也是“胡风分子”，但我将那本《桥》一直保存了十几年，直到一九六六年夏天，出于恐惧，才将它抛弃。我不知道冀访的《桥》在他平反后重印过没有，能不能买到，冀汸先生还健在吧？我希望，如果他本人读不到我这篇文章，那么，有读到这篇文章而认识他的人士，能将我这段文字转述给他，我要向他致谢，我十几岁的时候，在隆福寺的书店里买到过《桥》，而这座“桥”，也是我那个时期心灵获得的养分之一。
日瓦戈医生的哥哥说：“如果人们热爱诗歌，就会热爱诗人。”
二○一三年元宵节，我前往位于西子湖畔的浙江医院，再次拜访松龄鹤寿的七月派诗人冀汸先生。
在来之前，我心里有着诸多的不安。大概是两三年前，我在无患子的新浪博客读到《（冀、访文集）编后语》一文，我立马以电子邮件形式把文章的电子稿发给在江西的父亲，让他了解老友的近况。
“编后语”中有这么一段：“今年，冀汸已整九十岁了，身体越来越蠃弱。四月一日那天，我去医院看他。他正坐在书桌前用放大镜专注地看报。他又比一个月前瘦弱了些，饭也吃不下，只吃点营养汤，但精神还不错。他跟我说，上海的耿庸和湖北的彭燕郊最近逝世了，他的许多朋友都走了，他也快走了。”
从一九九六年始，冀老几乎每年都住进医院“冬眠”，总是住在三号楼第十一病区。冀老住的是一间窗子面对香樟和玉兰树的病房。
此刻是上午十时，冀老坐在计算机前的椅子上，像在思忖着什么。照顾冀老十年之久的蒋甘郎阿姨引我走向前，与冀老握手。
阿姨告诉我，冀老现患有重度心衰，但仍坚持“早餐吃得饱，中餐吃得好，晚餐吃得少”的饮食原则；每天刷牙五次（此习惯坚持了半个多世纪），所以牙口尚好；定期打营养针，效果明显；只要天气允许，每天下午四点借助轮椅在楼下适度活动，呼吸新鲜空气，这已突破了数年前冀老所说的病房这“方寸之地”是我的“全部活动范围”的空间局限。我听到冀老近半年多来情况较为稳定，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拿出带去的一册父亲的诗集《人淡如菊》，把扉页上的照片翻给他看。这是十年前我陪来杭小住的父亲去浙江医院拜望冀老时，让他们俩背靠白墙楼宇和婀娜绿柳，坐在池潭边的岩石上拍下的一张合影。冀老借助放大镜，端详照片良久，然后把目光移至“作者简介”部分，长时间一声不吭，似乎陷入某种沉思之中。
此时，我有时间关注老人的面容，有意将之与阿垅数十年前对他的描写加以印证：“贝多芬的脸型，亚热带的性格，热情然而蕴蓄。鬈曲不整的头发，排列不美的牙齿，隆凸的额和深陷的眼睛对称，突然会射出明亮的光来……”（《阿垅诗文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头鬈发，虽然已经斑白；一双鹰眼，虽然已经老花……”（这是冀汸在一篇文章中对自己外表的描述）当年的精、气、神尚在，而经过历史尘埃和风暴的洗礼，更具沧桑感和人格魅力了。
我在《芳草地》发表的《我们家的“七月派”情结》一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家父桂向明是诗人，中国作协会员，是胡风麾下“七月派”诸多诗人和作家的挚友。他发表过一些关于友人的文章，如《黄金合铸胡风身》（《山西文学》），《绿原，诗之骄子》（《黄河文学》），《两个路翎》（《炎黄春秋》），《曾卓，不羁的诗魂》（《纵横》）等。在他的友人中，我有幸与现年已九十三鹤龄的冀访先生见过面。那是我来杭州工作不久，家父来了，我陪他前去西子湖畔的浙江医院探望久违的老朋友冀坊先生。
晓风在《“小”人物·大尊严》一文中写道：“桂向明、胡显中、刘振辉，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胡风案’的牵连，且相互之间有着关联。桂向明这个名字，当今的文艺界并不陌生，是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胡显中则是著作甚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只有刘振辉早逝，已离世二十多年了！”家父桂向明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唯一不后悔的，是我选择了诗，选择了贫寒和正直。”（《如果我十九岁》）“诗，是我赫赫的胸徽”（《涛，我赫赫的胸徽》）。“终于，荆棘化为桂冠，和你对视。”（《致李白》）他于二○○九年荣获中国文联授予的“新中国六十周年文学艺术奖”。
那次见面后不久，冀老给我父亲去信，说第二天是星期天，本以为我们还会去聚谈一次。其实，我父亲一直是个不太愿意打扰人的人。他也多次提醒我不要去打扰冀、访和绿原等老作家。
二
“冀伯伯，您应该是七月派硕果仅存的了吧？”我担心他耳背，放大嗓门问道。“还有牛汉。”他的反应速度极快。也许有人会把林希也放进去，其实，林希是“胡风分子”，算不上七月派成员。
我注意到冀老的书桌上有一份报纸和一本书。书是邵燕祥写的，是他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八年的自述，它让我联想到“胡风案”与主人公的关系。
胡风在行将告别人世前，有一次这样回答长子晓谷的提问：“他老先生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据清华大学蓝棣之教授在《症候式分析：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一文中披露：“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邵燕祥在书中指出：“毛泽东关注的是政治，是各界的政治倾向，政治思想动向，即使看文艺界的问题，也是从政治着眼。”世纪之初，诗人彭燕郊的一部新作里面透出一个来自高层的信息，毛泽东对人说：胡风是反革命，他的人有三千，要镇压。 三十七岁的冀汸也背负“胡风骨干分子”的罪名，成了一只“囚鸟”，整整二十五年。在《纪念黄老》一文中，他告诉我们：“反胡风运动正式开始后，起初我隔离在机关里反省，随后把我移交给省公安厅，隔离在旅馆里反省。二十多天后关进了监狱。七个月后宣布逮捕，成了正式的犯人。从此脱离了文艺界，脱离了社会生活，处于另一种生存状态下了。”艾伦·金斯堡在《嚎叫》一诗中说他“看见一代最杰出的精英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冀汸在劳改农场劳动时，什么活都干过：木工、水泥工、农民、营业员……但他仍然写下“我不怨恨，写诗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接受它带来的一切”。他愿意为理想主义受难，为诗受难！
冀老记不清是六岁还是七岁的时候，祖父、祖母刚过六十大寿，即怀着“落叶归根”的游子心情，带着他从荷兰殖民地爪哇岛的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回到唐山，又于一九三一年辗转到武汉。冀汸为“一二一九”运动鼓与呼的诗歌《昨夜的长街》发表在当时的《武汉日报》上。而“一二·九”运动的斗志和精神一直激励着他的创作。
记得二○○七年，在第七十二个“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前夕，浙江省作协曾为冀汸举行专题座谈会。那是一场特殊的创作座谈会：省话剧团的专业演员应邀朗诵诗歌，而这些诗歌的作者
当时八十八岁的老作家冀汸躺在浙江医院的病床上，遥想这场以他为主角的座谈会。冀老在书面发言中说：“战士和诗人是一个人的两个化身，只有无条件地作为人生的战士，才能成为艺术中有条件的诗人。人生的战士是正直的人、勇敢的人、说真话的人。”他总说自己只是个文学爱好者，“倘若在诗的花园里还能绽放几朵独具色彩和芳香的小花，给这伟大的时代留下一星半点的喜悦，也该算我的幸福吧。”
绿原在《冀汸文集》“序”中写道：“他的手一直在写自己的心，他的诗心一直在随着时代之钟的齿轮跃动。”“纵观他七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他先写诗，后写小说、散文、评论等，一生笔耕不辍；在这套成绩斐然、有目共睹的《文集》中，他把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与成败得失，同时代与世界的风云莫测和阴晴变幻联系起来，熔铸成比铁还坚硬的文字，除给读者提供审美价值外，还留给后人作为知人论世的根据和借鉴。”
三
冀老是一位在火与剑、血与泪、斗争与希望中始终歌唱着前进的老诗人，他一生的命运无疑就是一首跌宕起伏的诗篇。
冀老不仅有阿垅所说的“贝多芬的脸型”，他更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钟爱之人！据他的同事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同住一幢简易楼。“冀汸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开录音机，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震天响，把整个三楼的人都吵醒。录音机打开后，就整天开着。休息时听，吃饭时听，写东西时也听。而我们对他每天的《命运交响曲》的习惯也慢慢培养起来了，听着，听着，那悲壮激昂的旋律，使人的血液都会沸腾起来。”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所表现的如火如荼的斗争热情，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舒曼认为：“尽管你时常听到这部交响曲，但它对你总是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正像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却总教人感到惊恐一样。”
冀老虽经历九死一生，却依旧坚守信念而无怨无悔，用生命和青春呼号，传承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在解放前最黑暗的日子里，他曾写下了只有四行的小诗《今天的宣言》，其中的两句是：“我可以流血地倒下/不会流泪地跪下的。”
冀老坦言，胡风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他，为此，他宁愿“死不改悔”！他的战友阿垅在数十年前写过一首诗，后来成了“七月诗派”的二十人合集《白色花》的集名。那句著名的诗句，悲壮得像诗谶：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这，也许可以成为冀、访或冀汸们在精神上“死不改悔”的最好注解！冀老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在一九四七年就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总要再见的！在这块呼吸过仇恨也呼吸过爱情的土地上，拥抱，大声笑。”
他在八十六岁时经历了一次心脏大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有排异反应，只好进行二次安装，之后不小心撞到头，又经历了开颅手术。然而，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却是手术结束后老人的大笑。黄亚洲回忆说，“冀老被推出手术室时，望着天花板大笑：‘哈哈，我又回来了！’我们心里明白，冀老不是冲着走廊笑，不是冲着医院笑，也不是冲着死神笑，他是冲着自己的生命笑，冲着他生命中的诗歌笑，冲着中国历史笑，他在热烈地庆贺诗歌又一次战胜了非诗歌的东西！”
冀老八十岁开始操弄键盘（此时我脑子里不禁浮现出八十岁还谈恋爱的歌德老人来），已在计算机里存了一两百万字的作品。近三十万字的回忆录《血色流年》就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如今九十六岁鹤龄了，除了写诗，写杂文，还坚持写日记。
“一息尚存，仍要歌唱”。冀汸这位行走在键盘上的年龄最长的文学老人，有一颗永远躁动着的灵魂。松柏风骨灵芝寿，龄逾夕阳正华年。他依然如此憧憬：“我听到了田园交响乐，我有了对于这季节的爱情，我在透明蓝天下写我的赞美诗！”
冀老从不忌谈生死，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医院多次给他开出了病危通知单。冀老“关于死的思考”：“生、老、病、死：人生四部曲。目前正在上演的是第三部曲：《带病延年》。剧情已经发展到高潮，随时准备谢幕。接下去的一幕就是第四部曲《回归自然》。我的前三部曲都是别人编剧，别人导演，我表演，大多数时候还算不得真正的演员，不过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木偶，由别人在牵线；但现在我可以宣告：《回归自然》这最后一幕，除了当然是自己当主角，还由自己编剧、自己导演。我从来都是被动的，这一回我要采取主动了。我从来就是接受支配的，这一回我决定自己支配自己了。有兴趣的观众（自然只有我的朋友们）等着看戏好了。”（《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6期）
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的晚年。日本友人鹿地亘写道：“鲁迅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的死，不时地为‘死’的阴影所追迫。”但先生把他的生命发挥到了极至，在生命中穷尽生命。他“用小跑步走完了他的毕生”（许广平语）。
二○一一年五月四日七月派著名诗人徐放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二○一一年六月二日《钱江晚报》刊发消息《七月梦醒，留驻长风——中国最后一位“七月派”诗人孙钿走了》；二。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七月派”最后的著名诗人牛汉逝世，享年九十一岁》。如今，真正的“七月派”最后一位诗人冀汸仍然健在，让我们向他致敬！让我们为他祝福！
冀老说过：“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个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我死后，墓碑上就要写‘科学社会主义者冀汸’。”
编者手记：就在编辑这份稿件时，传来噩耗，《钱江晚报》等媒体报道，老诗人冀涝已于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