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审视的价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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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控制往往伤害了他想帮助的人。”
  
  4月13日,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烘焙业公会、水产业商会、医药业商会、纺织服装业商会等24家中国民间商会向数万会员企业和同行发出《保供应、稳物价、促和谐》的倡议书。倡议书要求会员企业和企业主不串通涨价,不人为抬价,呼吁会员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为国分忧。
  面对自2010年1月以来,中国CPI指数不断攀升的严重态势,这一举措反映了我们行业组织急公好义的善良愿望。同时,这则新闻透出的信息,首先是向消费者传递出企业维护价格稳定的信号,这对于稳定消费者通货膨胀预期,树立经济向好信心无疑会有一定作用,不过作用的大小一时难下结论;另外,基于行业协会的特殊地位,人们可能做出两种不同的推断,即行业组织的倡议不同于主管部门的干预,其效果仍然要取决于是否恰好符合企业根据市场状况所能做的理性选择。
  倡议书强调的是,会员企业和企业主不串通涨价,不人为抬价本来是正确的,串通涨价与人为抬价大致可以划入不正当竞争行为。问题是人为涨价与基于成本核算需要的调价并不容易区分,同时也须注意,行业组织的举措,会否演化为类准行政的价格控制措施。联系到去年年底提出价格临时干预以来,到近期发改委连续约谈企业维稳物价等,似乎在稳定物价问题上,行政色彩渐趋浓厚。
  当然,在一定的通胀背景下对于是否应该实施价格干预,争论历来存在,我们也倾向于支持在必要的情况下实行恰当的价格干预,特别是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之下。但是一定要认清行政控价的代价,同时要仔细分析行动的可能结果,其结果会影响到哪些群体,影响的程度如何,以便优化策略选择。
  对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尽管在认识上有所不同,它总是经常困扰着宏观政策的平衡取舍。在微观上,虽然失业率升降的直接原因更多在于工资增减,但人为的价格控制如果再加上固定成本难以降低,依然会导致失业的增加。我国的失业率虽然多年徘徊在4%左右,但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真实的失业率有很大偏差,据中新网2010年3月23日引述台湾《经济日报》刊文称,温总理提到“中国就业人口压力有2亿”。在这样的就业压力下,任何调控经济的举措都须慎而又慎。
  引致本轮通胀的因素是复杂的,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价格的上涨给国内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据新华网4月20日报道,今年头两个月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为15.8%,同比扩大0.3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达到658亿元,同比上升22.3%。全国工商联工作的主要对象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占了很大比重,如果人为限制这些企业应对市场环境变化而调整的自主定价行为,将难以避免企业亏损面扩大,甚至出现更为严重的后果。
  行政控价举措的市场效率经常会受到质疑,此次24家商会的倡议尽管不同于行政控价,其影响到的企业也只是部分企业。比如水产商会也是发起倡议的商会之一,但目前市场上不少水产品的价格相比其他许多行业并不高,而真正价格高得离谱的一些行业则我行我素,不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一样,负责任的企业不免吃亏,奉行利己理性的企业尽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阳奉阴违,表面不涨价,实际上质量下降缺斤短两,形成实质上的涨价等等。最终的结果则是消费者也很难说就能获得体现策略初衷的好处。某位学者曾说,“价格控制往往伤害了他想帮助的人”,虽然并非一定如此,却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寻求有效率的调控手段是难度巨大的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课题,治理通货膨胀更是难中之难。除了配套的宏观政策以调控总量之外,也需要辅以社会经济手段以调整受到通货膨胀影响的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平衡。有一句为人普遍接受的判语是,通货膨胀受害最大的就是穷人,然而如何救助则莫衷一是,但加强社会保障以保护那些最受影响的退休的老年人则基本得到认同,这是首先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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